保卫《资本论》:论系统发生学

作者: 许光伟 日期: 2019-07-30 来源: 红歌会网

  保卫《资本论》:论系统发生学

  (未完待续)

  【论系统发生学道亦守常,是为不变之德。夫唯不争,故无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若董仲舒言“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语出《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第四十二)这和马克思用G、W、P、W′、G′来说明资本总公式流通形式所涵容的运动,道理是相通的,一为典型中国封建主义秩序,一为典型西欧资本主义秩序。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不过是对G、W、P、W′、G′来说的运动,即运动方式和形式的连贯化。核心的观点是说明运动生构造,构造反过来维护了运动体制。德化为道,道化为德;这表明“变”和“不变”相生相克、因循守一。道中有始终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德”;反过来,德也充满变数,本质上是一运动物。在W-G-W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矛盾是潜在的,社会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没有受到它的严重影响;在G-W-G′体制中,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构造作为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中心调节器,上述矛盾上升为社会的显在规定。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运动皆以此为本(某种意义上,《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第一卷二至六篇的“再说一遍”,说明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实现手段、途径和形式,言其运动条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七篇的“再说一遍”,说明资本积累的社会运动条件),不断派生、衍化,生出现象的诸多复杂性。从而,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关注的“父子关系”:由资本之道发育出资本之德。其别于母子发展关系的地方即是经济形态的衍生性,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据此马克思坚持认为,现象运动在特征上对于实体生产来说,依旧具有严格的依归性。

  系统发生学·宫闱词】事乎关情,无为无不为,万物得一以生。谓仁者和,谓人者仁。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有德有伦。九九概念,极观其徼,有常有恒。机关枢纽,官僚总治,身份家人。人事易物事!商品志,抒华章,有建有凝。货币舞,作长练,有行有本。弄乎物,发乎志,得乎情。经济至要,返归太圣;决胜暴殄,社会横一。深壑藏有万千兵!理趣理谓,道德贯通,巍巍古今。物质无心,以资本心为心。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四章,修订版2017,第361-400

  重新编辑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保卫资本论》:系统发生学

  一面风情深有韵

  ——题引

  【特别提示】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的空间与存在·客观逻辑之二”。在学科方法上,此即“总体地批判”。

  楔子

  (一)

  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恩格斯:《1883年9月18日致卡尔·考茨基》)

  (二)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四十、五十一章)

  (三)

  马克思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具体的世界表象,从他们所使用的特殊的抽象,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重建来进行抽象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做法不足以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的,包括它的社会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目前的发展和未来的取向。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不同的抽象。马克思使用抽象的方式不同于这些经济学家,他对后者的批评是建立在对社会总体组成要素的互动和矛盾的转换,及其所决定的社会总体的不断流变的关注的基础之上。说到底,他关心的是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改革的过程,而不是根据两个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差异来描述变化。(T.C.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四)

  数位考古学家已经提出,系统论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我要说,事实不是这样。过程考古学家所运用的系统方法有以下假设:(1)一个社会系统是特殊化、按等级排列、通过反馈而连接的成分构成的;(2)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依赖信息流来定义,目的在于维护或增加作为系统整体的稳定性和效率;(3)与其说成分本身发生了变化,毋宁说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4)系统呈现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或以目标为导向。相对而言,辩证方法认为:(1)反者道之动,即是说矛盾自身包含着相反的力量,并且向相反的方向发展;(2)矛盾可以采取联合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均衡的方式发展;(3)矛盾原生的特征和次生的特征明显不同;(4)这些相反的力量是互相渗透、相互贯通的,相反者相成也;(5)矛盾具有出现突发特征的可能性。(T.C.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

  (五)

  有些经济学家先是再好不过地向我们指明,两种行为合而为一的物物交换是不能满足较发达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把以货币为中介的物物交换看作直接的物物交换而忽视了这种交易的特有性质。他们先是向我们指明,同商品相区别的货币是需要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断言,货币和商品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求助于这种抽象,是因为在货币的实际发展中所产生的矛盾,同资产阶级常识上的辩护论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加以掩盖。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六)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七)

  人们乐于舞弄字眼,把马克思含有矛盾的发展与运行说成“辩证均衡”(均衡与非均衡“统一”),将行动上的制衡说成资产阶级一般均衡,即参数控制含义的数量均衡。通过炮制非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均衡或者非均衡理论为庸俗分析敞开方便之门,一个纯净的空间(结构)建构理论粉墨登场了。但如果这么说,人们照样能够把产品的实现(或不实现)、力量的均势(或非均势)、行为的可合约性(或不可合约性)诸如此类的东西统统说成是“均衡”或“非均衡”,这样意就在孤立存在之机械合类性(物理加总)规定消灭描述运动的语言。可以想见,均衡的知识论用语所力主者:言说存在论,而非存在批判。因此,其用语的背后的力量推动是理论形式化的需求,深层次认知则是程式化、公式化、逻辑化、数学化的推理。在认识生产上,这一系列的做法无疑均是非法的,其推崇叙述,而轻视研究。其没有关切“总体地批判”工作规定。并且人们对于这一工作的非法性,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如置盐定理的讨论:如果不局限于数学模型本身,而将分析引向“生产启动再生产”的行动,那么,流通的矛盾并不能够从实质层面上影响或改变生产的规律。即是说,所谓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及影响因素所引发的种种“再生产失衡”现象,恰恰由一般利润率取向下降的规律所驱使和作为它的表现。(本书作者)

  (八)

  企业的制度特征至少表现在两个分析层面上:一方面,从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个层面看,企业是一种特定的分工形式……运用科层等级制的计划机制统一协调企业拥有的生产资源。企业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网络中的科层计划体系。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这个层面看,企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分配形式……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早在科斯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入研究中,已经对资本主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而建立了完备的企业理论。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现代制度主义的情况则不同。这一学派把各种制度或组织假定为不同的“资源”,与其它生产性资源放在同一个讨论边际替代关系的数学模型中,并通过导入交易成本概念,使“制度资源”与其它生产性资源的“相对价格”比较成为可能。这种导入增加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维度,从而也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解释范围。但这一制度分析框架至少存在三个弱点:第一,理想的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它以人的独立性,交易的平等性以及人类行为的理性个人主义特征为前提……第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将所有的要素都看作孤立存在的、可以单独议价的“物品”,并列地放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考察……“要素”之间没有分析层次上的区分。这一理论在讨论企业性质问题时,不可能充分讨论产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两个层面的区别与联系问题,其制度分析是平面的而非立体的,是形式逻辑的而非辩证法的。第三,按照“帕累托最优”定义的均衡状态完全舍象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这种分析框架特别不适合于讨论个体间利益此消彼长的现象,不适合于讨论对于不同阶级的权利与利益具有完全相反“效用”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从本质上讲,正是这种类型的制度,这就决定了囿于新古典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讨论产权问题时必然会“遗漏”它的某些本质规定性……然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存在缺陷……第一,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体系中缺少一个对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结构变动作中、短期分析的完备的子系统。马克思把理论观察的焦点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发展的历史趋势,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前提下,局部的体制变革和局部的组织调整这类问题上。马克思很少注意交易成本问题,虽然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资源浪费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似乎偏爱于有计划的科层等级制,对科层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和相互补充作用没有做出合理的判断……第二,马克思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分配方式与企业制度、资本关系的历史和逻辑联系的必然性,完全排斥了其它产权初始状态产生企业制度的可能性,这对当代经济来说肯定是缺少说服力的。(荣兆梓:《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科斯的企业理论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九)

  企业理论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语义的丛林、认识的丛林和逻辑的丛林,当中充满了各种不合法的知识论,引致各种款式的必然性冲突形式。从关键词来索引,西方企业理论的命名工作至少应该这样来进行:生产函数的企业理论(Demsetz, 1999)、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Williamson, 1996)、交易成本的企业理论(Williamson, 1979)、财产权的企业理论(Hart, 1995)、所有权的企业理论(Hansmann, 1996)、机制设计的企业理论(Wilson, 1969; Ross,1973; Mirrless, 1974; Holmstrom, 1990)、代理的企业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以及企业家的企业理论(Schumpeter, 1912; Knight, 1921)、组织的企业理论(Barnard, 1938)、交易的企业理论(Commons, 1934; Coase, 1937)、分工的企业理论(Yang and Ng, 1993)、能力的企业理论(Penrose, 1959; Richardson, 1972)、制度的企业理论(Veblen, 1904)、博弈的企业理论(Aoki, 1984)、权威的企业理论(Simon, 1951)、权力的企业理论(Rajan and Zingales, 1998)、演化的企业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72),以及交换的企业理论(Samuelson, 1957)、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理论(Freeman, 1984; Blair, 1995)、X效率的企业理论(Leibenstein, 1966),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企业理论”的缺陷是什么呢?丛林中,穿来穿去的是逻辑小鸟,而没有历史猫头鹰。或者没有涉及,或者并不试图深入行动的合约问题,其离开了价值形式的社会运动,离开了经济形态社会这个发展总体和运动整体,从而无一例外地是局部研究,或干脆是现象学求解。例如,所共有范式是新古典-市场范式,共有的理念是按理性(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原则行事,共有一套行动章程即个人行动+理性选择+制度或结构的进化,以及共有基本相同的主义或信仰:以科学和效率为基调的经济自由主义。因此,行动的特质分析在企业丛林中是了无踪影的。但要说它的工作主要局限于“流通行动”分析,那么同样不值得为之工作辩护,因为丛林主义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至上主义和工具操作主义——均衡主义和泛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超边际主义等等的巨大的、极不谐调的熔炉。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已经说清楚市民批判历史研究的要义:第一,“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第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第三,“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指明企业组织的中心工作内容:作为真正的生产媒介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这一点由为什么必须坚持用“劳动过程”理解生产的语义所暗示),揭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就是说,劳动发展确证人的类本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进一步,“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因此,如果非要从关键词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那么可刻画下列运动轨迹:劳动的企业理论→资本的企业理论→社会劳动的企业理论。历史复归的“劳动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的企业理论”扬弃发展的基础上。然则,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究竟在哪里呢?《资本的生产过程》给出实体内容方面的图景,形式化的机制的描述委实建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当中:对以总财产关系实施社会统治与治理的经济形态而言,劳动过程不是直接按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而进一步按照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结合构造予以组织起来的。即在这里,社会生产方式和单纯按照身份规则予以组建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而需要全面揭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运动,从中引出诸多的有关于财产运动与构造的问题来。因此,甚至连埃斯莫格鲁(Acemoglu, 2003-2006)也承认:在理想的科斯定理的条件下,交易的双方可通过讨价还价(科斯谈判)以获得帕累托最优结果,但是在统治阶层和市民之间,却无法组织类似的谈判,原因是存在双边承诺不可信的问题,权力不可交换,导致无法达成有效率的结果。那么,如果此时的统治阶层致力于无效率的分配性活动而不是生产性活动,则社会陷入了无效率的结构安排。进一步,统治阶层如果能够从中预期无效率的安排可以确保永久地获得最大利益,那么这种制度相应就会被强化,无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这个问题总的说来也是“诺斯悖论”所关注的主题。这些难道不是企业理论讨论的固有特点?难道不应该是统一的企业-市场分析内在具有的经济学意义吗?埃斯莫格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科斯范式中的无效性问题——无效率的制度问题,但寄希望于中产阶层获得“事实上的权力”(de facto power),好迫使无效率的制度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想法幼稚而空想。理性范式的破灭来自内部的理论颠覆力量,这种“内在性颠覆”对于马克思体系是从不具有的。对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而言,企业从来没有淹没在市场的海洋中,好像真的是一个孤岛,企业委实是一个不断组织变革的有意识的社会发展者和行动的集体领导者;并且,其本身宁可说成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直接的、系统的人格化范畴。这一点从“资本的企业理论”上更加能够看得出来。难道只有资本家才是人格化的资本吗?资本家的企业不同样如此吗?资本家的企业不同样如此吗?深层次的问题是对身份与财产共存共治下的劳动性质的研究。(本书作者)

  运动史I

  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最重要本质是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它们彼此提供支撑,实现过程是在流通中。如果说《资本论》描绘了资本权力的巨型理论,它的具体定格当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重农学派作为了资本运动系统的实际上最早的代言人。这个学派最早揭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系统性结合。这个过程体现出运动对构造的影响,可以说“权力”是在一边运动、一边构造的情势下得以构型成功的。如果简明这个运动过程,那就是资本流通的形成开始促使结合本身同时表现为社会结合,而生出企业-市场总运动。所谓“政治”,不过是历史的视角、生产方式的研究路径以及经济形态社会的总体概念(一定的国家或社会是这个概念的抽象代表);在其约束下,所谓“经济学”,刻画“生产关系”(企业)和“交换关系”(市场),完成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的统一。这个时候,个体的政治决策与整体的政治行动高度关联,而生出政治-经济的总的同一的运动。同时表明流通是交换关系总和形态,是货币中介的生命交换关系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中介的生命交换关系;资本不仅仅是直接生产关系,也必然发展为不断实现的再生产关系和运动关系。这就有了从社会实现角度来看的企业概念——资本循环过程。作为运动的生产资本,它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一次”系统性社会结合。

  (一)

  迄今为止,人类发掘出货币进行工作的三种形态或方式:(1)作为价值形式,这是商品生产的发生史发掘的内容;(2)除此之外,还同时作为实体发展关系,这是货币化商品生产(货币体制下的生产或货币生产)的发生史发掘的内容,毫无疑问,它具体孕育了资本主义关系;(3)作为历史覆灭的发展关系。前者意味着市民个人主义的发展,从而使个人逐渐具有独立性,形成主体概念;中者意味着内部过程的货币化的特殊类型抽象统治,犹如计件工资生产制度,它使得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后者则意味着货币实体关系的解体过程,意味着内部过程的“生产政治”,即货币抽象统治的解放。当然,这决不同时意味着跌入另一场“抽象统治”(例如技术抽象统治),而仅仅意味着直接生产过程从其社会抽象约束即资本流通过程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意味着货币出发点的废止。这些阐述需要更为宏大的背景与资料铺垫。本章讨论侧重第二种形态,即接受“货币抽象统治(规定)”。它表明:资本规定如何又进一步地外化,外化为运动本质;社会(系统)运动是资本作为特殊存在者的一个规定。犹如马克思说的好,“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3页】

  资本运动是从资本本质引出的运动;运动源出本质,本身也是本质的规定,即本质的运动形式。资本本质是“货殖”(价值增殖和货币增殖),价值增殖是本质的始源的规定,运动本质由内而外的发展,使其社会规定性得以饱满化,生出货币增殖的运动形态。这一道理,波普尔极其懂得的:

  多数人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在自然科学中取胜,如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作为某些重要和复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则可以期待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义者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中占了上风,并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清楚说明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历史决定论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在每一变迁中必有变化的东西。即使任何事物始终处于变迁中,但为了根本上谈论变迁,我们必须识别出什么东西已经发生变化。这在物理学上是比较容易的,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迁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理时空变化。而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建构感兴趣,就遇到更大的困难……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科学里,我们不预先假定有一种不变的本质,从而不遵循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就无法谈论变化或发展……从上述所发挥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光是对社会发展进行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毋宁说,社会学的说明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而如果说社会学在说明上不能不需要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这样做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与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的呢……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史(对变迁的说明)和本质(在变迁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看来就是相关的两个概念……对于社会阶级来说,这样说也是能够成立的。例如,资产阶级只能按它的历史来定义,即定义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权力并把地主推开在一边,从而正在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并被无产阶级所斗争等等的那个阶级。本质主义可以由于它使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事物中看到同一性这一理由而被引入。但是,它反过来提出了一些极其强有力的论据来支持社会科学必须采用历史方法这一学说,就是说,它支持了历史主义的学说。【注: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29-34.

  本质,只能由历史存在者(一定的物质存在者或社会存在者)的角度观察出来。由于这种规定,它必然是变迁的;从而,本质亦是“历史”本身。一句话,本质是运动的,运动本质是它的特有形式。例如对于价值,它在资本主义中是实体变动的,或更确切说,本身是“运动的”。从运动角度看,货殖中,价值增殖必然归结为货币增殖;从社会角度看,它其实就是掩藏在资本运动形式背后的个别资本实体或社会资本实体。【注:根据上面的说法,马克思主要是采用个别资本来说明资本运动。个别资本绝不是纯微观意义的运行概念,是社会总资本中的一个社会同构体。我们把这个规定稍稍扩展。例如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家庭和封建国家原本就是一对同构体;在市场社会中,个人和社会实际上就相应被看成或想象为一对同构体。理解这些,我们把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简单地视作“同构体”,就特别有助于说明交换关系总体=流通关系总和=社会再生产的生长和运动关系的规定了。在这里,可能有人会立即提到这一点:可是个别资本并未提及剩余价值的流通啊!其实,这个问题不过就是单个企业的市场问题,即资本家是根据市场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个别的消费情况的。这种“个别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它们刚好和社会总资本的资本家消费相一致,不过是它的一些动态的变化轨迹而已。

  最后,从生活形式角度看,它是生产价格,代表资本共治之实体关系。从生产资本到产业资本到社会竞争资本,从中生出“抽象企业”概念,它不是任一个别企业,不是总体社会企业,是运动意义的全体企业的抽象代表,即抽象生产流通组织。它与典型企业概念不同,后者说到底是一个社会代表性的生产组织,实际阐述所有制的发展关系。【注:典型企业或生产组织是《资本的生产过程》重点剖解的对象,从发展总体意义上来涵盖。抽象企业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开始解剖的工作对象,从所有权运动或社会运行总体意义上来涵盖。从表面看,之所以能以“一个企业”的形态出现,盖因社会经营机制高度雷同之缘故。

  抽象企业=个别资本,或者社会资本的抽象代表,因此表征的是资本的全体运动关系。这样,价值的本质必然设定在剩余价值规定性当中,即从一种不平等关系(资本围绕剩余价值进行的生产)一步步过渡向它的对立面即特有的平等关系(资本围绕剩余价值进行的分配),中介是“不平等关系”“平等关系”之间的工作过渡。故而从实质内容看,这是抽象企业决定了的生产与分配关系。

  (二)

  资本循环是资本社会运动的第一部史,是生产企业转向抽象企业发展的第一部运动史。但科斯不理会这些,直截了当地把它说成是货币的交易契约的结果,否认生产合约的实存性。这好像是说:“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个真空。它的出现完全归咎于商品交换的本质,其存在或者缺失,完全依赖于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伴随这一过程而构成的是商品统一性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统一性没有任何预设的共同内容为基础……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性就是凭借(交换)价值而出现的‘本体倒置’,直接否定了使用价值,获得自我呈现(self-presence),即真实的‘存在’(Being),尽管它是一种空洞的‘呈现’。”【注: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1页】

  本体直接是价值的缺失(“不在场”),或者说,直接是“交换”价值;价值通过“交换”而获得,增值的本质是交换的本质。本质存在于交换活动中,或毋宁说就存在于货币契约当中。本质不见了,本质在现象本体,在现象的自我运动中。

  通过语言操持,科斯抓住了“现实主义经济学”。科斯希图忽略企业的作为资本运动的本质规定性,因而紧紧抓住现象学,宣布现象学干预的社会分析的工作程序和物象语言的工作体式。借助它们,科斯恰恰要回到古典、回到斯密、回到交换。通过科斯式的货币契约,权力的“权威因素”被过滤掉了,不平等规定被完全切除掉了;企业内的问题不是谁雇佣谁,无论资本雇佣劳动抑或劳动雇佣资本的问题,而根本是一个围绕货币或交易的契约精神所安排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谐和,是谐和关系的契约形式的达成。这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尽管市场类型的交易被禁止了,但“指挥”和“控制”作为了新的交易类型,从而,“企业家”(协调者)处于契约最高层,成为一切剩余权利的最后制订者和最后拥有者。至于说企业家是“最高领导”和“最后领导”,不过是就单纯货币契约的内在特征而言,这个契约的结果是达成剩余(经济租)分享;所以,企业家也不可能是租金的独自享有者,不过是租值的一个最大创造者。归根结底,根据这种契约,租是被全体缔约者(生产要素全体)所分享的。这样,在共享制企业内部,在运动的内部过程中,物象的方式(资源配置)和交换方式就是高度契合的。

  通过“货币契约”,用于资本生产的等级制组织为契约生产组织所置换,或者说所“定义”;市场架构下的企业契约就是生产的本质。而且,企业市场契约实质是货币的契约的核心内容,它在以后扩展为衍生的市场交易活动。如此才能明白早已存在的一个人类自发秩序:“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注: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04-205页】《资本论》第

  由此,以企业观市场,不过就是以交换审视自己的生产,从而这里仍然实现了:“先验知识不是研究存在者本身,而是研究先行的存在领会之可能性。”“先验知识”所指当然不是别的,就是“交易费用”;这同时也意味着:“存在论知识‘构成’了超越,而且这种构成无非是在保持着敞开的视域中存在者的存在先行是可视见的。”这样,“超越与真理之间的联结因此就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如果存在论知识敞开了视域,它的真理准确地说就在于让存在者在这个视域中被遭遇。’”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被遭遇,被遭遇的东西必须根据它的对象性被先行筹划。只有当对象作为对象被关联于对象性,经验的知识才能够被关联于对象。存在论真理是存在者状态上的真理的前提条件。”【注: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63页】

  显见了“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所形成的物外壳和交换外壳的理论统一的那种规定,乃是资产阶级物象理论的虚假繁荣之路,其实际的工作状态锁定在无休无止的物象拟制运动中。

  (三)

  马克思和科斯都试图解决企业和市场结合问题,马克思采取的方式是资本的货币运动,即为了增殖,货币必须首先是一个整体运动,这样,它对个别的货币产生了“超理性”;但是,科斯解决的方式,如上指出,是一味地把企业内的方式即生产资本归结为与流通资本一样的性质,即归结为价格机制的方式。“如果国家接受计划某个产业,它所做的正是过去价格机制做的,而任何一个生意人在组织他的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在做可以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事情。”不过,科斯在这里立即要强调,“这两种情况的重要区别是,经济计划是强加给产业的;而企业是自发生成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在一个竞争体制中,有一个‘最优’的计划量。”【注: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 389.】

  按照马克思解决思路,价值恰恰是“在场的”,“这种鬼魅般的价值客观性对物质生产和流通的原始移位,在这个幽灵(以自行定位的资本的形式出现)占据这个真空核心时最终得以实现。”【注: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1-312页】

  靠一味媚俗,努力取消历史权威,资本关系从而还原为一般性的货币关系。好像是说,人们选择契约的本身,实际上即是为着各自心中的“货币”,这是它们的“价值”。因此若按照科斯的解决方案,价值是“不在场的”。但其实,科斯是部分同意抽象统治的,也认可货币共同体的存在性,只不过以契约掩盖它的彰显。相反,马克思的价值在场——坚持货币的社会实体性归结为价值实体,即是彰明了这一路径:货币增殖必然体现为价值增殖上的要求,而价值增殖也必然具有归结到货币增殖(运动)进行认识反映的必要性。在这里,科斯拥有黑匣子问题,将企业内生产关系限定为资源配置,使社会存在者的实践单纯化为物象生产方式中的交换运动。因为,科斯把整个社会的生产问题物象了,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问题,必不可少地导致使生产方式内的社会内容进一步物象化,使主体=客体,寻求“最优”资源配置。至于协调者——科斯意义的企业家,不过确证了资本主义方式乃是“组织化的方式”。这是科斯唯一认同企业概念的地方,而指责新古典是黑板经济学,因为其直接删除这个概念,用技术装置替换组织进行了规定把握。可见,科斯的思想终究不过是马歇尔微观经济学思想的一个简单的现象学操练,即确认组织也是生产要素,它和前三种传统要素并列,作为“第四要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普遍的、发达的商品生产方式,既是货币化的生产,同时亦是组织化的企业商品生产,具有生产的运动生态。《资本的生产过程》实际上已将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企业方式”看待了,其社会同构的外壳是生产和流通组织;企业生产外壳是从商品生产外壳和货币生产外壳历史演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注: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4页】《资本论》第

  所谓商品外壳变出货币外壳,货币外壳最终变成企业外壳。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外壳实质是企业。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企业(履行资本职能)可以理解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由此看来,企业是生产关系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社会实施者,而不独作为静态涵义的载体工具。

  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科学也是这样。分工,当它表现为职业的划分和与之相应的交换时,也是这样。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所以,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资本只要不是出现在不适当的形式下……就要求有一定程度即较高或较低程度的积聚……客体形式的积聚……主体形式的积聚,即在资本指挥下劳动力的积累和劳动力积聚在一点上。不可能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而不像一个师傅有一两个帮工那样。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积累的工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很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很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注:语出《道德经》第五章循环是说企业存活(不破产)的一般条件。所以,马克思这里立即强调了:

  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遇到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7-589页

  所说的“资本”乃是个别产业资本的历史孵化形式。起初,“生产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要完成的只是流通过程。”即“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商人资本的运动是G-W-G′”,“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有时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有时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它们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5页】从而,“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 + △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和W-G′行为,只表现为由G到G + △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前的一切具有货币生产性质萌芽关系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因此,“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这样,我们理解了“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要理解这一点,“这丝毫也不困难。”“1.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一个个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注: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63-364页】《资本论》第

  归根结底,“只有资本才具有资本的生产条件,从而才会满足这些条件并力图实现这些条件,所以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1-542页】

  (四)

  《资本的生产过程》重点讨论时间规定问题。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已经酝酿着空间霸权:生产资本拥有自己的内部市场,它能够轻易地把工人的手栓在一起,形成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空间成长乃是通过资本越来越多地提供低廉产品的“创造性生产力”来达到。马克思极富深刻性地指出:“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同其它一切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包含着劳动者的个人消费。这个过程不断地从劳动那里夺取它的产品,并把产品极移到对立的一极,即转移到资本那里,不让有自我意识的工具逃离资本。个人消费维持并再生产出这些工具,同时毁灭掉它们的生活资料,从而迫使它们不断地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只不过这个所有者——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阶级。”【注:1983,第602页】《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过迫使劳动最大程度并入资本,这种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累积发展,其不过是对剩余价值财产关系的直接性维护。【注:第一卷中,剩余价值财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的社会内容。

  可见,这种生产方式社会内容的形式,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越来越具有扩展性的交换关系。就是说,所有制发展和所有权运动的生产关系构造固然不同,但在规定上紧密相连,是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前后承续。简单对比《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即可发现这个工作序列关系乃是:中经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运动中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迅速转向了个别资本(运动)-社会总资本(运动);以后还将发展为社会竞争资本内部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生活运动轨迹。从生产资本→产业资本→竞争资本这个生产运动中升腾出企业性质的吊诡性:(1)生产性质,(2)契约性质,(3)分配性质,标识了实体到形式再到生活的不断转化性质。

  《资本的生产过程》只重点探讨生产企业性质,即便考察再生产,也是从这一性质层面切入的,把资本积累过程视为个别资本的直接成长过程,指明其历史生活:从何处来,会到何处去。《资本的流通过程》讨论企业契约的经济性质,完成时间批判规定与空间批判规定之间的工作转化,从而重点探讨生产关系构造本身,揭明空间性质。或准确一些,更毋宁说成是满足了时间规定衍生出来的关于空间发展的进一步的要求。这里要直截了当地表明整体运动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而这不过是货币的经济(运动)形式。这也就是结构的“实践化”:将内隐在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中的企业-市场或生产流通的结构关系外显化了,在运动和发展起来的经济过程中深入地解析这个结构。

  可见,每个企业均看管了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但本身不构成任何的运动,而与此同时运动中就把企业变成了个别资本,变成了它们的类的抽象存在。企业的生产性质转化为契约性质,是企业的货币的经济性质的显明化:在生产性质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内隐的;而在契约经济性质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外显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对应为资本的运动(形式)。说到底,资本时间规定(“货殖”)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要开显一个“完整的空间”(规定):统一的资本空间实体。正是这个空间实体支持了资本运动结构的形成。它跨越了时间的界限,直接地即是要求“再生产”。【注:资本生产总是从货币开始。但循环却是从各个循环元素即生产关系本身的各个实体单元开始,以形成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这样,实际的市场是嵌入在各个企业组织中的运动规定。

  这样看来,通过资本循环达成的一次运动结构乃是资本的运动始基,是社会规定的伊始。即是说,“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要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即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的规模。”【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1页

  弄清楚这些,即能理解马克思的所说:总体看,“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直接统一,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但是在李嘉图那里,“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正因为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而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则被看作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

  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财富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上,虽然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丝毫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中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的概念中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就像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一样消失了。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由此可见,循环是企业的特殊运动条件:运动=实体,运动的存在即是目的本身。

  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楚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因此,资本本身又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它的发展就在于,作为这种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特定的关系,因而表现为简单的关系——它自己确立自己并扬弃自己。这种统一最初在资本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2-295页

  (五)

  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物的配置运动,这种社会生产即是不生长的平面结构。实体和形式没什么分别,从而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被搅得一塌糊涂:“斯密的一个大错误,是把全部社会财富分成1.直接消费基金;2.固定资本;3.流动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就得分成1.消费基金,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部分,虽然它的某些部分能够不断执行资本的职能;和2.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的一部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在这里,一切资本不是固定的,就是流动的,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就像哺乳动物不是雄的,就是雌的,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只适用于生产资本的要素;可见,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存在着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上……斯密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产生了新的混乱。”“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由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产生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可见,“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注: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6-232页】《资本论》第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被说成是一切资本固有的性质。“另一方面,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表现为把雇佣劳动要素当作自己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资本……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资本只是在事后,在已经作为资本被当作前提以后,才表现为——这是恶性循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因此,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劳动本来应该得到它自己的产品作为报酬,工资=产品,就是说劳动不是雇佣劳动,资本不是资本。因此,为了把利润和地租作为生产费用的最初要素引进来,也就是说,为了使剩余价值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他就以最粗暴的形式把利润和地租的存在作为前提。资本家不愿意无偿地为生产使用他的资本,同样,土地所有者也不愿意无偿地为生产提供他的土地。他们要求得到某种报酬。这样,他们连同他们的要求就被作为历史事实引进来,却没有加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1-292页】

  形式化分析被说成实体的分析。在统一空间中凸显生产要素性质从而企业的性质的手法,既把企业和市场恰当地联系起来,又彻底地将它们的本质差异掩盖起来,最后试图予以铲除。

  但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增殖运动之外显的企业经济性质只能在这个统一空间实体中显象,也就是说,必须基于企业-市场总结构来把握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与抽象运动企业关联的市场仍旧不是“自由市场”,而是依存于资本直接生产的交换过程,是“直接市场”。这里,抽象企业并且直接等同了产业资本的抽象类型。它表明了这种历史发展结局:

  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们以其职能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的职能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化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6页

  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它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页

  这是恩格斯教导给法尔曼的话。历史上的法尔曼不过是不懂辩证法的纯粹学者,现实中的法尔曼则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辩证法。但不管如何摆布定义——无论市场或者企业,资本总归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至于它如何带来,倒是属于对这个内部联系着的发展过程的逻辑范围内的纯粹研究事件。

  运动史II

  资本循环过程在于阐明抽象企业概念的运动实存性,资本周转运动进一步要从运动方面赋以现实性内涵。周转运动的条件(企业壮大自身的特殊条件)涵括了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现实结合关系。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社会结合关系本身进行“第二次勘察”。可见从运动实现的角度看,运动条件的规定生成在运动史I中,在运动史II中最后实现;运动史II是“接续”(而不是“接替”)运动史I的运动。在循环运动条件的基础上,周转运动产生出真正意义的社会运动条件,将其现实化为社会运动水准。这是一切“社会平均”的含义由来。

  (一)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所谓流通行动,盖指权力驱动物的运动,所谓“中”,就是标准的社会形成。然则,什么是真正的资源配置问题呢?在马克思看来,它不过说的是再生产规定。“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53页】

  然则,就资本主义生产这个研究本题而言,由资源配置所摆弄的实际问题即是“资本积累”,生产关系内置其中,即如何较快较好地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把越来越多的活劳动并入死劳动体系。

  《资本的生产过程》范围内说的是所有制规定本身的资源配置。就是说,资本本身如何实现与劳动的相交换;资本在组织界限内指挥一支劳动大军,从中发掘出资本的发展规定和“资本的伟大的历史品格”。关于资本配置劳动,我们引述《政治经济学大纲》中的两段话阐明这种规定:

  第一,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6页

  第二,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44页

  《资本的流通过程》范围内说的是所有权的社会实现,即抽象企业的资源配置,要求各种资本必须社会“协同”。所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就是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如何现实地结合,这一方面的实际内容其实就是“资本周转”;它是抽象企业的特殊运动体式,即资本的社会生产的运动形式。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说到底,资源配置的实现在于稳固资本的生产关系。

  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4页

  (二)

  资本循环运动周而复始地进行即资本周转,乃是资本社会运动的又一部历史,即资本的真正运动史。表明:“多次运动”才形成对抽象企业的运动性质的一个具象化,解析运动的真正历史。循环作为运动过程,揭明运动条件始基规定,宣明企业经济性质;所谓企业契约,即企业-市场的空间依存关系,是一个运动的空间构造。周转作为运动过程,则进一步宣明了运动本质:“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相应,“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就这一点而言,单个企业和全体企业的运动性质是相同的。【注:G-W(A, Pm)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劳动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一方面,Pm:A乃是c:v的形成基础,另一方面,c:v进一步选择自己的Pm:A结构形式。在这一过程——通过搏杀——中,个体开始合并为全体(企业),有的活着,有的死去,但周转形式注定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运动条件。因此,技术构成乃是伴随着资本的流通策略一步步成型的,这才是马克思的研究的真正目的:“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循环形式可看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运动条件,这是资本社会功能的形成。“因此,

  导致必须研究它们的总合运动;换言之,资本只有作为运动资本看待,才彻底揭明了资本的运动的条件,指明其性质在于实现增殖。因此,“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116、121-122、182页】

  可以说,资本周转是正在实现的社会再生产规定。而对运动中的关系的把握,则更加丰富了对增殖规定的性质和本身界限关系的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付价值以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预付,还是以商品形式预付,在后一个场合,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只具有观念上的独立性。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并且,“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1-172页】

  运动在这里只有手段上的涵义。资源配置成为总资本下的运动,它从运动方面突显两个内涵逻辑关系:生产和交换围绕个别资本的结合关系,以及生产和交换围绕社会资本的结合关系。这是一个运动的社会结构形式;这是一个运动的自组织的空间实体。因此,整体显明运动本质。

  上善若水: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这里,产业资本是生产资本一般,流通资本是其特殊形式,是在“运动资本”上显露出来的概念。整个运动过程由生产资本驱动。当“运动形式”越是稳固地取得资本运动形式的规定,相应就意味着生产方式在物质内容上越需要采取机器的生产方式,机器大生产也就越处于稳固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交换过程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直接实现,它就越是从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分配关系,亦就需要忘掉单个企业的计划特征。努力使单个企业越来越服从社会总体企业,这就是资本周转。这就有必要使所有的资本循环运动形式按照这样的条件均完整地运动一次,运动条件得到连续化、永动化。资本结构在“一次系统”基础上形成“多次的”规定系统,形成为“运动系统”;这样,通过运动形态共生,资本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本系统”。

  但是,这个多次的运动规定和不断叠加累进的运动形式恰恰为一次的运动规定和运动形式所内在要求。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经过多次循环和反复的运动,最终会积累到资本化的社会规模,即“循环(规定)”发展为“周转(规定)”,后者实际是社会再生产从而资本的社会积累所需要的规定。永恒的动机和欲求(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使资本主义生产“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也就是说,“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从而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中,但是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他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2页】因之,纯粹个别意义的企业在存在上简直是现实妄想。一个企业不在循环中,不成为周转的构件,它也就不具有特别的个别意义。

  (三)

  运动史II的一个伟大的方面是使我们看清资本的运动本质,而能坚持把资本本质同时看成是运动本质。在这里,单个企业的概念必须首先归并在总企业的概念中,这是理解的前提。从而在求得其数量特征上,可以运用一个简单公式:资本本质=运动本质。这是以后导出利润率演算公式的基础,并保证了一般利润率公式形式的基本有效性。

  马克思简洁说明:“所说的运动,无论是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运动,还是社会资本的运动——改变资本的构成等等的运动——现在都被看作投在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各个资本量之间的差别。”“所以m/(c + v)在这里是年利润率。”进一步,“不管剩余价值以后在产业资本家等等中间如何分配,这些规律始终是正确的。这只能改变表现形式。即使把m/(c + v)看作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社会资本的比率,这些规律还是可以直接应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66-267页

  恩格斯说明:亦即,“p’ = m/C这个方程式,只有在m是指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才能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 = m’ v/( c + v)而不致发生错误。”“p’ = m’ n v/C公式中的m’ n,如上所述,就是第二册所说的年剩余价值率……在高度繁荣的时期……这样的年剩余价值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大工业中资本的实际构成的例子。总资本分为12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合计12500镑。用百分比表示,就是97.5c + 2.5v = 100C。总资本只有1/40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8次以上。”由于加快周转,资本的实际剥削率往往要高于正常的社会年剩余价值率,也远远超过4 + 4 = 8的公式水平——因为它是这一通常水平的周转倍数,“在上述例子中,它等于153(11/13) %×8 .5;用准确的数字来说,就是1307 (9/13) %。”【注: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90页】《资本论》第

  推广理解,周转是运动的形成史,而循环是功能的形成史,在维护功能的设施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保障运动的设施进一步产生出来。这表明,资本系统的建成是制度体系的逐步得到完善过程。反过来,运动的崩溃——条件得不到满足——与否,亦取决于这些设施或条件系统发生“霉变”的程度。

  (四)

  很显然,真实剥削率是通过提高可变资本周转速度推动的。它一般地,远高于剩余价值率的平均水平,但能够被很好地认识掩盖起来。“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算,所以,统计学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的记载。”【注: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0页】《资本论》第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通过这种方式,年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被篡改为“平均n”乘于“平均m’”,而不是nv m’v(下标表示可变资本);准确地说,篡改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有效拒绝后者而认识掩盖后者。从而在这里,“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所带来的困扰不仅大于给以后的辩护论者带来的困扰(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困扰的事),而且大于给亚·斯密本人带来的困扰,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比,更彻底地、更明确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肯定了内在的亚·斯密,而否定了外在的亚·斯密。”【注:2卷,2004,第244-245页】《资本论》第

  因为“平均n”表示了总预付资本的周转速度,即平均周转速度,“平均m’”表示了资本家的平均剩余价值率——每一周转运动之内的资本的剩余价值率(仅体现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一般剥削水平)。这样得到公式:

  平均n=(n1 C1 +n2 C2)/C {真实形式似应采取:平均n=(n2-(n2 -n1)C1/C}

  式中,C即代表预付总生产资本,C1、C2分别代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n1、n2分别对应其周转速度,且一般地,n2 > n1。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规定性差别同样被掩藏起来,它消灭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形式区别:“在流动资本中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13页】

  这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能牢牢抓住“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51页】

  对这个拜物教工作形态的揭穿只能依靠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50-251页

  在流通中,生产资本事实上是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态与流通资本并列的,然而,总资本周转的实质在于推动可变资本,从而推动直接剥削过程的社会化。可变资本本身是“流动的”,属于流动资本。可变资本的周转是全部运动本质的实质所在。这也就说明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资本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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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流通史——流通行动

  第二卷中到底将描绘怎样的规律呢?由再生产行动启动的流通行动也。《道德经》言“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注:语出《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变通一下理解——尤其把“德”确解为社会风尚和社会力量,和资本的运动条件的形成是相类似的,即说的是生长运动的社会规律。价值通过价值形式表现自己、发展自己,这是商品的流通和货币的流通;剩余价值通过剩余价值形式表现自己、发展自己,则形成了资本的流通和社会的运动,即资本循环、周转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运动。从这一生长过程出发,货币、资本不足或多余的问题,“劳力”“资源”短缺或过剩的问题,以及投资生产的合宜与否、生产组织的有效与否、社会过程的效率与否等等结构问题,会充分显露出来。总而言之,此处言说了资本主义条件的“道”向“德”的过渡和转化,或者,是资本之德形成(相比第一卷的资本之道形成)。因此从《价值形式》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合才真正显明化,结合规定获得社会实在性方面的确证。

  【注:逻辑上的分析特征是,结合关系本身被抽象出来进行研究,成为典型性的认识事件。这其实是运动和构造相互生成性的体现:既显露构造元素每一方面的性质、内在特征,又表明运动的个性化特征和总体规律性。这才真正显露出:“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3页)】

  (一)

  一版序中,马克思言明:“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注:这句话的德文为:Was ich in diesem Werk zu erforschen habe, ist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und die ihr entsprechenden 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altnisse.英文为: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这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尚隐在黑暗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黑箱”,也就像一颗真正的“明星”,彻明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彻亮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心田。从此,历史像灯火般的通明。这一贯穿全书的宗旨,在这里才予以明确和透彻地提出,基于以下阐述,读者不仅应该能够知道内中理由,并且同样认为是恰当的。

  马克思不怕浪费笔墨,不厌其烦地说明资本的运动条件,概括以“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范畴,是寓意深刻的。由资本循环和周转罗列出来的那些“运动条件”表明,资本是以各种运动的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规定。这不单单是对资本运动生理进行科学解剖,甚至不是什么资本运动的生理学,而在于进行病理学的深刻性解剖,在于揭开资本之死(奥秘):资本运动(规定)是资本之死(规定)的根据。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解明了资本运动史、社会史的过程,说明了运动上的绝对向前的不可逆转性质和条件上的不可阻挡的累积发展性质。就实质而言,这种运动史不过是生产史的直接外显的规定,也就从结构上宣布了均衡理性的死亡。后者恰恰是把再生产看作“非运动”:非发展的运动结构。按照这种庸俗解释学,分配关系从来都是谐和的关系。

  由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对实体构造的表达采取内隐的方式,这里需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总体交换关系”的概念。

  【注:这不仅是说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结合的分析与表现在手段上显得单纯、单一,更为重要的,是指示这一点: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表达都是质朴的方式。例如,好像说前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好像说后者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具有不断扩大与劳动力历史交换的趋势,财富或富有向资本一头累积,贫困向劳动一头累积,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劳动和资本越深入进行交换,劳动就越贫乏。并且,前者似乎被说成是生产关系推动交换关系的社会运动,后者则是交换关系推动生产关系(其中谈到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历史运动。

  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当然是个别意义的资本生产的总汇,但交换关系不是这样。总体交换关系除了《资本的积累》说明的资本主义总体历史发展意义向度之外,尚且直接表达社会经济结构的涵义。即第一,社会资本是社会财产所有权的实现;第二,所谓社会财产,不过说的是经由交换运动实现的财产关系,换言之,每一项财产如果不通过交换,那么,它们就不能得到实现。因此,交换方式就表达了交换关系运动这个特定的意涵,是生产关系运动上的交换关系运动;以后的一般利润率的取出以此为根据,而表面上,它从交换关系中取出,实则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总体运动决定。总而言之,不认真了解这些,就使得人们产生误解:“马克思只能是在……生产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马克思在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前加上‘资本主义’这个定语,是要表明,他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特定生产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生产方式’之前有‘资本主义’这个定语,就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注: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这好像是说:政治经济学同时研究了“技术”和“制度”。【注:至少从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工作契合性看,这个命题是伪的。“由此可以得出,完全抽象掉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把社会关系作为分析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可以作为解释现实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突出地表明了这种分析方法。以技术关系分析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们误入歧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分析对于建立能够解释现实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极端重要的。”(柳欣:《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但是,引文作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成实体构造赖以形成的“生产力基础”,又肯定是从技术(发展)关系方面说明这个基础,那么,目的就是要排开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又好像是说: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研究,就是对以一定生产力为发展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其实不然。“生产力基础”这一概念只是表明,物质生产方式以有机嵌入的方式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使生产方式作为了分析的整体。即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运动的角度接纳对生产力运动形式的把握,但不担负对物质运动细节的研究,也不担负对生产力实体构造进行研究的任务。从根本上看,政治经济学并不具体研究那些本该由工艺学研究的材料内容对象。总起来说,生产力基础(作为发展概念)并不能全面覆盖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概念,毕竟,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本身是分属不同的“历史对象”。一言以蔽之,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组成,却不是它的研究对象组成序列。

  深入的研究向度是把握“生产力如何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些讨论,我们已在第十一、十二章中广泛进行了,这里不需要赘述。【注:对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讨论,参阅拙作:《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然则,随着《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向前进,渐能揭开谜底。它告诉我们:资本的循环或周转,必须既把握运动方式,也把握经济关系,而且为了把握这两者,也就必须将生产关系圈套在交换关系中,乃至将企业生产圈套在市场运动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规定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质的差异被掩盖,——例如,资本周转甚至从形式上将各种资本运动同一化,从而彻底掩盖了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充分揭明其结合的性质与特点。

  所以,马克思自己说,“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因此就有了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形式规定,如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资本的周转等等……各个资本、资本的各自组成部分和收入(= m)互相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65页】而且,“《资本论》第二卷在形式上不是第一卷的继续。《资本论》第一卷的终点——‘资本的积累过程’,不是第二卷研究的起点。在形式上第二卷同第一卷的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直接相连,后者开始分析资本的循环,但是这种分析的线在生产阶段就断了。不过事情不能从形式上看,而要看问题的本质……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它在那里采取不同于自己的利润形式。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要在《资本论》第三卷里研究,但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则在第二卷里研究,这个过程就是资本循环。”这是卢森贝的看法。从工作逻辑的对应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其洞见在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是第一卷第四章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在流通中产生的研究是从另外的角度继续进行的。”【注: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第2卷,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0、37页】

  (二)

  这是由生产方式入手,经由对生产关系性质最为透彻的揭示而达到对社会交换关系的总认识。认识是彻底革命性的。所以,恩格斯则说明:“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427页

  “在这一卷里,理论阐述确实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并寻根究底的。”这些说法暗示了:“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向来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士的地步了。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看懂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8-539页

  《资本的流通过程》显然是对以生产为主导的分析的一个直接补充。因此,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显然是资本积累的运动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言明:如果说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把流通理解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相同的过程,那么进一步,毋宁说“整个再生产过程是流通过程……另一方面,流通过程是再生产过程,因为只有在这种也包含着流通领域本身所包含的运动的总运动中,资本才能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这些流通行为本身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而且甚至是不同形式的资本的再生产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97页】

  即显示这一点:“只有认识了整体对其所谓诸多要素的优先性,才能获得理解这些——早已个别地认识到的——相互关系的钥匙”;“因为,只要人们把这些存在领域直接理解为仅仅是互相并存但是各不同质的异在(尽管也承认它们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那么人们就既不能正确理解它们的统一性,也不能正确理解它们的差异性。”从而,如果说“只有认识了不可逆转的过程的存在优先性,才能使人想象得到,这些存在领域之间的存在差别,产生了这些存在领域的统一的、当然依旧是不可逆转的依次形成过程”,那么这等于说,“人类知识已经发展到……把历史理解为每一存在的基本原则,就是从每一存在的形成过程的‘从何处来’,从它的当前的存在是‘什么’和‘怎么样’,从它继续发展的趋势即未来前景,来从思维上把握每一存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27页

  接下来,为了很好把握社会总交换关系工作性质,我们以第三篇中马克思形成的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工作底稿为依据,以简明扼要的社会时空结合的逻辑图式总括生产关系通过社会生长运动,具体呈现自己的交换关系的分析结论。我们把它集中展示在图1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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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马克思在阐述上以“年初”“年中”“年终”以及资本家决策行动“变化”这些语言表达时间规定,而以两大部类的“对峙”以及c、v、m的补偿和流通作为空间结构以及运动轨迹的表征。

  图中,马克思运用数例说明了I、II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社会利润率的恒等(这从模型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标识其特殊的实现条件。继而在下图中,马克思才能够运用数例说明社会剩余价值率稳定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及社会利润率的分布的“不平衡性”。社会资本再生产以均衡状态向失衡状态转变。这样导出了以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行为引发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运动条件。

  【注:社会再生产实现和均衡绝非同一种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决策是分散进行的,这种结果是导向“非均衡”;导致马克思所关注的都是一些离散非连续的现象,因此没有用任何的微积分和代数方程作为模型化工作方法。那种指责:囿于时代局限,马克思不会使用数学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深刻思想(例如再生产、例如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理论),完全是无端的。至于线性代数和以构筑某种空间矩阵为工作内容的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是否适用于理论经济分析,也是很值得存疑的。例如,投入产出表适合于单纯的空间数据构造条件,摹写的是数据的变化动态,是一种均衡跃向另一种均衡,其追求“一般均衡”,本质上与时间因素无关,或者说并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内在的轨迹。其蔽处在于对现象运动和比例关系的无穷追寻,而绕过其内的本质规定,即通常考虑的是“一般情形”。这里只有数学,而无结构,只有虚假数例,而无真正运动。犹如斯拉法所明言的:“我们有商品‘a’‘b’……‘k’,每种商品由不同生产部门进行生产……以其中一种商品当作价值标准,使它的价格等于一。这就剩下k-1个未知数……剩下k-1个独立的线性方程,这些方程唯一地决定k-1个价格。”“这种公式,是以体系处于一种自行更新状态为前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中的一切体系类型,只须改变一下个别方程在体系中的比例,就可以达到那种状态。”(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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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列宁指出,如果有人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只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草稿”,“因此,我们在第三卷里找不到从第二卷的卓越分析中应得出的结论。”那么,“这个说法也不确切。‘在第三卷里’,除了对社会再生产作了单独的分析,说明不变资本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消费而实现以外,‘我们还看到’专门有一章(第四十九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论述了从第二卷的卓越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章中,用分析的结果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收入的种类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注:《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2-43页

  列宁的议论显见一种真实性分析: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因此,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流通的唯一起点……实际上,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用于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这个阶级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虽然这个阶级是这种流通的起点……如果他的资本在一年内的周转次数增多,那也决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时间的长短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为了个人消费必须投入流通的超过预付货币资本的金额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也就是说,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非生产地消费掉。【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68-371页

  因为“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表现为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57页】

  这似乎说明一种永恒的关系:“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德斯杜特对于社会再生产和消费如何通过货币流通作中介这个问题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于是,“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一种能生产出比本身的费用更多产品的劳动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48-549页

  德斯杜特所以产生逻辑混乱——“思想混乱而又到不假思索的特点”,是因为,他既局限于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的眼光,又停留在它的庸俗立场上,试图用个别企业主的天真幻想去勾勒再生产的整个社会的景象,以为财富的社会获得完全可以通过“互相欺诈”的手段。德斯杜特认为可以通过违背商品流通中的所有规律,利用货币流通来“致富”。“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因为,“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像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为,“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么,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而实质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容和目的来说,上述“增长率”按照社会要求总归大于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43、579页】

  (四)

  简单再生产并不是一个任意假定或假设,它代表了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构造的理想型。对资本社会而言,它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时刻存在着。实际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条件”(资本的社会总产品即总商品的实现)的反映,是生产和再生产规定的资本关系本身。这是按照社会有机体的形成标准来安排工作阐述,旨在“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1)“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2)“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52页

  因为“一般而言,有机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种恒定的系统,它们由一定数量的要素组成,尽管其间的某些要素可能会被相等的新要素所取代,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会维持一种经由感观而易认知的空间秩序。”因此,“我们的哈耶克”于此处陡然发现了问题:“那种把社会解释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用来支持等级制的观点和威权主义的观点,然而更具一般性的自生自发秩序观念却并不支持这两种观点。”尽管如此,他承认“有机体乃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秩序”。哈耶克持有“自生自发秩序观”,说到底在于拒绝资本再生产的客观属性,同时拒绝对资本“简单再生产”——本身表征了“社会总价值”和“社会总资本”的规定——的性质予以优先说明,认为它们“是抽象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结构秩序,通常只能经由心智而重构。”【注: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第76页】

  在哈耶克看来,自由(秩序)的生长无须权威来干预。由此需要拒绝认可:市场流通关系乃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换关系(规定),并且又定格为不断生长的社会分配关系。哈耶克努力拒绝承认这些,但是,马克思恰恰把“等级”和“威权”内置在对流通过程的系统考察中,而合一了上述二重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假定:积累的第一个条件在于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这是以后讨论的基础:“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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