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题

作者: 朱天明 日期: 2019-12-0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按:

  近期在贵网读到《全力迎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一文,立刻引起了我的重视。这篇论文的导向,正好切合了我的研究途径,我要做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和创新。作者文中指出:“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途命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一出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唯一出路,是意识形态的巨大革命。”正因如此,作者发出呼唤:“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到来了,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事件,也是摆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面前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四十多年的争论和四十多年的安全稳定造成的,这场革命不是独立的,是完善性的,是联续性的,是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完成的伟大革命事业。”

  感觉不足的是,作者已经高调指出:“这场革命虽然是完善性的,但它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未遇之革命,是继‘十月革命’后影响最大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会统一中国的思想界,从总体上终结中国学界四十年的纷争。如果站在世界思想史上看,这场革命也将终结西方思想界‘现代’和‘后现代’的混乱局面。”然而,直到文章结尾,也没有说清楚“这场革命”的最基本要点和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令人不可捉摸!作者的署名zxc,不知该如何称呼?请编辑能给以联系。

  不管怎样,作者发出的信息是属正能量。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真正在中国成为现实,现将拙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研究--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题》一稿寄呈,请在贵网发表,以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切实重视起来!

  这里特别指出:要“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革命”,关键在于确立劳动产品价值论(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和劳动时间价值观(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合适的尺度)。最根本问题就在于:如果不全面认识人类创造的对象物劳动产品,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人类自己。马克思名著《资本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名义上是“分析商品”,其实是不自觉地分析了劳动产品;马克思虽然说过“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从来没有阐明过人与自然的‘中介物’是劳动产品。人及其劳动(价值)与自然及其物质(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不正是劳动产品吗?!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都提到了“劳动对象”,然而都没有讲清楚“劳动对象”就是指劳动产品。

  以劳动产品为认识基础,我们就会得知: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矛盾;价值规律是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马克思原先发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是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物质生产力对人类劳动力的反作用规律;马克思原先发现的所谓“剩余价值规律”,是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的转化形式,即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研究

——论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题

  内容提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就是传统教科书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它实际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穿凿,因此,既丢弃了马克思哲学,又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水准。马克思哲学是以实践人本主义为表征范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其要义是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恢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其本真精神是揭示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和科学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主要由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消灭”或“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是取代实践人本主义的科学范式。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把物质生产仅片面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片面地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很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拓展。人和自然的矛盾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本义上的价值规律(劳动的物化规律或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是贯穿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是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物质生产力对人类劳动力的反作用。主要由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证明了“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规律”,论证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三大辩证法规律,不但对马克思哲学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且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旁证和打实了基础。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劳动产品,是自然物质和劳动物化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完美结合。人就是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创造把自然规律转变成了社会规律。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已经对创立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提出了现实要求。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应是“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递升论。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事实上也就是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科学体系。

  关键词: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

  作者简介:朱天明(1948—),男,河南省荥阳市人,原河南省荥阳市第三高级中学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现已退休在家。

  一、关于传统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就是传统教科书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据说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最早出现于前苏联出版的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一书。有学者考证,前苏联教科书模式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笔写就。(见杨耕《马克思: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载《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第2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随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定为一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就一度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式或正统形式。

  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曾是依据前苏联教科书模式编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这一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是我们党的文件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模式和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必修课程。

  自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放开(而不是解放),对传统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体系已提出质疑。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总体上看和根本上说,这种体系或模式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哲学。具体地说,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和运用。”(见杨耕《马克思: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载《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第2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正是这样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自然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见《斯大林选集》下集,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可见,斯大林的解释较为牵强附会,也就是说,斯大林的解释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关系不是一码事。斯大林实际上是把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研究社会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穿凿。这样地把两种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世界观硬连在一起进行阐释,长此以往,就势必要造成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

  我们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述进行系统比较,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事实上是把主要由恩格斯开创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主要由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接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进行讲述的。像这样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无意地就把马克思哲学的要义和本真精神给遮蔽了,不仅如此,并且无意地也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水准给降低了。这是一个潜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和慎重对待!

  我们通过全面考察和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不少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发生的种种误解,差不多都是由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的误解而引发出来的,常常是把小错铸成大错。例如有学者说:“在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了人的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的逻辑方向被颠倒了,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了。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近代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见杨耕《马克思: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载《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第229、2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可以看出,该学者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等同看待,因此无意地就把主要由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给否定了,并且还错误地把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方向理解为“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甚至更错误地把马克思哲学说成是“实践的本体论”,这显然是在向着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下滑。该学者没有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方向实际上“是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要阐明的正是人类如何由自然存在提升为社会存在的,而恩格斯开创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只是为了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旁证。

  再如有学者说:“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不仅使马克思哲学二元化了,而且磨平了它与一般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别。有人也许会说: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因为辩证法已经溶入到唯物主义中去了。但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以抽象的物质作为自己的基础的,只要它不更换这个基础,即使给它穿上辩证法的外套也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本质上就是‘社会关系’。这就启示我们,应当把马克思对一切哲学问题的思索都恢复到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去。我们这里之所以用‘恢复’这个词,因为它始终内在于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只不过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把它完完全全地遗忘了。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具本质性的生产形式,因为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贯通在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也贯通在马克思所探索的一切哲学领域和哲学问题中,并深刻地透显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倾向和革命态度。要言之,在现代社会中,哲学本质上是社会哲学,因此,应充分认识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全面生产中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见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载《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第163、16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可以看出,该学者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时,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等同看待,因此无意地也把主要由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给否定了,并且还错误地把马克思哲学说成是“全面生产理论”,甚至更错误的把“社会关系的生产”视为“最具本质性的生产形式”,具有“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这显然是已经滑向了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该学者忽略了这一点,即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称,其中具有“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的则是直接同“作为更基础的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相关联的生产关系。把抽象的“社会关系”说成是“最具本质性的生产形式”,已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说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已经给人们的思想认识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面影响。为了要摆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束缚,不知还会有多少学者在争逃中会迷失方向并误入歧途?!

  为了不使自己也迷失方向和误入歧途,那么对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最佳做法就不是争逃,而应是澄明。争脱逃离并不能甩掉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澄清辩明才能够解除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的羁绊。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牵强附会的解释撇到一边,我们也可以不顾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束缚,我们要直入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之中,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述去辨析传统教科书中的内容架构。我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这般我们就能真正破除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束缚了。

  通过对传统教科书内容的辨析我们就会得知: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主要是取材于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以及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辩证唯物主义部分所讲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主要由恩格斯所开创和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容。因此说,传统的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是错误的,而应该称谓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是合乎恩格斯的相关著述和基本思想的;传统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是取材于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以及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所讲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主要由马克思所开创和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因此说,传统的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也是错误的,而应该称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是合乎马克思的相关著述和基本思想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传统教科书内容的安排也是不对的,马克思开创“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先,恩格斯开创“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后,传统的教科书却作了顺序先后颠倒的安排。另外,在传统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讲述马克思哲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教科书原理体系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的部分是空缺的。

  正是由于传统的教科书原理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都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同时也丢弃了马克思哲学,因此就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或“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所谓哲学,原本就是指“爱智慧”的关于思辨的学说,它是一门给人以智慧、教人聪明的学问。所谓世界观,则是指对现实社会、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的学说,它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现实社会、现实世界并合理改变现实社会、现实世界的认知科学。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也就把以往的全部哲学的研究都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以“世界观”作为理论水准来判断某种哲学基本观点的正确与否,这就赋予了各种哲学以世界观言说的意义,于是就有了新哲学和旧哲学、新世界观和旧世界观之分。传统的教科书把哲学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无意地就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水准降低到了传统哲学的理论水准,这正是造成我国学术界乃至国外学术界思想认识混乱的根本原因。

  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哲学混为一谈,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降到传统哲学的低层次进行阐述,各言其说而莫衷一是,这便是中外马克思研究的真实现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消灭”或“实现”,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现实运用,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哲学。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化,但是,决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等于马克思哲学。当前这种马克思研究的混乱落后的局面必须被改变!为了彻底破除传统的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束缚,为了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现实建设的需要和未来发展的要求,那么,创立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真精神的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也就成了我国学术界共同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

  要合理创立能够反映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真精神的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首先需要解决好的就是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由于传统的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空缺,那么,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就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普遍展开,是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在我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并且还对此展开过大讨论。有学者已经指出“回想当年中国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本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赞同,但正是有由于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等似是而非的命题的介入而引发歧义,导致讨论的扭曲与变形,进而导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本身的停滞甚至夭折。这样的遗憾为其他研究提供了前车之鉴。”(见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载《学术月刊》,第31页,2008·5。)

  有学者更为深刻地指出:“在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争论已持续多年。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称谓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性质的问题,但深入地看,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哲学’是要被‘消灭’、‘终结’的对象,他也未把自己的‘新世界观’称之为‘新哲学’。”“现在,我们必须从原则高度质问自己的是:当我们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变革,一劳永逸地消解了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而又认定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时,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一再申明的‘消灭哲学’、‘实现哲学’的思想,弄清了他不再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用意?”“当我们争论马克思的‘哲学’是原来的教科书模式的哲学还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时,是否澄清了这里的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的‘哲学’究竟何义?”(见张曙光《哲学的命运与思想者的责任》,载《学术月刊》,第25—26页,2007·10。)指出围绕“实践哲学”的多年争论是在没有澄清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新哲学”之间关系、没有澄清马克思的“哲学”究竟何义的情况下进行的,真可说是一语破的!

  正是因为围绕“实践哲学”的多年争论是在没有澄清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新哲学”之间关系、没有澄清马克思的“哲学”究竟何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用“实践哲学”来充当马克思哲学,无论是在学术研讨中或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处处碰壁,“实践哲学”遇到了不妙的结局。若要追根究底的话,其实“实践哲学”只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在当今的翻版,只是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代名词而已,因此说“实践哲学”就不会有多妙的结局。有资料可以证明,“实践哲学”并不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而恰恰就是由费尔巴哈提出来的。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以前的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理性”、“精神”哲学的前提上产生的,因此,费尔巴哈哲学除强调自然界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存在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虚幻的东西。费尔巴哈哲学把黑格尔哲学所主张的“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颠倒过来,矫正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思维的绝对精神实体即为主体(实体即主体),而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自然界和人则是绝对精神派生的外化形式;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自然界和人本身就是主体(存在是主体),而作为思维表现的意识或精神则是存在通过感觉派生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主旨,就在于要应对黑格尔的“理性”或“精神”哲学而建立“感性哲学”或“实践哲学”。他说:“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8、248页,商务印书馆,1984。)“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84。)据此可知,费尔巴哈哲学才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哲学。

  但是,我国学术界所争论的“实践哲学”却是对马克思的“新哲学”和“新世界观”勉强作“实践哲学”的阐释,因此,它不但不是费尔巴哈的实践哲学,而且也不如费尔巴哈的实践哲学。费尔巴哈的实践哲学是根据自然界和人本身的物质性存在来解释人的意识,有意地恢复哲学唯物主义的权威,而我国现行的“实践哲学”,则是要说明实践对世界的创生和终极作用,无意地挖去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有学者说:“马克思通过发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独特性质(即创造能力),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样地,他通过发现特殊的经验事实(即实践),奠定了新世界观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揭开了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谜底。马克思批判了超验性的神学的和思辨哲学的含义,重建其哲学意义。在他的语境中,超验性被诠释为实践本身对世界的实然状态的实际超越。在马克思那里,世界不是在人们将其当作‘对象’的直观中,而是在人们将其当作‘活动’中‘是其所是’的。只有在实践的生成和建构活动中,‘现→象’才能在本质与存在的统一中呈显人的本真状态。实践的开启性,既是现象学的(即‘现→象’),又是辩证法的(即内在地隐含着‘正→反→合’三一式结构)。它们的内在根据均源自实践这一终极的原初基础。”(见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新诠》一文“摘要”,载《学术月刊》,第37页,2008·8。)你看有多巧!像这样“对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之论断的证明”和精彩的“新诠”,已经道破了“实践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背离的思想根源:说世界“它们的内在根据均源自实践这一终极的原初基础”,那么“超验性”的人类意识就真正成了现时代的“绝对精神”和无比高尚的“神”,而“实践哲学”则是现代的“绝对精神”和现代“神”的代言者。把实践对“世界的实然状态”的改变,解释为实践对世界的“生成和建构”,这还有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吗?不过,这里令人惋惜的是:一个学者在对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的争逃中,已经误入歧途并深陷不能自拔的困境。该怎么办呢?

  可以说,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传统教科书中对马克思哲学的空缺,这种事实就说明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并不是传统教科书留给我们的问题,而真正是马克思本人留给我们的问题。马克思仅“匆匆写成”了一个“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即“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向来也没有直言自己的哲学究竟何义,难怪后学者会随意推断。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的传统哲学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有原则性的差异。我们记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曾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5。)据说,这句名言已被刻到了马克思的墓碑上。但是,一些学者却把“改变世界”仅理解为是坚持“实践观点”。如有学者这样说:“以工人阶级和感性活动者的立场,内在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我们就有了真正的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就有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从实践的观点理解世界,不是去描述实践活动,也不是去描述在实践中展开和生成的现实世界,更不是追究现实世界的本源和物质基础,而是要实践地改变世界。因此,理论和哲学的任务正是实践的可能性探索,它基于对现实的描述而实际地参与对现实的改造。‘独立的哲学’所以终结,因为哲学已成为实践的环节。传统的本体论问题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或者彻底消失(如终极存在、永恒真理),或者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如作为实践环节的理论认识)。我们有充分理由确信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即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生活方式、以言行事为旨趣的说话方式、以实际地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见高清海、孙利天《马克思哲学观变革及当代意义》,载《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第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像这样把马克思哲学的任务理解为不是对现实作更全面更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而仅仅是坚持“实践的观点”,“以工人阶级和感性活动者的立场”,并用“以言行事为旨趣的说话方式,以实际地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思维方式”,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做出主意想办法和呐喊助威的“拉拉队”,这只不过是要上演非常盲目的“滑稽剧”而已。

  通览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会得知,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并不是为了要坚持“实践观点”,而是意味着马克思要把以往的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经院研究方式,彻底转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研究方式。因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向就有的,而哲学家们则视而不见。只有把哲学家们那种经院式的哲学研究转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研究,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的实际做法就是把哲学研究切入到实证科学即经济学研究之中)。所谓“实践观点”,原先就是费尔巴哈的观点,然而,马克思已赋予了“实践观点”以新的意义,对此我们不能忽略!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谈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他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的话说得分外明确。马克思批判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外部客观世界仅当作感觉的对象、认识的对象去直观地理解,而不是同时把外部世界也当作人活动的对象,人改变的对象来辩证地理解,因此,能动的方面就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显然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是不彻底的,就在于“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即理解为意识之外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人的意识、思想并非仅仅是由感性直觉而形成,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人的感性活动而产生,从感性直觉到活动自觉,才能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于是就有了“提纲”的第二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这段话决不是像“实践哲学”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因此就轻视理论研究或放弃理论研究,那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话的误解。马克思说的就是“人的思维”,就是人的自觉意识,而不是人的直观的感性意识。“人的思维”或人的自觉意识是提高到理论程度的理性认识。马克思这段话正是强调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思维并验证理论思维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此岸性。若没有理论思维或缺乏自觉意识的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实践。而离开实践的思维就是一种经院式的研究,因此也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真理不是靠实践的感性直觉来发现和认识的,而是靠在实践中的理性思维来发现和认识的,因此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是就有了“提纲”的以下各条。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能够得知,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就是在批判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的前提下形成的,由此可以肯定,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就是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的“新”,就是新在不把人的感性仅看作是感性直觉,而是把人的感性也看作是感性活动,看作是实践,看作是“改变世界”的最现实的物质性活动,因此马克思才说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5。)

  从“提纲”中,我们还能得知马克思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第二要义。前面我们已经得知,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仅看作是感性直觉的动物一般,进而把人理解为是感性活动的主体特殊,并由此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意识仅看作感性直觉的本能意识(能动的反映论),进而把人的意识理解为是感性活动的自觉意识(能动的认知论)。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的“新”,就是新在从费尔巴哈的“能动的反映论”提高到了能动的认知论,因此也就孕育着一种“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即辩证地理解人和人类社会。由此可以肯定,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第二要义就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恢复辩证法这一最科学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的哲学“新唯物主义”是直接源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这是举世共认的。那么要问,马克思到底是怎样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了呢?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会得知,马克思就是借助人的“感性活动”——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合理地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原初是以实践人本主义的范式为表征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范式已经进行过阐发。马克思在《手稿》中首先提出了一种区别人与动物的界限,他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是样一种存在物,他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类存在物。”因此,“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把“生命活动的性质”视作区分人与动物的界限,认定人的生命的本质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就初步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科学意义。不过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把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过度夸张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就给他自己的哲学又蒙上了一层“先验”唯心主义的阴影,而这一点,正是导致中外学术界的一些学者要把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借口。自由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结果,是人类的生命活动所能达到的自主状态,也就是说,人在自主状态下才能是自由的。人自主才能自由。相反地,对那种不能自主状态的“自由”,只能说是自然而已。

  我们应该知道,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在其“实践人本主义”这一范式中,提出区别人与动物的界限是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并认定“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他是以工人的劳动实践为依据,以工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参照的。青年马克思在谈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时完全忽略了:工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事先是经过社会培训,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技能的继承,工人的意识从感性直觉到活动自觉已经历过一个社会再造过程,并不是“先验”的。这不只是工人,而且每一个个人在现实中从感性直觉到活动自觉,都需要经历一个社会再造过程,学习和实践是最基本的途径。正因为这样,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这一范式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着纯思辨的性质。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就是原创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表征范式。尽管实践人本主义这一范式不可避免地还带有着纯思辨的性质,但它毕竟是首次对人本身作了既唯物又辨证的解释和论证,使依据人本身的“感性活动”来合理地看待人和科学地阐释人已成为可能。如果能确认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孕育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第一个文本。

  马克思毕生最关注的就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就是在于既唯物又辩证地看待人和理解人,并揭示出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性质和科学意义,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提升本身,自主(自由)做人。但是这一切,对于“单个”的人,对于“孤立的”个体来说是不可能的,而对于人类社会,对于社会的人类来说,则已经是现实的。因此,实践人本主义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范式应当被抛弃,开拓表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范式,创立“新世界观”就是理所当然!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学习研究,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马克思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哲学的第二要义就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恢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就是既唯物又辩证地看待人和理解人,并揭示出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性质和科学意义,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概括地说,马克思哲学就是以实践人本主义为表征范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再明确地说,马克思哲学就是以论人的问题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

  在以往,传统的教科书把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而后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混同于马克思哲学,并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直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样既败坏了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声誉,同时又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结果是得不偿失。如此说来,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教科书原理体系的束缚,那真个儿是势在必行!

  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

  对于主要由马克思所开创和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里,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称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决不能再像传统的教科书那样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消灭”或“实现”,所以,一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开创并得以确立,就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了。

  马克思是极力主张“消灭哲学”和“终结”哲学的,但是“消灭哲学”和“终结”哲学并不是“废止哲学”或“拒斥哲学”的任何一种图谋。“消灭哲学”和“终结”哲学是要辩证地否定哲学,使哲学在对现实的研究中得到再现。哲学与世界观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从头脑中想出客观事物的联系,后者是通过头脑从客观事物中发现联系。可以说,世界观是对哲学的现实运用和进一步提升。当马克思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哲学就只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了。对此,恩格斯早已有过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恩格斯的有关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4页;第四卷,第257页等,人民出版社,1995。)

  要“消灭哲学”和“终结”哲学,就必须先完成哲学。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用实践人本主义的范式为表征,是依能动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把全部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思维方式辩证法,同一切唯物主义哲学的最现实基础自然界和人本身有机联结起来完成的,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以往全部哲学的完成,所以也是最终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完成了的最终的哲学,已经用实践人本主义的思辨范式最后终结,所以它必需在联系现实的科学范式中才能得以有机再现。传统的教科书中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述过。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会得知,马克思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范式取代了实践人本主义的思辨范式,从而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消灭”和“实现”了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学术范式的转变,就是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马克思”所发生思想转变的基本特征。

  举世共认,能够反映马克思这次学术思想转变的代表作是《手稿》和《形态》。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是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出发考察人,那是直接把人看作是有意识有生命的个人或主体,因此既不能彻底摆脱“先验”唯心主义的约束,又不能完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局限;在《形态》中,成熟马克思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考察人,这是把人只看作是有机的物质实体即“个人的肉体的存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5)。在《手稿》中,马克思仅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了人的“感性活动”,贯彻到了“实践”,因此不够彻底;在《形态》中,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贯彻到了“人本身”,这样,马克思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就彻底地贯彻到了实实在在的最现实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了。马克思已经成熟地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5。)“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命题是由费尔巴哈提出来的,马克思是把“人本身”同物质生产联结起来,科学地推进了费尔巴哈的学说。马克思早已明确地指出:“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5。)

  人并非天生就是有意识有生命的主体。人本身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主体,才能是主体。如马克思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就是说,人只有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现实基础上才能过主体的生活,并因此才能成为主体,才能是主体。马克思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正是由于已经彻底地贯彻到了最现实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所以才能够排除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辩,才能够克服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不承认马克思哲学是最现实的物质本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尚未认识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人与动物实行分野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就是从有生命的个人本身的存在出发,把“改变世界”作为永久性的前提,把物质生产作为最基本的学术向度进行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在《形态》中已初见端倪。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作了概括,这一切实的科学范式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的其他表述则是依其向度对这一科学范式的展开。

  传统的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就是依据马克思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编纂的。但是,我们通过深入学习和全面考察,就会发现,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主要由马克思初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还很不完善。传统的教科书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种基本矛盾,并把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所有这一切,也只能反映自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却不能反映人类社会自产生之初直到未来的全部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不能反映无阶级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如何实现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呢?20世纪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依照“消灭私有制”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6、293页,人民出版社,1995)等思想指导去做,还远不能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苏东巨变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在改革中迅疾解体,使马克思初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遭遇了空前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事业所经由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历程,已经验证了马克思初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给人们思想所造成的极大困惑。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的目标,则已经把中国引导上了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我国学术界已渐成热潮!

  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终不能共同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以来,教科书成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话语形态,研究成果能否进入教科书、能否将创新成果以教科书方式表达,一直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的全国各大学关注的焦点。所以,围绕教科书改革,全国成立了几个重大课题组,召开了若干次学术会议,但终因学者们的见解已出现多元化倾向而难以统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分歧再也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教科书体系来实现形态变革和创新的初衷。于是,教科书改革时代被‘后教科书时代’所取代。这一时代转换了研究范式,也有两个标示:一是出场路径的变革,即不再以统一的教科书,而是以自己的学术专著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出场形态的变革,不再追求大一统的体系理解,而是深入地探索过去被忽视或未开垦的领域如‘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管理哲学’等,被称之为‘小体系时代’。尽管分门别类的研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更贴近了生活世界,但依然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见任平教授访谈《走向出场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路径与未来趋势》,载《学术月刊》,第156页,2008·9。)据这段谈话所反映的事实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之所以不能共同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并把“教科书改革”的要事弄得难以为继,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仍未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传统教科书原理体系的困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降到传统“哲学”的低层次进行阐释的缘故。

  为了要合理创立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我们应该废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号,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形态”这一似是而非的问题,据实划分为关于马克思哲学和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来对待。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考察和研究。我们应该知道,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已经完成了的最终的哲学,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的开创,马克思哲学已经现实化了,只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事事可用了。其实,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早已解决过的问题,谁也不能再“创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题并不是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问题,这是两种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问题。这里注重研讨的首先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会得知,我国学术界面临的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事实上就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问题。要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具体来说也就是要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进一步深化,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主要由马克思初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是把“物质生产”仅片面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片面地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还没有把“物质生产”全面地归结为主客体关系,全面地归结为人和自然的矛盾。因此,初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把社会基本矛盾仅概括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我们更深入地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依据阶级社会的一般生产状况概括出来,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聚集而成的力量。所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就依此概括说:生产力是指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包括以下三种要素:(1)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2)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3)劳动对象(有说不包括劳动对象)。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对一定阶级社会生产状况的反映。由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生产总是为奴隶、农民和工人等劳动者直接推动的,所以也就必然形成了把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等同看待的历史观念,谁也不能例外。如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种传统的生产力概念已经遮蔽了人类劳动力的能动的创造作用,掩盖了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主体地位,使人类历史的发展成了“无主体运动”。实际上,在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人类劳动力才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以生产工具为主的物质生产力,则是由人类劳动力开发和推动起来的。人类的全部劳动、一切物质生产,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谓“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在工业生产中是不证自明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工业生产看出了是人和自然的“斗争”才促使人“在相应基础上”发展着生产力,才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结论。但是却未能把人和自然的矛盾归结为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矛盾。

  以工业生产为标志的物质生产,不仅仅是决定并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时更是决定并反映着人和自然的矛盾。正是物质生产才造就了并决定着人和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人类就是在不断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上,世世代代以主体的身份社会地而非自我地辩证发展着,并因此才形成自己的历史。所以,要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进一步深化,就必需合乎实际地把人和自然的矛盾归结为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矛盾。

  把人和自然的矛盾归结为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矛盾,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新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是否还贯穿着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更为基本的发展规律呢?要想解决好这一新的问题,还需要先解决好马克思的文本中早已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的“价值规律”和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二者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在以往,学术界很少会有人想到要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现在我们还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专著,但是,马克思为什么不根据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不同的生产力性质来阐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是“从分析商品开始”,并依据“价值”和“价值规律”来阐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呢?况且,当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时,也同样是依据“价值规律”来进行阐述呢?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3—244页,人民出版社,1975。)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们对《资本论》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学习和研究。

  我们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头所使用的抽象分析法,并根据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对“商品体”所进行的科学解剖(见《资本论》第1卷,第50—51页,人民出版社,1975),除却商品形式,从“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到“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再到“就是价值”,我们合理地得出了是实体(如1担小麦,1吨铁,1两金等等)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基本因素的确切结论;所谓商品,就只是劳动产品在交换关系中的变态,是转化成交换价值的虚拟劳动产品形式(如小麦1担,铁1吨,金1两等等)。劳动产品是人类劳动对象化和人类劳动力物化所获得的直接结果。人类要在物质对象中实现自身生存和生活的目的,即获得自身生存和生活实用的物质使用价值,就必需以自身的劳动力物化为手段,即必需使自然物质在人类劳动力的支配下发生合目的的形态改变,从而使物质由各种自然物体的自然存在形态转变成劳动产品的社会存在形态。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只不过是人类劳动力物化所借以实现的各种不同形式。随着人类对各种形式社会生产的发明和发展,从而对各种不同劳动产品的创造,就决定着人并不是单纯地生存于自然界中,而同时是更直接地生活在劳动产品世界。(注:劳动产品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类劳动的总结果,是无限大的劳动产品。不少学者喜欢谈“人化自然”,然而对劳动产品却熟视无睹。)劳动产品构成了全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物质基础,谁也不能脱离劳动产品。如果有谁脱离了劳动产品,立即就会陷入动物一般的生存困境。正是由于劳动对象化和劳动力物化在劳动产品中所达到的人和自然的有机统一,才实现着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才成之为现实的主体的人。人成为主体是对自己的对象物劳动产品世界而言,而不是对作为客体的整个自然界而言。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劳动产品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中介物。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直接反映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人既不能脱离自然,又必需不断地合理改造自然。以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和认识为依据,再来深刻理解人类的物质生产,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科学结论:价值规律是贯穿人类全部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是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物质生产力反作用于人类劳动力,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实行分工和分裂的结果;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价值规律”,则只是本义上的价值规律——即劳动的物化规律或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其集结点是劳动生产率),在流通领域的转化形式——即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其集结点为价格“晴雨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叫“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资本家和工人的雇佣关系,其实就是商品经营者支配产品生产者的颠倒关系,资本对劳动的社会统治和剥削,其实就是商品交换支配了产品生产所必然形成的颠倒结果。我们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经得起推敲和实践验证的。

  当我们合理解决了马克思所发现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的“价值规律”和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实际上也就真正解决了人类社会历史中是否还贯穿着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更为基本的发展规律这一问题,那么,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我们就具备了切实可靠的根据和线索。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认识视角,以人和自然的矛盾为认识基础,以劳动产品为基本依据,以社会生产中的劳动物化为基本的学术向度,我们就一定能够切实实现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就一定能够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的创新。

  马克思后来搁置对《资本论》另外几集的著述和出版,阅读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的著作并撰写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这种事实表明马克思晚年还在进一步更深入地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马克思也并不满足于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认识,并不满足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揭示和论证。我们现在要实现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也只是进一步来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事业。

  实际上,马克思早已论及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的直接表现形式即劳动时间规律或劳动时间的凝结规律(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54页,人民出版社,1975),只是还没有把劳动时间规律和交换价值规律或平均价格规律归结为同一的价值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交换支配着生产,因此,劳动时间规律已被排挤到从属地位。马克思在谈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劳动时间的调节”和“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5—96页;第2卷,第397页;第3卷,第963页;等等。)并且,马克思早已指出:“节约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高极的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以上实例表明,马克思早已关注到人类对价值规律的直接运用。要实现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我们就必需重视对劳动时间规律的研究。

  马克思对未来所追求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5。)这一切,当是人类最终学会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自觉实行“劳动时间的调节”,自主支配物质生产力和进行劳动创造的实践结果。自由王国即人类自觉意识能力的繁荣和发展是靠工作日的缩短,而工作日的缩短,则是依靠自然科学的普遍发展和科学在技术上的日益广泛的应用。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自然科学。

  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问题

  对于主要由恩格斯开创和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这里,我们也应当非常明确地称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决不能再像传统的教科书那样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能把它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样是对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消灭”或“实现”,所以,当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被开创并得以确立,就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分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此,我们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马克思相同,恩格斯最早发现和认知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和马克思一起,共同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以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辉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5。)

  其实,马克思早就谈到这段历史,他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948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段历史中,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几部名著,目的都在于开创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无可怀疑的。

  据说,19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分工,马克思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写作《资本论》,重心在于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则开始着手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于1876—1878年间因写作《反杜林论》而中断,于1878年6月以后重又开始写作,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为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2、3、4卷,基本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后来直到恩格斯逝世也未能完成写作。这种事实可以说明,恩格斯开创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最根本目的是在于对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旁证和打实基础,而决不是为了要与马克思分道扬镳或“唱对台戏”。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开头篇《概论》中,就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原初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的矛盾关系谈起。“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为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所开创,其理论内容是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生产状况的反映,表述形式则是纯哲学思辨,试图从头脑中想出支配社会现实的原理,“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这实际上是“空想主义者”。恩格斯接着把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作了对比阐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主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辩证唯心主义虽然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却把这种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归结到早已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这样,一切都弄得头足倒置了。恩格斯最后才谈到了他和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恩格斯同时指出:“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并且还注重谈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366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已经表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在对马克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旁证和打实基础。

  恩格斯后来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样是为了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旁证和巩固基础。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差别和共同特征。他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实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历史进行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部著作中,所缺少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没有指明“终结”德国古典哲学者是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哲学,根本没有直接阐述马克思哲学,就一下子跳上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穿凿,传统的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都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名号,后学者则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有可能都是因为恩格斯没有阐述马克思哲学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希望我国学术界能正视这一问题。

  但是,哲学问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创立高层次的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在关于马克思哲学问题上兜圈子和浪费精力了。当初,若不是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恩格斯也不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着手写作批判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反杜林论》。

  马克思开创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目的是在于发现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辩证规律。马克思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那么,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辩证规律是孤立的呢?还是与整个自然界相联系着呢?如果自然界不是普遍存在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规律,那么,马克思所发现和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规律,就会被指责为是马克思的理论“杜撰”,没有人敢相信。恩格斯开创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应该就在这里。尽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著作,但是,恩格斯则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旁证的任务,主要由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已能够得以确立。恩格斯通过对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和自然事实的研究已经证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5。)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探讨和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并且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就把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合乎科学地有机地联结起来了。从此,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可分割地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开创,不但对马克思哲学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且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打下了牢不可破的现实基础。

  其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论证了自然界的无限多样性,源于自然界的物质同一性,自然界的物质同一性,表现为自然界的无限多样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认识基础。对自然界物质同一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最现实的物质本体论;对自然界无限多样性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最科学的思维方法论。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完成了的最终的哲学,汲取了以往全部哲学的精华,使其它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都成为过了时的哲学。要正确地认识自然界,要合理地对待自然界,只有运用马克思哲学才是最现实的。

  其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论证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三大辩证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认识线索。揭示出自然界是处于各种矛盾相互转换和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这就进一步肯定了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处于各种矛盾相互转换和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因此就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巩固了稳定的基础。要正确地认识人和人类社会,要合理地对待人和人类社会,只有依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引导才不致于迷失方向和误入歧途。

  恩格斯开创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仅是在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旁证和巩固基础,决不允许把自然界的辩证规律直接搬到社会领域来运用。例如他说:“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复杂情况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是不行的。”“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地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2—373页,人民出版社,1995。)

  同时,恩格斯还明确强调,我们决不能忽略和轻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影响。他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过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4页,人民出版社,1995。)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不同领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是,二者虽截然不同,却又是不可分割,正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既截然不同又不可分割一样。探讨和研究社会科学需要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引导,探讨和研究自然科学需要靠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来引导。一当我们进入物质生产,一当我们要创造人类生活的对象物劳动产品时,就会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统一起来,就会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合理贯通起来。如果说物质生产就是人与动物实行分野的界限,那么可以说劳动产品就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界标。

  在以往,学术界多是谈论物质生产,而很少谈论劳动产品,现在则不能不关注劳动产品。人类的社会历史在当代的发展,已经不容许我们再对劳动产品熟视无睹了。我们应关注劳动产品,我们应研究劳动产品,我们应认识劳动产品,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劳动产品是人类劳动创造物,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就其使用价值来说,劳动产品决定于自然物质的有机构成;就其价值来说,劳动产品决定于人类劳动的创造功能。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凝聚着自然科学,反映着人类对自然物质各种属性认识和支配的程度,因此也反映着自然科学的一般发展状况;劳动产品的价值凝聚着社会科学,在质的方面,反映着人类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程度,在量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对社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调节程度,因此也反映着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状况。人就是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创造,把自然规律转变成了社会规律。

  对劳动产品使用价值的认识,将会排除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臆想;对劳动产品价值的认识,将会排除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对劳动产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则能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意义。

  劳动产品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组成人类全部社会经济的“细胞”。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自主经济(也叫计划经济),都是劳动产品的社会的不同组成形式。因此,社会科学要用理论来再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具体,就需要从研究劳动产品开始,就需要从分析劳动产品谈起。

  如果说物质是全部自然物质形态的基质的话,那么可以说,被劳动改变了存在形式的物质实体——劳动产品,就是全部社会物质形态的基质。物质这一概念,是对全部自然物质形态的最简单的抽象,那么,劳动产品这一概念,就是对全部社会物质形态的最简单的抽象。人对于物质的认识和理解,确立的是自然物质观,那么,人对于劳动产品的认识和理解,确立的则是社会物质观。从自然物质观上升到社会物质观,才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对于劳动产品和自然物质相互关系的认识中,才能达到社会物质观和自然物质观的有机统一。在对于劳动产品的现实创造和使用中,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完美结合。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晶,劳动产品不但将成为打开大自然奥秘的钥匙,而且也将成为打开人类社会奥秘的钥匙。

  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人对自然的研究本来就是依靠人类的社会生产,依靠人类对劳动产品的创造。如马克思所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还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总是以对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不断发明,以对劳动产品的不断更新为指归。

  同样,人类的社会历史本来就是始自人的劳动物化,始自人对原始劳动产品——粗制石器的打造。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总是以对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对劳动产品的不断创造为基础。

  随着人类对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对劳动产品的进一步创造,随着人类对社会生产和劳动产品的进一步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任何疑虑和曲解,都将会被逐渐消除。一种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一种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一定能够逐步确立并被人们普遍接受。

  五、关于创立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问题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全面考察和深入探讨,我们就已经为创立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已经为创立新型教科书原理体系找到了可靠线索。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是源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就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一定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性,并因此也就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苏东为代表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毁灭,宣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原理体系传播时代的终结。

  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均已证明,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决不单单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无产阶级只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形成的表现人类劳动创造的本质的特殊代表,与当时从事脑力劳动的表现人类自觉意识能力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分裂状态。社会主义事业则需要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实现联合,因此,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就应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的革命事业。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已经使中国社会步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六大对建立“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制定,都促使着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要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对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落实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人类全部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了全体劳动者的共同的革命事业。

  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已经在客观上对创立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提出了现实要求。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要义与本真精神系统地概括出来,使全体劳动者的思想认识在科学基础上凝聚一起,共同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这当是创立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的宗旨。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脑、体劳动者的联合将会形成强大的主导力量。

  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的创立,首先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以严谨的学术性为原则基础,切实地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政治性。政治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产物,社会主义事业是要求消灭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因此,政治性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中也将逐渐归于消失。

  新型教科书的命名,必须废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确切名号。拟直接称谓“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原理”比较妥当。这种称谓在于表明:新型教科书并不是对传统教科书的抛弃和诋毁,而是对传统教科书的批判和继承。

  传统的教科书原理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穿凿论;新型的教科书原理体系则应是“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递升论。这种递升论才比较合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貌和本质特征。

  新型的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体系,事实上也就是贯穿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科学体系。

  一人所见难免有失偏颇,谨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并展开讨论。为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愿我们能携手共进!

  2008年10月完稿

  2016年12月编辑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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