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红旗,辨风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2022-01-13
作者: Mao Tse-tung 来源: 赤浪青年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二十一篇

插红旗,辨风向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题 解】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的主要部分。据一九六八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1960.12)第80至84页收录。

  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还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据《万岁》(1958.1~1960.12)第87至89页收录。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害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①

  注①:这段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原注:“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做,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几,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裂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吴芝圃、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赛甫拉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得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 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地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复生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周扬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讲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才,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

  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②

  注②:这段据《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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