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来的故事(四)——人心在变

2018-08-24
作者: 田恩粿 来源: 红歌会网

  1

  和郑老伯接触了几次后,郑老伯知道我原来也在他们这里的县办中学上过学,还和他的两位亲戚是同学,就觉得关系更近了。郑老伯觉得遇到我,是遇到了一个可以听他说话、听他倾诉的人,他觉得我对他的经历感兴趣,从没有显出厌烦的情绪。他说:“给村里有的比自己岁数小的年轻人说,人家不愿意听,说我说的是老黄历。没有老黄历,哪来的新黄历,没有昨天,哪有今天?了解过去才能够更好的知道未来。”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体,说,“学校不是有历史课吗?我们这岁数的人,浑身上下都是历史。”

  我觉得郑老伯说话很有趣,便说:“你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太丰富了,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事,告诉给现在的孩子们,让他们了解过去。你们知道的,比历史教科书上具体的多,生动得多。”

  郑老伯见我愿意听他的谈话,兴致也越来越高。接下来几天几乎是只要我和朋友在家,就过来坐坐,谈论一会,有时也下两盘棋。老人记忆力很好,看问题不偏激,能够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人和事。他不人云亦云,他说自己这一辈子的最大优点就是,永远说良心话。自己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辈子就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不管政治风云怎么变幻,也不昧着良心说话。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在生活中,一个不说真话的人,一个昧着良心说话的人是很可悲的。也是不能深交的。昧着良心说话也可能会得到暂时的一些利益,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会受到人们和自己良心的谴责。说话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就是对得起良心。不说良心话的人,就是欺瞒天地。就是对天不尊,对地不敬。人这一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走正道,不要走歪路、走邪路。

  这一天的话题就从走路说起了。郑老伯说,现在孩子在自己村里上个学都得家长亲自接送,过去哪用家长接送。上一年级的孩子都是自己去,放了学自己回家。十多岁的孩子外出串亲戚,走个十里二十里的家长也不用管,也不会出事。现在竟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钱包,偷东西,偷孩子,什么怪事都有。

  郑老伯说自己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经常单独走很远的路,有时还经常走夜路,也不害怕。那时没有坏人。或者说很少有坏人,有一些成分高的,犯过错误的,在群众的监督下,很多已经改造好了。即使有个别的想干坏事的,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早已看透。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很高,随时对一些可疑的人会及时的向民兵、向有关部门报告,若有人想着为非作歹,常常是还没有行动,就被人民的天罗地网所包围。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警察,一个乡里也没有派出所,只有一个兼管治安的人员,也一年到头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现在警察多了,一个乡里就有十多个,还是忙不过来,很多案件也破不了。

  过去单独外出,不怕会遇到坏人。在我们这山区,主要是怕遇见野兽,特别是狼。这家伙又狡猾,又凶残。遇到一只狼,还不要紧,一般一个男劳力能对付得了,怕的是遇到一群。如果在路上遇到人了,不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心里觉得踏实了。因为觉得自己有个伴,走路也不寂寞了。有什么事也多了个照应。过去在外出的路上,遇到好几个陌生人,后来都成了朋友和亲戚。

  一天,他晚上从山西省临近河北省的和顺县往回走。和顺县有自己的亲戚。由于和顺县气候比较凉爽,气温比较低,不适合种小麦,平时吃玉米面比较多,好多人家需要榆树皮面掺合到玉米面里,玉米面就不松散了,可以做成像面条一样的东西吃。和顺县的人当时还喜欢吃辣椒。郑老伯每年都要给山西省的亲戚送这两样东西。或者山西的亲戚来河北了,让他们带回去。这次正好生产队里派他到山西联系买牲畜的事,他就顺便把榆树皮面和辣椒带上来。顺便也看看亲戚。回来时,亲戚给他带了梅豆和邢台当时稀缺的土豆,共有六十多斤。由于办事有些耽搁,他为了能够早点赶回去,便决定趁着晚上大明月往回赶,因为自己平时走夜路也习惯了。走到山西与邢台交界的处的半山腰,突然自己肚子很痛,难受的有些受不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下。不一会,只见从他来的方向走过来两个人,他不由一阵惊喜,觉得这晚上走路有同路人了。一会儿,过来一老一少,老人有六十多岁,精神挺好,小的十八九岁,也很精神和帅气。两人来到他跟前,他和两位打了个招呼。原来是两位要到邢台走亲戚,本来天黑时就可以到山下的一个亲戚家,可是两人走错了路,又折了回来,所以天晚了,只好走夜路。两人见他不舒服,就问了情况,老人说,可能是中医上讲的一种阴气引起的突发性肚子疼。老人说,可能扎一扎就好了。随手拿出自己带的针,在郑老伯的嘴里边的腮部扎了两针,让郑老伯用手揉揉腮部,吐出了一口血,很快肚子就不疼了。老人家告诉他,自己这是祖传的医术,遇到这种情况,今后自己就可以从嘴里边扎一扎腮部出现的两个发青、发黑的点,或者是一道发青发黑的地方,就能治好。郑老伯觉得很神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老人告诉他,按中医理论讲,你的这种肚子疼,会在腮部有一个感应区域,只要扎这个地方就能治。郑老伯要给老人家钱,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要。说自己这手艺给别人扎一扎治病,从来不收钱。给村里以及外村的很多人扎过。就当做一点好事。过了一会郑老伯觉得没有事了,就打算起程。老人要帮着郑老伯拿东西。郑老伯不好意思让老人家替自己拿,再说了郑老伯当时也就三十多岁,四十不到,怎么能让老人替自己拿东西呢?老人见郑老伯执意不肯,便让年轻人与郑老伯交换一下东西拿。年轻人扛着有二十斤重的一个口袋。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着话。到后半夜,老人到了山下的亲戚家。分手时郑老伯告诉老人家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自己的姓名。到了第二年郑老伯村里过庙会时,老人和年轻人来到了郑老伯家。老人并且送给郑老伯一个很精致的三棱针,教给郑老伯几种常见病的扎法。从那以后,郑老伯就与老人、年轻人走成了亲戚,每年都会互相到对方家里去看看,或住上几天,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老人传给他的医术,后来还真用上了。村里人或者在外边工地上干活时,遇到老人说的病症,郑老伯就会按照老人教的方法,进行治疗,还是很灵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郑老伯外出,到了山西省一处乡村,顺便搭乘了一辆拖拉机,车上坐着十几个人。那时公交车还比较少,很多偏远的地方没有通公交车,一般是每个乡政府所在地才通有一趟公交车。很多不顺着大公路的乡村,人们外出都是搭乘农用的拖拉机,或者马车。当时农用拖拉机是允许载人的,谁在路上走着,见有农用车过来,招招手,一般都会停下来让坐的。这天走着走着,车上有一位中年人突然觉得肚子很难受,疼痛难忍,头上直冒汗。车上的人都有些慌了,不知所措。车上有中年人的同村的乡邻,问怎么了,说早晨一块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这里离卫生院比较远,这可怎么办。开车的就赶紧停下车,怕是坐车吹的,或是颠簸造成的。车上没有其他懂医术的人,郑老伯就凑过去,按照老人教的方法看了看,说了自己的判断,然后问中年人怕不怕扎针。中年人说,不怕扎针,只要能够不让自己疼就行了,自己简直有些受不了了,都想躺到地上打滚。郑老伯平时也会随身带着老人传给自己的针,以备自己或者遇到了需要自己救助的人,随时就可以救人。就按照老人教的方法,扎了几个地方。出了点黑色的血。一会儿就止住疼了。大家都夸郑老伯是神医。郑老伯忙劝住大家不要这么说。自己不是专门学医的,然后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会扎针的经历,大家都很惊奇,也很欣慰。郑老伯说没想到老人传给自己的方法,不光能够救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感到自己很幸运,也更感激老人的无私地传授。

  2

  有一年冬天里的一天,郑老伯从山西往回走,打算住到前面还有五六里路的一个村的亲戚家里。可是这天带的东西比较重,走到现在这个村里,人们早都收工回家,家家户户已经掌灯,准备吃晚饭了。他累得实在受不了,便坐在一户人家门前的石块上休息。这时房子的主人,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出来了,见到郑老伯,就问怎么在这里坐着。郑老伯说自己是河北邢台人,打算赶到前面的村子亲戚家住。老人说,今天就别往前边的村子去了,还有好几里山路,最近这里晚上有狼,说郑老伯自己一个人走,没有一个帮手,不安全。老人让郑老伯住到自己家里,明天再走。郑老伯有些不好意思打搅人家,毕竟不认识,没有打过交道。可是老人执意要让郑老伯住下,说郑老伯不住下来的话,就一会派人送郑老伯,要不自己不放心。郑老伯觉得那样给人家找的麻烦更大,人家把自己送到亲戚家,再回来,既耽误很长时间,影响人家休息,夜也就更深了,可能还会给人家带来危险。郑老伯便答应住下来。老人便把郑老伯让到家里,让郑老伯吃饭,给郑老伯烧热炕,拿出新被子让郑老伯盖。第二天早上,又给郑老伯做了早饭,吃过后,才让郑老伯走。郑老伯很感激,要给人家钱,主人说什么也不要,给人家留点东西,人家也不肯。老人说,在他们这里,遇到有陌生人在自己家门前路过休息,都会接待的。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不能让人饿着肚子走,也不能让人摸黑走路,说那就是不道德的,违背了村里的规矩。在那个时代,郑老伯就这样认识了很多人,交往了很多的朋友,以至于成了经常来往的亲戚。那时候,民风淳朴,社会风气也好。

  而现在外出,别说晚上,就是大白天,在行人稀少的地方,看到前面有人,反倒不敢走了,因为现在干坏事的人多了,你不知道前边的人是劫道的,骗钱的、还是逃犯。人和人之间没有了信任,少了温暖,少了亲情,多了猜疑。

  前几年,浆水镇这里过庙会。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庙会,距离邢台比较近的山西省的和顺县、昔阳县的很多人也来赶庙会。在人来人往的山路上,就有几个年轻人劫道。劫走了很多来赶庙会的人身上的钱物。附近村的有的商贩晚上回家也有被劫的。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有很多人不敢来赶庙会了。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郑老伯到市里办事,这天来到商店买点东西。他一进商店,发现有个小偷在一位顾客身后掏钱包。郑老伯就大喊一声:“有小偷!”商店里的营业员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还在和顾客谈生意。商店里有不少顾客,只见大家看看自己的包和兜没有事,又看看郑老伯,应该有好几个顾客看到了小偷,可是没有人吭声,很麻木,很淡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无动于衷。被偷的顾客像是发现了小偷在偷自己的包,瞅了一下身旁,马上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一样,任凭小偷的手往衣兜里掏。郑老伯觉得很奇怪。在六七十年代,几乎见不到小偷。如果发现有人偷东西,往往人们会理直气壮,挺身而出;偶然有人喊一声有小偷,只要听见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奋不顾身的去抓小偷。郑老伯多么希望商店里的人们和自己一起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啊!可是现在人们的反应很冷淡。小偷狠狠地瞪了郑老伯一眼。郑老伯见人们没有反应,仍然没有退缩,对小偷喊:“瞪什么瞪,瞪我你也是小偷。你也偷钱包了。”小偷毕竟胆怯,匆忙间钱包掉在地上,小偷跑了。郑老伯上前把钱包捡起来,交给被偷者。被偷者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人家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急急忙忙走了。郑老伯很不理解,人们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只要与自己无关,就会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郑老伯心里很憋屈。也没有什么心情欣赏商店的货物,觉得商店里的人,好像都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就像自己是个怪物一样。郑老伯走出商店,茫然的在大街上走。自己帮人制止了小偷,挽回了损失,没有成就感,没有开心,反倒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很多的疑惑在心里翻腾。

  郑老伯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走出商店应该有两三站地了,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大哥”。他没有理会,觉得自己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不可能是喊自己的。他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接着又听到了几声呼叫。看看身边没有别的人,他停下来,转过身子。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出现在面前。他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刚才在商店里被小偷掏钱包的、自己帮着把钱包捡起来交还给的那位妇女吗?他有些纳闷,又有些好奇,不知道这位妇女怎么出现在自己的身后。他默默的站着。只见那位妇女先开了口:“大哥,你是从乡下来的吧?”郑老伯回答是乡下来的。这位妇女说:“谢谢你,要不是你今天钱包就没了。”郑老伯说不用谢,问这位妇女是不是自己当时也发现被偷钱包了。这位妇女说了经过。自己来商店站到柜台处正在看里边的货物,就觉得有人跟在自己后边掏自己的衣兜。自己知道遇上小偷了,可是自己不敢吭声。因为现在的小偷很厉害,不光偷钱包,如果被发现了,或者喊叫了,小偷们身上还带着凶器,还伤人呢!

  郑老伯说:“那小偷也太猖狂了。”

  妇女接着介绍说,自己的邻居就因为被小偷掏钱包时,喊了一声,被小偷扎伤了。小偷还经常有同伙,有放风的,有下手的。这些商店里的服务员,很多都认识小偷。他们也不敢吭声。小偷们有的是流窜性的,也有很多有自己的范围,经常在固定的商店里、汽车上等地方作案。

  郑老伯问:“小偷这么厉害,那公安部门就不管管吗?”

  妇女说,公安部门没有人管。其实只要在一个地方蹲守,半天就能抓好几个。很多小偷公安部门也知道,就是不管。还有的小偷还向公安部门的人进贡呢,与某些干警称兄道弟。如果上边说真的要抓小偷了,小偷比咱们都知道得早,就稳当几天。或者暂时到外地避一避风头。有一个小偷每天在某公交车上扒窃,有一天这位妇女的一个亲戚坐某路车,钱包被掏了。这个亲戚给一个熟人说了是在某公交车上丢的,这个熟人是另外一路班车上的司机,跟该路车上的司机都是一个单位的很熟,就问了这位亲戚是个什么样的钱包,当时坐车时亲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对自己的这位亲戚说,给问一下,没想到两天后把钱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这位亲戚。亲戚问怎么要回来的。人家说司机跟小偷都很熟,只要说是把自己的朋友的钱包掏了,什么长相,多大岁数,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钱包,小偷就给送回来了。

  妇女说,今天在商店里的这个小偷应该是流窜性的,手还比较生,看着你很执着,自己跑了。妇女从商店出来后,悄悄观察了周围,没有什么异常。便在附近等着郑老伯从商店出来,要给这位好心人提个醒,便悄悄地跟着走了这么远,确定了没有小偷或者同伙跟随自己和郑老伯,自己才放了心。便跟上来。妇女建议郑老伯今后不要轻易的管这样的闲事,现在市里很复杂,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

  听了这妇女的一番话,郑老伯很吃惊。没想到过去安定的、充满正义的局面,在毛主席去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会变成这样。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怎么成了好人怕坏人了。郑老伯告别了妇女,心里更加烦闷,一连多少天想不明白,过去常说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年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郑老伯想不明白。

  后来国家终于进行了长时间的严打, 才使这种局面有所扭转。

  3

  与郑老伯一起来的李老师讲到,在1976年以前,农村里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夏天晚上经常开着门睡觉,自己家里和大门上是没有锁子的,甚至自己家的柜子上也不上锁子。那时没有人丢东西,生产队里的很多用具,没有分下去的粮食都在院里或场上堆着,也没有人随便拿。那时谁要是拿了别人的东西,拿了集体的东西,是很丢人的。在思想意识里是维护集体,关心别人,学雷锋,做好事,那社会环境真的是就像毛主席诗里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

  李老师接过话讲,自己当时还在上小学时,冬天下了雪,不管是在寒假假期,还是平时,早晨起来就和大人一起把自己门前路上的雪扫出一条道,然后就跑到学校扫雪,不用老师组织,大家就是很主动的去做,在心里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如果哪一次自己去晚了,干的少了,没有人批评自己,自己就觉得很不自在,很不好意思,就觉得像欠了别人的几百块钱一样,或者偷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发现了一样,感到惭愧、内疚很长时间,就要想法在别的事上多干点。还主动帮助村里的五保户,军烈属家扫雪。经常是把人家门前的雪扫了,还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如果人家知道表扬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会认为自己图虚荣,图表扬。当时有句很盛行的话,叫做“做好事不留名”。用古人的一句话,叫做“欲人知其善不是真善”。村里人也是主动垫路,帮助邻居,如果看到了一些小的活,哪里的地堾子坏了,队里的排子车不好用了,就主动进行修理。村里出现过多次,麦田某块地里的麦子没有收完,有人在晚上借着月光把麦子割下来,等着第二天队里派人往回收。队长找不到做好事的人,有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商量着做的,大家就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往外说。

  李老师后来在市郊教过学,说起当时的情况时,那里的同事也是一样赞叹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素质高。也经常是自发地做好事。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局面就完全变了,人们开始变得自私,偷鸡摸狗的事就经常发生。李老师讲到自己一个亲戚,在村边住着,过去家门上也从来不上锁,可是后来就经常丢东西。家里门和大门上都上了锁,好了一段时间。后来一般的锁子不行,就都换成了最大号的实心的锁子,还不行。八几年过完麦天,打得麦子装了三十多袋子,在家的一个屋子里的里垛着,可是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几十袋子麦子全丢了。在周围的很多村子里都丢过粮食,几乎什么都丢,农用家具,家庭用品,喂的牲畜,猪羊,牛马驴骡,都丢过。村里人每天胆战心惊的。过去是夜不闭户,现在很多人家,是白天紧锁大门,或者人在家里,也插着大门。门上窗上都安上了防盗网,或者加固了钢筋棍。

  4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次郑老伯进城办事,顺便往回买了些东西。身后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兜,也很重,吃力的走着。有一个快四十来岁的男人,穿衣打扮也很入时,看着也很和气,面容也很清秀,文气,像个地地道道的人。走到郑老伯身边,问郑老伯往什么地方走。郑老伯如实回答往前面的长途汽车站走。那个男子说,自己也往汽车站走,顺路,要帮郑老伯拿东西。开始郑老伯没有同意,不愿意随便麻烦陌生人,欠人家的人情。虽然早就听人说现在骗子很多,出门要当心,虽然也有警惕性,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但是郑老伯平时很少到市里来,仔细端详了这位一番,看着对方说话态度也很诚恳,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说话不着边的人。用郑老伯多年历练的见多识广的眼光看,对方也不像个坏人,最后还是相信了对方。郑老伯觉得过去帮人拿东西,那是经常的事,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到处都有。郑老伯觉得自己可能遇上活雷锋了。就让对方帮自己拿手里提着的兜。对方给郑老伯寒暄了几句,然后说自己到前边还有点事,先走几步,会在车站口等郑老伯。郑老伯便同意了。那位男子提着兜很快的往前走了。郑老伯也尽力加快了脚步,可是由于自己背得东西确实很重,再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腿脚毕竟没有年轻人走得快,不一会功夫,看不到年轻人了。郑老伯隐隐有一点担心,可是还是往好处想。等郑老伯急急忙忙赶到车站口时,看不到那位男子。就到里边找,也没有。这下有些慌了。在这里等车的正好有自己的乡邻,就让人家给看着东西,车站里里外找了好几遍,都没有。他把自己刚才的事给乡邻说了。乡邻说,可能是遇到骗子了。就到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接案的人懒洋洋的,待理不理的,说这么点小事,不值得立案。人家不光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还责怪郑老伯自己不小心,还说没有时间管郑老伯这些小事,大事还管不过来呢。郑老伯心里很生气,公安部门不就是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吗?人民群众养着你们,国家养着你们,就让你们什么事也不干,什么是大事,过去讲,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大事,人民群众是主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衣食父母,工作人员是公仆,现在公仆比主人横,需要主人求仆人,对于这样的人,就该扇他耳刮子。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批评过这种人:“有的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现在竟然是这样的国家工作人员,郑老伯又生气,又很不理解。

  李老师说,最近见报刊上有下边一段话:

  共产党人的政治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也作为衡量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讲政治的根本标准。

  李老师说,这话说得很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如果真的各级政府部门,每个共产党员都能照着去做,就好了。

  这几年国家机关的工作态度、精神面貌有了不小的转变,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还是相差很远,还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现在觉得过去毛主席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国家面临的需要改进的问题很多,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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