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发昌：南街村实践的普遍意义
核心提示：南街村“高福利低工资”的分配暨基本消费生活方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是一个伟大创举。
200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三期刊载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的文章：《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才有社会主义新农村》。文章介绍了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和美好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证明了列宁关于用恢复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办法，走迂回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正确含义和“新经济政策”的伟大作用。
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市场经济在使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使我们共产党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有资产有所流失，贫富差距显现，盲目生产、无序竞争所造成的浪费，只顾赚钱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恶性质量事故与不安全事故的发生，商品产销中的弄虚作假等等。都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比如腐败现象，已经大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一些人“一切围着金钱转”和急功近利有碍人心凝聚;黄、毒、赌沉滓翻动，土洋迷信死灰复燃，以及道德水平滑坡，为世人所忧虑;各种违法犯罪，影响着社会稳定等等。思想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以至于要变科学社会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噪声甚嚣尘上，说“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义。然后就江泽民同志如何，胡锦涛同志如何。都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23页) 经济理论方面，“近些年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学科教育与西方接轨，淡化或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科教育中的指导地位，在不少地方，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的教学中已经基本上是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及其翻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也几乎失去了对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及时和有效遏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乃至政策服务，将由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或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垄断。如果真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中国必将简单重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的附庸。”(《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七期120页) 政治理论方面，鼓吹政治多元化、崇尚西方民主，反对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不断花样翻新。
综观社会生活，积极的、真善美的事物尽管也可能有不与金钱相关的现象，但一切消极的、假丑恶事物，几乎全部与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消极现象、假丑恶的事物则几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8页)
就是说，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所提供的机遇和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已到了关键时期。南街村的实践为我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经验。
党中央自“十五大”以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在向前推进，比如取消农业税及发放农业补贴，实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险，免收农村学生杂费等社会福利政策，使广大群众共享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文化宣传上，叫停了不少低俗影视广播节目。思想理论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重新得到重视。比如2006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重起基础作用和指导作用。特别是今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三期刊登的，宣传南街村人民在王宏斌同志带领下，以“外圆内方”的策略，创造性地实践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为我们有效地利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来的有益经验和生活模式，让为共产主义奋斗着的人们眼前大亮。
南街村“高福利低工资”的分配暨基本消费生活方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是一个伟大创举。她如同太阳初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在虽然还不够十分完美的南街村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日益完美地生产生活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成功经验和革命理论。
一、南街村生活模式的普遍意义
人类进行生产，目的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受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制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分配表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为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给付的一定工资。工资表明的是“劳动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一卷342、343页)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取得尽量多的剩余价值，不惜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常常使工人生活处于非人境地。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资本家发生冲突，以使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现代资产阶级已多少改变了一些早期的做法，实施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缓解了一些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发展使然，并不是资产阶级发了善心。但却是一种社会进步。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商品生产，实行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一致的，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整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在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中，要把“劳动价格”尽可能维持在高一些的水平，而不能维持在“最低工资额”上，这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日益好一些，并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上多投入一些，才能形成好体质、高素质、精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大军，使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南街村创造性的“高福利低工资”分配暨消费生活方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与示范效应。
南街村的实践表明，在一个地方、一个法人企业、单位的经济收入中，可以用于所有职工一家人人均消费5000元以上时，就可以而且应该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生活消费方式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所取得的社会和谐，更进一步促进了南街村的发展。5000元，是南街村2005年的消费标准，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线。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每个地方、单位都必须一样的标准，是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和单位情况、物价变化而变化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家人(按平均五口计)人均收入已达到5000元以上的单位，已不是个别。国有工商业方面的不少行业，如石油、石化、供电、电信、金融、铁路、高速公路、冶金、机械、电器、教育、媒体、医疗等法人单位的职工，以及国家公务员等等，家庭人均收入，已经基本能达到或超过了这一数目。有些行业、单位职工年收入七、八、十几万元的也已不少。但这些钱分散到个人手里以后，却无法与南街村集体消费模式的优越性相比拟。这种集体消费，可以解决很多大问题。南街村靠它“破解了社会上面临的住房、教育就医三大难题”。比如，南街村的医疗费用仅占消费总额的16%，教育费用占9%。而那些分散了的可消费额达到或超过了南街村的人们中，却还有不少人为“三大难题”伤脑筋。因为一个家庭即使有几十上百万元钱，也禁不起一人的一场大病或一件突发事情的折腾。还有教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人的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住房问题也是需要几十年的投入才能解决的。还有赡养老人，更是义不容辞地责任。这里的后顾之忧是人所共有的，精神上的负担也是挥之不去的。即使有几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财产的人，还要想到后代子孙，而一旦破产则是身无分文!在基本生活上没有长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时，传统观念是不会轻易退出人们大脑的。南街村正是有了这种保障机制，才使南街村人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众。
南街村之所以能创造性地实行全新的集体消费生活模式，是因为他们那里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和农业经济了，她已是年产值12亿元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的南街村集团”，是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紧密结合，已消除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新型社会结构了。
所以，那些收入已经较高的工商行政教育媒体医疗等单位，是可以分期分批地在消费品分配上实现南街村生活模式的。这里有个住房问题，可能在有些单位尚未完全解决，但也不会是什么严重问题了。即使有些企业或单位还有问题，也可以或者像南街村那样逐年建设，或者到房产商那里购置。甚至可以鼓励企业或单位与附近的农村“联姻”，与那里的农业结合起来，把农民变为企业职工，用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生产高质量的生活消费品，并可合法地利用土地修建住宅，乃至修建厂房扩大再生产。这样，以一个个企业、单位的力量，既可以反哺一定数量的农业，带动农业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又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问题。在学习南街村的分配和消费生活模式时，企业、单位可以自己生产或采购大宗大件消费品，而对于小件零碎的消费品，亦可通过银行卡那样的形式，每家的卡上有一定标准的货币额，让人们自己去社会商业机构挑选，如现在人们到超市一样。这样人们生活得会更自由、更惬意一些。也要从政策上鼓励那些职工收入已达到南街村水平的大型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自愿对职工实行南街村的消费生活模式。工人群众的工作稳定了，生活有保障了，后顾之忧消除了，会更积极地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让“老板”赚更多钱。使企业得到更大发展。
对于整个农村，要他们每个行政村都像南街村那样，靠自身的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去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消费生活模式，是不现实的。因为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社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中国海洋大学陈国恒教授在《论当前我国社会领域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化解对策》中，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这个世界上农村居民最多、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既不能走英国圈地运动消灭小生产的道路，也没有条件走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业道路，更不能走日、韩的小农经济的窄路，而只能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农村经济集体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适度规模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30页) 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是循着价值规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用残酷手段剥夺农民利益实现的。而我们需要的是利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力量反哺农业，有计划地逐步实现“农工商一体化、经营适度规模化”。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及现代化，是在农民、农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基础上实现的。即使是当前，有多少农民工拿着很低的工资在为城市工商企业打工?苦脏累险不说，又没有多少劳动保障可言。第二、每个行政村都靠自己实现“农工商一体化”，会有很大困难。一是农村既具备先进思想又具有发展经济能力的带头人不足。二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规模化、专业化，才能充分发挥高科技、新工具、新材料、新工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实现效益最大化。若仅在一个一个几千口人、几千亩地的小村庄范围内，靠他们自身的工业化改造农村经济，不但速度会很慢，而且还可能形成很多低水平的重复生产，以及环境破坏、恶性竞争等。第三、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也己经有力量开始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发挥了国家(省、市、县)、企业和农村自身三个积极性，南街村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会在全国推广开来。这当然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严格按照经济规律，有计划实行。这样，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努力，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屹立在世界东方。这里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在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会有不少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的问题，出路将会是：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直接生产人员可能会相对减少，但会产生许多新的生产领域;而为生产、生活服务(第三产业)的人员、社会和企业管理人员则会相对增加。㈡、中国的地理状况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可以组织产业大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规律、成比例、有计划地向荒山秃岭、沙漠荒原开战，改造穷山恶水：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旅游的则办旅游。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已能够无土栽培，所以也可以向水域扩展，既能净化水源，又可增加物质资料来源。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总会有足够事情可做的。
对于城市低收入企业，要帮助和促使他们发展生产，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即最后补足生活必需份额)，使城市低收入群众也逐步实现南街村那样的消费生活方式。
国家公务员(包括军队干部)的消费生活方式，应该更快更早一些抓紧研究实行南街村生活模式的方案。特别是在高中级干部中，则更应抓紧。这将会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反对和防止腐败的关键所在。对干部、对事业都是大好事。当前公务员中，大部分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收入和家庭人均可消费金额，已不会低于南街村了。加上他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和不得不经常面对的困惑——形形色色、防不胜防的行贿者，实行起来比企业应相对容易些。
实行南街村这样的集体消费生活模式，开始时也只能像南街村那样，靠一个个企业、单位自己组织实施。会增加一些工作量。但随着实施的企业、单位的增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可能会形成以居住同一社区的不同企业、单位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或者会产生专门的“生活服务公司”也未可知。那时，只需企业、单位或政府把人们的消费额转移到某个社区或服务公司就可以了。企业、单位则可以一门心思组织好生产经营和干好工作了。
在实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南街村的“十四项福利”，保障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无虞。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还不仅只是如此就行了。它还应该使那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更大贡献的人们，待遇可以高一些。比如科学家、专家、企业家、劳动模范或技术尖子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因为工作需要，可以坐高级轿车等等。而且这些工作上的待遇可以延续至退休并直止寿终正寝;他们的家庭直系成员的生活，如子女养育、赡养老人，也要合理合法地比一般社会成员的标准高一些，多享受一点，可以住大一些的房子，用好一些的家具等。是人们大都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物质资料的丰富程度，还达不到所有成员同时同样的满足。所以分配上还承认差别，并不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所以，在工资分配这一块，也可以不必“人人都领250元工资”，也可以有所差别。这就像不可能要求人民群众一下子都成为雷锋一样，也不能强求所有干部一下子都成为王宏斌同志(我也相信会有很多共产党员、领导同志与王宏斌同志一样，是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为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受传统观念影响程度和所处环境等不一样，所以，人们的觉悟不可能同时达到同一先进境界。而生产力要不断发展，社会要不断进步，人们的能力又有很大差别，所以，社会主义才需要按劳分配。因此，可以让贡献大者，再通过工资分配多得到一些。甚至可以按贡献大小，公开、透明地给予非党员的企业家、领导干部与科学家、专家、劳动模范或技术尖子们一定的财富如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元。实际上他们也不一定用得上这些钱，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罢了。激励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贡献。对于观念上一下子转不过弯，又确实有卓越能力研究科技、发展经济的共产党员，只要自己提出申请，也可以照此办理。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南街村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配方式有三大优点：⑴、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分配方式，对于群众就是最有形、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方式……。⑵、有利于教育村民树立公心，遏制私心。目前，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全部实现了公有，生活资料70%是集体供给。村民们不再为占有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为占有生活资料产生私心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产生私心的空间越小，树立公心的氛围就越浓，集体大家庭的观念就树立得越牢固。⑶、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全村没有一个暴发户，也没有一家贫困户;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而上不起学，也没一个因缺钱而不能就医的病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页) 在分配问题上，一定要像南街村那样坚持“公平合理”和“公开透明”，并强化统计监督工作，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和谐、快速发展。
二、基本生产模式问题
利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初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策略。他说，从1921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营手段、经营方式、经营方法，”到1921年秋天又“认识到我们退得还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604、605页) 完成了由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转换。(参见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两篇)、《论粮食税》、《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员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等文章——《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434——700) 由于列宁不幸早逝，没有来得及对“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而斯大林又“没有多少辩证法”(毛泽东语)，加上历史环境，“新经济政策”在不知不觉中僵化，苏联经济成了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的“四不像”，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困境。
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了“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得到了活力，经过近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南街村“外圆内方”的策略，我认为正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就是说，在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下，社会主义国家中从事商品生产的法人企业，应严格按照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制订严密地计划(或者叫按照订货单需要)，遵循生产规律组织生产。内部的严密计划性，是一切商品生企业(法人)组织生产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之一，叫做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企业内部严密计划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者虽然自由，想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想生产什么商品就生产什么商品，但要生产多少商品却不得不按照“合同”即市场需求生产。不然的话，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积压会使他们无可挽救地陷入破产境地。这就是资本的趋利本性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使商品生产企业内部严密的生产计划总难以完全奏效，使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一个又一个企业无可奈何地破产。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目的是靠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建成社会主义，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去组织商品生产，进行市场交换，经济才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资料。
坚持科学发展，首先就是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事物，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然的话，比如在经济发展上，若完全按西方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模式，那么，经济危机和企业破产的教训，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南街村2003——2005年遇到的困难，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南街村靠“内方”的力量，靠全体共产党员、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和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119页) 而资本主义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很少能逃过破产的厄运。是应该而且可以避免的教训。
所以，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要遵照科学的比例和严密地计划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比如那些只顾赚钱而破坏环境的生产，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一哄而上同一种项目的重复生产，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违背人性的生产，以及带来的恶性竞争等等，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所以，我们应该科学地、冷静地深入研究全国近三十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南街村的经验和教训，以达成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共识。
比如对“光看南街村的发展，别问南街村的贷款”的偏见，(《大河报·七日财富》第230期) 似乎南街村贷款就是大逆不道。借外力发展生产，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规律之一。南街村从事“外圆”的商品生产，为什么就不能借一些钱呢?难道人民银行的资金，只能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使用，而南街村用一点就值得大惊小怪吗?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什么性质的商品生产企业，都应该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限度的贷款，而决不能依赖它。
再比如对于按比例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不能谁一提它，就是要恢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尚处于必然阶段因而存在明显缺陷、又在特定环境中起过很大作用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缺陷是，两大部类生产的失衡、积累与消费的失衡、计划的刚性有余〈高度集中、统得过多〉而灵活性不足及违背价格规律等)。正如不能像过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市场经济一样，现在也不宜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计划经济。不成比例何谈“协调发展”，不按计划怎样“可持续发展”?况且，真正的计划经济毕竟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我们有责任为她积累经验。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又有了国内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还有了南街村“外圆内方”的经验和教训;再加上世界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把一般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或价值规律同按比例、有计划规律结合起来，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
科学发展还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着的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工具、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都要求生产在组织起来即社会化、规模化的基础上，才能高效运行。比如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大公司跨国经营，西欧联合暨“欧元”经济区的产生，以及现代企业经营所需要的“团队精神”等，都是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本质要求。再比如河南濮阳市的西辛庄，在一个具有先进理念和卓越才能的带头人李连成同志带领下，把群众组织起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规律(如股份制)，用不多的启动资金，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一个发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河报》2007年9月1日第十三版)
三、党的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
南街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紧党组织自身建设的三项经验，是新时期基层党组织都应借鉴的经验。
㈠、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经济运营的领导是历史的需要。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经济的领导，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因为经济是基础，它决定上层建筑和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南街村党组织在1981——1983年“当甩手掌柜”的时候，村经济和党组织的威信等都陷入了低潮。到“1984初，党组织依法收回了两个村办企业的个人承包权，带领群众迈向了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1984年，南街村村办企业的产值只有70万元，2005年的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21年增长了1700多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118页)这充分说明，党组织只要掌握了经济的领导权和经营的决策权，就能保证公有经济不断、快速、良好地发展。
同战争时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是一个道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而“枪杆子”必须听党指挥;经济是基础，它决定政治，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和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目标，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因为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政治的目标是符合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目标。
战争时期党组织的负责人，哪一个只是纯政治家而不同时又是军事家?又有几个军事指挥员不同时又是合格的政治工作者!而在经济建设时期，我们基层党组织和领导者为什么要只从事政治工作呢?这就是说，公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者，在必须是合格政治工作者的同时，也必须成为经济专家，才能真正使党组织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行使好公有财产的所有权、经济发展的领导权和经营活动的决策权，使经济的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行各业公有企业的党组织领导成员，都应该成为当家理财的行家里手。就是说，法人企业的党组织领导成员，都应该是既懂政治、会做思想工作，又懂经济、会做管理工作的领导者，把公有经济的领导权和经营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手里。以有效避免个别经理人(执行者)把经营导入歧途。在这方面应该学习资本主义企业、民营企业的董事会制度，经理人只是执行董事会决策的人，而不是可以天马行空者。现在我们的有些国有企业，党组织只从事政治领导，对经理(厂长)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保驾护航作用”，而显得软弱无力。试想，南街村党组织若不是政治领导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都很强的领导集体，或者如果没有对经济的领导权、决策权，是不可能率先“达到了和谐社会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8页) 这当然不是一切由党委书记当家，它与厂长(经理)一人说了算一样，都是不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同样适用于经济工作。生产中的指挥权和经营中的紧急事件处置权，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决策权不是一码事。是否要干一件事是决策权;怎样干好这件事是指挥权。两权应该分置，责任不容混淆。世界各国所有成功的商品生产企业的经验都是证明。
㈡、“坚持对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以及“把群众培养成为具有集体观念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新型农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120页) 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语)，只要“工资部分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供给部分体现了'按需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页) 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取得更加明显的效果。我们的党组织要与时俱进，根据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要下大力气、耐心细致、持久不懈地做，要采取灵活多样，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做，让大家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让矛盾及时化解，使人人心情舒畅。思想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强项，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只要我们像南街村那样，继承优良传统，创新工作方法，就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意义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方面，只要坚持了正常的组织制度，严肃纪律，强化监督，反腐倡廉，坚持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即可。这是我们党成立八十多年来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之路。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加强理想教育、政治教育的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经营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作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全体共产党员都培养成为既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又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掌握了高新科学技术的先锋战士。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2007年9月7日草、10月8日第一稿
后记：本文是为十七大召开前写给十七大秘书处的建言，于大会开幕日从邮局挂号发出(经查询已收到却无回音!) 后一个偶然性机会在2007年《河南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11丶12期上连载，也没有什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