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会不会损害基本人权?

作者: 杨百胜 日期: 2019-05-01 来源: 红歌会网

  转基因是由美国孟山都等公司开发的,旨在减少农作物病虫害和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最新生物科技,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质疑和抵制,仅在我国被大量引进和推广,用于生产转基因食品和药品。由于该技术尚未经过严格论证和充分试验,其用于食品和药品领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危及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存亡绝续,已引起国人的广泛担心和忧虑。本文拟从生存权和知情权角度阐述转基因技术与人权保障之间的重大关联,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引进转基因技术、生产转基因食品和药品是不合适的、危险的,是对国家和人民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希望通过本文的呼吁,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对转基因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为了民族的未来,人民的幸福,必须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让转基因到处泛滥,使祖国和人民成为某些国家推行转基因技术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一、转基因相关知识

  (一)什么是转基因

  基因是决定物种生命现象的最基本因子,是最基本的遗传物质。转基因,也称生物技术,就是将某生物物种基因分离的基因片段,植入另外一个生物物种的基因组,从而部分改变该生物物种的性状,实现人类某种目的的现代高新科学技术。转基因作物,就是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人类传统作物如水稻、玉米、小麦、蔬菜、果树等,从而人工加快遗传育种进度,其突出特点是子一代有优势,子二代以后表现不如常规种子,因此不能留种。转基因技术用于农业,其出发点是减少农药使用,减少环境污染,或提高作物水分、养分利用效率。转基因食品是用转基因生物品种制作的食品,是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从而获得具有特定性状的改良生物品种及其制成品。

  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转基因还存在着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国际上对于转基因农作物及其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9年11月,中国有关部门批准水稻、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安全证书,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二)转基因与杂交有什么区别?

  转基因与杂交有本质上的不同。杂交多发生在同种、同属或同科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近,如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野生稻与水稻杂交,但都是稻属这个植物。杂交最远发生在属间,科间就需要人帮助了。而转基因是不同的类群(生物类群中的界有三大类,动物界,植物界,微生物界,界以下分别是门,纲,目,科,属,种)之间,如将深海里的鱼的基因转到西红柿,微生物的基因转移到水稻里去。杂交在自然界可自然发生,不同界之间的杂交是零概率事件。生命进化到今天,绝对不可能发生人与水稻的基因交流,但转基因技术可以办到,如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甚至转基因人在转基因技术非常成熟的今天完全有可能产生[1]。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转基因是“武器化”的生物杂交,是将自然界发生的零概率事件变成大概率事件;而杂交还是基本尊重了自然界的生物遗传规律,是比较保守的育种手段,不会发生跨界(动物、植物、微生物、病毒等生物界之间)的问题。

  (三)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第一,转基因作物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例如,一些盐碱地、沼泽地、热带雨林以及某寄生虫分布的区域,以前原本不适合农业种植,但由于转基因作物出现,科学家向作物中转入了耐盐碱、耐高温、耐高湿、抗病虫害的基因,在这些地区种植转基因作物,就使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造成物种减少、退化乃至灭绝,使原有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

  第二,转基因生物对非目标生物尤其有益生物产生危害。释放到环境中的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除对害虫和病菌致毒外,对环境中的许多有益生物也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甚至会导致一些有益生物死亡。另外,转基因生物将增加目标害虫的的抵抗性,刺激害虫进化,这就加大了害虫控制的难度。转基因抗虫棉在第一、第二代时,对棉铃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在第三代、第四代后,棉铃虫就对转基因棉产生了抗性。专家警告说,如果这种具有转基因抗性的害虫变成具有抵抗性的“超级害虫”,就需要喷洒更多的农药,将对农田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危害。这是因为,在转基因作物推广中,那些有益生物被消灭了。

  第三,降低生物多样性和食物多样性。保持食物多样性是减少疫病侵袭的重要措施。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入侵性和污染性(基因突变和基因漂移),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导致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食物多样性降低,从而加大食物安全隐患。

  第四,转基因导致“超级杂草”。农业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演变来的,长期以来,作物与杂草就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状态。“锄禾日当午”就说明,传统农耕控制杂草是“斩草”而不“除根”的,即杂草也发挥了控制水土流失、保持土壤水分的生态作用。但抗除草剂作物出现后,其目的是要消灭杂草,这样杂草就与人类发明的这一技术强烈的抗争,因为生存是一切物质最基本的本能,消灭一个物种不付出残酷的代价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杂草并不会按照人类的意愿自愿消失,而是采取更强有力的对策产生进化。更有意思的,杂草会将人类转入作物中的抗草甘膦基因“俘获”武装自己,成为人类难以去除的“超级杂草”。

  (四)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迄今为止,已有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奥地利、瑞典、比利时、芬兰、德国等国科学家,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人体和生态环境具有多种潜在不利影响。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第一,转基因作物作为“新物种”侵占新环境,表现不折不扣的入侵性。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转基因生物,这是按照人的意志合成的“怪物”。它们因其体内有特殊基因,具更强的竞争性和入侵性。植入抗虫基因的作物,比一般的作物更能抵抗病虫害袭击。长此下去,转基因作物将取代原来的作物,造成品种(系)丧失。除此之外,转基因公司为了强化转基因作物的“入侵”能力,还发明了专用除草剂、化肥,将别的作物视为杂草“除之而后快”,更加剧了转基因作物入侵危害。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业,一旦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危害后,想恢复原来的传统种植体系“已基本不可能”的根本原因。

  第二,转基因作物产生基因环境污染。转基因植物通过花粉进行基因转移(漂移),导致非转基因植物受到污染。

  第三,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普通消费者最担心的,也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作为食品进入市场,对人体将会产生某些毒理作用和过敏反应。

  (五)转基因作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产量

  转基因作物能够提高产量是支持转基因技术人士手中的一张王牌。据华中农业大学介绍,他们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品系主要优点是控制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害虫。实验证明可减少80%化学农药用量,提高约8%的产量。[2]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转基因作物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而间接增产。转基因技术应该有直接增产的潜力,将来直接能够提高产量和品质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可能会出现,但是现在还不具备条件,还离不开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的呵护。因此,抛开转基因增产的客观条件,单强调转基因能够增产是不科学的。

  有人归纳了转基因的六大危害,分别是:

  1、转基因作物本身能演变为农田杂草。

  2、通过基因漂流影响其他物种。

  3、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4、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过敏反应。

  5、抗生素标记基因能使人和动物产生抗药性。

  6、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毒性。[3]

  二、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各种担忧和质疑

  转基因技术被用于生物实验和食品与药品领域的活动引起了世界范围广泛的关注,人们普遍对于转基因技术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存在担忧。国际上包括我国国内出现了生物有害论、产业阴谋论和种族灭绝论等各种观点与质疑,应引起相当程度的重视。

  (一)生物有害论。认为转基因食品药品对于人体的健康有着潜在的和不可预知的风险,包括一般情况下可能的身体病变、基因突变等,以及严重情况下的生育能力丧失的风险。据资料证实,由于基因漂移,蜜蜂受到转基因花粉的影响,在美国已经大量消失。而在我国,老鼠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特别是山西、吉林和湖北等地(笔者观察的结果,湖北大学附近曾经经常出没的老鼠在最近2、3年内已经灭绝)的老鼠据证实已基本灭绝。[4]

  由此可见,转基因的危害性是巨大的,难以预估的,对于繁殖力极强的老鼠可以很快让其毙命,对于人体而言,转基因则是慢性毒药:第一代会发生机能退化、皮肤过敏等症状,第二代身材变得短小或畸形,第三代则完全丧失生育能力。转基因食品药品对人体的危害潜伏期很长,一般都在10-50年以上。因此有人甚至预计,如果我国在大量引进转基因技术,全面推广转基因主粮,而不加任何防范的情况下,不出50年,中华民族将会因为转基因的毒害而彻底灭绝。

  2007年,法国科学家研究证实,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出厂的转基因玉米,对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转基因玉米用在小白鼠身上,会损害其免疫系统。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5]

  同时,有很多学者认为,对于转基因的特性,包括优点和缺陷以及它的风险性,需要进行充分的证实和证伪,在没有完全排除其危险性,证实其有益性的情况下去大范围推广转基因,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坚决抵制。所谓证实,是指必须通过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药品)的生产确实无害,可以放心食用;所谓证伪,是指必须通过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药品)生产确实有益,能够杀灭病虫害,大面积提高产量,并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大量实验的结果证明,转基因食品生产不仅增产潜力十分有限,在丰年仅提高产量8%左右,而且危害很大,完全达不到孟山都等公司所宣传的无毒、无害,可大量增产的目标。[6]

  (二)产业阴谋论。认为西方生物资本意图通过控制转基因技术(包括生物种子),达到控制我国(或世界)粮食生产,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发动粮食战争,搞乱我国(或国际)经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由于转基因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生物资本孟山都等公司手中,其中暗藏大量知识产权(专利权)陷阱[7]。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不存在问题,但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8]

  因此,从粮食安全和产业战略角度考虑,为避免落入西方生物资本所设置的知识产权(包含几十项专利技术)陷阱,我们必须慎重对待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药品。即使实验证明转基因技术和食品药品无任何害处,国家的粮食安全如果完全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对于13亿中国人民来说,也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粮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弄的不好,一旦西方生物资本发动粮食战争,政治动乱和社会灾难马上就会降临中华大地。

  (三)种族灭绝论。认为西方生物资本不仅通过控制转基因技术控制我国粮食生产和产业安全,获取巨额垄断暴利,其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灭绝整个中华民族(也包括欧美以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让中国人在食用转基因食品药品中慢性自杀,让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资料显示,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在密谋如何用高技术手段来消灭所谓垃圾人口,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所谓“高技术”手段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等。其中最好的武器就是基因武器,因为基因武器可以有选择地对垃圾人口进行清理。生化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隐蔽性,被攻击者稀里糊涂不知道下毒手的敌人是谁。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当今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美英等国的现实政策与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美英等国的政策效果似乎正在印证这次会议的共识。”[9]

  上述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各种担忧和质疑,从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和爱国者的角度来讲都是不无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针对转基因发生的种种问题,有学者发出强烈呼吁,我们必须彻底认清转基因的危害和阴谋,禁绝转基因技术和食品药品在我国的蔓延,保护中华民族长久存续、避免子孙后代遭到灭顶之灾。“西方诸国连动物都不容许喂食的严令禁止的转基因粮食,非洲国家面对国际救援组织的无偿提供,宁愿饿死也不接受的转基因粮食,上海世博会严禁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中央单独成立食品特供中心想方设法避开的转基因食品,我国为何还要花钱大量进口呢?难道可以为了少数人的一己私利,而置13亿同胞的生命,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吗?”[10]

  三、转基因与人权保护

  所谓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或实际享有的或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等。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所应享有的资格与法律地位。人权包括了应有人权(又称理想人权、道德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等。

  人权根据不同标准,可以进行不同分类。如根据主体数量多少来划分,可将人权分为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根据内容来划分,可将人权分为生存权与发展权;根据范围来划分,可将人权分为世界人权与国别人权;根据人权实现的程度来划分,可将人权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等等。

  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药品的生产事关全体国人的身家性命和切身利益,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未来,在如此重大的现实问题上,必须切实贯彻落实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这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国人权实现的基本形式之一。

  (一)转基因与知情权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right to know”。台湾将其译为知的权利和资讯权。在我国通常称为知悉权、了解权或者得知权,是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11]

  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基石,它有诸多益处,它能增加食物产量,改善食物品质,还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控制成熟期,改变食物营养成分,发展功能食品,转基因作物可以抗病虫害等。反对者则认为,人为地改变生物的基因结构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潜在危险。[12]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未知的,在转基因食品已经生产并上市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知情权具有正当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因此,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无论商品的优点和缺点,均应向消费者如实地介绍,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民只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知情权,才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消费者要自主做出选择,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转基因食品,市场上哪些是转基因食品,它的优缺点有那些,它可能的危害是什么。消费者如果不知情,自主选择就成为了盲目选择。消费者是理性主体,有权利在获得真实、充分信息的前提下,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做出独立的判断。面对转基因食品,是选择还是放弃,应由消费者自己决定。[13]

  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保障:一是转基因信息披露制度,二是转基因商品标签管理制度。

  1、转基因信息披露制度

  在转基因信息披露问题上,国家有关部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履行相应职责,要么隐瞒相关信息,要么散布虚假不实信息。公众在信息获取上完全是被动的,不完全的,不对等的。消费者既不能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药品的特性,而且还被大量虚假信息(其中包括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代言人散布的虚假信息)所包围。譬如,有了传统杂交稻,转基因技术的引进是否还有必要?转基因技术是否完全有益而无害?益处有多大?危险性有多高?相关部门是否对这些转基因食品药品的特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有效试验?试验是否包含了证实和证伪两个方面?为什么中央机关的食品需要特供,而让广大民众来充当实验的小白鼠?为什么上海世博会要严格检测,不让外国人吃到转基因食品?为什么那些整天到处吹嘘转基因食品如何安全的专家教授和学者自己却从来不吃转基因食品?对于事关全体中国老百姓乃至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转基因技术之引进是否需要依法公开进行?是否需要向群众公开说明相关情况?如果食用转基因食品药品后出现了重大事故和灾难究竟由谁负责?责任如何承担?等等,这一切的疑问公众并没有被给予明确清晰的答案,甚至很多问题被完全蒙在鼓里。

  我们认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凡是事关百姓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应赋予其充分的知情权,只有信息公开披露了,百姓和群众以及广大消费者才能充分了解和参与有关问题的论证,明确利害,最终做出有利自己的决定。而现在政府部门的做法完全是暗箱操作,不经严格程序,盲目引进转基因技术,生产转基因食品药品,同时不经过合法程序随意批准和颁布所谓安全生产证书,让广大消费者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在不能确定转基因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这些决定将会造成极其严重、难以弥补的后果。

  转基因问题的听证会是公众在该问题上享有知情权的民主基础和具体表现,而进行充分、即时和有效的信息披露则是政府部门应尽的责任,也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必要手段。因此,作为引进转基因技术和生产转基因食品药品的重大决定,绝不能仅仅由政府部门暗箱操作,而必须依照民主法治原则,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完全知情并参与的情况下,公开透明进行。其中,进行转基因听证会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既然要推广某种事情,支持方就应该回避,应该让反对方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地充分发表自己的反对理由,也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及将来潜在的风险性。”[14]此外,相应的转基因立法必须跟上,并且内容应向消费者和群众全部公开。

  2、转基因商品标签管理制度

  转基因标签管理制度是直接有效的管理转基因食品药品的重要方法。这种制度可以很好地避免信息不对称(信息偏在),使转基因食品药品的消费者简单地通过标签信息就可以很好地辨识转基因商品和非转基因商品的区别,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该制度将很好地体现生产者在转基因问题上对广大消费者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的承诺与责任,是转基因消费领域民主的重要表现。

  对转基因商品采取的标签通常有两种:强制性标签和自愿性标签。强制性标签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条例、管理办法的形式要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以便与传统食品区分开来。否则不能进行生产或销售,违反规定的要依法进行处理。自愿性标签是指国家不强制要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由他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包括市场行情、竞争对手的市场策略、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国家政策等)自愿选择是否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15]

  目前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反对强制性标签,提倡自愿性标签外,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如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都实行强制性标签管理制度。我国对于转基因商品也应采取强制性标签制度,立足点应以保障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办法。包括: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3月农业部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要求凡是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同时要按危害程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分级;以及2002年7月卫生部颁布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2002年7月1日起,对“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进行标识,等。虽然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药品领域已经制定了大量法规条例,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更重要的还是看其执行力度和执法效果,如果仍然像在其它很多消费领域那样,假冒伪劣泛滥,屡禁不绝、屡打不止,仍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那么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仍将得不到有效保障,法律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二)转基因与生存权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同时,人民要生存就必须享有自卫权。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体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不仅包含个体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凌辱,还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不遭掠夺、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保障和不断提高。《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对生存权的理解目前已形成三种意义。广义的生存权,是指包括生命在内的诸权利总称;中义的生存权,是指解决丰衣足食问题,即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狭义的生存权,系指社会弱者的请求权,即那些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生活来源而向政府提出物质请求,政府有义务来满足其请求从而保障其生存尊严的权利。

  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所说的生存权,不仅是指个体享有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和个体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而且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特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会被外来势力或外来民族通过转基因手段而招致全体灭绝的后果,为保卫自身安全和永久存续享有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权利,如食品药品选择权、反转基因权、自卫权、自保权等,这些也是生存权中所应当包含的内容。在当下,我们理解生存权不能过于狭隘,应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命运和全局高度去思考。由于转基因的诞生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不能将之仅仅看成一种简单的食品和药品,或者一种简单的生物科技,而应从国家的生物安全、产业安全和种族安全的角度认真审视这一外来事物。

  首先,从生物安全的角度考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生存权的第一要义和基本前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由于转基因技术没有经过长时间严格检验,目前还很不成熟,风险太大,因此贸然引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和进行商业化种植、推广主粮转基因化等,将会严重危及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如果我们在转基因问题上无法保障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话,那么所谓保障消费者的生存权就将无从谈起。

  目前,美国孟山都公司已经公开承认第一代转基因技术失败,认为转基因技术并不安全。美国政府也明确提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现在不马上改变思路和做法,转基因技术很可能就此夭折,转基因技术需要全面反思。

  “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转向,正从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转变到‘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的框架中”。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和全世界正在脱下神话的外衣。美国科学家表示:“转基因作物远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没有转基因技术公司所承诺的那么神灵。”医生特别提示,要人们尽量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就在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报告,强烈建议: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且“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美国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院得出的结论是,“转基因食品和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不是了无关系的,而是存在着因果的关系。”[16]

  其次,从产业安全的角度考虑,粮食产业安全是保障人民生存权利的必要条件。如果我国在不掌握转基因完整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盲目引进国外生物资本的转基因技术,即使转基因技术并不存在缺陷和安全隐患,我国也将陷入技术和知识产权垄断的双重陷阱,无法形成自主的粮食定价权,一旦发生世界粮食战争,将陷入彻底被动,在严重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甚至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民众的生存权了,到时只会天下大乱。因此,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自主研发或引进的相关决定,必须慎之又慎。应当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长远布局,既要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又不能完全丢弃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转基因品种,在充分考虑国情、征求群众意见的情况下,也可适当引进。这样,我国的粮食产业安全才能通过多渠道、多样化生产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才能最终落实,即使在未来的世界粮食战争中,我国也会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从人种或种族安全的角度考虑,控制转基因技术,保证粮食安全是保障中华民族种族延续,文明传承的重要条件。没有了自主农业,不能保证我国的粮食产业安全,全面引进他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粮食,人民的生存权就将时刻面临外国生物资本的威胁,中华民族的崛起会产生巨大障碍与阻力。

  《俄证实:转基因使动物三代绝种》一文为我们在引进转基因技术上敲响了警钟:

  在2010年4月15日至6月5日,在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的环境危害防御活动中宣布了一项独立研究的结果。科学家已经证明:转基因生物对哺乳动物是有害的,可以使动物第三代绝种。研究人员发现,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动物将失去繁殖能力。Alexei Surov博士说:“我们将仓鼠分成若干组,在笼中成对以普通食物喂养。我们在第一组不添加任何(豆类)食物,另一组(加)喂非转基因成分的大豆,第三组的含有一些转基因成分,第四组喂大量的转基因食品。监控它们的行为、体重变化以及产仔时间。起初,一切顺利。但是当从幼仔中选择了新的并继续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喂养时,我们注意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这些子代仓鼠成长缓慢,性成熟缓慢。当他们生出下一代仓鼠时我们称其为第三代。用转基因食品喂养的仓鼠没有生出下一代,这证明它们失去了生育能力。”

  科学家们还发现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危害。第三代仓鼠的口中长出了毛发,(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还不清楚。目前研究人员还不明白为什么动物食用转基因食品时,会产生破坏性的效果。他们说,只有通过停止吃这些食品才可以消除这些影响。因此,科学家建议禁止转基因食品,直到它们被证明具有生物安全性。

  俄罗斯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与法国和奥地利的一致。其中,在法国,当科学家认为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有害后,立即禁止其生产和销售。进行这项研究的科学家指出,目前要对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长远危害下一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他们坚持认为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建议在莫斯科附近的“安全基因科技”创新中心——“Skolkovo”,实施该项目。[17]

  英国科学家普兹泰在生物技术领域工作35年,是转基因方面的顶级专家。上个世纪90年代,爱尔兰农业部门委托他进行一项转基因土豆的研究,孟山都公司称其天然无污染,还防虫害。但普兹泰博士用转基因土豆喂养小白鼠110天后,得出的结论令他深感不安:食用转基因土豆的老鼠个头比普通老鼠小得多,更让人担心的是,老鼠的肝脏和心脏甚至脑部都比正常老鼠小,免疫系统更加脆弱。[18]

  因此,作为同样是哺乳动物的人类,在食用了转基因食品和药品后,会不会发生三代绝种的情况,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认为在生存权中包含种族延续权和文明传承权,应是生存权的题中应有之意。西方生物资本为了地球上少数所谓精英集团的利益,利用转基因技术来消灭过剩人口(垃圾人口)的图谋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图谋和行动已经着手进行了几十年,目前利用在转基因技术上的突破,灭绝地球80%以上人口,转基因技术就成为他们的绝好利器。作为受转基因技术影响最大,将来可能受转基因技术之害最深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讲,对于西方国家的图谋不可不防。

  总结:总体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谨慎态度,并就转基因研究和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种植、加工过程管理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市场销售等问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由于人类科学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些法律法规仍将无法保证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斑蝶事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还有我国山西、吉林和湖北的老鼠灭绝事件,以及越来越多的事实均表明,转基因食品安全和“基因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19]

  笔者认为,转基因技术与知情(选择)权、生存权有着密切联系,在我国,是否发展或引进转基因技术,一定要依法公开透明进行,必须举行全民听证会,一方面要考虑转基因技术本身的特性,包括其是否有利于物种改良,是否不存在人们所普遍担心的生物安全与疾病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引进转基因技术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陷阱,是否会对我国粮食产业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对于很多民间学者认为国外生物资本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是为了进行种族灭绝的阴谋的问题,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加以考虑,在必要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风险的相应准备。

  同时,基于转基因这一复杂而又有着巨大影响的主题,笔者认为,对于生存权的内涵需要重新审视和考察,必须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种族安全的战略高度,适时拓展和充实生存权的内容,不仅包含传统生存权的生命延续权、人格尊严权等内涵,也应加入新的内容,如知情同意权、选择权、反转基因权、自卫权、自保权、种族延续权、文明传承权等。只有拓展生存权的内涵,才能既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又能很好地保障基本人权的顺利实现,只有内涵丰富而完整的生存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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