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霞:乡村书写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读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作者: 黄霞 日期: 2018-02-25 来源: 文艺理论与批评

  实话说,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再三犹疑并且羞愧。因为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纯粹从“知识”角度而言),我和黄灯一样都清晰地感受到,在当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不再与真实生活和生命体验发生联系的空洞概念。不要说它已然不具备反叛压制、为民请命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就连其最底线的功能——反哺自己来处的知识谱系与精神体系——也成了难以企及的标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这里面固然有某些社会和历史原因,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充任了“污名化”的主体:从角色认同的自我疏离与断裂,到人文道义的隔膜与回避,到价值失范的默认与漠视……这一切都导致“知识分子”的内涵不断被抽空和异化。

  但是,我依然坚信“知识分子精神”的存在。就文学领域而言,这种坚信在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出现过。读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时,我再次确认,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不仅存在,而且有延续与发展的可能。这并不是表面化地说梁鸿和黄灯都是文学博士,都写乡村,而是说,在她们冷静节制的凝视性写作中,本身就蕴含着知识分子坚定的批判性立场和反思性态度。这种坚定迫使我们从浮光掠影的城市生活中转身,直面她们一撇一捺庄重写下的千疮百孔的乡村现实,感受这现实对我们无所不在的冲击与裹挟。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乡村”成了知识分子书写的重要对象。面对赋予自我以血缘、身份与族群关系的土地,身居城市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可谓错综复杂。鲁迅、台静农、许钦文等人的批判性和启蒙性写作与沈从文、废名的牧歌式和抒情式写作形成迥异的两极,其中也不乏叶圣陶、柔石、叶紫、吴组缃等描绘乡村贫贱苦难的写实性书写,为20世纪前期的中国乡土留下了一份“证词”和“文献”。及至80年代的“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文学,乡村与“革命”、“经济”、“传统”之间的多元联系得以呈现。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价值判断是分化的,饱含着个人经验。在他们笔下,乡村固然存在痼疾和鄙陋,但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鼓荡其间。

  随着90年代以来权力和资本对乡村的抽取与遮蔽,随着知识分子精神被压制、删削,乐观明亮的乡村书写逐渐消失,“乡村文明的溃败”(孟繁华语)已成无法回避的现实。近年来,乡村问题引人关注。“梁庄”系列、“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引发了一轮轮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2016年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借助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走红。对她来说,这并不意外,而是时间和经历沉淀的自然结果。她写乡村并不始于彼时,而是早到2006年她开始在《天涯》发表返乡笔记,早到2004年她与杨胜刚相识之后目睹的农村败景,更可以追溯到她童年的乡村记忆和家族起源。颇有意味的是,不论是黄灯还是其他作者,这几年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乡村书写都是非虚构作品,这与上世纪作为虚构叙事存在的“乡村”大相径庭。

  这一变化并不难理解。当非虚构以更为“真实”、更具“戏剧化”的方式使得小说的叙事功能相形见绌时,它自然就拥有了比虚构更强韧的生命力,也就能够捕捉和收获更多的阅读流量。此处,我们需要追索的问题是:在今天,“乡村”何以成了知识分子展现情怀与立场的重要的甚至所余无多的场域?知识分子又当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乡村书写中重建并确证其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角色属性?

  当下,电子媒介相当发达,貌似提供了多元化的话语平台,事实上它们能够承载的大多是话语的泡沫,真正如“光骨头”般结实的东西,往往有被判为“危险品”而遭删除之虞。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紧迫地感受到,言说空间正在趋向紧缩与逼仄,言说对象正在大面积地自我消隐或被矫饰。而“乡村”,这一在超验秩序中被废弃和边缘化(意味着管控相对较少)的场域,则以集中了农村/城市、传统/现代、贫穷/富裕、保守/开放等种种尖锐冲突的存在样态激活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加之目前思想界、学术界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乡村背景,因此,介入这个场域进行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回馈乡村的最适当、最能发挥所长的方式,也能够将他们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表达的思索予以正当、有效的宣示。

  乡村书写本身就具有“知识分子性”,因为中国任何一个乡村的苦人们都是“天聋地哑”的,他们受尽苦辛磨难也从未想过、也不敢去想、也无法去想如何在体制中将这一切进行切实呈现。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人”,一个与他们共享血缘/情感/风险共同体,同时又具备现代知识谱系的“人”,才能将他们遭受的褫夺、丧失、苦难、绝望清楚地展现出来。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书写是“回望”式和“俯看”式的,如黄灯所说:“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大地上的亲人》便是这样一种姿态的产物。它的体例相当特殊:有详细的口述实录,有对乡村现状的实地考察,还有对生活于城市的作者与生活于乡村的亲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描述,它们在以作者的评论为底托的架构上,获得了立体化、多层化的合理性分布。为了避免“亲人视角”的书写陷于感伤慨叹和情绪化,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黄灯警惕着、拒绝了精英式、和解式的态度,以谦卑的沉浸式写作而非生硬的侵入式将每一个亲人的面相描摹出来。即便是在写到他们所遭遇的挫败和绝境时,也依然保持着节制。以我对黄灯纯朴、坦率、诚挚性格的了解,这样的写作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漫长的折磨。

  今天,当我们再来读费孝通作于70年前的《乡土中国》时,会觉得那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桃花源:族裔共居、安土重迁、熟人交往、礼治秩序。即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毁灭性的冲击后,这个乡土社会依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这样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今天,土地被肢解、挪移为资本链条中最低端、最原始但回报率又最高的成本,其基本功能遭到掠夺和篡改。因此,依赖于它的人们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附着于此的乡村伦理也就走向了解体。《大地上的亲人》以详实的笔墨记录了这个不断下降和循环的恶化过程:婆婆靠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养活儿女,儿女们成年后,土地的产出却再也无法养活一家人;老家由于修建造纸厂,土地被污染,无法耕种,连饮用水也成了问题,进厂工作的三哥在事故中被卷去一条腿;因乡村治理的无序,患有尿毒症的农民成为吸毒贩毒的主体,其病体成为逃脱刑罚的天然防护,这无疑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生存形态。作者以尽量克制的笔调讲述了当下乡村的本质性困境,展示着她的一个重要判断:亲人们在大地上无尽劳苦,但古老的土地不再予以他们相应的回馈,反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累赘甚至是毒瘤。

  今天,任何一种乡村书写都无法回避“农民工进城”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和政治体制里被赋以“城市化进程”的美名而理直气壮地将种种恶果强加于农民家庭。黄灯对这个问题的感触尤为深刻,《大地上的亲人》写到了与她生命有着种种联系的三个村庄:作为儿媳身份介入的湖北省孝感市丰三村,作为祖籍的湖南省汨罗市凤形村,作为受宠的孙侄辈度过无忧童年的汨罗市隘口村。但这三个村庄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在失去土地的身心相寄之后,亲人们只能去城里打工,而城市由于体制之乱、人心之恶、生存之艰,又将这些卑微的生命连同其后代子嗣都碾作了时代车轮下的尘埃:夫家的姐姐、姐夫因政府工程款被拖欠而导致一家人陷入庞大的债务;能干精明的彩凤叔在广州塘厦的城中村开了蒸菜馆,眼看生意顺利发展,却因成本急剧上升而面临关门的结局;表弟鲁智找不到工作只好抢包,在恶劣的环境中又沾染上赌博、吸毒,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黄灯将亲人们与生活和命运博弈的辛苦、艰苦、痛苦一笔笔写来,将他们的善与恶、爱与痛、渴望与追求、希冀与绝望一一裸呈于现代性的发展轨道之中,让我们看到光鲜亮丽的城市表面下隐藏着的“人”的悲剧。她并不因亲人的“作恶”而抛弃之——因为那“恶”其来有自,并非他们的本性;她也不因亲人的卑微而困窘——在目睹堂弟职培经历城市的欺压侮辱而依然保持淡定乐观时,她就决意穿过其时自己正在其中读博的中山大学高筑的围墙,去到并不遥远的塘厦村,与那里的亲人们相见、相认、相聚,与他们一起度过共在异乡的节日与苦境。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惮于裸露自己的软肋的,重要的是如何将这软肋转化为一种力量,让它不被浮泛的时代洪流冲走,这必须借助于主体强大的思辨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和学术的综合视野。如果说“亲人”是黄灯的软肋,那么,她需要做的不是耽溺于亲人们的创伤性呈现,而是要“直面问题,寻找路径”。《大地上的亲人》延展出的“问题”是广阔的、深远的,它不独包括如上所述的土地、乡村和农民工问题,还有基于作者及其丈夫的经历带来的思考。黄灯和杨胜刚都是在90年代初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农二代”,他们的身份和生存方式已经脱离了乡村,他们已在城市获得了一席之地。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表妹鸿霞和从打工仔重新回到学校的表弟李炫的经历也可以说明,教育能够为亲人提供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黄灯通过对年轻的侄子辈的观察,不无悲凉地发现,在当下,农村孩子通过读书突破阶层固化的上升通道已经被堵死了,这不是指学费,而是指读书的结果。事实上,她还发现,这种观念在农村早已根深蒂固,父母的想法是“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主动放弃了读书这条路,恶性循环之下的农村教学资源也在急剧流失。像黄灯父亲那样30年坚守乡村教师岗位者已不复存在,像黄灯父亲的考上外地大学的学生们那样回乡建构未来道路并付诸实践的人生,也将成为无法复制的孤版,即使这样的建构只是想象性的,只是停留在知识与情感的层面上。

  因此,在今天,作为一个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想要为大地上的亲人们“寻找路径”就变得格外曲折和艰难。黄灯通过记录与思考尝试性地给出了一些出自经验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尚在模糊阶段和成形之中。她的经验首先来自对年轻的堂表弟妹和侄子辈的观察,她发现他们虽然在打工的收支平衡、勤劳的自觉程度等方面无法与长辈相比,但其对新世界和生活的切身认知、对人生道路的认识,都比长辈来得更加明确和理性。其次,在黄灯的考察中,仅存无多的“路径”的最佳可能性来自亲人之间的相互救助。在“熟人社会”逐渐崩塌的中国乡村,这依然是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炎培、职培重新定位的人生,鲁智脱离绝境的新生活,都离不开亲人的鼎力支持。饶有意味的是,当我们都认为“城市-乡村”的经济输入是单向度运行时,黄灯却给出了反向的例子。她在广州买房,向城里的同学和朋友借钱步步维艰,最后还是亲人们东拼西凑才交了首付,否则,她肯定会成为接踵而至的高房价的牺牲品。而最为重要的、针对乡村整体而非单独个体的救助还是要依靠社会观念的进步。目前,在有些乡村,由于“非遗”项目的引入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重视,有的乡民渐渐脱离了“买码”、“赌博”、“吸毒”的可怕绝境,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黄灯看来,这最后一条路径,无疑是具有普泛性和可操作性的。它可以帮助亲人们获得抵挡城市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免疫力,让他们真正对未来有乐观和可见的预期,这比物质性资助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

  我以为,《大地上的亲人》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具有强烈的自足性与启喻性:从发现问题到呈现问题到提出解决问题的尝试性方案,黄灯都以扎实的文字给予了诚恳记录。而在今天,任何一个直面现实的知识分子恐怕都无法否认黄灯对于“城/乡”关系的论断:“乡村和城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村庄发烧了,那是因为城市发炎了;村庄呻吟了,那是因为城市疼痛了;村庄病象深重了,那是因为城市病入膏肓了。村庄和城市的关系,原本就是互相滋养、二位一体的关系,应该能够顺畅地进行能量交换,让双方在互相尊重、平视的基础上真诚对话。”即使“平等”在目前无法实现,但说出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真相,就是一个改变故土和亲人命运的开端。

  最后,我还是要回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上来:今天,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坐在书斋里进行宏大抽象的阐述论证是容易的,而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工作却不那么容易。显然,在当下这个更青睐炫目的话语泡沫而鄙弃认真的写作和写作者的时代,这些细微却重要的工作是无法在短期内获效的。因此,黄灯的写作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行走于时代废墟之中看到的景象的表达。她看到了,她经历了,她必须要讲出亲人们和与亲人们有着同等遭遇的中国农民的苦境。这种讲述,既是过程,也是目的,舍此无它。仅仅因为这一点,黄灯和她的同行者就值得尊敬。我相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是,也只能是在这些勇敢、诚实的“时代的敌人”的书写中累积和叠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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