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土地财政

作者: 田传浩 日期: 2018-09-26 来源: 韬睿财富读书会

  

  当代中国的土地财政

  公共服务需要财政支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资本”的策略。所谓“以土地换资本”,在工业用地领域里,是以低廉甚至免费的土地价格吸引资本,以为本地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在经营性房地产开发领域里,一些城市采取了不饱和供地策略,尽可能卖出高地价。

  在这个模式中,地方政府大量出让工业用地,通过经营性用地出让获得的土地财政收益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激励为城市新移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城市福利,从而造成(户籍)人口城市化显著滞后于土地城市化。2001至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55%,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为6.20%,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为7.40%。

  然而,这个现象仅仅是2000年之后才逐渐出现在中国城市的一种特殊图景。2000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土地制度框架(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征地制度等等)并没有发生大转折,地方政府竞争、干部考核和激励等制度也维持稳定。很显然,以上现象变化背后的原因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

  (一)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到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

  新中国成立后,希望尽快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常落后的时期,主要通过从农村汲取资源以满足国家发展所需的财政支持。除了继承农业帝国的皇粮国税之外,政府还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人民公社、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低价从农村收购粮食、高价将城市工业产品(如化肥、农药)销售到农村,国家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

  在这个时期,相比较而言,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比重很低。1982年,农业各税收入为29.4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同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288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6.2%。据陈锡文估计,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1985年统购统销结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大约为6000亿至8000亿元。王梦奎估计,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拿走5823.74亿元,年平均为200亿至300亿元。(陈锡文,生于1950年,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梦奎,生于1938年,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编注)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工商业提供的税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以及关税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由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因此中国没有征收土地财产税。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机制逐渐取代计划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1985年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汲取财政资源的模式难以持续。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来到城市就业和生活,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和改善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仅仅依靠传统的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1980至2000年,仅仅依靠预算内税收,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地方财政被称为“吃饭财政”,仅仅给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就让很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地方财政无力负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逐渐加快,“大兴土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地方政府为城市建设筹集到了大量财政资金。究其原因,在于土地财政的兴起。土地财政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土地财政,特指狭义的土地财政,主要包括了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房地产的相关税费和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依据的土地金融。(参见图2)

  

  图2:当代中国土地财政的内涵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地方土地储备创新

  中国一直是属地化管理,是由地方财政负责本地的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早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商品供不应求,给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促进了各种类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地方带来了数量可观的财政收入。然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市场需求由供不应求转向了供需逐渐平衡,市场竞争加剧,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被淘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面临破产。它们不仅不能创造利润和税收,还需要地方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补贴,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1991年,苏联解体。如何避免苏联的教训成为中国需要考虑的重大议题。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共同撰写的《国家能力报告》指出,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强枝弱干和国家能力的丧失是莫斯科失去对地方控制的重要原因。强化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的财政汲取能力是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方向。他们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王绍光,1993年时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教授。胡鞍钢,1993年时于美国莫瑞州立大学[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学系担任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编注)

  1994年,中国进行了财政分权改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将较好的税源收归中央,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个体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这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

  财政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然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效率下降、纷纷破产,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加入不敷出。乡镇打白条、乱收费、乱摊派现象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演越烈。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痛陈当时“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次上书轰动一时。

  国企改革需要安置下岗职工,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无力负担,土地储备制度应运而生。在这个制度下,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供应,通过卖地收入解决了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安置补偿所需的资金。土地储备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创造财政收入,因此得到了各个地方政府的学习和模仿,很快就在中国大部分城市推广开来。与土地储备制度推广相伴的,是城市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制度的全面展开。

  由于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供应,政府可以通过在经营性用地出让中地招拍挂制度实现土地出让价格的最大化。供应垄断、需求竞争更加激烈的城市经营性用地出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土地财政收入。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比如杭州市),2006年的预算外收入总额已经接近预算内收入。其中,预算外收入中的7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收入。

 

  住房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土地价格剪刀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多个亚洲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危机迅速传导到中国。如果中国也跟着选择人民币贬值,可以保持出口,但压力将由欧洲和美国承担。

  此时,中国正在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和美国、欧洲等国家的艰巨谈判。为了树立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形象,中国做出了货币不贬值的承诺,造成对外出口大幅度萎缩,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传统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和内需,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增加投资、拉动内需就成了关键。朱镕基提出,确立房地产和汽车为两大支柱产业,试图通过增加居民的住房和汽车消费来拉动内需。在福利分房体系下,城市居民缺乏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房的激励。因此,为了促进房地产的发展,中国终结了延续了四十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增城市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增加,收入增长的城市家庭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住房的需求,城市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交量和成交价格迅速攀升。城市化与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对城市住宅用地的巨大需求。

  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土地价格剪刀差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建材、五金、加剧、水泥、钢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税收的快速增长。2000至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从595亿元上涨到17180亿元,上涨约28倍。土地财政收入从1432亿元增长到24646亿元,上涨了17倍。(参见图3)

  

  图3:2000-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财政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收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注:

  土地财政=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所得税(建筑业)+土地出让金。

  不过,土地财政的规模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巨大,其变化的特征和全国趋势高度一致。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较小,增长率相对较慢。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慢,人口流出,导致城市房地产市场涨幅相对东部地区比较缓慢。较低的房价,导致了降低的地价,从而导致了较低的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的土地税费。(参见图4)

  

  图4:2000-2009中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地区差异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收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土地财政规模增长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

  土地财政规模的急剧上涨,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日益严重。从全国层面来看,土地财政占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22.35%增长到2009年的75.59%。事实上,2003年这个比例就已经达到了70%左右。(参见图5)

  

  图5:全国2000-2009年土地财政(广义)占总财政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收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扭曲了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将经营性用地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大量的土地出让出入进入地方财政。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以高价获得土地资源,然后将土地抵押融资获得进一步开发运营的资本,商品房预售制度则加大了居民的债务杠杆。在这个体系下,房地产开发商的自有资金无需太高,银行贷款成了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房价逐渐上涨的背景下,银行获得了安全稳定的利益收入、房地产开发商获得了利润、购房者获得了房价的增值和住房需求的满足、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构成了一个多方共赢的财富游戏。

  作为最大的城市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银行组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然而,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房地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一旦房地产市场需求萎缩,就会导致连锁反应,房地产企业、银行和政府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商利益体系下,维持一个增长的房地产市场就成为地方政府财政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内容。

 

  土地财政带来的挑战与可能的变革

  土地财政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行土地财政导致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收入、投资和产业结构演变等形成环环相扣的格局。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土地财政对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促进地方招商引资、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进而加速地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弊端与危机也逐步涌现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土地财政是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违法案件增加,房价增速过快及城市无序扩张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土地财政还扭曲了城市的土地供应结构。2003至2009年期间全国出让的153.6万公顷土地中,工业用地78.8万公顷,占比为51.3%, 住宅业和商业用地分别为19.8万公顷和39.1万公顷,占比分别为12.9%和25.4%,其他交通水利公用设施用地总比例为10.4%。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实际上是工业用地的城市化快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然而住宅用地城市化却慢于常住人口城市化。住宅用地供应不足是导致住宅用地价格和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随着征地拆迁成本的逐渐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逐年上升,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净收益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取代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土地出让带来的净收益逐渐下降,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利益障碍随之降低。征地制度的实质性改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放宽,符合规划的集体建设用地,即使是经营性用地,也可能不经过土地征用而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相应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也将随之调整。房产税作为持有税,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稳定税源。

 

  并非科学的推断

  从历史上国家汲取资源的经验来看,不论土地税制如何改革,房产税如何开征,国家汲取资源的总量都不会下降,只会稳中上升(除非这个国家走向崩溃,缺乏能力汲取资源)。农业税的减免,是因为有其他更好的税源来替代,城乡土地剪刀差比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加在一起更多。

  按照这个逻辑,房产税并非土地财政的替代,而是现行土地财政的补充。并非开征房产税后政府从土地这个口子获得的资源降低——如果真的降低,地方政府选择房产税减免即可,毕竟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幻想房产税开征可以降低房价、地方政府可以从此逐渐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等想法都太天真,中国历史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当然,人类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幻想还是要有的,也会有一天真的实现了呢?

  

不同的土地制度,不同的经济绩效

 

  毫无疑问,土地制度存在着不同的绩效。至少在理论上,195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认为,土地公有制能够克服土地私有制的局限,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这种理论被政治决策者所接受和采纳,并纳入到国家土地制度改造中。不过,从经验上来看,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呢?

 

  简单的国际比较: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

  195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前三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中东石油国家之外,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两个国家采取了土地公有制。以色列虽然大部分土地属于国有,但仍然有私有土地。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位于27、29和30。中国大陆位于104,中国台湾位于76,中国香港位于39,日本位于48[1]。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后,实施了农村土地集体化改革和城市土地国有化改革,逐步取消了土地要素市场和农民个人自由决定土地经营的权利;日本战后在美国麦克阿瑟的领导下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收复台湾后也实施了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使得小农拥有了相对平等的土地财产权和土地经营的决策权和土地市场交易权;香港还是殖民地,归英国治理,土地名义上属于英国女王,由香港政府代为管理,实施的是99年的长期租赁制,这些土地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有效保障。

  到了198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前三十的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没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人均GDP3550美元左右[2],排在世界41名[3]; 中国大陆排在140名;中国台湾、香港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日本排名24,中国香港排名34,中国台湾排名48[4]。

  随着中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土地改革,农民又逐渐拥有了相对完整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和部分转让权),城市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也进行了分离,学习香港实施了土地批租制(长期租赁制),市场机制逐渐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了2016年,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人均GDP8929美元,排在世界67位;捷克斯洛伐克也不复存在,成为捷克(人均GDP为18286美元,37位)、斯洛伐克(16499美元,40位)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人均GDP(8113美元)排在世界70位,中国香港(43528美元)排在15位,中国台湾(22453美元)34位,日本(38917美元)排在20位。

  这个简单的比较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毕竟,导致经济增长的除了土地制度,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至少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思考。很显然,在1950年代,土地公有制国家中还是有一些经济和军事强国,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也并非孤例,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不过,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允许土地私有制的存在。美国和以色列虽然也有大量的土地属于公有,美国是联邦和州政府所有,以色列是国有,但仍然有大量的土地属于私有。二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一种方式是学习苏联,一种方式是学习美国,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例子可以进行小小的对比。在改革三十年后的1980年,实施土地公有制的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增长下降了,中国大陆则从1950年的世界104位下降到1980年的世界140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仅有14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数据。大致上可以认为,这三十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变化)严重阻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作为对比,中国台湾(76th-48th)、中国香港(39th-34th)和日本(48th-24th)的经济增长非常快,称为东亚奇迹,而这三个经济体都采取了赋予农户更加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制度。从这几个案例的简单比较来看,尊重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土地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两个罗芳村的故事

  1980s以前,中国大陆发生过几次“逃港”的风潮,主要从深圳宝安外逃到香港。据广东省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1980年,逃港事件有56.5万人次。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的大逃港主要发生在1957、1962、1972和1979年。早期,这些逃港被看成是政治问题,利用军队来管理。然而,逃港更可能是经济问题,对于底层的居民来讲更是如此。邓小平后来说“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够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1977年,邓小平来到广东,叶剑英陪同。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时,深圳有一个罗芳村,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新界罗芳村的居民大多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然后在那里生活定居。同样是农村,1978年,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8元/年.人,而对面香港罗芳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年.人,差不多是100倍的差距。这个从其他材料也可以得到佐证:1978年,宝安地区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1.20元/日.人,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当时的民谣“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等说法[5](刘火雄,2014)。

  同样的罗芳村村民,为什么在香港新界的农村收入就可以比深圳的农村收入高上接近100倍?有人说,相对留在深圳老家的农民,能够逃港成功的,都是更加有勇有谋的劳动力,所以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确实,逃港成功的劳动力可能更加有力气有谋略,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力气和谋略的差距,是否就能够解释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接近100倍的差距?很显然是不够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如果那些逃港成功的劳动力能够在当时的深圳获得和香港相近的收入,他们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其次,在当时的大陆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小,远远没有达到100倍的差距。

 

  理论争论及其不足

  有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理论,大致有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谓的决定论,并非强调只有单一的影响因素,而是认为这种因素(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因变量)的影响最为重要。文化决定论强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差异主要在于这两个经济体的文化差异。热爱工作、勤俭节约、鼓励学习、支持创新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利于个人收入提高和国家经济增长的文化,而新教、儒家等具有这些部分或者全部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

 

  文化决定论及其不足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文化因素,新教徒努力积累,消费简朴,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和投资,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不少学者和热血青年也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现代科学的进步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科举的四书五经强调对传统经典的背诵和解读,而不鼓励科学探索和创新。而现代的新儒家,通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奇迹,尤其是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指出儒家文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儒家文化中强调学习,勤俭节约,善于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学习创新。近年来,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热爱的主题。

  或许文化的影响真的持久而巨大,但很显然,文化决定论无法解释两个罗芳村的差异。毕竟,这两个罗芳村的居民同种同源,放大一点说,香港和大陆居民也是同种同源,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差异无论如何不能用文化差异来解释。

  从时间维度来看,儒家文明持续数千年,其中既有辉煌时代,比如唐、宋、明的经济发展,曾经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也有落后时光,在西欧崛起后被动挨打了多少年,差点亡国灭种。之后,又有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的儒家文化,不同的经济表现。很显然,不论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与衰退来看,还是从相近甚至相同的文化,不同地域的经济表现差异来看,文化(当然包括儒家文化)都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地理假说及其不足

  此外,是“臭名昭著”的地理决定论[6]。孟德斯鸠可能是最早提出地理决定论的学者。他发现当时的发达国家大多集中在温带地区,而贫困主要集中在热带地区,比如非洲南部和南美洲。他强调,热带气候下的人民比较懒惰,缺乏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追求创新,这就导致了贫困。后来,又有学者补充,热带地区一些特有的疾病(如疟疾)会影响健康,从而影响了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同时,热带地区的气候和土壤不利于高效率的农耕,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近年来,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理假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德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多年,他发现,虽然早期的新几内亚与欧美大陆似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文明,但是当新几内亚的孩子接触了西方教育、工业和文明之后,在技术、技能方面的表现与欧美人并无差异,很显然,种族、智商并非导致不同人类社会巨大差异的原因。当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和欧亚大陆的西班牙人在公元15世纪开始接触后,北美大陆的原住民人口减少了95%,欧亚大陆殖民者所拥有的枪炮与钢铁带来了军事上绝对优势,而更重要的是病菌,欧亚大陆殖民者身上所带的病毒杀死了北美的原住民,然而,北美原住民的病毒却对欧亚大陆殖民者并无同等的杀伤力。既然种族和智商并非两大文明之间差异的关键,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影响力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公元1500之前,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上的民族产生了枪炮和钢铁,产生了更加有杀伤力的病菌,而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的人类社会并没有生产出这样的武器?如果说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前因是农业生产和畜牧的差异,那么什么又是不同大陆上农业生产和畜牧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呢?

  戴蒙德的问题隐含着答案:地理因素是导致公元1500年之前各个大陆不同文明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地理因素导致了各个大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发展的差异。植物驯化和扩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该地区是否具有多种适合驯化的植物类型、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粮食生产所依赖的技术、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等主要因素,欧亚大陆新月沃地、东亚等几个地区由于在这些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从而比其他大陆更好的发展出了农业驯化。

  动物的驯化则依赖安娜.卡列琳娜法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动物驯化的几大特征包括:是否可以作为日常食物、生长速度、圈养中的繁殖问题、凶险的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群居结构。而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是一种幸运。动物的驯化会带来病毒的演化,导致的结果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在演化中对病毒的抵抗力更强,同时也携带了更多的可以致死的病毒——对于尚未进行过类似动物驯化的族群而言。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提高了人口密度,从而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促进了思想交流、语言和文字、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也影响了不同社会间的军事竞争和技术进步,而地理因素一方面通过影响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影响了人口密度、族群交流、国家形成等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族群交流从而影响了文字和技术的发明和扩散,从而影响了不同大陆上的文明进化。

  简略而言,各个大陆上的四个特征最重要的影响了公元1500前各个大陆社会发展的差异: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第二组差异是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与大陆的地形、地理和生态障碍等特征有关,亚欧大陆在这两个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澳洲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则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第三组差异是大陆间的传播差异,与亚欧大陆更近的地区出于更有利的地位,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而美洲和澳洲则处于不利地位。第四组差异则是人口总数和面积的差异,而人口总数实际上又和农业和畜牧业有关,在这方面,亚欧大陆仍然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虽然对于戴蒙德的问题来说,地理假说非常有说服力,但是这种假说既不能解释公元1500年之后北美洲的兴起,也不能解释亚洲大陆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如果看到1950-1970年代,南朝鲜vs北朝鲜,中国深圳(当时是宝安)vs中国香港,这些地理临近却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就知道地理假说无能为力。Acemoglu 和 Robinson(2015)做了大量的研究[7],比较了更多的临近却不同的经济表现,也认为地理假说在解释临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缺乏解释力。

  1979年,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胡继伟路过香港和广东边境,他发现“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显然,香港和广东的庄稼不一样,并非地理、文化和人种的差异。当然,就上文两个罗芳村的案例来看,地理假说和文化假说都无法成立。影响两个村庄经济收入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

  不同的土地制度,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绩效。土地制度及其绩效是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简而言之,需要回答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是“好”的。

 

  土地制度的选择

  制度重要,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同的土地制度,对应着不同的土地利用效率,不同的粮食产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甚至对应着不同的贫富差距和国家财税和军事动员能力,从而在国家的军事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而基础的角色。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如果尊重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土地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实施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更重要的,为什么有些国家和经济体会从尊重土地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转向剥夺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从而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王莽的土地国有化与井田制的改革是另外一个例子。然而,这并非我们中国独有的经验。当农业技术发明和商业兴起对土地权利的私人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时,为何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摧毁了原来的封建的共有土地产权,形成了保护封建领主土地财产权的土地私有制,封建领主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原来附属于封建领地的农奴失去了土地,被残忍的推向了城市,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西班牙的王室为了保护养羊团的利益而不愿意进行土地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从而在世界霸主的竞争中被推行了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英国取代(D. North & R. Thomas,1973)[8]。

  土地制度的选择与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重要问题。针对中国大陆1950年代开始的土地集体化改革,特殊性假说和意识形态假说都缺乏解释力。一种解释把此归因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理论无法解释苏联1930s也推行集体农场的现象。另一种解释将此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可以解决中国和苏联在土地集体化过程中的共同点,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够好。如果将目光不仅仅局限于19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改革,而看到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推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会有不同的结论。由于土地集体化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并且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制度改革取向,因此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足以解释两种不同方向的土地制度改革。此外,对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并不看好,他指出苏联1930s的集体化土地改革是失败的。同样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解释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土地集体化改革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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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与“美西方”的关系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顽石:什么样的生活不单调?(外三则)

强悍的汉奸逻辑 自力更生也要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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