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岩 :袁家村——“三无”村庄的振兴

作者: 李彦岩 日期: 2018-09-29 来源: 文明与本能

  《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2018年7月10日一7月20日,“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担任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等专业学者十二人组成,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形成系列文章。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正是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本土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

  本专题文章共10篇,原载凤凰网公益频道,“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陆续转载推送,敬请关注。今天推送的是李彦岩博士的文章《袁家村——“三无”村庄的振兴》。

  

  作者简介:李彦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治理。
 

  果真,闻名不如见面。“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交流团一行人,行至袁家村,所见,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跟随王村长漫步在村子里,十条古色古香又风格迥异的巷子,传统与现代交融,像是铺开了一幅摩登的关中风情画卷,让人沉醉。最吸引大家的,还是地道又放心的袁家村美食,看着路两边,一街吃遍关中,每家都不重样:驴拉着磨研着红彤彤的辣子、青花瓷碗里白嫩嫩的豆花、金灿灿的脆香大麻花、清爽劲道的凉皮、自制的醇香酸奶和女儿红,让人垂涎!

  边走边听王村长介绍,这个只有62户286人、占地仅500亩的袁家村,去年(2017年)的总收入是4.2亿元,纯利润1个亿,村集体收入2000万元,并吸引了来自全球的3000名创客成为袁家村的“新村民”,这个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传统产业的“三无”村庄袁家村,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让人惊艳。

  

  人头攒动的袁家村
 

  袁家村是中国众多“三无”村庄的一个缩影,从全国范围看,“三无”村庄占据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这些村庄往往变成了人口大量外流、破败凋零的空心村,而袁家村则生猛地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子。

  当下,全国都在推动乡村振兴,但对于诸多“三无”村庄,振兴什么?靠谁振兴?怎么振兴?或许,在袁家村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那其间闪烁的智慧和关键节点,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让“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干活选不出头”的烂包袁家村出现一丝转机的,是一个叫郭裕禄的人,是他,带领袁家村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上世纪70年代,郭裕禄作为袁家村的书记,他重视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打井、积肥、育良种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让袁家村告别了贫困村;80年代,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带领村民发展村办企业(如水泥厂、预制板厂等),壮大集体经济,让袁家村成为了著名的“富裕村”;不过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调整产业政策,淘汰了高污染高耗能的村办小企业,袁家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21世纪,袁家村已经沦为了一个空心村。

  饮冰十年,不凉热血。2007年,袁家村开始了二次创业,郭占武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和创业带头人,带领党支部和62户村民,继续父亲郭裕禄的事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面对困境,何去何从?这考验着党支部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紧要关头,党支部反复地琢磨和思考,甚至愿意拿出20万来向社会买“点子”。

  

  袁家村现任书记郭占武(左一)
 

  最终,破局之处,是食品安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危机,但在袁家村党支部眼中,危机背后是蕴含着商机的,如何抓住这个商机?“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成为了全体袁家村人的信念,信念得以落地的本质,是依靠“三律”平衡,分别是自律、他律和神律。

  自律体现为村民自己主动公示和承诺食物原料和制作过程,并严格遵行,只有自家吃的东西,才能卖给消费者,没有人会给自己吃不安全的食物。

  他律则是袁家村党支部对食品安全近乎“严苛”的考量:为保证食材新鲜,小吃店不许摆放冰箱;麻花炸了三锅,必须重新换油;一旦发现餐具不消毒,停业三天;若是擅自采购外面的食物原料,会被立即取消经营资格。

  神律的表现,是十分生猛的,每家小吃店门口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如果做不到食品安全的承诺,愿意让子孙受穷/全家当乞丐/降祸后代”之类的牌子,让祖先和神明来监督自己,虎毒不食子,没有人会拿后代的幸福开玩笑,虽然看起来是野路子,但不失为奇招。

  

  袁家村村民的“野路子”——发毒誓
 

  自此,袁家村以食品安全为抓手来吸引人气,从办农家乐、建小吃街,到成立作坊、合作社,再到招商引资、进城出省,袁家村的乡村旅游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操办的风生水起,村民富起来了,袁家村火起来了。

  不过在笔者看来,随着袁家村食品产业越做越大,本村的食物原料和小作坊式的加工方法,必然不能满足需求,例如,袁家村的酸奶消费额是平均10万元/天,这必然不是自家院子里养几头牛就能够满足的,靠野路子“打江山”是可以的,“坐江山”还是要引入正规军(各类食品安全质量体系),产业扩大后必然在一些环节是标准化的,但如何在标准化之外保持特色,是袁家村需要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袁家村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党支部提出方案,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表决,村集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在全体村民手中,即使面临外来投资商的巨大诱惑,袁家村从来没有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让步过。村集体的土地是合在一起开发使用的,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会平分给每家每户,清晰可量化,时刻公示,兼顾效率和公平。

  同时,为了处理好外来商户、创客和本村村民的关系,平抑彼此间贫富差距过大,袁家村成立了农民夜校、各类协会(如小吃协会、文创协会、客栈协会等)和合作社,农民夜校是大家提高业务水平、促进精神层面自省和成长的地方,协会能够发挥沟通、联络、合作的作用,合作社则是通过入股和分红来缩小彼此间收入差距(即你赚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

  回想袁家村的二次创业,12年来,依靠安全食品,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生猛美味。在这里,这种吃什么、怎么吃的看似浅显,罩得住外来创客的凌云志,拎得起本地村民的养家计,承载得了袁家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梦想,飞扬着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历史和小村庄的万丈光芒!

  

  “在乡村发现中国团队”与袁家村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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