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与我们何干?——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学习有感

作者: 荀图 日期: 2019-05-13 来源: 扎根现实的理想主义

  4月11日,借潘家恩老师到成都出差的机会,有幸邀请他到机构(和众)与诸位同事做讲座交流。同事们深受启发,交流过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篇文字是在我与大家讨论过后形成的一些想法,在此与大家分享。

  

  

  我们每次的学习会,无论什么主题,其实都和我们当下从事的事业有紧密的联系。比如这次的乡建主题学习会。

  从潘老师(潘家恩)的分享中就可以知道,百年以来,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没有停止过。甚至今天的乡村建设也是接续历史而来。因此,乡村建设不是几个人、几波人的小实验那么简单,而是绵延不绝百余年的社会建设运动。只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不同而已,而这当中,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解放后在农村的工作最为突出。

  由此可以发现,乡建实在是历代仁人志士参与社会改造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实业救国,抑或增强民力国力,还是改造社会,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乡建是带有积极社会意义的社会运动。我们都是有志于改造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的青年人,对于这样的社会运动不能不关注,不能不了解,更何况,我们的很多工作自觉不自觉的与当代乡建有关联。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时的有同事会产生怀疑,我们的工作有意义吗?我们的工作对社会有作用吗?我们的力量太小了吧,改造社会太不现实了……诸如此类,时不时的就会闪现在我们的头脑里,尤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被其他人质疑、调侃和否定的时候,更是动摇和疑惑。

  当我们学习乡建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也曾在历史出现过。如果历史的考察先辈们的乡建,我们会轻而易举的意识到,他们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困难的多,他们的所遭受的挫折、打击和非议更多,他们的所付出的代价、努力和牺牲更多……换句话说,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像绝大多数精英分子的选择一样,为那个社会和现政权服务,以换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地位,更好的“前途”,可是,中国社会怎么办?中国的未来要走向何处?

  

  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不是完人,甚至也不能算作伟人,但他们能够反复被后人提起和研究,乃是他们的实践和思想对后人依然有启发,有教益。因此,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学习前辈,是我们这些号称有志青年的责任和义务。

  我崇拜毛泽东,但我也不认为毛主席一个人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同时也要学习毛主席学习别人的态度。我们不是小孩子,总是跟人家比,看谁的偶像最了不起。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既然崇拜一个人,就应该努力学习这个人,学习的他的精神品质、能力智慧等。

  越是伟大的事业就越包含丰富的细节。从每个具体的细节来看,似乎都不那么“伟大”,甚至不那么起眼,但没有这些细节,哪里有伟大的事业?我去看珠峰的时候,雄奇的珠峰被世人所仰慕,但绝大多数都是盯着最高峰,有多少人会去注意组成珠峰的无数块山石呢?没有这些无穷多的山石,珠峰从何而来吗?

  

  很多年轻人遇到挫折后心灰意冷,一个退缩的理由就是没有意义感。客观的说,意义不是事前的既有存在,而是事后的。如果事前就追求意义,往往是求而不得。当你盯着意义做事,就发现意义似乎总也不来,当你把意义放在一边,专注工作,意义却不等自来。

  如果我们感觉缺少力量,可以去看看与我们同路的其他同志,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会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可以看看前辈,他们的过往也会给我们力量;我们并不孤立,我们与那些与我们共同理想和使命的先辈是有历史渊源的。

  当然,最终解决力量问题的不是看,也不是想,而是做。当我们用我们的工作汇聚起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有力量,如果我们的事业可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参与,那我们就会更有力量。

  

  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复制和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和再造。因此,那些在历史已有定论的评价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障碍。从某种角度和意义上说,历史评价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从当下我们的实践角度看,破除固有评价的局限,从更为丰富的角度看待和学习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的重要价值。

  潘家恩简介: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西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专家、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卢作孚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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