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的命值多少钱

作者: 竹子 日期: 2018-09-01 来源: 人间theLivings

  这些年我接触的多起异地民工死亡案件,家属都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当场拿钱走人,尽快让死者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我的故乡地处黄河下游,是历史上的“黄泛区”,穷且偏僻。

  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困,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农民工抛家离舍,将全部家当系于一身,随打工潮涌入城镇。由于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几十年来,鲜有人跟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

  我长期从事文秘和法律服务工作,时常接到一些农民工家属的求助。面对他们的哭诉,内心难免沉甸甸的。

  独生子一条命,换回6万赔偿金

  2007年春天,莲姐哭着走进我的工作室求助。她比我大两岁,不过50出头,却已是满头白发,黑瘦的脸上布满皱纹。

  莲姐说自己这辈子命苦,父母之命,让她嫁给偏僻乡下一个孤门独户的儿子。丈夫是三脚跺不出响屁的老实人,婚后她生下一个儿子,按乡里人的话说,这孩子长得“两头挺、很排场”。

  儿子是莲姐的心肝宝贝,从小就在莲姐的溺爱中长大,什么力气活都没干过。莲姐也不指望儿子在村里窝一辈子陪着她,一门心思只想供孩子考大学出人头地。可事与愿违,儿子屡考不中,熬得两个眼睛高度近视,眼镜片一年厚过一年,不得已放弃了学业。

  看儿子整天窝在家里,莲姐狠下心来,决定请村里外出打工的大人带儿子出去见见世面。岂料,儿子在省城转悠几天,居然找不到什么活儿。有文化却没文凭,还是只能去建筑工地做苦力。莲姐的儿子找到包工头,说要签劳动用工合同。包工头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用不屑的眼光盯着他,撇嘴说:“圣人蛋,一边凉快去吧!”

  这年头的工程,大多是开发商层层发包给小包工头的,他们本身都不具备企业资质,哪来的规范合同给人签呢?

  身上带的钱花光了,莲姐的儿子只好又回了老家。

  老家农村也有个小包工头,自发攒了一个建筑队,人员也不固定,就是为周围三里五村的农民翻修房屋。见村里的男人们都在建筑工地,搬砖提泥干杂活,每天也能挣上几十块钱,莲姐的儿子也就一起去了。

  农村盖房子,不像城市那样挖地基下地网,全框架钢筋水泥结构,都是挖好地基后,直接用红砖垒砌,施工现场几近原始劳作,各类防护措施也压根没有,安全隐患四处可见。没干几天,莲姐的儿子就摊上了大事故。

  那天上午,莲姐的儿子在新垒砌的屋山墙下干活,因雨后地基沉降,新砌的墙体忽然倾斜倒塌,砖堆顷刻间就将他整个人都埋了起来。等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扒拉出来,浑身已满是血污了。

  莲姐闻讯奔到现场,抱起儿子余温尚存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一夜间就白了头。

  包工头哭丧着脸,拿出3000元钱给莲姐,让她安葬儿子,剩下的事情便撒手不管了。

  3000块钱就能买儿子一条命?莲姐不甘心,一纸诉状将包工头告上法庭。包工头出庭,辩解道:“俺只是把大伙召集在一块,挣的工钱,按庄稼老土的说法,‘伸头一锄钩’,上架子垒墙的泥水匠每天开120到150元,搬砖提泥的小工每天开80至100元,谁也没多拿一分钱,凭啥叫俺一人承担?”

  法庭查明实情,依法追加当天在建筑工地干活的26名民工为协同被告,判令每人分别赔偿1900元至2500元不等;同时,将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许可证和资质的小包工队的房东,也需赔偿死者3000元。

  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除了房东外,涉案的26名被告总共赔偿62000元。

  莲姐原本还没法接受——自己独生儿子这一条命,竟然只值这么点钱?然而,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并不复杂的判决,执行起来居然那么难。

  这26名被告中,大多都是莲姐同村的老街坊,接到判决书后,大家也愤愤不平:

  “咋着,俺不偷不抢,出事了冒着被砸伤的危险去救人,到头来还得跟着爬堂台赔钱?”

  “这弄的都是啥事儿啊,救人的成了被告,真丢人到家啦!”

  众人七嘴八舌,谁都觉得冤枉,越说越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真有人家为顾脸面,不惜花更多钱去通融关系,各路亲戚都找了个遍,只为能开脱责任。面对有背景的说客们,法院执行一时陷入僵局,卷宗也只能暂且被搁置一边了。

  而更有被告,干脆一走了之,长期外出打工,家都不回了。

  莲姐哭着对我说:“法院一星期上5天班,俺天天跑去堵门,最多时一天能去7趟。法官叫俺提供被执行人藏身的地方,俺一个娘们家,去哪儿找人啊!”

  莲姐堵着法院院长的门哭闹,院长实在无奈,只能临时启动司法救助,给她批了500元救助款。此后逢年过节,政府还将莲姐视为重点救助对象,面粉、大米、食用油,多少都给一点。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年麦收季节,莲姐终于找到了一个被执行的街坊,那天,街坊正拉着新收打的麦子去粮店出售,她赶紧给执行庭打电话报信。执行人员赶到现场,给那个被执行人戴上手铐,通知家属当天将赔偿金连同执行费一块给莲姐清算了。

  等那位被依法拘传的街坊从法院回来,就堵住莲姐家的门破口大骂:“日你祖奶奶,恁些人咋不抓,就俺的软泥好挖,欺负人嘞!”

  街坊污言秽语,骂得不堪入耳。莲姐躲在家,门都不敢出。

  “俺男人要有血性,俺儿子要是活着,他敢蹬鼻子上脸骂人啊?”莲姐说话的表情,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了。

  这一次,莲姐被骂恼了,豁出去什么脸面都不顾了,就要讨回儿子的命钱。第二天,径直跑去信访部门哭诉,领导震怒,法院集中执行连抓了好几个人。剩余的被执行人也害怕了,自觉到法院交了赔偿金,这起民事赔偿案件至此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莲姐奔波了两年多,赔偿终于悉数到账,可她也把半个街道的人都给得罪了,往后的这些年,莲姐在村里走路,再没抬起过头。

  都是老街坊,赔偿金可怎么要?

  一个夏日午后,邻居小贤慌忙来家里,说他妹夫在建筑工地干活,被高空坠落的砖块砸中头部,当场就身亡了,可包工头只愿意赔偿10万元丧葬费。

  “你妹夫跟施工方签订劳动用工协议了吗?”我问小贤。

  “俺妹夫头一天去建筑工地干活,就摊上这倒霉事儿,哪有协议啊!”

  我叹了口气。

  小贤的妹夫家住在县城边,随着城区的扩建,土地被征用,成为失地农民。老实本分的妹夫不会做生意,只能跟着村里的建筑队打零工。

  出事的那天中午,刚吃过午饭,小贤的妹夫就到村子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10层楼的主体拔地而起,脚手架上却没有必备的安全网。小贤的妹夫也没有戴安全帽,刚到楼层底下,没干几分钟活儿,一块砖从楼顶跌落下来,正巧砸中头部,当时就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建筑队的包工头是小贤妹夫的邻居,弟兄几个在村子里比较有势力。小贤的妹夫家却是孤门独户,平时就不敢招惹人家,摊上这种倒霉事儿,显得更加无助。

  小贤问我,妹夫的死亡能赔偿多少钱?按照当时国家颁布的工伤赔付标准,我初步计算一下,总额应该在62万元左右。

  “包工头家里有车有房吗?”我想知道包工头有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小贤说:“有,他们家有一辆几十万元的新轿车。”

  我告诉小贤,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这事儿还是先找村干部出面协商解决。实在不行,就去县安监局和公安局报案,先让执法部门把违章建筑的工地给封了,再去法院申请对包工头的车辆进行诉讼保全。

  小贤满脸汗水急匆匆走了,隔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说,包工头同意给20万元,他妹妹不愿意。

  小贤的妹夫停丧在地,整个下午,他们家跟包工头的交涉,就像农贸市场里的买卖一样,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包工头咬牙加码到40万元。

  小贤的妹妹仍然不能接受,嚷嚷着要去报案。

  这时候,死者的老父亲发话了:“算啦,就这吧。人都冇命了,老街坊脸面值千金啊!”

  老人家面对伤子之痛,愁着身旁十几岁的独苗孙子,欲哭无泪。念及包工头都是街坊邻居,闹得太僵了,以后在人屋檐下日子咋过啊……

  一桩工伤事故酿成的命案,民不告官不究,就这样私了了。

  干了半辈子的法官,一样维权难

  我曾经在县法院做过3年兼职,主要从事法制宣传工作,时常随着各庭庭长下乡办案。

  2009年的一天上午,已经退休的经济庭郭庭长找到我,说她娘家侄子在城里一家国营化工厂的工地上打工,因没有穿戴安全防护设备,不幸从几米高的网架上掉下来,颅脑严重损伤,死在了医院。包工头躲起来不照面,赔偿也陷入了僵局。

  “您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司法程序都熟悉,这事儿还不好解决啊?”我问郭庭长。

  郭庭长叹口气,气愤地说:“俺就是知道老百姓打官司难,所以开始不想走法律程序,让包工头一次性赔偿20万元。没想到,这事儿谈崩啦。”

  出事后,包工头开始还组织人将侄子送往医院,缴纳了住院费。后来见人死了,就干脆躲了起来,有意逃避责任。

  郭庭长的娘家弟弟住在偏僻的农村,家里条件并不富裕,就侄子一个壮劳力,侄子人走了,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家子的日子更加艰难。

  实在没办法,郭庭长只能领着娘家弟弟到市区找有关部门报案。因事故发生地在城区交界地带,郭庭长领着高血压的弟弟跑了一整天,可对这种出力不讨好又得罪人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管。这个区说,事故不归他们管辖,让到另一个区反映问题。而在另一个区好不容易找到负责人,还是这句话:“这事儿也不归我们管。”

  郭庭长办案门路熟,直接闯进主管领导的办公室,领导当即责成安监部门,派人查封了施工现场,还给包工头开出一张10万元的罚单。

  可剩下的就又如同“铁路巡警各管一段”——谁都不问了。

  不得已,郭庭长只能领着弟弟再去公安局报案,警方很快将包工头刑拘,按照相关责任事故处理程序,依法报请检察机关对其实施批捕。

  而至于民工死亡赔偿的事情,属于民事责任,公安局负责人说,让他们姐弟俩到法院另案起诉。

  几经周折,郭庭长找到当年曾经在一块工作过的老熟人、一个区法院的副院长,正巧主管这起案件。郭庭长以为老熟人会帮忙,快审快结这起并不复杂的民事赔偿案件,谁知那位副院长却打起了官腔:“这个网架公司是挂靠企业,你们应该追诉上边的主管部门。”

  法院副院长看似公事公办的一句话,让郭庭长姐弟俩费尽了周折。为了调取证据,郭庭长冒着三伏天高温,赴豫西登封市,继而又辗转巩义市,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追踪到施工现场,直接询问见证人,一件件固定证据。

  郭庭长在山道上被崴了脚,肿胀得黑紫,走不动路,一度想要放弃。可一想起侄子撇下的两个孩子,上学读书、日常开销,哪个不用钱。那是孩子他爹的命钱啊,哪能这么轻易拉倒。

  面容憔悴的郭庭长摇头叹息说:“一个没有建筑资质许可证的网架公司,不知道有啥背景,简单的案件办起来这么难。”

  身为法官的郭庭长,却难以讨回侄子的命钱。

  好在最终,法院以工程发包方将工程发包给无建筑资质的网架公司为由,判令化工厂赔偿死者家属3万元,同时判决网架公司的包工头一次性赔偿死者死亡抚慰金14万元。

  这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从报案到立案,继而开庭审理,调查取证和质证,一波三折,竟耗时大半年才执结完毕,郭庭长数次向我感慨:“屈死不告状,真应了老百姓那句大实话!”

  少了“工亡”二字,赔偿就是两重天

  类似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连我自己家也在所难免。

  2011年盛夏,我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妻子娘家的堂弟在郑州东郊的建筑工地打工时,因高温中暑猝死了,让我去帮忙处理善后事宜。

  当天下午,我就乘车赶往事发现场。工地就在郑开大道北侧,还留着曾经举办国际马拉松赛的跑道。宽阔的人行道上无遮无拦,没有一棵树木。火辣辣的毒日头,当空暴晒得柏油路面如烧热的鏊子一样直冒烟,烤得我脸皮发烫。

  妻子堂弟小伟的遗体,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炙热的柏油路面上,仅在头顶撑着一块白色塑料布用来遮阳。

  前段时间,小伟跟着十几个村里人一起,在工地上找了个扎钢筋的活儿,才干了不到一个星期。眼下正是三伏天,包工头规定,早上提前1个小时上班,中午11点下班。

  那天中午下班后,小伟跟着大家肩并肩刚走出工地大门,正有说有笑地往西边的工棚行去,身体胖壮的他就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才30几岁的人,就这么猝死了。

  当时跟小伟一块打工的同村街坊,有人戴着手表,证实说他死亡的时间是11点零5分——也就是说,假设这个时间点往前提早5分钟,或者说小伟在工地上稍微耽搁一会儿,脚没有迈出工地大门,就算直接倒在了工地现场,可以申请“工伤死亡”了。没有“工亡”这二字,“一次性死亡赔偿金”要少几十万元。

  “这命赖的人,死也不会捡个时候啊!”妻子黑着脸给我说。

  按照农村的说法,小伟真的是“命赖”之人。他父亲弟兄5个,从小家里一贫如洗,所以天生营养不良,视力极差,每天到了傍晚就瞅不见路。勉强寻个媳妇,又半精不傻的,日子过得颠三倒四。好在小伟生下来后,眼神和智力发育都正常,长得白白胖胖,又很懂事,娶妻成家后就是家庭的顶梁柱。

  就在小伟死的前一年,他父亲双目失明,觉得日子没过头,夜晚偷偷喝下半瓶农药自杀了。小伟刚翻盖了房屋,又要安葬父亲,家里欠下了沉重债务,不得已,才冒着酷暑外出打工挣钱,谁知此一去,竟踏上了不归路。

  我到了现场没多久,一个戴近视眼镜文绉绉的中年人,自称是工地网架公司的经理,他安排我们吃饭时说,遇上这种倒霉事儿,自己愿意拿出3000元丧葬费,让我们息事宁人。

  经理解释说:“你们的人是突发疾病死亡,不算工伤……而且,工地的安全措施是规范的。”

  我问经理:“你们有建筑资质吗?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签订用工协议了吗?”

  经理见我这么问,当即沉默片刻,面有难色地说:“这年头啥生意都不好做,申请办一个省三级资质证书,需要几十万,难啊!”

  这事我知道,我妹夫在建筑行业打拼多年,公司刚入住省城申办下来“二级资质证书”,就突发脑梗塞死亡。那份花费了60多万元的资质证书,成了烫手山芋,年检费用就需要缴纳6万元——不参加年检吧,过期的证书就是废纸一张,只得舍弃。

  因此,业内的大建筑商一般都具有资质证书用于招投标,中标后只承担主体工程项目,大都将网架结构、外墙保温、室内粉刷等工程发包给那些无资质的小包工头,从中再抽取一层利润。

  吃过午饭,我和妻子的娘家族人让网架公司经理去传话,要面见开发商处理善后,可开发商放出话说:“他自己有病死了,又不是工伤事故,碍我们啥事儿?”

  开发商避而不见,小伟的几个堂哥急了,每人手掂一根棍棒跑到工地,强行拉闸,将动力电源给切断了。

  这下子就像捅了马蜂窝,躲在工地简易房里的开发商和包工头纷纷钻了出来,大汗淋漓地嚷嚷着要我们这边送电。

  一个自称是项目副经理的人,主动找我们谈判,但仍然坚持给3000元丧葬费。我依据“工亡”估算,包括小伟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孩子在内,各项赔偿金应在10万元左右。

  双方协商不成,我们暂时租一个水晶棺,将小伟的尸体存放进去,接通旁边门店的电源,准备到当地政府部门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天一早,小伟的一双儿女就当街跪在了政府大门口,政府领导很快责成相关部门通知开发商到场,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与开发商面对面坐在信访局会议室,开发商坚持让我们走司法程序,去法院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问题,法院判多少就给多少。

  一桩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开庭审结,最迟也要几个月,还要面临着后续的执行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异地诉讼,家里人都没了,谁替他们来回出庭折腾呢?

  也难怪,这些年我接触的多起异地民工死亡案件,家属大都不愿意走司法程序,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当场拿钱走人,尽快让死者魂归故里,入土为安。

  放在自家人身上,也是一样。

  最终,我们以高温中暑引发民工猝死为由,经过一上午的交涉,由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让开发商拿出9万元,了结了此事。事后,还有现场的目击者议论说:“如果开发商是本乡本土人,地方政府不出面调解,这种事儿谁会赔钱?你们就自认倒霉吧!”

  这话我信。

  我姐夫的三弟,在甘肃一个建筑工地开塔吊,也算小包工头,不明不白死在了工地上。姐夫哥几个千里迢迢赶奔西北,去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根本不予立案。找到政府部门,因提供不出直接证据,谁都不愿管。

  哥几个在工地上摆花圈祭奠死去的亲人,很快就被一群当地人驱散了。一分钱没讨回,反而挨了一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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