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哥”的江湖:黑帮老大除了混社会,还要调解工伤

作者: 陈三白 日期: 2018-09-05 来源: 土逗公社

  有一个老板,他家一连三天,一台机器连续出工伤,把工人的手指头压断。工人开始要闹。这个老板通过他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要是我出面调解,工人肯定会听的。

  

一、求发展外出打工

 

  我今年40岁,贵州人,是在1993年下半年来到店口的,到现在已经23年了。那时我家里穷,读不起书,不是成绩不好不读,是想读书没得读。我兄弟两个都想上大学,家庭条件太差了,我妈妈说,你们两兄弟只有一个能上大学,有一个必须出去打工。那时我弟弟才14岁,我17岁,我不可能说你出去打工,我来上学吧。没办法,只能是我出来打工。为什么到浙江这么远的地方呢?那时读书的三角板、文具盒、铅笔,还有练习簿上都印着中国杭州制造。我就想着,浙江这么发达,这么多厂,我们要是来学点技术,回家乡肯定是有发展的。我和我一个同学一起买了车票到杭州。穷山沟里出来的,没坐过火车,再加上生病,一坐就坐过站到了诸暨。后来头晕的不行,实在受不了,就在诸暨下车了。心里想着,管它是哪个地方,反正进了浙江的地界,听说沿海地带都不错,下车算了。就这样下了火车,到了浙江。

  那时候这个地方挺冷清的。我们就在面馆里问人,这个地方哪里开发了,可以学点技术?那些人就说,到我们这个地方,要么去大唐做袜子、要么去山下湖做珍珠、要么去枫桥做衬衫、要么去店口做汽配。当时心里就想,哎呀,做汽配好呀,机械行业,我们要是能进去,学点技术,那以后不是发财啦?!所以,我们到了店口。那时候,我们真啥都不了解,就背着书包往菜市场门口一站。一个老太婆过来问我们,小鬼,你们是不是来打工的?我们说是。她说,我们家做螺丝,3厘钱一颗,你做上3000颗,给你9块钱。我们心里一算,一个月30天,我还可以请假休息一天,三九二百七十块钱啦,那我不就发财了吗?但我们就傻乎乎的没算自己一天能不能做到3000颗。两个人就傻不愣登地跟着走了。当时心里还想,这个地方真好,我们干几年攒了钱就回家做点生意啥的。两个人兴奋的商量了一路。

  因为是技术工,我们从做学徒开始。看着螺丝那么小个东西,就只知道噼里啪啦地做,也没点过数。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老板说,你们的技术都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计件了。不点不知道,一点吓一跳,一天才600颗,一听我们眼珠子都瞪大了,报废的还要扣。这个不是搞笑吗?老板说,等熟练了,就会慢慢快起来的。我说,哪能做到3000颗,每天1500颗就已经是高手了。这样一算还有什么希望呢,但那时也没多想。后来老板女儿拿了一份合同让我们签,一签就是三年。那时的合同都是老板自己手写的,又不是什么正式的。那时候都是跟着老板同吃同住,工作的时间很长很长。反正天一亮,不用人叫,老板家就在洗锅了,兵兵乓乓的,想睡你都睡不着;到了晚上,他们家自己的小孩就主动去做了,那我们这些打工的能休息吗?

  等做了半年后才觉得不对劲,老板不发工资啊。点数是老板娘点的,账目是老板记的,那发工资要找谁啊。表面上,他们家父母对我们就像自家亲儿子一样,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吃。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很信任他们。我们农村来的嘛,不会想那么多,对人没有什么防范心理。就这样做了半年,后来有一天,老板女儿说,你们做了多久多久了,你现在有多少多少钱了,回家的话还可以给你妈妈200块钱。我就想,我到底挣了多少呢?一翻本子,零零碎碎,加上自己花的,大概只剩下170、180块钱。完了,得赶紧走啊。来的时候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可做了几个月下来,每天累成这个样子,你想事情都没有时间想,还谈什么发展,更别说要成功了。后来,我一分钱没拿,趁着老板家睡觉的时候,把鞋子提在手上,悄悄地走了。

  从那离开后,我就去做氧焊。当时在街上瞎晃,看到有一家挂着一个广告牌,要招人,我就跑去问了。那已经是94年了,下半年工资开始上涨了,一个月有80块。心里就想着,先做着看,能把这个技术给学会了,我就可以去搞点别的发展。氧焊在当地很重要,就是汽车、机械上的油管、接头,要把它们焊牢。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把管子抓起来,安好,让老板娘去焊接,一个月80块钱。我就在旁边盯着老板娘,看她怎么点火、烧、焊。做了3天,老板和老板娘有事出门,有个人拿着管子过来让我们帮忙加工下。那时候老板不在,又没有电话、传呼机,没办法,我就帮着做呗。没想到还搞好了,那个人很慷慨地给了我20块钱。老板娘回来,我告诉她,有个人拿着墙上的那种油管过来,我帮他焊好了,赚了20块钱。老板娘说,你学过呀?我说没有。晚上吃饭的时候,老板说,你的工资加一倍,160块钱一个月。就这样,我就在他们家干了。我在他们家断断续续地帮忙做了差不多11年,他们生意好的时候,就在他们家做,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去做点别的。就是不在他们家做工,我也还住在他们家。

  

二、为义气初涉江湖

 

  政府统计,有3、4万贵州人在店口,但实际加上周边的,算起来有10万人左右。大部分人没花钱去办暂住证就统计不到咯。刚开始我们贵州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受欺负的。当时,江西人多,他们就在老街那里“摆桌子”,收我们贵州人的保护费。来这打工的贵州人,要把200、300块的保护费交到江西人那。江西人就像派出所的人一样来查夜,问你是哪里的,贵州的,交保护费没有?你就看他们手里拿个笔记本挨个登记,不交的话,就见一个打一个,打跑你为止。

  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公平的事。盘古开天地,如果每件事都要公平的话,没办法算的。但我这人就是性格好胜,有点不服,思想有点逆向。你要我受点委屈,我也非得让你受点委屈。就要跟你干,跟你玩儿。那时候就知道蛮干,反正你把我惹毛了,我也不跟你讨说法,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一刀就砍上去。当然,我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情去和别人干。自己碰到事情还是会比较平静的,就是见不得身边的朋友亲人被欺负。我们那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哥们儿讲的就是义气。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我同村的,江西人每次见到他都“儿子、儿子”的叫他。后来,他没交保护费,就被江西人给打了一顿。因为身边的人是我带出来的。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带我同学,我同学带他堂姐堂妹,带他村庄里的人,带他的亲戚朋友,就像拔红薯一样的。那我就有义务保护他们。

  我叫了一帮人,在晚上偷袭江西人。因为交过保护费,所以都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住所都是分散的。我们就擒贼先擒王,冲到他们老大的房间,掐着脖子,把江西人老大的耳朵给割掉了。这件事情过后,消息传开了,我们贵州人见到江西人就打。江西人反正也打不赢我们,没有我们下手狠。今天割你耳朵,明天保不住割你肠子。几下子后,江西人就被我们打跑了。江西人不像我们贵州人那么团结,我们贵州人的话,你惹到他一个,哪怕我昨天刚跟他翻过脸,假如今天有人攻击他,我也会帮他打架的。那个年代也没什么事儿,耳朵割了也就割了。江山都是这么打出来的,个人的江山个人打,也有几个兄弟后来坐牢了。大家也都已经忘记他们了,谁知道他们啊,也就我们几个知情人知道。大家都以为我最凶,其实是他们不知道之前那些兄弟流过的血。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带人围攻派出所,把警车都给掀翻了,这个事情我和另外几个人就是领头的当时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在一个老板家打工,小孩才16岁,刚在老板家做了2、3天。老板用方言对这个小孩说,你到楼上把铜棒拿两根下来。小孩没听懂,就问旁边一起干活的一个本地人。那个本地人就跟小孩开玩笑说,老板说上面有个美女,让你去陪美女。小孩一听,就当开玩笑了,就继续闷着头做自己的活。一会儿工夫,老板下来了,气死了,“叫你帮我干活竟然不干”,就拿那个竹凳子往小孩身上打去。一凳子下去,骨头断了。然后就到店口派出所去调解了。

  在调解现场的有老板、我们几个当事人和亲属,还有派出所的警察。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当着我们的面用本地话和那个老板说,“钞票给他们几个就行了,打个外地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不就是要钱嘛。”当时是1999年左右,我已经能听懂方言了。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了,直接就骂那个警察,“去你妈的,没这种事情,外地人也是人,你以为你说的我听不懂啊”。那个警察就说,“我说的,你想怎么样?”我说,“行,那这个事情你今天不用解决了”。我们就一传十、十传百,当时传呼机用的少,我们就骑自行车一个通知一个,全店口的贵州人基本上都到齐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把店口派出所围个水泄不通。派出所还出动了防爆警察,全副武装,要跟我们干。

  我们是在理的,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门都不敢开。派出所所长下来,对我说,“今天这个事情因你而起,你要不把这个人群疏散了,等一下这里出什么交通事故或者什么岔子,我第一个找你。”我说,“没事,你找我好了”。一会儿工夫,公安局长都下来了。我们的要求就很简单,你首先要给这个小孩医治,看好了再谈赔偿问题。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始懂一些法律,开始找律师咨询,最后的赔偿是加倍了。那天,谁都没抓,就把派出所长抓走了。那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几个也会被带走呢。政府也警告我们,说你们动不动就要造反。但其实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说理,被他们轰出来的。但这个事情也把贵州人害苦了,所有招工的牌子最后一行都写着,谢绝贵州人,或者,贵州人除外。那几年贵州人最难熬,直到现在为止,有些厂也不要贵州人。

  

三、江湖里调解工伤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名声就出去了,主要是围攻派出所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很大。后来总有些争斗什么的,很多次都是等到我出面解决。别人调解不好,我去的话,几句话就讲好了。

  有一个老板,他家一连三天,一台机器连续出工伤,把工人的手指头压断。工人开始要闹。这个老板通过他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要是我出面调解,工人肯定会听的。老板也知道,既然我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事情差不多该谈谈了。那我到底是在为谁呢?我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不要吵,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桌面上把事情谈好就行。

  工伤和伤残是不一样的:天生少一个指头,那算伤残;但后天工作中造成的,就算是工伤。现在骨折、骨碎算是九级工伤。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东西我非常清楚。如果压碎了手指,给你缝合了,治好了,就赔不了多少钱;但如果压碎了,你到医院一剪刀把它给剪掉了,那这个赔偿就高很多了。赔偿的数额就要看具体伤到哪个手指,受伤的程度等情况,但一般右手的手指要比左手的贵一点。谈好之后,调解书都要写一下,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写,很简单的。

  这里的老板们也会主动找我。如果不来找,我知道事情了,也会去找他的,很客气地聊聊。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是私下里心平气和地谈呢,还是去劳动局,还是走法律途径?实际上,谁要走法律途径啊。基本上这样的工伤,一年都碰不到一个走法律途径的。打官司是没用的,一没时间,二也打不起。谁都为了省事儿嘛。老板不会为了这几千块钱的小钱消耗时间,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也不是说老板一开始就会听我的,这个事情也得慢慢来。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本地老板也被贵州人闹,还找过本地的流氓。但是无论是本地流氓,还是外地流氓,大家都是流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的,都是社会兄弟,一碰头哪里还会打架呢?大家都是玩江湖义气的,打抱不平的。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有时还搞个仪式,几个人结拜。

  其实我们做调解也就是双方都给我一个面子。谁都会想,你出面怎么就会管用呢?这个就是面子问题。我经常在社会上跑,认识一大帮人,江西的、安徽的也都认我。我调解也不是乱来,就是为了让双方沟通,而不是对峙到底。你总不能说,要不你们再拎把刀出去砍一次吧。那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允许你这样干的。另外,经常出入政府,政府里面的那些人也都认识我了。比如说劳动局的,以前我是经常去找事的人,现在他们有事就叫我帮忙,开始变朋友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到现在总共有过3次判刑,14次拘留。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全部都是别人的事情。我在拘留所里表现好,每个月的分数都是满分13分。我这个人脑子比较聪明,干活也灵巧,还有一点我会忽悠人。旁边人看我做事还可以,对人还不错,就会把自己做的产品偷偷扔一点过来,这样我就做的多了,分数就高了。其实我一个人做,最多也就做12分。这个也不违规,大家都拥护你,你就可以嘛。你要减刑的话,大家都给你填表,你怎么怎么好,怎么辅导我们学习法律知识什么的。这样我就减刑了嘛。

  

四、我不做老大好多年了

 

  刚开始那几年,地方政府没怎么管我们。也不是不管,那时候砍了别人的手啊,把别人的脚给打断了什么的,警察要来抓我,我就逃。花个10块钱,打个摩托车就走了,连气味都找不到。也没人认识我,慢慢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名声搞出去了,自己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对象,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和你们谈事情,派出所知道的清清楚楚。监控早就给你锁定了,想干什么都干不了,不敢玩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大家都盯着自己的经济去了,像一群人闹事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像现在出来的小孩,都不愿意出来搞什么事情,都想着出来安安分分打几年工,然后养好自己的父母和小孩,谁还去搞那个东西啊,打打杀杀没意思了。

  后来我也不打工了,刑满释放出来就开始出来做生意。刚开始出来做“投资”,就是放高利贷。我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我估计在店口,本地的外地的,调皮的不调皮的,或者是一些老板,几乎都认识。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这个关系是资源。有次在拘留所,和以一个镇长关在一起。他问我回去店口能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朋友,有一张很大的网,几乎每个村最调皮的几个人都认识,每个村里的村官我都认识,每个村里的大老板我也认识,而且都是哥们儿。他说,你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你有一张网,一张很有用的人网,你把这张网用好了,你就可以做点什么了。这样我就记住了。

  出来的时候,有个朋友在做投资生意,我就去帮他做,因为这里的情况我熟悉啊。你就要像个侦探一样,这个村庄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背景、什么后台,我借钱给你还能不能收回来。我电话一个,所有的情况基本上就知道了。村官不说,村里的流氓也会说;流氓不说,那几个大老板也会说。我总有途径知道的。这样就做了两年,赚了一点钱。这个高利息就是货币流通太快,你借我借的,高利息就越滚越多,垮台的也就越多,好多人都被搞死了。到最后,山穷水尽,什么都没有了。我自己也赔进去了,赚的钱一份都没有了。没有了就得从零开始,我就跟一个朋友合作搞搞装修公司,他出钱,我出力。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在也正在准备做物流。

  我到浙江也已经20多年了。有个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小子口口声声说在家里是良民,怎么一到这里就变流氓了呢?”我说,那是你们浙江水土不好。晏子使楚不是说了嘛,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个地方的橘子本来是甜的,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种就是酸的了。所以说,我本身是好的。如果我还是在农村待着,我肯定知道玉米要怎么种,要多少肥料,猪要怎么养。但是你到了这个地方,接触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对事情的了解就全部变了。所以,主要还是受这里的水土影响变坏的。

  后记:机缘巧合,我从小就认识超哥。但也正是因为熟悉的关系,超哥的一些经历我虽时有耳闻,但终究还是不甚了解。一次偶然的机会,超哥坐下来和我们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打过工,打过架,也打过调解。在那个小镇里,对外来工人而言,只有帮派、兄弟和义气才是讨说法、保安全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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