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生回乡的访谈:与擦鞋女工的对话

作者: Sherry 日期: 2019-03-09 来源: 旗帜时评

  带着一个小木凳,一个简易的小墩,一个装着鞋油鞋刷和擦鞋布破旧的工具箱,王大姐(化名)坐在小区门口,等待着顾客。

  她看上去五十多岁,头发有点凌乱,脸色黄黑,面有皱纹,神情因少有客人无事可做而百无聊赖。

  我借着找她擦鞋的机会,与她聊了起来。

  “大姐,您擦鞋的价钱是多少啊?”

  “两块钱一个人。”大姐用一把小刷子蘸了点水,把鞋边缘的灰尘刷去。

  “一天大概能赚多少呢?”

  “这得看了。多的时候三四十,少的时候二十块的样子吧。”大姐放回刷子,拿出擦鞋布,“最近天冷,出来的人不多,生意就没那么好。夏天的时候人也不会很多。”

  “夏天小区门口没什么人擦鞋啊。”

  “在附近地铁站的通道里,那儿稍微凉快一点儿。”大姐继续给我擦着鞋,说道。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他们做什么工作?”

  大姐停下动作,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连忙解释说自己是学生,寒假作业是进行一次访谈,看大姐在小区门口做了有一阵的擦鞋生意了所以有兴趣,并向她保证个人身份信息绝不外传。尽管如此,大姐还是有些紧张和怀疑。

  “您就当是擦鞋时候摆龙门阵(家乡方言,指闲聊)好了。不愿意说也没事。”我这样说,语气尽量显得真诚和缓。大姐终于显得稍稍放心了些,继续给我擦起鞋来。

  “有一个老伴儿,在大礼堂广场那儿卖糖葫芦。”

  我想起来大礼堂是有那么几个人卖糖葫芦的。几天前一时兴起买过一串,四块钱。看起来那些人简易的架子上能放几十串。

  “那生意大概不错。”

  “有时候旅游的外地人多了就卖得快。也不是每天都有游客。卖不出去也只好拿回家。拿回家也不能当饭吃,又不耐放,特别是夏天。所以每天也不敢做多了。”大姐把鞋擦干净,开始给我的鞋抹鞋油。

  “那您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赚多少呢?”

  “也得看情况啊。有时候三四千,有时候两三千。”

  “那满足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吧?”

  “还凑合。”大姐拍了拍我的脚,示意我换另一只鞋,“赚得多的时候也不敢多花,万一下个月没赚多少怎么办?毕竟吃穿日用、水电、房租和成本加起来起码也两千多一点。”

  “您租房?”

  “是啊。就在这附近的一个旧居民楼。”

  我知道这附近有几幢旧的小楼,有些年头了。

  “多大啊?每个月房租多少?”

  “没多大。跟别家分摊,每个月出七百。”

  “这样啊。您在做这个生意之前,有干过别的工作吗?”

  大姐一边低头给我擦着鞋,一边说:“以前我和我那口子都是国企的。后来下岗了。”

  

 

  “哪个国企?”

  大姐似乎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只道:“以前做工人。后来八几年单位给了一笔钱,就下岗了。听说后来倒闭了还是怎么的。”

  “改制以前厂里待遇怎么样?”

  “跟现在比,工资不算特别高。但是觉得生活还是很有保障。”

  “您以前在厂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大姐沉默了几秒,似乎是在回忆。过了一会儿,放下擦鞋布,拿起了鞋油,慢慢地说:“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些打工的啊。我们工作都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厂里好。从前同事之间也没那么多计较,关系都还不错。一家有什么急事,其他人都很热心帮忙。”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历史书,那时候的“工人”还不叫“打工仔”、“打工妹”,叫“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曾经也被尊敬啊。

  我接着问:“那你们下岗了之后呢?”

  大姐又看了我一眼。我想着她大概厌烦了,准备道歉,然后赶快离开。但是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用自己的一点积蓄,加上那笔钱,开了个小服装店。结果运气不好——可能也是我们的确没那个头脑,没过两年就赔本倒闭了。我们没法子,之后到处打工,也摆过一些小摊卖东西。”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下海”呢,我想着。不过真正有所成就、变得富裕的可不多啊。市场经济的狂潮下,乘风破浪者葬身鱼腹者却多不胜数。

  大姐告诉我,后来打工的时候,遇到好几次拖欠工资的。“平时催着工人赶产量,拼死拼活有时干到半夜,最后工资扣住不发。跟厂子闹了半天才发了。想过找警察,找劳动局,人家接到好多这种案子,过来也就是和稀泥。”进的厂也不都是正规厂,“有一次进的厂居然是跟什么传销组织有关的。后来老板跑了,工人想要工资都要不到。”

  我忽然很想问问她会不会怀念以前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时的生活呢?

  

 

  这时大姐已经擦完了鞋,我给了钱,想着不能打扰人家做生意。虽然想接着听,也没什么办法了。大姐又开口说:“现在还没人,小姑娘你要是想听,我再给你讲会儿。”我又留了下来。

  打工的过度劳累和不太好的生活条件把大姐的身体搞坏了。她患了严重的胃病,得做手术。各种费用靠他们的积蓄还不够,只得向别人借了一笔钱。出了院以后,他们开始摆起了小摊。上午卖早点,下午卖小吃。他们在车站、学校附近都摆过摊。“生意还不错。可是麻烦事也有,市政府和党委办公处都在这里,所以对这一带市容非常看重。有时候围的人一多,就会把城管招来,特别是开什么会议的时候。”

  城管开头只是呵斥罚款,到后来就威胁要没收他们的东西。他们也听过定期给城管好处这个方法。“一次起码也要花上几百,这样下来我们根本承担不了啊。”

  这样又折腾了一阵,他们的生活才最终勉强安定下来——虽然日子仍是过得紧巴巴的。

  听着大姐的话,我突然想起前几年社区的再就业中心,问道:“大姐,社区里好像有个再就业服务中心,您有去那儿试试吗?”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道:“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去那儿有什么用?就算是年轻一点的去那儿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咧!听别人说啊,找到了工作条件也不怎么样。”

  我又想到了社保和居民医保。“那社保医保什么的呢?你们这样的应该可以拿社保吧?”

  大姐哼了一声:“社保那点钱也抵不了多大用。现在养老什么都得靠自己啊。医保我们根本没办。办了也没什么用,现在看病那么贵。”

  跟大姐正聊着,有一位女士要过来擦鞋了。我便和大姐道谢后离去。离去时,还听见她小声的嘀咕:“说现在这政策好、那政策好,老百姓也没享受到一点半点啊……”

  

 

  走在路上,我在想,像这位大姐这样的人我们身边也不少。说起他们为何现在如此潦倒,许多人总是归咎于那些人自身——他们“从前懒惰”,他们“不识时务”、“没抓住机遇”云云。而且,现在社会对工人的态度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很多人忘记了工人是光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认为他们是“没有出息的出卖劳力的人”,而且他们的“没出息”是自作自受。“有人住高楼,有人住穷沟”似乎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以这位大姐为例,她从未懒惰,操劳一生,也曾试着抓住所谓的“机遇”,最后不仅没有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困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有的人说,只能怪她自己命不好。然而,在现在这个遍地喊着“自立自强”、“幸福由自己创造的时代”,人们许多时候却还得信命,岂不怪哉?

  我不相信这些人的说法,人终究是有社会性的。命运的好坏,也不过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因素融合的结果。这位大姐的故事便是明鉴。思及此,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社会鼓吹着“个人奋斗”、泛滥着“心灵鸡汤”,却无法为那些努力奋斗的人提供一个足够实现其价值的舞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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