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红:对土地改革历史需要“理性反思”吗?

作者: 褚红 日期: 2018-02-13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对土地改革历史需要“理性反思吗?”

——读一部为土地改革翻案的小说

褚 红

昆仑策研究院 2017-07-11 10:33

  有《软埋》的支持者说:“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上难免有创痛,难免有污点,难免有难言之隐……对自己历史的反思通常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因此,他认为要“以客观的眼光,以反思的勇气,回顾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

  他提到了民族和国家,虽然没有提政党,更没有提中国共产党,但只要不是白痴的读者都会明白,他所指的是《软埋》揭露了一个政党或者是这个政党所领导的国家在土地改革中给地主们制造了“创痛”,这是这个政党的“污点”和“难言之隐”,只要以“客观的眼光”和“勇气”反思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才是这个政党“前进的动力”。

  不仅仅是这位支持者,而所有《软埋》的吹捧者们都打出了对土地改革的历史要“理性反思”旗号。甚至还有人将土改说成是“对人与人性的践踏”。

  土地改革的历史真的需要反思吗?在那场改革中真的有对人与人性的践踏吗?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但我认为反思和践踏的主体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而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地主阶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全国土地改革前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情况是:占农户总数不到7%以上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的14%,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

  贫雇农和大多数的中农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陷于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敢于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作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

  从1927年至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之整整奋斗了十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这场斗争的继续和最终胜利。但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私欲膨胀的地主阶级却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这一项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的改革进行了武力镇压和血腥反抗。

  国民党军队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迫使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红军进行了长征的战略转移。

  红军主力长征后,逃亡的地主随同国军返回革命根据地,对参加过土地革命的贫苦农民进行了所谓“清剿”的血腥报复,采用了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所到之处尸骨遍野,血流遍地,一片废墟。其恐怖程度要比《软埋》虚构情节残忍可怕千倍万倍。

  无论是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中“地主阶级不会因政府发布土改法令就顺从地交出土地,农民也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赐’获得土地”。

  “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表示愿意服从土改法令,但就整个地主阶级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来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

  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改革法令和法律,对被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实行没收,然后进行平均分配。

  1947年初在晋绥老解放区正在开展土地改革时,不甘心交出土地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随同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反扑到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对手无寸铁的土改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用铡刀铡死了包括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内的七位曾经斗争过地主的积极分子,他们被身首分离,其残忍度比《软埋》中虚构的自杀与自埋可想而知。

  1948年初在东北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从部队中派往辽宁省盘山县的土改工作组长邓文奎、于喜彬、孙绍卿组织群众建起农会,将大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和粮食平均分给农民,正当翻身农民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时,被分去土地和财物的恶霸地主将土匪引进村内,将于喜彬枪杀,将邓文奎、孙绍卿绑于马后,赶马在冰天雪地中奔驰,他们被拖得已经血肉模糊,土匪怕他们不死,还用子弹枪杀了他们,其手段之野蛮令人发指。

  经典名著《林海雪原》,就是从东北地区的地主勾引逃进林海雪原中的国民党残部进村大肆血腥屠杀土改工作队和群众,解放军进山剿匪写起的。在山东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时,地主还乡团杀人更是令毛骨怵然。

  1946年“还乡团”将胶州在土改和拥军支前中表现积极的女村民孙芝兰抓到山上后,将她及她的妹妹百般摧残后,又连同仅两岁的儿子三人都活埋。

  1947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返回高密城。土改时逃往青岛的地主纷纷组织“还乡团”武装也返回高密,进行报复。在三个月里,以枪杀、活埋、点天灯等,杀害了农村干部、土改干部及家属3600多人。土改干部张光烈的妻子张高氏、12岁的女儿张志嫚、9岁的儿子张新驹、8岁的侄子张好斋被“还乡团”活活埋在事先挖好的坑内。“还乡团”的头目怕人不死,又走到土堆上跳了几跳,后来又被狗扒拉出来全部吃光。高密的老百姓说,当时狗吃被还乡团杀的人吃的都眼红了。(耿来意:《“软埋”的,是一个阶级的宿命》)

  在大屠杀中,还乡团把抓捕的妇救会长、女青年队长、女民兵等,先关起来进行凌辱,而后割乳房,用刺刀穿阴道,直到捅死。妇女们的惨叫声就是匪徒的最欢乐的时候。“照天灯”是还乡团惨杀妇女干部的又一种形式:他们先用铁丝绑着女人的两个大拇指头吊在梁上,用皮鞭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后,点燃一把香烧其肋骨,烧其乳房,最后向他头上泼火油,点起来,头发被烧的吱吱响,还乡团却哈哈大笑:“真是一盏好天灯!叫你们再翻身得解放!”直到妇女被活活烧死。(侯嘉亮著:孤星泪(14)还乡团报复杀人,惨绝人寰)。

  以上史料只不过是“还乡团”对山东老解放区土地改革报复中的沧海一粟。笔者在山东当兵时利用部队拉练到农村和到驻地附近乡村搞调查得知,这样的事例是“无数无数”的许多亲历者都“共同经历过”。

  在建国初期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尽管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已被推翻,但是其军队主力被歼灭后,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把大批特务及正规军遣散为匪,潜伏大陆,伺机东山再起。他们收罗对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分子,发动武装暴动,干扰破坏土地改革,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软埋》中虽然也提到了“匪患”与“剿匪”,但把那些“土匪”说成是“清朝就有”,是为了“比当穷人容易活命”的只是一些“扰民”的人。这些“匪患”没有对抗土地改革和颠覆新政权,虽然也提到了解放军及老军人刘晋源,但小说的解放军也没有参与土地改革。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余柏青著《新中国剿匪实录》记载,《软埋》所写进行土地改革时的川东所在的西南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妄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因此不但大批参加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而且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

  据材料统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余人。”西南地区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多座。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员大部分是从解放军部队派出去的干部和战士。

  据《川东剿匪记》载,土匪非常嚣张,经常出没在村庄和集场人群之中,劫持部队派到地方的土改工作队干部、战士,手段极其残忍,进行拷打,女的割切乳房,和用砍刀砍死。

  《新中国剿匪实录》另载,1950年1月25日,在广西恭城,落入匪手中的我军政工人员及群众,全部被残酷虐杀,有的被挖眼剖腹,有的被砍四肢,莲花乡土改工作女队员秦克祯在突围中被俘,遭匪徒轮奸,严刑拷打,裸体游街,最后壮烈牺牲。有资料指出,国家档案馆有一份报告,从1945年至1951年因土地改革,被国军、地主、土匪和地主武装杀害的总人数为300至400万人。

  难道这些史料不是土地改革历史的重要内容吗?难道就应该被遗忘吗?难道这些“惨绝人寰”的历史教训就应该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选择“遗忘”而不要永远牢记吗?难道制造用极端残酷手段践踏人与人性历史“污点”的人们就不应该以“客观的眼光”和勇气去“理性反思”这些“难言之隐”吗?

  有些人热衷于搞为土地改革翻案的所谓“田野调查”,但他们不是客观公正地搞,而是戴着有色眼镜站在当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站在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立场上,为了美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国”而丑化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而进行选择性调查,又用夸张渲染甚至歪曲的笔法进行“记录”的,如果有人向他们反映地主对穷人残酷压迫“还乡团”和“土匪”在土地改革中的滔天罪行,他们不但会充耳不闻,还要对反映者冷眼相视,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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