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梁生宝”形象的再审视

作者: 程凯 日期: 2018-06-08 来源: 文艺理论与批评

  在十七年文学的形象系列中,梁生宝是一个别具认识价值的人物。自诞生之初,这个“理想人物”就曾遭到是否过于“拔高”的质疑。但梁生宝的“理想性”并非“理念先行”,作者柳青是试图通过梁生宝的品质、性格、精神、素质来呈现他对于在合作化运动的“现实”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这种人既是“现实”所必需的,也是“现实”所应该培养、生成的。就前一个角度而言,人物折射出的是“现实”的矛盾构造,只有理解、把握“现实”矛盾的结构性要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品质是可贵、必要的。就此而言,一个“新人”典型的背后对应着一套新的社会构成原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意味着改造所有制形式,不仅是建立、巩固一套生产关系、生产制度或政治体制,它还需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一套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态。这个思想意识状态包含着认识机制、道德品质和精神诉求,概言之,可称为一种社会主义的主体形态。在这套新的社会制度中,什么样的人被放置在结构性的、组织性的位置上决定着这套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运行状态,最终作用于集体关系和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气性。从后一个角度讲,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实也有待于不断发现、调动、养成、提升能够与之配合的主体。于梁生宝这样的形象中恰好可以体察出社会主义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所具有的挑战性。

  事实上,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经历了以所有制改造为牵引转移到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牵引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为,强调不仅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层面,更要从观念意识层面消除再产生资本主义的种种因素。然而,与这种“不断革命论”持续深化所同步的现实却是小农经济惯习的破坏和新的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弊端丛生,终于导致严重恶果。亲眼目睹这些起伏波折,柳青在梁生宝身上所赋予的就不单纯是对合作化运动的信心——基于信任、积极性而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英雄主义气度——而是超常的责任心,谨慎的态度,反思性,斗争意识与实践能力。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梁生宝在性格上过于谨小慎微,偏于“沉重”,而在思想意识上又过于敏锐,近于成熟干部或知识分子1。而这与柳青要赋予主人公的“理想构成”有关。即,一方面他在意识观念上有着高度自觉,并不断培养、提升自己的意识习惯,养成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品质;另一方面,他在置身、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又是从不脱离实际、埋头实干而谨慎小心的。这折射着“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所设想的某种理想形态。就此而言,梁生宝的“觉悟”并未流于对政策的直线说明,亦难还原到“指导/接受”的单向关系中。他是不断将政策方针、政治理念融化、统摄到一个更混溶的精神原则层面,使之成为培育“脱俗”而“纯粹”人格的阶梯,再经由“诚意”的中介化为行动原则。这一系列养成不拘于在一个主体内部完成,而是持续将自己重置于乡亲、邻里、伙伴、同志的多重伦理、责任关系中加以锤炼、培养。这个理想主体的构成方式和生成过程都“层积”着作者的实际经验、现实体会与历史理解,它也蕴含着对现实和历史的机能性把握。

  之所以说是“层积”着作者的理解,因为这一把握非一时产生,它既是作者在长期扎根基层工作中渐渐摸索、体会出来的,也是经过曲折的写作探索锻造出特有表现方式才能加以塑形与传达的2。梁生宝这一理想人物的诞生交融着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的双重过程,只有充分还原这一双重过程的诸多褶皱才能逼近其认识价值。再者,作者的现实把握不是只聚焦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一系列人物错落、交织的矛盾关系上。作者在创作上的探求也特别诉诸于如何通过结构一系列人物关系和矛盾构成来折射现实问题。梁生宝作为第一主人公正是诸种矛盾的汇聚点,把握了他与作品中其他主要人物——梁三老汉、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矛盾的构成与实质,就能够相当程度上击中作者现实认识与表现的要点。因此,这篇论文虽意在揭示梁生宝这一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机制,激发其认识价值,但切入方法却是对梁生宝与其周边人物关系、写法、区别的逐一对比、解读,试图经由“写法”的剖析逐步还原其矛盾构造方式、指向与认识意涵。

  

两个“主人公”和两种“历史”

 

  梁生宝在《创业史》中有两轮出场。正文第五章“梁生宝买稻种”表现了一个“新人”的出场。他的“前史”则集中在题叙中交代。表面看,题叙历史与正文历史紧密衔接,其实,正文展开的是一种新的“历史”,题叙的“写”梁生宝与正文的“写”梁生宝存在某种断裂。

  作为主人公,梁生宝在正文中一出场就有高度的精神完整性,既有性格上的成熟,也有政治意识上的觉悟。而题叙作为“前史”概括了主人公之前的经历,却没有给出足够空间讲述其精神养成的内因与过程。正文中梁生宝性格的稳重与其政治觉悟互为表里,其性情的各种特点与其在工作中所受的考验、锻炼相关。如果真要追溯作为“新人”的梁生宝之“来历”的话,身世只能是背景,决定性的变化当在迎接解放、参与土改之后。因为,经由参与一系列运动、工作而产生的与新政权、共产党的互动才是使其从庄稼人变成“在党”、“姓共”的枢纽。事实上,土改之后,对农村共产党员的发现、培养、教育相当具有挑战性,是一个反复筛选、互动的过程3。但这部分历史在题叙中几乎空缺。这造成了很大的不平衡。一方面,正文中,梁生宝对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已达到可以同最高决策者内在一致的程度,但这个认识的来源却并不清晰。另一方面,题叙中突出了他的魄力,他的爱憎分明和斗争性,可这些品格在正文中反而不那么突出。换句话说,在题叙中勾勒的一些决定性品格到正文中变得不具决定性了,正文中具有决定性的品格——沉稳、耐心、坚定、公心、敏锐等却在题叙中找不到来源。

  从题叙到正文的某种断裂其实是主题、矛盾构成与写法的断裂。不难感觉到,题叙的主人公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题叙中对梁生宝的描写是外在行动式的。整个创业前史是在梁三老汉的内在视野中展开的。梁生宝的行动是由梁三老汉的视角能够看到的行动,因此,对于梁生宝至关重要的转变经由梁三老汉的视角就变成了鬼迷心窍。比如,发了土地证后,很多干部退坡,但梁生宝“比初解放的时候更积极”。这个“更积极”是梁生宝开始区别于郭振山等一般干部的一个基点。还原到历史中看,它一定不是自然发生的。但题叙中的叙述直接转入梁三老汉的诧异:

  梁三老汉独独地站在那里,奇怪起来:为什么那样机灵的小伙子,会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他的心变了。种租地立庄稼时的那个心,好像被什么人挖去了,给他换上一个热衷于工作的心。(《创业史》第一部4,第19页)

  梁三老汉眼中的“变心”捕捉到梁生宝的变化,但那个变化的内容和过程却失于抽象。《创业史》正文的一个叙述特点就是它深度进入每个角色的思想意识,构造一个内在视角,从不同人物的内在视角出发来展开叙事。因此,虽然整体结构是按“两条道路”的矛盾关系来构造,但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小说的矛盾同时借助这种精神世界的冲突展开。题叙没有采取这种充分内在化的构成方式,也没有建立差异性的内在视角,整个叙述焦点集中在梁三老汉身上。

  而到了正文,梁三老汉就不再足以成为主人公,主人公变成了梁生宝。正文开头,矛盾的形式是梁三老汉对一心为公的梁生宝越来越难以抑制的不满。可这矛盾的“激化”几乎都是在梁三老汉单方面展开的,且富于喜剧色彩——老汉刻意趁着梁生宝不在时夸张地发泄自己的愤怒。这意味着他已构不成对梁生宝要走新路的阻拦。如果说,围绕社会主义的“新路”所展开的斗争是小说要表现的主要矛盾,那么,梁三老汉已不在这个矛盾的主干上。这可以从梁三老汉的缺乏行动性上看出来。事实上,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在正文中更多表现为“内面”的,心理活动远多于行动。他看不惯梁生宝的“叱咤风云”,纠缠、煎熬于自己的焦虑、抱怨、担心,却很少能让这些抱怨转化为对梁生宝的实质性阻碍。

  这种主人公的转移与正文的矛盾结构方式有关。一定意义上,题叙是以“创业”为主题串联起来的历史,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史。这个“历史”带有着庄稼人眼中“世事变迁”的表征,它与大历史相勾连,却更标记着家庭和个人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充满了灾变、动荡,却缺乏动因和方向。越是认同于这样的“历史”的人就会越被桎梏于现实中。题叙中这样描写梁三老汉创家业梦想破灭后的状态:

  老两口头上都增添了些白头发,他们显得更加和善、更加亲密了。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也没有什么争执,好像土拨鼠一样静悄悄地活着。生宝他妈领着闺女和童养媳妇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春天在稻地南边的旱地里去挖野菜,夏天到北原上拣麦穗,秋天在庄稼路上扫落下的稻谷,冬天在复种了青稞的稻地里拾稻茬。人们赞美这对老夫妻,灾难把他们撮合起来,灾难使他们更和美。(《创业史》第一部,第14页)

  无论是面对灾难随遇而安,还是重燃发家梦想,其生活的本质都是趋于静态的。“历史”似乎只是一种纷扰。然而,正文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展开的历史图景却不是“纷扰”,它是要将所有“生活”搅碎和重组的现实力量。这个“历史”是有方向的,它是被前进方向带动的对过去、现实、未来的本质认识。它的方向感被置于对人类历史予以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其目标不能化约为一套社会经济指标,而是导向人类解放的终极目的,是对被桎梏于现实的决定论的超越。其前进动力不单来自现实的社会力量,更需诉诸历史哲学的视野,透视出历史发展的矛盾结构,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斗争、改造与重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所诉诸的矛盾动力固然被一时概括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但它不是能被一次性解决的,而是不断再生产的,相应的斗争关系也是不断再生产、不断转化的。

  《创业史》所要把握的就是这个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和转化的矛盾关系与斗争关系,而不只聚焦于某个具体冲突。可以对比的是,一般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容易沦为“问题小说”,其矛盾设置、情节构造、叙述动力常来自一些工作问题,问题的解决就是情节高潮也是叙述终点。而《创业史》,哪怕它大量借助阶级规定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但没有哪对矛盾是可以完全回收到工作中“解决”掉的。小说起首,“活跃借贷”失败,显示阶级关系的再分化与发动互助合作的必要。梁生宝带队进山割竹是对这一危机的解救,形成扩大互助组的契机。但割竹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互助组的顺利发展,反而导致两户退组。直到第一部结尾,互助组的危机始终没有根本解除。与之互为表里的是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正文开端,郭振山“轰炸机”式的工作方式后继乏力,梁生宝作为新带头人崭露头角,此消彼长,形成暗暗的较量。但在第一部结尾,“统购统销”再度诉诸群众运动加政治压力的途径使得郭振山又大显身手。那个从郭振山式工作向梁生宝式工作转化的“进步”过程至少是被阻滞了。这些“不理想化”的设计都超越了那种将社会改造写成自始至终朝向合理性的简单构造。

  《创业史》拒绝以事件、问题来型构而一定要以“人物”的完整性与内在一致性为构成基点,正是要找出在表面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结构之下不断再生产那个表层结构的,基于人的精神、理想、品格、欲望、感情所生成的矛盾。这个“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人的矛盾性又是不断被革命的上层结构再塑形、再打造。更进一步讲,“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人只有不断突破自然决定性,不断突入到有意识的斗争性关系中才能摆脱那个桎梏性的“历史”,走向自我解放和共同解放的“历史”。在丧失乌托邦维度的认识中,“现实”只是被动的现状,但对柳青而言,“生活世界”不可缩减的复杂性与社会主义革命引导的历史方向都是“现实”,其“人物”要在这两重的聚光灯下显影。

  

两个“积极分子”

 

  60年代的评论中曾批评梁生宝作为主人公“斗争性”不足。事实上,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初期,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多设定为一种竞争关系,即,互助组、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的生产竞赛,所谓“先进”更多体现为引导性,而非斗争意识。在梁生宝身上,对创集体之业的热衷与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因素。梁生宝对这个“大业”的理解较少诉诸社会主义蓝图。如果对比同样表现合作化运动的《三里湾》就能看出——《三里湾》中详细交代了集体化后对耕作、生活的远景规划,以直观的“前途”来调动群众积极性。而创集体之业对梁生宝的意义更基于他对穷苦乡亲的责任感以及创小家之业会导致剥削、不平等的认识。

  这意味着,在柳青看来,庄稼人对社会主义能够产生认同的基础是道德和伦理性的,植根于庄稼人的“道义”感,而并非只经济社会目标的感召。经济利益可以激发一时的积极性,可一旦生产遭遇挫折或分配出现问题,这种动力也容易丧失。诉诸“利”而组合起来不免是脆弱的。共产党在解释农业合作的必要时非常强调对有困难的劳动者和家庭的带动与救助。这在《创业史》中也有所反映。困难户确实是互助合作的主力。但,为脱困参与互助合作也难免在条件改善后变回发家创业的老路上。毕竟,互助合作哪怕成功也不足以自动产生对旧思想的替换,庄稼人原有的意识仍会故态萌生。因此,超越“利”的考虑,将对集体经济的认同植根于“义”的伦理与责任基础就至关重要。

  对比梁生宝与困难户高增福这两个积极分子,可以看出梁的身上更具“义”的成分。单看对互助合作的热忱,高增福不低于梁生宝——他为加入梁生宝互助组放弃了自己在官渠岸的家。在斗争性上他似乎还胜于梁生宝:无论是对富农姚士杰还是对二流子白占魁,他都有毫不掩饰的痛恨与警惕。但这种热情和斗争性恰好与他作为蛤蟆滩困难户的代表相关。对其“单纯”、“直接”、“坚定”的设定对应着哪些力量构成互助合作的基本群众和政治依靠力量的估计。小说中这样描述走投无路的困难户的期待:

  现在坐在蛤蟆滩普小教室里的、这帮从前被压在底层的庄稼人,巴不得明天早晨实行社会主义才好呢。历史如果停留在这查田定产以后的局面,停留在一九五三年的话,那么,他们将要很快倒回一九四九年前的悲惨命运里头。(《创业史》第一部,第116页)

  进一步,作者把这种基于自身处境的选择升华为一种集体意志和感情的凝聚:

  他们坐在教室里汽灯的强光下,非常的安静。安静是内心平静的表现,因为他们不急不躁。尽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但贫穷给了他们同一个思想、感情和气度。这使得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人一样,纯朴的脑里,进行同一种思索,心情上活动着同一种感受。(《创业史》第一部,第117页)

  这里塑造的是,共同的处境会产生共同的意志与选择,其选择固然有趋利的一面,但当它集中为意志时却具备高度的政治性——其对立面是:“那些躲会的自发户庄稼人,有二三十亩地,一头大牛,两三个劳动人,就以为他们是自己过光景的主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历史永辈子停留在这里,他们希望新民主主义万岁!”(《创业史》第一部,第116页)于是,庄稼人基于自身处境的适应性选择具有了“两条道路”框架下的政治倾向性。相比之下,困难户选择时的不得已更有凝聚为共同意志的可能,这种意志有着潜在的,具有上升为主动意识的动能。之所以说是潜在的,因为假如没有现实力量对其集中、引导,这种凝聚就只是一种可能。柳青捕捉的这个场面很富表征性:困难户们安静地坐在一起,这个无声的表象下面却是内在一致性的凝聚,这个一致无需交流而孕育着潜在的意志,其中还蕴含着等待,谁能够回应这个等待谁就能捕捉到这个力量。

  随之出场的高增福正是困难户这个群体的意志、品质与感情的代表。其品质被刻画为崇高而无私的:

  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创业史》第一部,第122页)

  对高增福品质的美学式的刻画是对困难户群体本质与政治可能性的进一步提升。他的日子是凄惶的,他却因此有更彻底的公心。但相对于梁生宝的“心回肠转”,高增福的直率与直接恰好对应于他不必担负深重的责任,不必考虑复杂的关系。而梁生宝是随时随地把对他人的责任、群众关系、群众意见、领导意图放在心里的。

  梁生宝的“觉悟”意识之锻造很大程度上与其“责任的重负”相关。这个人物具有理想性的一个基点不在于他的魄力或觉悟,而在于他超乎常人的责任承担意识。柳青曾提到过梁生宝的特点是“毫不任性”和“听话”。看起来“听话”显得被动、缺乏主体性。但“听话”的另一面连带着责任担当,置身“听话”位置的人往往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当家人。所谓“听话”不能化约为“服从”,让人放心的“听话”是尽力还要尽心,鞠躬尽瘁之外还要兼顾各方。好的当家人往往能成为好的带头人,因为在家庭中得到培养、锻炼的责任感、公心与处事能力扩大至乡里是同心同理的。当然,由家庭扩延至家族、乡里,徇小家、小宗之私难免成为侵害公心的一大阻碍,能够破小家利益的执障以谋公益尚需另一番功夫。对于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其破私立公的要害端取决于责任感的延伸:

  他们的要求不仅引起生宝的同情,而且引起一个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困难要帮助的那种责任感。他觉得从这群穿破烂衣裳的人中间悄悄地溜掉,是可耻的。(《创业史》第一部,第127页)

  这里的同情结合进了阶级意识,但仅靠同情是难以付诸行动的,只有再加上责任感才能担起这个担子。而这副担子的重量和难度是他充分意识到的:

  吸收他们参加他的互助组吧,怕户数太多弄不好;而且新收几户没牲口的组员,畜力又成了大问题。不成,万万不成。他想起窦堡区大王村的劳模王宗济在县上介绍的经验了:“互助组要好,开头要小。”他不能冒冒失失,办出没底底的事。(《创业史》第一部,第126页)

  因此,他调整了进山计划,想出能照顾到困难户的周全办法,由此引发了任老四的佩服和耽心:

  在回家的路上,任老四一路慨叹着,慨叹着。生宝问:

  “老四叔,你心里思量啥呢?”

  “我思量你人年轻,肚肠宽大,”任老四溅着唾沫星子说,“你揽事这么宽,心里有底吗?”

  生宝显出痛苦的脸相,摊开两只手,要哭的样子说:

  “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共产党员不管,谁管他们呢?”(《创业史》第一部,第128页)

  梁生宝敢于“揽事”似乎基于他的魄力,但这里刻画的恰是揽事的不得已。作者把这个不得已安排在活跃借贷失败、困难户生活没有着落的急迫形势中。这个危机同时折射了自发势力上升,政权号召力衰落的拉锯局面。作者做了充分铺垫把梁生宝置于众望所归的位置上。但作者对他“揽事”的描写却非英雄式的、果敢的,而是刻意写他的“为难”——因为他同时还要对互助组负责。此环节上的责任感又体现为谨慎、冷静。他的“揽事”是把同情心、责任感以及谨慎、周全,再加上阶级意识、政治自觉等诸多因素糅合在了一起。所谓共产党员的觉悟是要在这一系列的情感结构和意识结构的构造下才成型、表露出来的。

  

两种“带头人”

 

  众所周知,梁生宝这个人物有现实原型,其原型王家斌是柳青在皇甫村扎根时重点培养的对象。也就是说,王家斌首先是柳青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的工作典型,随后才成为柳青笔下的人物原型。塑造梁生宝之前,柳青已把王家斌写入了纪实散文《皇甫村的三年》。从现实的王家斌到《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再到《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人物经过了一个连续而有差异的作品化、典型化过程。

  很多人都曾注意到《皇甫村的三年》中王家斌与梁生宝的差异,比如《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中记录王家斌在查田定产后也动过买地的念头。这种心思在梁生宝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其实,实际情况更严重。1952年的整党报告中曾反映,时任农会主任的王家斌因为晚交公粮被罚了几斗麦子,挨家里埋怨,不想再当干部,要回家生产,但不好意思辞职,辗转反侧多日,最后想到去偷人家的猪,故意让人发现,好免了自己的干部5。在后来,这是明显的立场动摇,但当初大部分干部刚刚接触革命,视当干部如同当差,既然土改运动已过,形势转入生产,差事就可以卸去了。由此,形形色色的“退坡”倾向在那时相当普遍。

  《创业史》第一部聚焦的正是土改过后到合作化运动之前农村基层趋于涣散的阶段。小说对干部退坡的表现集中于郭振山这个人物身上。其身上的矛盾性特别对应着共产党对农民身上两种积极性、两条道路的估计——所谓走自发道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与走社会主义道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并存。小说写郭振山也会受到政治教育的感召产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在头年冬天整党的会上,郭振山也曾热过:

  …………

  他和下堡乡的其他共产党员,一块走出下堡村乡政府的大门洞,脑子里充满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当他睡在炕上婆娘娃子们中间的时候,西厢屋郭振海强壮的鼾声,东厢屋牛棚里牛啃铡碎的玉米秆的声音,棚上头保卫粮食的猫咬住老鼠的声音,一下子就把他拉回现实世界了。……

  “咱当个普普通通的党员算哩!咱光把村里的行政工作办好算哩!”他想,“光荣!光荣!咱没那条件光荣啊!”(《创业史》第一部,第155-156页)

  小说中的郭振山不是个一般庄稼人,他争强好胜,是个能人,也是个强人。当他看到领导重视梁生宝时,好胜心激起他放弃家业创大业的冲动:“他脑袋一热,就想豁出来不创立家业了,创国家大业吧。叫你生宝看看谁把互助组闹得更欢腾。”同时,政治教育也会调动他的“光荣”意识。本来,好胜、光荣也可以在庄稼人发家的理想中得以满足——郭世富盖屋架梁招来全村人羡慕也是争强、荣耀。但“光荣”这个新社会流行起来的词,其标准并不如庄户人所习惯的那样稳定——“光荣”的标准会随着工作要求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当互助合作成为方向时,仅做好行政工作就算不上光荣了。

  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自发道路不仅是创大业和创家业的对立,也是两种世界观的差异:一种是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革命是辩证发展的,它不能将现状固定下来,或者说它不满足于任何固化的现状,而需不断向新的阶段迈进,不断发现现实中促成向新阶段迈进的因素,不断向参与这个革命的人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不断诉诸精神的提升与超越。另一种则被界定为庄稼人的:它是物质的、可见的,它也有自己的理想,为这个理想庄稼人可以忍受难以想象的劳动艰苦和生活艰苦,但这个理想是稳定的、静态的。对农村共产党员的考验就是被置于这样一个矛盾结构中,考验的核心在于能否从那个直观的庄稼人理想经由“光荣”、“责任”的中介一步步实现对它的超越,产生能够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状态。

  庄稼人的“改造”——相当程度上这是《创业史》的真正主题——不能诉诸理念化的方式进行。对于绞入其中的庄稼人来说,首要的还不是对社会主义准确地予以理解,而是对共产党每一步在农村的工作积极配合。在这个配合的内在意愿与动力上,“光荣感”和“责任感”的作用至关重要。《创业史》在刻画另一个“新人”徐改霞时就赋予她这样的意识:“对这个二十一岁的团支部书记来说,光荣就是一切。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人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上,怎样能不光荣地活着。”(《创业史》第一部,第158-159页)这种单纯的、对光荣的无条件渴望是使其成为“新人”的基础,而另一面是这种单纯缺乏具有穿透力的现实感的支持,因此,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性造成她的选择充满波折。而对于郭振山这个已占据重要位置的党员而言,当他滋生“光荣!光荣!咱没那条件光荣啊!”的意识时就意味着其思想与行动必然蜕化。

  郭振山一度对“在党”产生了犹豫,但他作为蛤蟆滩的能人是有权力欲,并已置身村庄的权力关系中的。最终使他悬崖勒马的是权力意识:

  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点!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撒尿呀!(《创业史》第一部,第157页)

  这里的“在党”不再与光荣等价值相关,而是一种现实权力。郭振山的蜕化特别体现在这一转化上。当“在党”更多地与权力欲相关时,也就意味着他会与梁生宝产生真正的、持续的矛盾。

  柳青在把握郭振山这个农村干部的蜕化时是要努力揭示其精神构成的内在矛盾性与限度,以及在现实条件下思想的斗争与转化路径。不能克服的私心固然是根本,但这种私心是在好胜心、光荣感、权力欲等多重因素的拉扯下发酵、变形的。它已不同于农民的自发意识那么单纯。

  

“新人”的发现

 

  《创业史》的写作、修改跨越了合作化运动“发动-高潮-收缩”的几轮循环。单纯认定农民有潜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领导得当就可以迎来高潮早被证明过于乐观。“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再度被置于首要位置。使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在农村现实中扎下根来成了一个长期、持久、充满起伏波折的艰苦工作。因此,相比《在田野上,前进!》等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小说6,《创业史》的矛盾构造有一个下沉的趋势。虽然小说中也设置了县乡干部不同工作作风的对比,但它们不是决定性的。矛盾是发生在梁生宝、郭振山这样的具有不同主体状态的农村基层党员身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内涵已不再是自发道路与集体化的斗争,而是两种主体形态的斗争。《创业史》中,追索的焦点集中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所植根的精神土壤、思想机制和主体状态。所有的现实较量由此生成亦归结到这一层次上。

  郭振山的退坡首先出于其不能消除的私心。小说把他的出身写成非本分的庄稼人(解放前曾走街串巷卖瓦盆),带着小商贩的习性;写他在土改时分好地,半推半就地接受;写他对孙水嘴的恭维安之若素;写他对梁生宝的嫉妒;写他的计较、夸饰、强词夺理——这些都在表现他品质上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而不是工作上遭遇的困难——使他在面对新考验时一步步退缩。如果单从工作角度理解,郭振山的发家理想和他做好行政工作并不必然那么矛盾。但是,小说着力揭示的是,互助合作不是一般的行政工作,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精神、品质是对小农精神、思想的超越与改造。尤其是小说第一部所表现的阶段——“总路线”尚未提出之前,“社会主义觉悟”尚未成为普遍要求的状况下——哪些品质能促使庄稼人中的先进者产生坚持、发展互助合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柳青所赋予梁生宝的正是这样一些品质。而他能够塑造梁生宝这样的人物,又是因为他在现实工作中看到王家斌的所作所为中蕴含着这样的品质。

  柳青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称王家斌身上具备“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其实,这个“性格”里囊括着品质。和一般地宣传劳模看重“事迹”不同,柳青看重的不是“事迹”的突出,而是支撑他的品性。王家斌的事迹也可以说“突出”。其突出之处在于他领导的一个并不被重视的互助组在互助组普遍垮台的情况下默默坚持下来,并取得了丰产。事实上,这一阶段互助合作工作遭遇危机与基层工作的一系列积弊和结构性矛盾相关。除了《在田野上,前进!》等小说中强调的教条主义之外,“典型带动”的工作方法也遭遇瓶颈。柳青自己刚下到长安县时一度选择在省级模范村王莽村蹲点,帮蒲忠智筹办试办社。但试办社遇到的问题是,资源过于向典型倾斜实际造成了典型的孤立,并不能自然起到带动作用。试办社自身的管理也碰到一系列问题。7在工作陷于停顿的情况下,农民的自发倾向会进一步加剧。《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前半部分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令人泄气的局面——“我那时听到的尽是困难和麻烦”,“夏收以后,我的劲头也不那么大了。局面并不是容易搞出的,我开始很少跑,关住门写东西了。”8正是在普遍倒退中,王家斌的坚持才尤为突出。

  柳青特别看重的是,王家斌是在没有人注意、扶植的情况下做出的成绩。作为典型,在上级干部的指导、培养下做出成绩和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凭自觉、摸索做出成绩在成色上焕然有别。因为,其间有一个如何把外在号召默默消化并转为行动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觉悟”,但又与可表述、被规范化的“觉悟”不同,它需要有一系列超出“觉悟”范畴的品质来支撑。因此,柳青在听到王家斌的事迹后,惊喜之余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性格:

  “家斌和梦生不一样。”区委书记给我夸耀,“他不大爱说话,只是眼睛注意盯着听人家说话,完了低下头想想,抬起头笑笑。……”9

  “梦生”就是郭振山的原型高梦生,皇甫乡四村的代表主任,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查田定产后他“对一般工作还是照样积极”,就是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创业史》中的郭振山则被设计为能说敢干的强人,其高门大嗓联系着“轰炸机”式的工作方法。事实上,当革命诉诸群众运动时,那些能说敢干、争强好胜的“勇敢分子”一般会首先冒头,很快占据领导位置。但“勇敢分子”的成分、动机往往复杂。到了革命转向日常时,常伴随着对“勇敢分子”的筛选与剔除。与之形成对照,王家斌的不爱说话、心里有数、爱琢磨在柳青看来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互助合作运动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决定着它所要求的群众带头人不是那种紧跟表面形势的、一呼百应的强人,而是稳重、周全、“走心”、能动脑筋的人。不爱说话,不急着表态,不突出自己,不轻易挑头,这些都会使群众带头人规避许多歧路。而郭振山“轰炸机”式的做派虽不一定必然关联着自私,但会使他在一些工作中失去耐心,而在另一些不正常的、激进的形势下反而显得特别配合,乃至受器重和重用,进而,容易成为激进形势的推波助澜者与牺牲品。如果这样的人果真另有私心,则会成为危害更大的投机分子。相比之下,王家斌式的不说话、实干,一方面有其弊端,比如不利于讲道理、搞宣传,往往在推动高潮时心有余力不足,但另一方面他在不张扬的情况下埋头实干其实更符合本分庄稼人的道德、行为标准,因此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

  这在强调典型示范的阶段尤有意义。因为示范阶段被树为典型、模范的很多是过去运动中表现突出者,性格强势的人占比例很大,一旦成为典型,地位迅速上升,得到各种重视和资源后容易变得霸道,由此不免造成合作社内部以及合作社与村子、邻村等方方面面的矛盾。《创业史》中劳模王宗济的原型蒲忠智就不免有这方面的问题10。以王家斌这样的腼腆性格是很难上升为一线劳模的,但他更踏实,更稳重,更能为大家着想、负责。如果说搞互助合作的目的不只在于发展生产,也在于重组基层,在于邓子恢所说的“发现好人”,“把好人组织成领导核心”11;那么,王家斌这样的人才是老百姓真正欢迎、喜爱、拥护的群众带头人。

  王家斌的许多性格后来被柳青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梁生宝身上,成为这个人物的性格基础,同时,去除了较为腼腆的一面,增加、强化了一些新的品性,比如自觉性、坚定性、爱憎分明等。而王家斌最初的“事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写进了《创业史》:

  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帮他们的互助组订了水稻合理密植计划,他就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以外的眉县去买优良稻种。他除了车票、稻种价、脚价,没多花一个钱。他用竹篮子提着干锅饼,来回吃了一路。他在眉县下车时,天下大雨,光脚片走了三十里,找到良种户。他买了二百五十斤稻种,雇毛驴驮了二百斤,自己背了五十斤,赶脚的说他是傻瓜。他回来把稻种分给大家,分冒了,自己少了,他就用当地能找到的次品稻种。……他为了组织组员们进终南山搞副业生产,把他母亲喂的正下蛋的母鸡卖了,凑伙食钱。……12

  对比小说就会发现,这里记述的几乎就是梁生宝绝大部分“事迹”的蓝本,确切地说,小说是在王家斌“事迹”的基础上做了删减而更集中于买稻种、分稻种、进山割竹三件事。如果说梁生宝是柳青创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的话,那么,它的现实基础在通讯报道中的王家斌这个人物身上已经奠定了。值得注意的是,《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写于1954年9月,与同时期通过批判教条主义来调动积极性不同(见《在田野上,前进!》),其重心落在了挖掘王家斌这样的基层新式带头人上面,意在从产生了这样人物的现实性中看社会主义在农村扎根的可能。正因为它是在政治发动处于低潮状态中产生的自觉行动,努力理解这个自觉行动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实际上就是对规范认知的某种突破,这种突破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较为长效、独立的把握现实的视角。它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又能超越频繁更替的政策性认识,努力在生活世界和政治要求相交叉的层面去理解什么是农村需要的社会主义,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主体应该是什么状态,它怎样能从现实条件中产生出来。

  《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中的王家斌既是这个新人的胚胎,又是这个新人实在的现实。因为后者,新人才是可能的、可把握的、可塑造的,因为前者,新人又不能止于此。当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梁生宝时,重点不在于写出一个比王家斌更正确、更高大的新人,恰恰具有挑战性的是要挖掘出他们共享的“事迹”背后的支撑性力量——品性、觉悟、意识结构与情感结构——这个力量既可以还原到王家斌身上,又有超越王家斌特殊性的能量。

  《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作为纪实性作品保留了很多王家斌的“原貌”以及柳青对他的培养过程。柳青开始接触王家斌正是“总路线”开始宣传和统购统销开始布置的时候。陕西省已在长安县郭杜区试办粮食计划收购,国家要征购余粮的传言闹得人心惶惶,秋后粮食市场格外紧张,土地买卖频繁。此时王家斌面临的考验是丰收后要不要到市场上卖余粮,要不要买地。之前,在互助生产上,国家号召与农民利益可以取得一致,此时的统购统销则是国家与农民围绕粮食展开争夺。是否主动卖余粮给国家,是否抵制私商,是否拒绝买卖土地成为衡量“社会主义觉悟”的考验。确切地说,新考验的焦点在于农民与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否无条件响应国家号召。面对一系列政策转弯激发的紧张局势,王家斌实际上和一般农民一样疑惑、担心。而柳青作为一个能够理解整体形势的干部并不急于在初次接触时就展开说服教育。他更着重观察他,关注他在认识上不理解的前提下的心理状态和反应方式。柳青早就听说王家斌要买地的传闻,但故意不直接问,只旁敲侧击地打听其余粮如何处理。

  果然,他脸红了。他支支吾吾,半晌说不出个啥,只用羞怯的眼色瞅着我。……他一声没响,把我领出大门,指着和他的地毗连的一段地。他说,这是河那岸一村的一个农民的三亩地,要卖,已经上门问过他两回了;要是再过几天他还拿不定主意,人家就要另寻主了。

  “不买吧,这地终究是卖的货;卖给旁人,咱那牛犊、猪、鸡出来就要伤人家的庄稼,断不了是非……”他的大嘴痛苦地歪咧着,他那略微长的下嘴唇显得更长了。

  “买了呢?”我有趣地笑问。

  “买下名难听得很呐!我就估量来,我连谁的面也见不得了。眼下孟书记、乡长和支部上的同志都看咱一眼着哩;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13

  按后来节节上升的觉悟标准,动买地心思就是立场动摇。《创业史》中只有郭振山才想买地,梁生宝是绝对不会的。但《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对此并不避讳,反而由此写出王家斌思想的朴实和纯正。毕竟,在“总路线”宣传铺开之前,“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对一般农民而言是抽象而模糊的。王家斌动买地的心思并不意味着特别“落后”。所以,柳青尤为瞩目的是他的不好意思与不安,这些是在柳青鼓励他继续进步时特别呈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农民式的思想斗争——不好意思、不安不是一种直接诉诸价值、认识、觉悟的思想提升,而是经由“良心”的中介所安置的思想基础与底色,它将外在要求不断转化为内发的“良心”加以衡量。从“不安”到“安心”就不只是一种配合意识或完全意识化的转变,而是混合着顺应、名声、信任等诸多因素。王家斌“一下子还不能理解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部意义”,他对孟书记叮嘱他“粮食除了吃用,一颗也动不得了”感到神秘,但基于对区委书记的信任他会照做。他对买地根本的顾虑来自“名难听得很呐”:“眼下孟书记、乡长和支部上的同志都看咱一眼着哩;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细看这些顾虑的构成——名声、信任、关注、示范作用——显示其意识结构中哪些成分是特别被重视的,并成为其做出判断、选择、行动的基础。正是看到这些,使得柳青不急于让他表态,也对他的未来成长有信心。

  最终,王家斌在统购统销的宣传铺开后打消了买地念头,转而以丰产组的名义首先卖余粮给国家。这当然与大形势有关,但也和柳青不厌其烦的思想工作相关,包括通过算细账的方式帮助互助组成员理解卖余粮给国家的必要,使得组员主动自报余粮,提前、超额完成计划收购任务。在可称为“严峻”考验的统购统销工作中表现“先进”使得王家斌从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互助组长变成了新涌现的先进典型。一向不服王家斌的高梦生也服气了。之后,王家斌在柳青的帮助下牵头成立了全区第一个,也是长安县第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王家斌成为长安县有影响的劳动模范。在这一系列“进步”中,柳青的指导、督促、培养作用至关重要。王家斌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描述过柳青紧逼盯人式的工作方式:“他在这,整天就好像有个圈圈在你头上圈着哩”——“你啥也不敢胡来……把小小一个事,给你说的多大多大的,严重的就不得了。你一句话说不对,都卡住楞批评哩”14。严家炎当年在评论中指出梁生宝总是能从小事情上看出大意义,那并不是王家斌固有的品质,而是柳青把自己的工作意识融入到梁生宝的意识描写中,写出一个理想的群众带头人应该有的思虑。

  

“新人”的出场

 

  不过,在创作小说时,柳青把自己的角色、作用全部隐去了。这导致很多评论批评其表现党组织的指导不够。梁生宝在《创业史》中确实是一个思想认识相当高的“新人”,但柳青在作品中并未抽象地写其思想认识,他更要写出一个新人必要的自觉性转化,这个“自觉”中包含着外来的指导、要求,但要害在于他如何把觉悟转化成内发的、像性格一样自然的品性与行动。因此,梁生宝的正式出场(“买稻种”一章)不是从外向里写,也不是把他直接放置于村庄的矛盾关系中,而是让他单独出场,处在一种独立的状态中,这个状态看似隔离开他与群众,却是通过写他一路的惦念、他的责任心,更深地呈现出他与亲人、同伴的内在关联。同时,通过把他置于单独行动的场景中也便于集中表现他每个动作、意识中渗透着的“自觉”——它们因没有熟人的注视而更显得自然、内发,其自然、内在的程度映衬着主人公自觉、自律的程度。主人公的意识自觉通过一系列无声、自然、日常化的举手投足透露出来。这些又结合着大自然场景的衬托写出一种满怀信心、置身于历史进程中的行动感15。

  《梁生宝买稻种》这一章的“事迹”相比《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中已交代的并未增加什么,作者的用力之处在于如何穿透“工作”层面,通过写一系列日常化的举动来表现支撑主人公的精神。它完全略去买稻种的场景,着重写梁生宝一路上吃饭、打地铺、睡觉、行走……这些举动足够平凡、简单,以至于支配这些行动的不是思想,几乎只是下意识和无意识,但作者要通过挖掘已融入下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原则性”来彰显一个“新人”的品质和觉悟。相对这个“本源”,“买稻种”的事迹只是一个表征。“买稻种”的意义不是在这一章表现的,它是经由前四章的矛盾铺垫被定位的。当梁生宝出场时,他所作所为的外在意义已得到充分说明,不用再过多描述。真正充分展开的是这个“人”的状态,要专注地写这个人的本质、精神,反而要脱离“事”的羁绊,不让“情节”对人的塑造造成干扰。

  所以,这一章的写法一定程度上是反情节的,是充分细节化的。这个细节化并非现代主义式的“细节肥大症”。其中充斥着意义感,而这种意义感的获得来自历史整体性与方向感的支撑。同时,写梁生宝赶路又便于展开写他的心理活动,因而穿插于行动中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是与互助合作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回忆、估计和感想。它从梁生宝的内在视野展开一个互助合作所涉及各方面关系的评价、描述,构成对前四章内容的回应。这个充分撑开的内在视野与细节化的动作、宏阔的自然风景交替构成富于张力而又混溶的叙述。

  第五章的开头是从风景开始的: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创业史》第一部,第71页)

  这个开头非常具有抒情性。《创业史》整部小说的情感非常淳厚、浓烈。这种感情基调不只通过对感情的直接书写来达成,也经常通过风景的穿插来烘托。自然与人的心情常构成时而呼应、时而反衬的关系。第一部正文的开端,梁三老汉出场前就有大段自然描写,当他转向独处场景时又插入一大段风景:

  在春季漫长的白天,蛤蟆滩除了这里或那里有些挖荸荠的和掏野菜的,地里没人。雁群已经嗷嗷告别了汤河,飞过陕北的土山上空,到内蒙古去了。长腿长嘴的白鹤、青鹳和鹭鸶,由于汤河水混,都钻到稻地的水渠里和烂浆稻地里,埋头捉小鱼和虫子吃去了。

  日头用温暖的光芒,照拂着稻地里复种的一片青翠的青稞。……

  春天呀,春天!你给植物界和动物界都带来了繁荣、希望和快乐。你给咱梁三老汉带来了什么呢?(《创业史》第一部,第29页)

  这里,自然的恒常与阔大构成对人物心情翻腾的反衬,随时把日常近景拉到一个宏阔的远景中。而结尾处的反问则从一种全景客观视角突然下落、聚焦成一个虚拟、全知的主观视角,似乎叙事者突然现身发声。而且这个特写式的视角不是中立的,它尤其带出一种主观认同感——体现在“咱”这个用词上。这种类似画外音的声音在小说中曾反复出现。“买稻种”这章,勾勒出梁生宝的身影后,也立即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只有他——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一个破席棚底下。

  你为什么不进旅馆去呢?难道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吗?(《创业史》第一部,第72页)

  这种“画外音”似乎是代关切的读者发出的疑问。它实际上构造的是叙述者和假定读者间的认同感。这个声音的出现意味着它所召唤的理想读者是高度认同于叙述者提供的小说陈述、价值和意义取向的,意味着叙述者和理想读者共同构成、分享一种内发的、探寻的、关切的视角。这个想象的内在一致性是整部作品高昂基调的一个基石。它的外在保证来自于写作、阅读语境高度整合在一个历史认识之下。只有全然一致、没有裂缝,或者确切说是认为不会有裂缝的读者认同期待才能使“画外音”自然插进叙述中,变成一种对叙述的引导。

  梁生宝一出场先遭遇的“难题”是要不要住店。“难题”之小几乎不足挂齿。且这里的“难”之设定并未超出王家斌的行状。就是说,作者并未在买稻种的过程上平添多少戏剧性波折与难度。相比之后梁生宝进山割竹的难,这里“难”的成色要弱得多。但作者对这些小挑战连带出的意识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却超出很多实际难关之处。

  梁生宝舍不得住店是因为他没有预留这笔钱。他的每笔开销都是精打细算好的。其精打细算和斤斤计较并非单出于节俭,而是基于对乡亲的体贴、责任:

  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该是多么困难啊!庄稼人们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唤。他起身时收集稻种钱,可不容易来着!有些外互助组的庄稼人,一再表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是他组长垫着。要是他不垫,嘿,就根本没可能全组实现换稻种的计划。(《创业史》第一部,第72页)

  之前提到过,责任感是梁生宝最核心的品质。这里所写的惦念、牵挂是支撑责任感的情感形式。“离乡”的孤身处境使得一系列更自然,即更具支撑性的情感能得到有力呈现,有一种拉得越远贴得越近的效果。这一段惦念从是否住店的犹豫中生发出来,更多带出梁生宝对互助组和村内外关系的感觉:对贫雇农的体贴,对梁生禄自私的“恨”,对富农中农的“不平服”以及组员的寄托和领导的期待。它是经由梁生宝的感情意向对互助组现实处境的再整理,其出发点在于对穷人办组、办社之难的体会。在合作化运动早期,是依靠贫雇农还是依靠中农,怎样真正贯彻依靠贫雇农的原则,怎样看待中农作用,一直是争议焦点。争议的结果是越来越强调穷人办社的意义,强调条件差的贫雇农更有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柳青的设定当然与阶级路线一致,但他通过梁生宝的心理是要力图写出这个规范认定的基础与后果:由于贫雇农和困难户有需求但条件差,这就特别要求带头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带头人往往是能力强者,强者如何能同情弱者并带动他们,首要具备的是正义感和感同身受的能力(后来被归之于阶级感情)。贫雇互助合作条件差则又特别要求带头人敢想敢干、以身作则,否则很难在固有条件下求得突破。梁生宝之“买稻种”正是这种魄力的表现。本来,技术改良有冒险性,但柳青的写法是把技术改良能彻底解决生产问题的信心放在前提性位置上——借任老四的嘴挑明:“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可就把俺一亩地变成二亩啰!”——来说明梁生宝责任感的来源。

  梁生宝对新稻种有信心和他要省下两角钱并无必然因果,甚至可以说,两者的指向有些相反。新稻种可以使穷苦人摆脱困境,是外向的、物质性的;而省下住宿钱是把对穷苦人的感同身受转向一种自律和自我牺牲,是经由自我约束而摒弃私欲,使自然、放任的自我提升为自觉、自我克制的主体——“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创业史》第一部,第74页)。受苦人出身的梁生宝一向不怕吃苦,但原来的吃苦是被动的、自然的吃苦,只有它变成一种自觉的、有充沛意义感的“吃苦”,乃至乐在其中,才完成一种精神转换与升华。为了省两角钱不去住店这种“自找苦吃”的行为正是意在写出这种精神转换。

  有这样充沛的意义感支持,所以接下来写梁生宝吃饭时是通过大量动作细节写他的从容不迫、写他的“坦然”和“稳”:

  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汤面,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她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创业史》第一部,第74页)

  这里描写的“细”和作者要着力表现的梁生宝心态上的“不局促”互为表里。这些动作很容易被看成乡下人的“抠门”,所以堂倌和管账先生“一直嘲笑地盯着他”。梁生宝的不为所动来自于他精神上的自信与脱俗,这里面交融着政治觉悟和庄稼人的自尊:

  他更不因为人家笑他庄稼人带钱的方式,显得匆忙。他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创业史》第一部,第74页)

  这种时刻提醒自己要稳重的意识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延展。其性格中本有“稳重”、“谨慎”的一面,但这里强调它们是经由自觉到政治意识层面而不断得到强化,而又因回收到性格中而显得自然、内发。更进一步,作者是把梁生宝的“稳”关联到他的政治品性:

  即使在担任民兵队长的那二年里头,他也不是那号伸胳膊踢腿、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在一九五二年,中共全党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整党运动中,他被接收入党的。雄心勃勃地肩负起改造世界的重任以后,这个朴实庄稼人变得更兢兢业业了,举动言谈,看上去比他虚岁二十七的年龄更老成持重。和他同一批入党的下堡村有个党员,举行过入党仪式从会议室出来,群众就觉得他派头大了。梁生宝相反,他因为考虑到不是个人而是党在群众里头的影响,有时候倒不免过分谨慎。(《创业史》第一部,第74页)

  这段是对梁生宝政治前史的第一次交代,弥补着题叙中对其成长过程的模糊讲述。这个交代中着意突出入党并未使他变了个人,或附加上许多东西,相反,党员所要求的觉悟和自觉性是使得他把自己原有品性更加深化了——“更兢兢业业”、“更老成持重”、“不免过分谨慎”。也就是说,以往只是源于性格、习惯的品性有意得到护持、运用和提升。这样一种自我肯定式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造。本来,似乎是那种自我否定式的改造才会产生特别紧张而敏感的意识,时时审视、检讨自己。而自我肯定容易产生自满、松弛。但柳青通过梁生宝的意识状态要表现的是,入党激发的使命感、责任感可以使其有意识地发扬好的品质,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出更高的自我要求。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主人公的品质在作者看来是作为农村党员和群众带头人特别必要的。换句话说,“兢兢业业”、“持重”、“谨慎”,不“伸胳膊踢腿、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柳青看来是合作化运动在“稳步发展”阶段党员干部急需的工作作风,不仅应该选拔有这种品质的人来当带头人,还要在一切党员、干部的培养中养成这种品质。

  这与柳青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相关。当年任皇甫乡党支书的冯继贤曾回忆因为和社员聊天时手插在裤兜里,柳青曾对他大加批评:“一个干部,最要紧的是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对你说心里话。你把手插在裤兜里,站在那,像这官僚的样子,群众就在心里和你划了个道道,在心里说,你才脱离生产几天,就摆官僚架子,比大家高一头。他有话就不想给你说了,天长日久,你不就脱离群众了?”16这种流于无意识的心态、行为变化在柳青看来蕴含着变质的苗头。对这种心态、行为的自审、检讨不能时时刻刻依靠组织监督而需借助党员干部自身的修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梁生宝的“过于谨慎”就显得非常必要,是把自律性内化、性格化的体现。正因为柳青要写的是这个主体自觉转化的过程与程度,所以,他反而不写组织的培养,而通过理想人物的表现直接来写这个阶段的革命运动所要求的、应该的、应然的主体状态。可以这么说,通过梁生宝的“稳”,柳青是要写出他认为的合作化运动本身应该的“稳”。这里面包含着他对于合作化运动能够健康发展应诉诸的工作方式和主体状态的理解。运动要健康发展就要找到这样的人,培养、使用这样的人。

  写完梁生宝在车站找到栖身地之后,叙事再次转入他的惦念。这次的惦念不是围绕互助合作的“工作”展开的,而是进一层到亲人式关系中——依次想到的是他妈、继父、妹子秀兰、互助组的基本群众(有万、欢喜、任老四),最后是改霞。这个顺序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他感情的层级关系。虽然与改霞的关系是最搅动人心的,但与家人和邻里、乡亲的感情则更是底色的、支撑性的——“不管他离开家乡多远,下堡村对岸稻地里那几户人家,在精神上离他总是最近的。”(《创业史》第一部,第75页)这个越远离越亲近、越惦念的心理意识是他的责任感的动力来源。为家人和乡亲负责,并从家人、乡亲的爱护、信任、尊敬中得到回馈,这是他获得意义感的基本方式。因此,一方面他的思想意识是指向社会主义前景的,另一方面,他的责任视野和意识结构却从没有超出村庄范畴。他似乎是没有可能在脱离自己村庄的条件下施展发挥作用的。

  在梁生宝这个人物身上,在这个阶段,柳青强调的是他精神上牢牢扎根乡村的一面。与之构成对照的是改霞的不那么必然扎根乡村。改霞的“进城”与她的文化水平、形势需求有关,但她与梁生宝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她的惦念、情感责任只是设定在她与梁生宝一对一的、新式恋爱关系中,而较少关涉她与家人、邻里、乡亲的层面。相比梁生宝“泥腿庄稼人”本色所生成的一种命定式的使命感,改霞身上则带着现代的不稳定性——无论恋爱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前途都是可以选择的,并由选择自由带来取舍间不断的犹豫。改霞作为另一种“新人”,其新的价值基点是“光荣感”,这意味着其意义感的来源更多地与大环境的赋予和引导相关。而梁生宝与家人、同伴、乡亲难以割舍的精神关联使得他少了很多选择的自由,却多了很多天然的责任心。

  相比改霞的“光荣”,梁生宝价值诉求的基点被设定为“理想”:

  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创业史》第一部,第78页)

  如果说,“光荣”较多地导向一种配合,那“理想”则突出与世俗对立的一面。理想不仅是对一种超越性状态的想往和努力,它还会导致对世俗性事物有意识的否定。在理想的照耀下,“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这样一种对立与社会主义革命要扎根庄稼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存在矛盾。但它确实指向一种激进目标——这个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庄稼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构成、思想意识改造成高度自觉、自律、合目的性的,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形态。那个理想生活本身或许归于自然、和谐,但达到它的每一步却是对固有现实的不断否定、检查、超越。

  在梁生宝这个“理想人物”身上,柳青既要写出“理想主义”的逻辑,又要写出其现实条件与状态。因此,梁生宝既高度自律、自省,近于清教徒式地“脱俗”,但又与那些不够理想、甚至“落后”的群众有割舍不掉的体贴与亲近。“理想主义”对精神的引导和决定更多作用于梁生宝的自我要求,他把带领群众通向理想境界的过程看成是高度政治性的,而非单纯、抽象的理想所引导。所谓政治性的意思就是充分考虑到现实条件和现实变化,根据每时、每种状况来决定应采取的方式,它有原则性,但又充分结合状况。因此,梁生宝不是一个只有理想的宗教徒,小说更多写到在每个工作环节上、每个现实处境中他的“政策水平”。他扎根现实的能力是不断在政策的理解、运用中得到培养、深化,只有以这种能力为前提,对日常生活的改造、翻转才是可能的。

  在《创业史》第一版的出版说明中,作者陈述这部小说的抱负是要写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落实到梁生宝这个理想人物的塑造上,柳青的意图更在于写出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相配合的社会主义主体的生成。这个主体的形态不是在现实中已经完成的、完整存在的,而是依据历史和现实条件可以设想和应该要求的。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称为主体的可能性。柳青一方面要写出其动力、机能扎根于传统、现实条件的依据和深度,另一方面又要写出其蕴含着超越现实条件、历史状况的潜在性和主动性。柳青在王家斌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这个主体状态的胚胎,通过自己的工作培养他、“浇灌”他,同时,经由塑造梁生宝这样的理想人物呈现其应达到的状态。因此,这个“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是凝聚着柳青、王家斌及其他实践者在共同的实践中一起去形塑、寻找的那个“新人”。问题是,这个“新人”不能只在作品中完成,其塑造的难度根本上来自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遭遇的挑战,经历的起伏与顿挫。柳青的不断调整写作计划,乃至最后未能如愿完成整部作品正与历史本身的加速、转弯、波折相关。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历史遗迹时,我们反而要借助《创业史》这样未完成的作品来把握这个革命曾经的理想主义的努力。或许如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经典现实主义所期待的,这个融汇着深厚现实感、政治理解力、乌托邦激情和艺术创造力的文本能够提供比历史记录更多的信息与线索,促使我们逼近那段历史的挑战。

  1   严家炎在《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中就指出梁生宝“能够处处从小事情上看出大意义”,几乎带有思想家的面貌。《〈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4页。

  2   与“及时反映现实”的当代创作要求有所差异,《创业史》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小说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酝酿、创作、修改过程。关于《创业史》的修改过程,刘可风在《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中有详细描述。从作者开始深入生活到作品最后完成,农村形势已发生一系列剧烈变化,书中对互助合作初期问题的把握也与1953、1954年的规范性认识拉开了距离。期间,文学创作的要求亦不断更新。柳青创作方式上的这个“长时段”在当代文学经验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和认识意义,当另文专述。

  3   参见拙文《典型的诞生——从蒲忠智到王家斌》中对50年代初培养农村共产党员经验的讨论。收入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第七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

  4   本文引述《创业史》第一部版本,为《柳青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长安县第二期查田定产结合整党教育的报告》(1952年12月30日),长安区档案馆:1-1-71。

  6   《在田野上,前进!》是秦兆阳创作的较早一部以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柳青同时,秦兆阳也是1952年底开始“深入生活”,赴河北雄县挂职,蹲点试办合作社。1954年,秦兆阳开始动笔,1956年完成后即发表。这部小说描写时段与《创业史》几乎完全重合,也表现陷入危机的互助合作怎样经过整顿从低潮走向高潮。整部小说对现实矛盾的估计、把握很大程度上依据了1955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时的现实判断和解决方案,并体现着“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倾向。其基本设定是偏差、消极在基层,但根源在上级,要通过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打碎干部身上的暮气与市侩气,将干部、群众的潜力和积极性调动起来。

  7   参见拙文:《“社会主义高潮”之前——“稳步发展”阶段的王莽村农业合作社》,贺照田主编:《人间思想·第九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

  8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9   同上,第118页。

  10  参见拙文:《“社会主义高潮”之前——“稳步发展”阶段的王莽村农业合作社》。

  11  邓子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3月21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06页。

  12  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18-119页。

  13  同上,第120页。

  14  《王家斌谈柳青在皇甫的生活》,蒙万夫等:《柳青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5页。

  15  像后面这段写到的:“一霎时后,生宝走出郭县东关,就毫不畏难地投身在春雨茫茫的大平原上了。广阔无边的平原上,只有这一个黑点在道路上挪动。”——特别有一种在历史中行进的感觉。

  16     《冯继贤谈柳青在皇甫十四年》,蒙万夫等:《柳青传略》,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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