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登迎:“打工春晚”与“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路径

作者: 孟登迎 日期: 2018-02-13 来源: 文艺批评

  2017年打工春晚

  民间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打工春晚”,自2012年诞生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作为草根打工群体自主开创的一种独特的节日文化表达形式,“打工春晚”虽然一直受到新闻传播界、劳工文化界、公益机构、支农志愿者和普通网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还未引起学术界和文艺批评界的足够重视。依本人五年来的观察,“打工春晚”作为“新工人群体”[1]的新型文化创造,一方面孕育并释放出独特的文化政治活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展现和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和现实挑战。因此,本文试图对形塑和构建“打工春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政治因素进行分析,并尝试从中寻找推进“新工人文化”建设和创新的相关路径。

  1

  “打工春晚”诞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打工春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北京工友之家”及其“新工人艺术团”,他们自2002年“五一劳动节”成立的那天起,就积极开展各种文艺实践活动。“北京工友之家”原名“农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曾用名“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和“打工青年艺术团”,最初是由来京打工的文艺青年孙恒、王德志和许多三位创办的,初衷就是要为打工群体(“农民工”)提供文化教育方面的公益服务。他们在“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农民工”这个称谓包含着对打工群体的权益歧视,而新一代打工群体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创造,应该彰显自己的文化权利意识和文化自信。为此,他们数次改变自己机构和团体的名称;这种不断命名的努力恰恰呈现的是新工人群体不断寻找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过程。

  

  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营: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来源:视觉中国)

  “打工春晚”虽然主要是由“北京工友之家”发起并组织的,但它直接面对的是全国2.6亿打工群体以及关注和关爱打工群体的各界人士。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普通民众自娱自乐搞联欢会的层面,而有更高的文化政治追求。早在2009年,新工人群体中这些“先觉”的文艺青年就敏锐地发现,在各种充满珠光宝气的主流文化舞台上,基本上找不到对底层劳动者形象的正常展现,更找不到对他们日常生活充满尊重和理解的文艺表达。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为劳动者歌唱”“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建立工人文化”“建立劳动文化”等口号,自己动手创办了打工子弟学校、新工人剧场、打工文化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培训中心和同心农园等实体建制,以此开展公益文艺活动。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及社区为工友们义务演出,吸引、带动和凝聚了一批支持新工人文化公益事业的同仁机构(如北京木兰乐团、深圳重D乐队、苏州工友家园合唱团、港台及国外的工人文艺团体)和志愿者(主要是工友、学者、大学生和媒体人)。他们建立了皮村影像小组、皮村文学小组及其他文艺小组,在“三八”“五一”“六一”和“十一”等重要节日举办各种能够体现这些节日文化政治内涵的文艺活动,还举办了“劳动文化论坛”“工作坊”和“交流营”等理论探讨活动,举办了三届面向全国新工人的“工人文化艺术节”。“工友之家”带头开展的这一系列文化活动,不但从表演队伍、主持人、节目创作和志愿者招募等方面为“打工春晚”的产生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它确立了比较明确的新工人文化意识。

  “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数次谈到举办“打工春晚”的初衷。他说,现在的春晚“完全脱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不仅脱离生活,还可耻到每年都会选那么几个节目来代表我们、妖魔化我们……所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自己的春晚,通过网络让工友看。这就是最初的想法。”[2] 他后来再次强调:“我们办‘打工春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给打工群体搭平台,让大家演自己。我们希望‘打工春晚’能够成为反映3亿打工群体心声的春晚,能够成为打工群体展现自己精神文化的舞台与精神家园。”[3]这说明,“打工春晚”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有其深刻而严峻的社会分层背景。在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底层人、弱势群体在文化趣味上已经与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存在相当深的隔膜。“春晚”作为一种高度凝聚中国普通人一年生活中所经历的苦乐酸甜往事的独特文艺形式,本应该成为社会各阶层释放真情、相互体谅和互助“共情”的宝贵时刻,但自九十年代以来举办(录制)的各类大型“春晚”,似乎越来越流于富丽堂皇的虚饰造作。主流“春晚”舞台多年来很少真诚(或真实)地展现在数量上占到我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若算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留守和流动的直系亲属的人数)的进城打工者的喜怒哀乐,很少展现普通民众从事生存性劳动的艰辛过程,很少展示劳动者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打工群体大约在2006年之后才成为“央视春晚”连续呈现的对象,[4]而且往往被抽象地当成某种传统美德(诚实守信、老实奉献、城市建设者)的空洞载体来加以赞扬或同情,或者被简单当作一种落后、呆傻或者狡黠的陪衬形象来呈现。但事实是,新一代打工者当中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工人”,他们对那些产生于他们自身真实生活的、真诚的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创造,渴望得到其他阶层的理解和尊重,也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更何况他们还有较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有这个时代稀缺的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合作精神。

  

  “北京工友之家”院内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新一代的打工者急需一种有凝聚力的文艺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文化政治诉求,而走在时代前列的一群打工青年十年来不畏艰辛开展了大量的新工人文艺实践,这正好在思想、组织、创作和社会联络等多个方面为“打工春晚”这种新文艺形式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年关将近,思乡归家,得失冷暖,去留徘徊——打工群体有满腔的感慨,需要一个释放、交流和升华的公益舞台。北京远郊城边村里的“新工人剧场”很简陋很寒冷,工友们得穿着厚重的棉衣和工作服上台表演(男女主持人甚至要在后背挂上暖水袋),但他们愿意为参加这场晚会千里奔袭甚至不惜丢掉赖以维生的工作。一切困难似乎都无法遏制工友们参与“打工春晚”的热情,他们在这里可以唱自己的原创歌曲、朗诵自己写的诗、演自己编的小品,可以穿着工装大胆地走“时装秀”,台上和台下的人可以一起尽情地分享传统节日特有的快乐、温暖甚至悲辛。可以这么说,“打工春晚”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是伴随新工人文化的逐渐崛起而水到渠成的事情。

  2

  “打工春晚”的主题构成

  如上所述,“打工春晚”并不是打工群体简单的自娱自乐,而是他们试图表达自身真实生活感受和文化政治诉求的新文艺创造。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打工春晚”的主题构成上。统观六届“打工春晚”,反复出现在各种小品、相声、音乐剧、诗朗诵和歌舞节目当中的主题词,不外乎“劳动”“家庭”“孩子”“女人”“尊严”和“自由”等。这些节目往往围绕劳资纠纷、劳动报酬、劳动尊严、留守儿童、流动少儿上学和女工受歧视等具体问题展开,这些问题不但直接涉及新工人群体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他/她们自己的文化身份认知。

  卜卫老师对六届“打工春晚”的全部111个节目做过统计,她发现倡导劳动价值和表现劳动生活的节目占总数的38%,表现对家和家乡思念的和兄弟姐妹情谊的节目占24%,关注工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节目占29%,其他节目大约为9%。[5]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倡导劳动价值,其实是在呼吁主流社会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各项权益,激发新工人群体的自尊和自信;关注新工人群体的发展,就得揭示制约新工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偏见、权力和资本,关注打工者的家庭以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处境;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对工友的情谊,就要表达新工人群体与家人分离的精神痛苦和对稳定居所以及“友爱共同体”的期盼。总体来看,这些分类只是相对的,因为这些主题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最终都涉及新工人的发展如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都要表达新工人群体日益自觉的文化政治诉求。

  “打工春晚”对于劳动价值的表达,集中体现在每届“春晚”结束时最具仪式感和主题色彩的一个节目上——孙恒带领演员和观众高声齐唱《劳动者赞歌》。此歌曲调取自韩国工运歌曲,旋律刚劲激越,歌词是孙恒所作,洗练铿锵: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

  汗也洒泪也流,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

  不难看出,在虚拟资本呼风唤雨、真实劳动被遮蔽、劳动者被漠视的时代,这些雄壮的歌词分明是新工人的呐喊和回应。几百号人同时起身站立,观众与演员融为一体,一边齐声高唱《劳动者赞歌》,一边随着音乐节奏一同拍着双手,从下肢、胸前一致拍打,最后紧握右拳高举头顶……伴着八拍的动作连续循环三十多遍,到终结句大家一起拉长声音高唱“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时,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那种劳动者群体特有的火热的力量。这样的歌曲,让许多打工者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和自尊。而且,这种自尊和自豪感也渗透到了其他一些独特的节目当中,比如“工装秀”和劳动舞蹈节目就对劳动之美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展现。内向木讷的中年装修工老耿与两位青年女工一起表演的《梦之舞》、家政女工们集体表演的《疯狂清洁工》和《家政故事》以及同心互惠商店工友们集体表演的《工装秀》等节目,都直接把各种劳动用具搬上了舞台,而且派上了用场,将劳动的具体动作和节奏有机地编入了舞蹈造型。在工友演员们热烈奔放的集体劳动的律动中,在年轻工友身穿各种劳动服装一个接一个、大大方方地走着模特步上台、熟练流畅地展示各种各样的劳动动作时,这群普通的劳动者向我们展现了某种混杂着自信、乐观和反讽意味的独特文艺精神。

  除了展现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打工春晚”尤其关注新工人群体的现实归属和精神归依问题。打工群体目前面临的现实生存和精神困境,有学者概括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注定了他们只能在城乡迷失地带无尽的漂泊,激发了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强烈期待。[6]每届“打工春晚”的工友原创诗歌朗诵,都在表达这种渴望和心声,2017年的诗朗诵尤其具有代表性。来自“皮村文学小组”的六位工友(李若、小海、范雨素、郭福来、徐良园和王春玉)集体亮相,齐声朗诵了他们共同创作的长诗《劳动者的诉说》。这首诗的结尾值得细读:

  快过年了

  漂泊在外的打工者

  谁不想家?

  家里有自己骑车上学的孩子

  家里有盼我团聚的爸妈

  我们在城市里打拼一年

  修建起的美丽/处处风景如画

  收获装满沉甸甸的背囊

  回到家又把城市牵挂

  为了家乡的富裕

  为了城市的繁华

  苦点累点算个啥?

  流血流汗我们悄悄地擦

  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城市

  因为这里有咱们工友

  共同的家

  明年我还会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

  因为这里有咱们工友

  共同的家。

  这首诗的语言浅显直白,但表达的情感却很丰富。面对城乡漂泊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工友们五味杂陈:感伤中浸透着坚强,孤独中散发着温馨。他们思念故乡的家园和亲人,但又被迫在城市的边缘漂泊,幸运的是,他们在“工友之家”可以抱团取暖,集体创作,彼此切磋。文学小组结成的“友爱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支撑,新工人文化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7]这种精神期待,已经不单单是回到农村的老家,或者只是渴望能居有定所,还包括新工人对文化共同体生活的向住。雷蒙•威廉斯多次强调过社区(共同体)对于建构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性,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佐证。笔者2016年夏天在苏州远郊的工友家园与工友座谈时,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工友们提到他们现在被迫不断地随着工厂的搬迁而四处迁徙,对即将要迁往的新城市充满惶惑,因此期待在落脚的城市也有一些能够接纳和关爱他们的工友文化之家。这说明,“打工春晚”的思家主题取得了突破,表达了新工人对于文化权利和友爱共同体的期待,扩展到了如何去建设新工人文化空间这个重大问题。

  在思家主题之外,“打工春晚”对妇女和儿童也有特殊的关注和关爱。每届“春晚”的开场舞都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担当,他们表演的歌曲、儿童剧和诗朗诵,一次次地表达着流动(留守)儿童面对城乡二元困局和生活苦难时的无奈和坚韧,一次次地令观众动容。而女性工友在“打工春晚”舞台上一直占有超乎寻常的话语权。段玉高唱《我的名字叫金凤》,向“打工妹”这一冷漠的称谓提出抗议;木兰文艺队的合唱《我要大声唱》和《我是女人》,展现了四代女工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发出男女平等和女性权力的呐喊;深圳蔷薇女工合唱团的《女工歌曲联唱》、《挣脱枷锁》以及四家公益机构女工艺术团体的集体创作和表演,都将女性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有机的融合起来,显现出丰满的社会性别政治内涵。这些女性节目在思想觉悟方面,已经远高于主流“春晚”所呈现出的那些被刻板化定型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形象(女人要么是“毒舌妇”、“贵妇”或“悍妇”,要么是恪守传统角色尤其是生育功能的“贤妻良母”)。

  

  打工春晚上的女性和儿童

  从这些方面来说,“打工春晚”对女性劳动者的主题表现,与其对劳动价值和文化共同体的表达类似,都注意到了新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政治关联,而且呈现出新工人文化特有的某些进步或超前的思想要素。

  3

  “打工春晚”引发的争论

  

  随着“打工春晚”的影响日渐扩大,关注它的人群和机构也在扩散。从第二届到第五届,晚会的录制现场搬出了皮村的“新工人剧场”,先后进入了团中央礼堂、朝阳区文化馆这些文化单位提供的相对“正规”的场所,有三届还实现了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甚至还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电视台作为晚会的主办单位之一,相对注重大众的关注度,而“工友之家”也想希望更多的工友收看到晚会,于是,是否应该邀请那些在主流传媒上已经走红和被包装过的“草根歌星”(如“大衣哥”“草帽姐”和“旭日阳刚”等),尤其是要不要邀请那些关注底层工友生存现状甚至提供实际帮助、但对新工人文化的政治立场缺乏体认的文艺明星?就成了一些容易引发各方争议的问题。

  在2016年“打工春晚”录制现场,多年来帮助尘肺病工友的影星袁立对工友说了几句不无教化意味的话(大意是希望工友们不要有怨气,要有感恩心,要有保护身体健康的自觉意识),当天就在一些工友和关注新工人文化的人们中间引发了争议。对袁立提出批判性回应的主要是两类青年:一类是来自深圳打工第一线并参加过晚会录制的年轻工友,另一类是坚持劳工政治立场的左翼青年学者(如李北方)。这些来自打工一线的年轻人认为,“工友们即便怨愤也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逻辑,大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感恩社会还是成功者的奋斗哲学都是主流言论的障眼法和道德面纱,在这背后的残酷现实是,大多数工友辛苦工作一辈子,也很难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遑论与明星相比。”[8]后一类青年学者则认为,必须要对“新工人的文化生活”和“新工人文化”进行区分,并强调只有具备深刻自觉的阶级意识(对资本与劳动及劳动者的主次关系要有深刻思考)的工人文化表达才算得上是“新工人文化”。李北方甚至警告“如果‘打工春晚’不能坚持住汇聚和发展新工人文化的方向,那么它将沦为一台山寨版的民间联欢晚会”。[9]不难发现,两类文艺青年对袁立女士慈善观的回应都有其正当的理据:前者有现实受难和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切身体验,后者有明晰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文化理论资源。但有趣的是,后者同时又批评深圳一线工友的歌曲依然还停留在新工人文化生活的层次,还没有达到“新工人文化”的高度。

  

  袁立参加打工春晚

  从这些争议中不难看出,“打工春晚”和新工人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多方力量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博弈的“文化场域”,一线工友、新工人文艺创作者、成功爱心人士、批判性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都在其中发现有阐述自己观点的必要性。这说明“打工春晚”已经将具有不同阶层、立场、认识水平和趣味的人们嵌入进来了,已经为打工群体与其他阶层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创造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打工春晚”的确应该时刻保持新工人文化的政治自觉,不然别人更难了解这一群体的正当权益和文化诉求;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完全排斥那些尚未达到这种政治自觉但呈现新工人日常文化生活的作品,只有这样才不会回避打工群体目前所处的真实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晚会没有必要人为拔高普通工友的文化批判意识和文化自觉水准,而只能在以后的文化实践逐步帮助他们提高。

  纵观创办“打工春晚”的整个艰辛历程和每届的实际举办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它一直处在某种结构性的困境当中。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既有理论认识的因素,也有物质和体制的因素,这些都影响到新工人自身开展文化创造的条件和能力。有些学者发现以个人才艺展示为目标的“草根明星”进入“打工春晚”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恰恰是出资方和录播方提出的要求,因为人家觉得这样可能会提升收视率。参加现场录制的人会发现电视台编辑后播放的版本与网络上播放的版本以及现场演出有不少差异,或者电视台突然中断了播出的计划,这些都是“工友之家”很难左右的事情。一些观众(尤其是批评者)很容易发现晚会节目在思想和表达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节目曾经陆续有近100个女工参与排练,但由于家政工请假太难,最终有机会在舞台上表演的只剩下了8位,而且这8位的集体合作很可能还不到一周。因此,对于“打工春晚”存在的缺陷,我们不能仅从个别节目在外观呈现或思想倾向方面存在的欠缺去加以简单指责,而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制约“打工春晚”建构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4

  “打工春晚”与新工人文化

  创造的条件

  “打工春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对所有关心和支持它的学者、志愿者和实践者既提出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挑战。这些挑战可以初步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

  (一)如何结合新工人文化的建设对“打工春晚”进行理论定位。在“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上,孙恒认为“打工春晚”标志着“劳动者的文化觉醒”,卜卫老师认为“打工春晚”集中展示了新工人文化,对新工人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有相当大的“赋权”作用,吕途则认为“打工春晚”关系到“工人文化与工人群体发展的方向”。“打工春晚”导演许多补充说,“打工春晚”第一要表达工友的心声,第二要寻求对话沟通,要促成新工人群体与其他社会各界群体的互相理解与尊重。青年学者王洪喆则进一步指出,“打工春晚”发挥了组织和凝聚工人文化的重要功能,他认为让缺少文化闲暇和文化权力的工友们通过集体艺术组织起来,并在组织和积累中共同提高艺术水准和思想水准,是“打工春晚”目前可以推动也应该做的工作。[10]这些观点无疑都抓住了“打工春晚”的核心定位——真实表达新工人心声,促进新工人文化共同体的构成和文化组织力的提升,但“打工春晚”要进一步推陈出新并提升水准,是不是还要深化如下一些讨论:“打工春晚”有没有自身区别于其他类型新工人文艺的特点?它是不是一种新型的工人娱乐文化?新工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娱乐文化?鉴于目前娱乐文化基本上被大众商业文化所操纵,新工人如何才能从中创造出新的健康的娱乐文化来?在新工人文化的创造过程当中,“打工春晚”还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吕途老师

  (二)如何认识“打工春晚”对新工人文化生产的激发作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普通工友当中愿意积极参与新工人文化建设的人数比例相当低,许多人宁愿躺在工棚里玩手机看“快手”,抽烟打牌,看明星搞笑和大众娱乐节目,也不愿意出来参与文学小组或音乐小组的集体学习,更不要说他还会主动地想做一个文化志愿者。换句话说,新工人文化的生产面临严峻的现实难题,需要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组织形式来突破。从珠三角地区工友提供的事例来看,他们要组织起自己的文化活动要克服许多困难:上下班时间不一致,排练人数凑不齐,没有合适的场所。在这个时候“打工春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了参加春晚,工友们在臭水沟旁边坚持排练,还发现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化组织和表现方式,比如集体创作和合唱。因为合唱不需要太多的乐器和技能,也没有拘束和压力,更容易凝聚普通工友,增强群体互助意识,成了工友喜欢的文艺表达方式。因此,“打工春晚”对新工人文化创造有一种组织性的激发活力,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普通工友的日常文化生活当中。

  (三)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参与新工人文化创造的问题。“打工春晚”之所以能够诞生在首都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北京有一批真心关注工农命运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他们来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企业工厂和国家机关,老中青三代齐全,一直是“工友之家”和“打工春晚”的铁杆志愿者。许多普通的志愿者默默地为“工友之家”捐物捐款,大力支持他们的社会企业和文化创造。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过乐观,由于各种人为的或自造的障碍,新工人的这些文化创造还没有进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观察视野,更不要说会受到普通市民的关注。即使对于关注新工人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面临两种相互缠绕的质疑:一种怀疑底层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达自我,典型的问法是“底层能说话吗”;一种怀疑知识分子介入新工人文化的建构会威胁到新工人文化的自主性。

  笔者以前也有过此类怀疑,但通过对新工人文化活动的多年观察和参与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做这种“能不能”的虚空设定。我从交往中发现,知识分子与底层工友之间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思想互动来提高各自的认识力和行动力。换句话说,所谓的知识精英也许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层面又可能会受到底层民众的深刻改造。我们既不能说底层民众完全就不能表达自己,也不能是说知识精英完全就不能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知识精英肯定可以对底层民众产生影响,就看他们用什么方式,就看他们与民众交往的真诚度和融合度,要看他们对底层民众文化的了解度和认知程度。“打工春晚”的铁杆主持人崔永元说的好,工友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搞的“春晚”对他们是真正关心还是假装关心。只要青年知识分子能深入到工友生活当中,放下理论架子,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彼此都会提高,而且会促成一些积极的新文化建设成果。第五届“打工春晚”有个突破,不但出现了大学生给工友表演的一个替高校后勤工友维权的小品,而且这些表演小品的同学在自己学校就是积极参与支农公益活动的标兵。“打工春晚”要出新,要提高,必须充分激发认同新工人文化立场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的创造力,并要努力加以融合。

  当然,知识分子的参与有没有一个限度?肯定有,因为“打工春晚”和新工人文化的主体应该永远是新工人自己。事实上,“打工春晚”的组织者对知识分子的参与一直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在与志愿者的互动中也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立场和趣味上的独立性。在与不少年轻工友近距离的接触中,笔者分明能感受他们内心蕴藏的那种向善求真的文化追求,那些明断是非的思想潜力。他们不愿意成为消费主义和资本的奴隶,有性别平等和阶层互助的超前意识。他们在努力克服物质上的各种困难,喜欢以集体方式大胆自信地去创造属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表达。这一切正是新工人文化必将获得真正发展的希望。

  5

  结语

  “打工春晚”不只体现了新工人文化意识的觉醒,还是他们进行新文化创造的独特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寻找适于表现他们文化意识的新形式,也在接受来自社会各届的互动、提醒甚至批评。但是他们所处的艰苦生存处境、劳动环境和创作条件在锤炼他们的文化创造毅力的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他们文化创造力的进一步发挥。若要让“打工春晚”能够延续和创新,并成为推动中国新工人日常文化政治生活的重要动力,还需要新工人自身和那些真正尊重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注释:

  [1] “新工人”是一部分已经有了阶级主体自觉意识的打工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命名。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与国企的“老工人”相区别,另一方面是为了与“打工者”或这“农民工”的称谓相区别,他们认为后者往往指那种无需提供基本工人权益保障的被雇用者。这种命名争夺,体现了打工群体对自身主体性、创造性和正当权益的文化政治诉求,目前已经被一些劳工界和文化界的学者逐渐接受。详细辨析可参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第2-6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 崔柯等《春晚:新民俗与文化共同体》(“青年文艺论坛”第三十三期讨论记录节选),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 年第3 期,第73页。

  [3] 《2016年“打工春晚”将于春节期间播出》,载《汴梁日报》2016年1月27日A6版,网址http://www.kf.cn/blwb/html/2016-01/27/content_254192.htm。需要解释一点,笔者与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及其同仁重新对此段引文进行了确认,最终将《汴梁日报》原文中所用的“农民工”一词改为“打工者”,以更贴合孙恒最初的原意。

  [4] 参考任思慧《农民工政策与“春晚”的互动》(陕西师范大学2015届硕士论文),第19页。

  [5]卜卫《打工春晚六年发展路:劳者歌其事 “众筹”迎鸡年》,见“中国发展门户网”(2017-01-18),网页地址http://news.china.com.cn/cndg/2017-01/18/content_40128033.htm?f=pad.

  [6] 详见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7] 此提法参考了刘忱《打工文化,烛照劳动者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第24版。

  [8] 转引李晨《打工春晚真的尴尬了吗?》,见“澎湃新闻网”2016年1月31日,网页地址: http://www.thepaper.cn/www/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1427680。

  [9] 参考李北方《“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新工人文化的困惑与未来》,《南风窗》2016年第4期,第89页。

  [10] 以上观点来自笔者2016年1月25日参加“打工春晚五周年研讨会”时的听会记录,可能有不尽确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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