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完整版)

作者: 双石 日期: 2018-02-12 来源: 乌有之乡

序言:西路军史学研究进入误区的要害及关键

 

  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笔者之所以犹豫难决,是因为考辩西路军的历史,无法回避与某些观点之间的严重分歧。但若回避,许多历史纠结则成了解不开的疙瘩。而这一历史疙瘩若不解开,不仅对歪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的种种谬论不能批驳,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的人格境界,也将受到严重贬损。

  更为严重的是,如今那些为重新评价西路军,而依据被选择性提供的历史电文所做的结论,不仅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无度引伸与曲解,更被利用成为妖魔化毛泽东的史学依据,进而成为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仙逝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的这一严重政治后果,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有知,都是不会答应的。这不仅是西路军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研究著述中国革命史必须收复的一个史学阵地,更是维护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格形象不可缺失的史学工作。只有正确解释了西路军的历史曲折,才能正确解读西路军将士的人格境界,乃至他们当年人生选择的逻辑必然。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曾有两次剖折和探讨,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得出了两个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的结论:第一个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第二个“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结论,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某些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这些耸人听闻之说广为流传,迄今仍然拥有不小巿场。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就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那些“颠覆历史”者手中的一个大杀器。并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不禁要问,谁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广大人民不愿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不愿看到,即便是身历其境的当事人们也不愿意看到——被颠覆的历史中,他们自身也会被颠覆。

  因此,我们即使仅仅从维护父辈义无返顾追随人民领袖毛泽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格境界出发,也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为历史正名,为毛泽东正名!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有站稳脚跟,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事实和证据中就有颠覆学问者们提供的一大堆原始文献,特别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或有意无意疏忽分析的重要原始文献。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一笔一笔,算个清清楚楚吧!

  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性节点:

一、西渡黄河

㈠西渡黄河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说,因为中共中央的目的与张国焘的目的不一样。

  1.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黄河的目的是执行中共中央的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河作战,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战纲领》里做出的渡河作战兵力划分。但《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是作战命令,只是一个意图,渡河作战也不是10月的内容。中央预计的渡河作战时间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预计12月才运至中蒙边境,运抵预定接济地点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时间更靠后,红军渡河后要在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才能攻击银川等坚城。否则红军将徘徊于坚城与沙漠之间,难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线集结的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因造船技术的原因,只能在结冰季节履冰渡河。

  ⑶要接应正向甘北(今宁夏南部)转移的红二方面军部队。

  另外,渡河作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拒止南敌,保持西兰大道在10月于我手,否则敌军有可能长驱中宁、中卫一线,隔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这个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担负。

  2.张国焘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在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奉谁的命令

 

  这个问题也得分别来说。

  如果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可以认为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

  了解这段史实时一定要注意红军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

  1.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此间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外,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2.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3.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⒋因为海打战役在张国焘的干扰下被迫流产,1936年11月1日,红军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在关桥堡集会,一致“一致坚决主张打击胡敌,消灭其二三个师,停止其追击”,“并有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故可以认为,张国焘对河东红军主力的指近权已被解除——但张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指挥权仍然在握。

  ⒌1936年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在前来迎接的周恩来陪同下到保安。所以可以认为,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已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西渡部队的指挥权。

㈢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1.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可以认为是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做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

  10月16日,朱、张决定红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三十军渡河后,九军跟渡的建议。同时将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将“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缩减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时间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张电告中央,称三十军将于20日开始渡河[],中央次日回电,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间题是否推迟数日[]”。同日,毛泽东将红三十军20日将开始试渡的情况通知彭德怀[]。

  20日,三十军试渡失败。

  21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知各方面军首长: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使全军完全团结在共产国际、党中央、军委的路线之下,“中央与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誓师抗日并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

  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部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这个部署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的同意。

  同日,朱德、张国焘下达“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渡”的命令,并称:“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第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24日10时,中央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德、张国焘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针:“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并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这个方针的意图是:先停止南敌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

  同时也说明,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也就是说,红三十军渡河,可以认为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

  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

2.红九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做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这也是说,要求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自己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张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3.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4.红五军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斩而不奏的既成事实

 

  10月28日5时,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五军向靖远东北方向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时,徐、陈令五军在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当晚20时,朱德、张国焘予以批准[]——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5.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

 

  10月28日16时,朱德、张国焘致电、陈与中央,拟令红三十一军渡河,并称“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

  19时,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同时任命彭德怀前敌总指挥,指挥河西三军部队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15分钟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部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这是个霸王式“请示”,限定时间还从“明晨八时”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时”。

  中央次日12时回电,表示“根据朱张徐陈意见”,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已经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德、张国焘电令正按“朱张”日前20时电令赶往打拉池的三十一军到小水后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红三十一军当日午前已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接到“朱张”28日20时电令即转向打拉池,在彭德怀于29日20时下达的海打战役集结电令[]后即在打拉池集结,准备参加海打虎役,未按“朱张”当日19时电令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

6.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3个半小时后,朱德、张国焘通报徐向前、陈昌浩,称已电调红四、红三十一军脱离预设战场[],海打战役流产。

  同日16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林育英在这里还是有个不大不小的误判:其实张国焘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还是西进。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亦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且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

  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结论

 

  只有红三十军渡河可以认为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军渡河是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徐、陈还口气强硬地提出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要中央“重决速示”;九军、五军渡河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实;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红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的反对未果;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后,张国焘即釜底抽薪,将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调离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真相。所以,“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完整反映事实真相,徐、陈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是违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的,在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两个不同意图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朱张”署名的电报,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未得朱德同意而强行签署联名电,张国焘可是有多次“前科”的。当然,也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朱德代张国焘签署联名电的可能——此间多次出现几个小时甚至十来分钟的间隔里,以“朱张”联名签署而意图又完全相左(贯彻中央意图与不贯彻中央意图)的不同电报。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很难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了。然而,他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指挥权,仍然存在。

二、西进河西走廊

 

  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目的是什么?西进是谁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得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道来。

㈠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河西走廊最早出自三军会师前毛泽东的动议

 

  三军会师前的1936年8月23日,“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毛泽东曾提议“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这个动议因符合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心态而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与保证。

  中共中央8月25日将这个计划向共产国际做出报告[],共产国际于9月11日做出答复,将国际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将红一、四方面军分取宁夏、甘西,改作两军“合取宁夏”——也就是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原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河州一线西渡黄河的地点,改在了兰州以东靖远、中宁一线[]。张国焘对此改动极不满意,曾经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下,擅自调动红四方面军部队,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一线西渡黄河,但因气候地理条件等等原因,被迫折返。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动议西进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原拟沿黄河向中卫攻击前进,与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的渡河部队相互配合,夺取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进取银川。但因张国焘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与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敌军主力长驱中宁、中卫,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可以说,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后,不仅使河东红军主力陷入被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也处境尴尬,因中卫一线正被敌关麟征部占领,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已无法按原计划由此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再出中卫已无意义,返回亦很困难。只有向西向永登、凉州方向扩展占领区,视情况再作取向定夺——这是对徐、陈心理于最有利的角度做出“无过推定”的分析。

  然而在数十年后这个“无过推定”却被一位历史当事人自己否定了:“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张国焘当然不在“无过推定”范围之内——在流亡海外后他的回忆文字是认了账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关于解决党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毛泽东、周恩来当日复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22时,再电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这也是中央在提醒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预留东返退路。

  当时中央正筹划在海打以北击破胡宗南部,以争取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㈢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援助地点,张国焘指示徐陈“独立不受一切牵制地”开展局面

 

  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接济地点从宁夏的宁远营(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改在了新疆的哈密[]。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四、三十一军“过河增我方”,再提“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指示他们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因当时河东正策划与胡宗南部决战,以再启宁夏战役计划,所以张国焘在该电特意指出:“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注:指河东部队正筹措间的与胡宗南部的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必受宁夏战役能否实现之“牵制”。

  次日(6日),徐向前、陈昌浩即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日17时,再电朱、张,拟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自断东返后路。

  7日,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给予独立开创局面之名义,并提出军政委员会名单[]。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㈣中央拟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组成西路军并电询徐向前、陈昌浩,徐、陈信心满满打了包票

 

  这个时候,因河东胡宗南等部敌军齐头并进,河东部队与胡宗南部决战计划一时难以实现,河东红军主力被迫继续东移。而据徐、陈通报的河西情况,河西部队的现状与前景比河东主力更阳光更灿烂,故彭德怀于11月8日1时半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对徐、陈西进动议表示赞同:“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域,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因“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请求将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同日,中共中央就拟授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电询朱德、张国焘[]。

  同日,因河东主力与胡宗南部决战不果而日趋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拟将河东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并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育英等集会商议,提出意见[]。

  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

  同日晚,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在同心县王家团庄南四里彭德怀住处召开的了“五兄秘密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与会者们原则上同意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人等提出的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即“作战新计划”[]。

  11月11日10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

  1小时后,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河西情况:“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徐、陈意见:“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大靖附近“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的好消息[]。

  同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信心满满地打了包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西进“打通国际”,“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一肩挑。

  对中央所询“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路军准备西进的情况[]。

  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同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就河东主力南进部署进行磋商,彭德怀提出南进的同时拟以一部向北调动毛炳文部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消灭胡宗南一部,即或要南进也要“打一仗再南进”[]。

  同一天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是第一个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前景作出“陷入孤立”警示的人!而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陈昌浩,都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前景信心满满,一派乐观。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则已商定:河东红军主力即准备就地坚持,打击胡宗南,南进计划暂缓——实际上,那个被人揣测放大曲解以作“阴谋论”依据来忽悠的“作战新计划”, 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军西进之前,就已被暂时搁置,而且最后还干脆予以以放弃。

  15日13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西进[]。

  这是西路军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如果西路军首长认真考虑中央之询的话。

㈤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西进与建立根据地的主次问题

 

  11月16日,敌毛炳文军开始西渡黄河,拟追击西路军。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一改两日前的乐观态度,称“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20日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开始动身去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17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同样一改几日前的信心满满,提出“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几天前“建立甘、凉、肃根据地”的保证突然变了,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是重要原因。

  同日,河东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甜水堡地区重创胡宗南部精锐第二旅。

  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同日18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西进途中地理及远方物资准备情况:物资“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要求西路军“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解决援助物资到达前的生存问题[]。

  19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电告,决意“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周恩来就西路军行动提出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19日17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九军古浪失利情况,并提出“估计毛敌推到大靖后,马敌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势必与之决战,方能巩固甘州、凉州”[]。

  20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1日,河东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部精锐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进攻,一战而改变河东局面。

  22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敌情,提出:“估计毛敌未到前,二马可能以主力续犯,并以一部速向甘州集结,拦头扰肃州;毛到后更是迫马前进。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同日,得悉了胡宗南部失利消息的蒋介石急电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河西之匪向西远窜,则以后追击部队应另定部署。此时应即抽调毛军从速回转河东岸,协同第一军先肃清毛、徐主力为要。毛军最快何时可以调回河东之何地,希详复。”[]

  “战胜胡军”,打开局面,策应河西!说到做到,立杆见影。

  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情况并指示作战方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箝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因河东胜利,毛炳文有东调消息”,“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

  24日23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和中央领导人,报告西路军战况,表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25日,徐向前、陈昌浩地、王树声致电中革军委,报告敌情并表示:“现正寻机用伏击战以各个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同日24时,毛泽东就西路军作战部署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地,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并须十分注意隐蔽,避免无益牺牲”[]。

  26日,敌毛炳文军被迫开始东返,至29日,全部东返[]。

  毛泽东开出 “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的支票,兑了现。

  同日,毛泽东国际国内形势和红军任务致电彭德怀:“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红军能在定、环地区熬过一个月就好”[]。

结论

 

  宁夏战役旨在扩大苏区、得到国际援助物资以解决三军生存发展问题,却因张国焘的破坏濒临流产。在这样的严重环境中,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以解窘境,属合理建议;张国焘刻意扩大了徐、陈建议西进的范围,让徐、陈“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创局面”,是因为他久已纠结于心的小九九。而这个要求得到了徐、陈的响应;在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接运地点而河东主力处境较河西更为窘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徐、陈所请,赋予他们西路军的名义,并向徐、陈电询有关情况,徐、陈打了包票,“西进”与“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要一肩挑,对中央“东返”之询,未作答复——这是西路军第一个脱离困境的机会;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时,徐、陈和张国焘开始改变,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太孤立”的问题,徐、陈则提出了“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孰轻孰重的问题;毛泽东在河东主力即将被迫南进的关键时刻,提出就地坚持,“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最后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已西渡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军东返,为西路军西进解除了“后患”。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并主持了朱、张、任、贺参加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计划并予以“原则同意”,张本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轻易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即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应该指出:在西路军西进的酝酿和决策中,中共中央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毛泽东在三军会师前夕的对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之乐观估计,而徐、陈此间通报的乐观情况和他们对完成任务的乐观态度,以及对取得国际援助物资的希翼,强化了中共中央的这种认识误区,山城堡之捷迫使敌毛炳文军东返后他们还认为“西路军面前已无大敌”,这使得他们没有如同年前张国焘执意南下那样,发出“南下是绝路”的喝止之声,断然命令西路军克服一切困难返回河东。

  这就是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决策过程的真相。

四、西路军为什么在高台、临泽附近停止西进?

 

  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做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㈠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㈡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于1月6日电复中央,提出意见和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军委主席团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提出意见。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不对?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值得注意的是,徐、陈此间对中央的要求,并不是停止西进(这是他们自己感觉西进困难了),而是要求外援。

㈢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朱德、张国焘已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张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

 

  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担戴。

  但数十年后,一本回忆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下简称“《历史的回顾》”)这样说:“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做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更何况,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始动议者,本来就是西路军首长自己:“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1936年12月9日)。他们对中央“暂勿西进”的指示,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也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军委此时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数十年后假历史当事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诛心之论,太让人心寒齿冷了!

  《历史的回顾》编撰者在选择性“遗忘”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电报的基础上,写出上述“诛心之论”,流传后世,客观上,是将回忆录署名者置于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而事实是: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们商定了“对亲日派进攻”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于当日20时由周恩来、博古电告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计划内容包括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方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内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西路军”的文字。

  这个计划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所以笔者在此全文引出,以为各位方家和读者同鉴同考:

  毛、洛并彭、任:

  拟定作战方针,请审电复:

  一、南京亲日派正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东西南北均计入),组成十四个纵队(据冯钦哉对南汉宸说),以“剿共”名义发动内战,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

  二、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万不得已时,决拟一部箝制胡、关、毛、曾、李、万各敌,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钳制胡、关、毛、曾、李、万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

  三、作战纲领:

  ㈠东线: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⑵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⑶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⑷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㈡西线:

  ⑴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⑵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㈢北线: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㈣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四、由张、杨、周组成秘密三人团(张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级人员参加讨论,目前即以杨统一指挥。

  五、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如何请复。

  六、政治计划另报。

  周、博

  四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看见没有,就连在陕南打游击不到两千人的“陈先瑞部”都提到了,就是没提西路军。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远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次日20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批准了这个计划:

  周、博:

  (甲)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

  (乙)十五军团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或出东江口或出商县。

  (丙)野战军主力集中栒邑、淳化地区待命。

  (丁)请周注意补充二、四方面军的子弹,并发给十五军团一万五千元至二万元经费。

  毛、朱、张

  一月五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还是没有半个字提及“西路军”。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同样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四、西路军为什么在高台、临泽附近停止西进?

 

  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做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㈠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㈡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于1月6日电复中央,提出意见和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军委主席团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提出意见。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不对?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值得注意的是,徐、陈此间对中央的要求,并不是停止西进(这是他们自己感觉西进困难了),而是要求外援。

㈢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朱德、张国焘已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张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

 

  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担戴。

  但数十年后,一本回忆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下简称“《历史的回顾》”)这样说:“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做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更何况,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始动议者,本来就是西路军首长自己:“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1936年12月9日)。他们对中央“暂勿西进”的指示,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也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军委此时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数十年后假历史当事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诛心之论,太让人心寒齿冷了!

  《历史的回顾》编撰者在选择性“遗忘”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电报的基础上,写出上述“诛心之论”,流传后世,客观上,是将回忆录署名者置于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而事实是: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们商定了“对亲日派进攻”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于当日20时由周恩来、博古电告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计划内容包括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方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内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西路军”的文字。

  这个计划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所以笔者在此全文引出,以为各位方家和读者同鉴同考:

  毛、洛并彭、任:

  拟定作战方针,请审电复:

  一、南京亲日派正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东西南北均计入),组成十四个纵队(据冯钦哉对南汉宸说),以“剿共”名义发动内战,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

  二、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万不得已时,决拟一部箝制胡、关、毛、曾、李、万各敌,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钳制胡、关、毛、曾、李、万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

  三、作战纲领:

  ㈠东线: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⑵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⑶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⑷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㈡西线:

  ⑴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⑵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㈢北线: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㈣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四、由张、杨、周组成秘密三人团(张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级人员参加讨论,目前即以杨统一指挥。

  五、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如何请复。

  六、政治计划另报。

  周、博

  四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看见没有,就连在陕南打游击不到两千人的“陈先瑞部”都提到了,就是没提西路军。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远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次日20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批准了这个计划:

  周、博:

  (甲)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

  (乙)十五军团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或出东江口或出商县。

  (丙)野战军主力集中栒邑、淳化地区待命。

  (丁)请周注意补充二、四方面军的子弹,并发给十五军团一万五千元至二万元经费。

  毛、朱、张

  一月五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还是没有半个字提及“西路军”。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同样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五、西路军再次东返动议为什么被放弃?

 

  西路军停止西进后,每况愈下。

  1937年1月12日起,高台、抚彝相继续被围攻,西路军陷入困境。于是,西路军“东返”之议,再度被提出。

㈠西路军准备东返

 

  这次“东返”是谁动议的,《历史的回顾》的陈述是从1月16日开始的中央一系列指示,这当然与该书“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相吻合。然而笔者查询1937年1月16日中央指示电后发现,中央在这个通报形势、指示西路军“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指示中提到的关于西路军行动部署的内容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中央“同意”谁的意见?“同意”自己的意见?

  由于目前收集公布的电报并不完备,所以这个动议究竟出自何方何人,至少根据现在史料是难以定论的。虽然这次“东进”的确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细究谁为始动议者意义并不大。但作为一部重要历史回忆录的编撰者来说,如此落笔,虽然配合和呼应了这部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但却不幸触犯了史家大忌。

  1月20日,敌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红三十九团团长吴岱期、红三十九团政治委员何志余、原红三十一军二九五团参谋长张静波等指挥员相继阵亡,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

  1月21日1时,西路军首长致电军委主席团,报告当晚即开始东进的决定:“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小时后,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与东北军商洽配合策应的事宜:“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该电中提到了红五军高台失利董振堂牺牲的情况,这在1小时前徐、陈来电中并没有提及,毛泽东很可能是从二局截获的敌电或其他渠道的获知敌息中得知这个信息的(1月20日《青海日报》有短讯:“一月二十日讯 高台战斗,击毙匪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二十四师师长、三十一师师长、参谋长、特务团长、匪军共被我击毙三千五百人[]”。

  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如何密切关注西路军情况的。

  当晚20时,毛泽东甚至已在与周恩来等商洽西路军东返后的驻节地点了:“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为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1月21日、22日,驻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相继突围而出,开始东进。

㈡中共中央授予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几天后的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再度授予西路军行动“自主权”,而这回更大,是“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

  “如你们决定东进”?这至少也间接证实了,此次“东进”之议不一定是出自中央。

  而同一天里,因日前东进受阻,西路军首长自己开始犹豫起来,自己改变了“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的原计划,转为就地休整,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主席团:“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须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军行动”,“敌集团骑兵行速,我则笨重至极,即用急行军、夜行军亦难摆脱敌人,敌住下则守堡寨,不易攻击,这带地道路少粮有限制,调动敌亦难,西路军欲完成东进任务,必须克服情况地形上的诸多困难,延长时间以达黄河后”,“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这个时候,除了打气鼓劲,毛泽东等已经没法就其行动方向和路线再作“指示”了:再说什么都难以符合徐、陈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如此,才有了如前所述军委主席团致徐、陈的“西路军自决行动方向”的“指示”。

  虽然没有“指示”,但军委主席团在1月25日复徐、陈电中,仍然有委婉提示,如“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杨旅只一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部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㈢西路军首长举棋不定,实际上自主选择了“就地坚持”

 

  两天后的1937年1月27日21时,徐、陈来电却是举棋不定:“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西路军行动方向自决”的权力刚授予他们,他们又要选择“就地坚持”了?

  《历史的回顾》关于这个选择及其理由却仅有简单的一句陈述:“二十七日,我三十军在西洞堡地区溃敌骑兵旅,歼敌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但因东面有敌重兵围堵,决战不利,我军复折回临泽以南,进驻倪家营子[]”,可这又与该书稍前段落阐示他们准备东进时所称“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的理由相悖而难以互洽[]——想想月初吧,军委刚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要他们“暂勿西进”,就惹发了他们一大通的意见。

  《悲壮的征程》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说得稍微详细一点:“28日,马元海李部集中防堵,西路军不能自救东返。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重返临泽倪家营子。西路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指挥部二进倪家营子,布防于方圆10里之地的43个屯庄。马元海即调集兵力,从四面形成对西路军的包围,伺机发起进攻[]”。

  其实他们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是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胜仗:1月26日~27日,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红三十军主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反击进攻之敌,击溃马步芳第一○○师手枪团韩玉龙部,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西路军西渡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歼马家军团级建制单位的胜仗。

  然而这个姗姗来迟的胜利起到的作用却是负面的——这个胜利不合适宜地解除了西路军此前一直就有的对“就地坚持”的游疑不定,他们又不愿意马上东进了!他们又放不下“西进”获取援助物资的期盼了,又开始指望中央已经再三相告不能指望的“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了。

  这基本上是西路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一次机会。

  而就在当天,毛泽东还对西路军东进存有一线希望,要周恩来、博古与东北军方面协商,拟调动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准备接应:“请与王以哲交涉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大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西路军最后一次获得生机的机会,在徘徊犹疑中丧失了。

  陈昌浩后来也承认:“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这话,应该不是违心之言。

结论

 

  这次“东进”之议,实际上是西路军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次机会。手中有了“行动方向自主”之权,但犹豫不定,就地徘徊,使他们丧失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六、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吗?

 

  从上述考证中,笔者已将西路军渡河后西路军首长与中央之间往来的重要电报俱列出了,也把《历史的回顾》(如今有3个不同的版本)有关内容列出来了。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对“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权’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错误”,给出一个客观负责的结论哩?

  根据《历史的回顾》所述,西路军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动选择——实际上是5次,那么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昌浩是否动用过“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过哩?让我们一个个地来作一剖析。

㈠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决定西进并非陈昌浩个人意见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曾电询西路军首长,向他们征询是西进还是东返的意见。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东返之意,而徐向前认为西进比东返好,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会上,徐向前提出了西进的种种好处,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按会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回复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决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回电,电文信心满满对西进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任务打了包票,而且是建立根据地在前,打通国际在后。那么,这个西进决定,并不是陈昌浩一意孤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结果!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军首长向中央报告的,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利好消息。而张国焘也信心满满认为西路军能够独立担当这个任务,这个时间段里向中央通报的也是西路军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还鼓励西路军首长“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此间,除了对西路军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只有彭德怀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东部队应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入孤立”的建议。

㈡“任务次序”是个伪问题,陈昌浩坚持的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决定

 

  再看第2次:任务次序之议。

  西路军方面信心满满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孤立”问题,要求“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这就是西路军首长向党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的由头。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击西路军消息的徐、陈首长向中央报告的,仍然是“占领古浪”的捷报——还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陈显然已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的信息,也感到了来自屁股后头的压力。于是向中央发出关于“任务次序”的询问电。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提出了“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也就是改变任务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电说物资准备不及,西路军应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并且通报了从肃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况。

  尔后,毛泽东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西路军)的好办法。

  河东红军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掉头东返,29日回到河东,为西路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历史的回顾》对中央给西路军以极大策应的这个事件,未有只字陈述和评说。而且还认为,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高举“尚方宝剑”否定了徐向前改变任务次序的意见,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据地。

  然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几天前的集体决定——而且并不是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身份压迫下作出的,那么陈昌浩维护的,实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他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

  所以,这次“任务次序”的责任,很难归咎于陈昌浩个人。

㈢西安事变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

 

  接着说第3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根据《历史的回顾》,陈昌浩当时是主张东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陈首长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见。会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见给中央回电:西路军西进没问题,东进则需新疆和兰州同时出兵策应。而此前,根据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西进计划是:物资能够按时到的情况下,1937年1月中旬抢占高台、临泽为根据地,派出五军去安西。物资不能按时到的情况下,就地休整以度过严寒之3月。

  这次西进还是东返的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首长的意见,西路军继续西进,同时授予了西进时机自决之权。

  那么这一次,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陈政委最后是遵从了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哩,还是自己的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少在这一次关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重大抉择中,陈昌浩并没有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而“一意孤行”。

㈣高台失陷前后,西路军首长关于西进还是东返的抉择

 

  再看第4次耶?

  这一次,是指红五军高台被围及失陷前后这个时间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历史的回顾》记载,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

  但目前查阅到的中央16日来电,提到的是“同意”西路军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东进扩大地盘并以一部西进,与《历史的回顾》严重不洽。1月21日,徐、陈首长致中央电中报告提出的是准备东进,以十天急行军赶到古浪。而军委主席团24日回电,是“同意”徐、陈首长的决定,并授予了徐陈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那么徐陈首长是怎么自决的哩?

  1月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宪兵团。尔后,西路军首长即在东西两个方向之间徘徊辗转,游疑不定。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拿的大主意哩?《历史的回顾》中没说,但也没指责陈昌浩一意孤行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徐、陈首长都认可的决策,并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行为——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㈤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现在讨论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是指责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重头。但关于这段这个史实的陈述却存在着两个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9年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陈昌浩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并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由头,是不一样的。

  1984年版本陈述的梗概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向西洞堡、龙首堡转移。27日,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缴枪12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而1989年版本的陈述梗概则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到达威狄堡(今新华镇),遭敌所阻。陈昌浩因为没有中央的东进命令而顾虑重重,于是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两个陈述中相同之处是:陈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中央“固守50天”的来电给陈昌浩撑了腰,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按陈昌浩意见返倪家营子(仍然是集体决定的意见)。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不同之处在于:西路军歼灭马家军一个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在1989年版中,凭空蒸发了!

  实际上,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与徐、陈首长此间关于东返和西进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个“硬伤”被人指出后,《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书中的结论,只是简单地将这个事件作了“蒸发”处理……

  然而,这种处理简捷倒是简捷,却露出了更大的马脚。

  上图是威狄堡-倪家营的相对位置的图示:倪家营在威狄堡(今新华镇)的东南,威狄堡在倪家营的西北。根据1989年版《历史的回顾》叙事,徐向前的建议是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可既然如此,为啥实际的行进方向又是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哩?这究竟是要东返哩还是西进?而陈昌浩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又是东返哩,还是西进呢?如此这般,所谓陈昌浩“为突围东返还是就地坚持”与徐向前相争最后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来压人的故事,还能成立么?那么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

  最重要的: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经授予西路军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了,还特意说明了“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

  那么当年的徐陈首长放弃“突围东进”而改取“就地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实,他们当年的电报说得极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西进受阻后,马上报告中央:“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

  于是军委主席团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指示他们“固守50天待援”。

  西路军首长报告东进西进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让他们固守待援,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设问: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晋帅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所谓陈政委“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成立么?请问,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政委遵从的是晋帅和军政委员会的意旨,还是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

七、党中央对西路军见死不救?

 

  这个说辞,在改开以降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小的市场,不少人就着这个说辞掀浪头。比如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就曾以“西路军被困高台,中央严令不准突围 ,援军停在千里之外”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叫过撞天屈——其中一个名叫陈铁键的研究员还为此叫板军事科学院,要摆擂台与人家单挑。

  然而,“坟典处处皆铁证”,这个罪名,安不到党中央头上来!

  “西安事变”爆发前相当一段时间,西路军的状况和前景似乎比河东主力更阳光灿烂:河西部队主动“西进”,“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前头还有“国际援助”可拿;河东主力被迫东移,那边厢却严重缺水干旱,筹粮困难,“只能扩大游击队,扩红简直无望[]”。虽然徐、陈首长一再要求四、三十一军渡河归建,但河东主力的困难处境及重重敌军的阻隔,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为应付有可能大规模内战危机和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很难西顾,原有再图宁夏的选择也最终被放弃。西路军首长婉拒中共中央关于西路军东返之议后,张学良被扣南京,西安二·二事变发生,河东形势扑溯迷离,河东红军主力向西向用兵,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大为不利的。所以,党中央一直都在寻找各种关系,希望以政治办法救援西路军。

㈠党中央一边准备接应西路军,一边寻求种关系通过政治办法援助西路军

 

  1月22日,毛泽东急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要其与蒋介石商洽:“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已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让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自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

  几天后,在西安与各方斡旋的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电文详列了“蒋及南京对我方条件苛刻之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红军西路军不断失利的影响(两马说我们快打完了),引起他们轻视”[]。

  无可奈何而又忧心如焚!这个写照用在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身上,那是毫不夸张的。

  1月23日9时,“徐陈”致电军委,报告了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敌军拦截西路军东进的情况。

  同日,以为西路军已按计划东进的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告以西路军已开始“向东急进,计划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的信息,要求周恩来设法停止马步芳部的追击,并与于学忠商洽希望东北军能“帮助西路军渡到黄河右岸”[]。

  1月24日,毛泽东再电潘汉年,再次提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劝电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12时,又与张闻天、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

  周、博: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面是穷十八站,至少暂时不能西进,二马因未受严重打击,十分猖獗,数日前袭击指挥部,幸损失不大,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

  洛、毛、朱、张[]

  2月4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估计容共案不能提出”,“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省可能”,“内战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紧,对红军必给更多困难”,“分化目标首在东北军,张回来希望极少”,“对西北民运必有相当压迫和分裂”等等不利情况,同时也提到了“与友军商定”后正通过统战关系为西路军脱困的措置:“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外,并拟托于(学忠)、邓(宝珊)设法,以便送钱去接济,须与顾面商。其他则须去宁解决。”[]

  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以“万万火急”联名致电周恩来,希望他即与东北军于学忠部商洽“调一、二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而且要“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须于之配合”[]。

  2月9日,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在西安举行,共产党代表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当日,党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内容包括:“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12日,张闻天、毛泽东再电周恩来,希望南京政府能督促“二马”能“停战让防[]”。

㈡二月中旬以后,党中央积极准备以军事行动救援西路军

 

  2月14日2时,毛泽东继续电告周恩来,要其继续促成“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指出“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12日,再电周恩来,请其就西路军问题与南京政府再作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

  2月18日20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15时,再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同日,又电西路军首长,鼓励他们“自力解决难局”[]。

  21日,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联名致电军委主席团并周恩来:

  一、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关键时刻,如以主力出援,于军事上、政治上均不利,如以三分之一兵力出援,不易完成任务。

  二、由淳化地区出动,经宁县、瓦亭、隆德、单家集至一条城,需二十天;由一条城至张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以现在部队的质量,如此长征,减员必然很大。

  三、四十天内,如时局有不利之变化,增援无效,进退维谷,困难更大。

  四、根据南京昨晚根绝赤祸决议,我们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径解决,否则以适当力量向兰州上游西宁威迫,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

  这个意见很可能也很容易被时人或后人责之为“见死不救”,但却是一个看似冷峻无情却也客观实际的意见,句句都说得在情在理。那年那月那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大局”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这是一个冰冷得像铁板一样的事实!在这个“大局”之下,红军向西进攻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为不利的!

  22日13时,毛泽东电复河东部队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和周恩来:“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

  2月26 日22时,军委主席团决定援西军的组成:“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

  1小时后,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目前收集到关于增援西路军电报中,有5份都是在2月27日签发的,而且其中3份还是同一时间签发的,内容都是调集和确定兵力和日程,督办器材、弹药、粮草,征集船工,筹措经费……,等等——那个时候,国共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经在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筹粮筹款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采用,共产国际答应援助的款项(两笔共20万美元于1937初陆续汇到了上海宋庆龄处)又尚未送达,苏区和红军的经济窘迫状况也可想而知。而为给援西军筹足经费,中央紧急“搜刮”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现款,甚至还停发了庆阳步校和陕甘省委的饭钱——要他们“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好得钱后才有款发[]”,而边区后方机关已实行“裁员减膳”,裁员2000多人,伙食费也降到“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史载: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后勤保障面临着突出的问题:供给量急剧增大,粮食、经费严重匮乏。这时,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已达7万人,以平均每人每月用粮45斤小米计,全军每月用粮需要315万斤。此外,每月的伙食费、办公费和津贴费需要50万元,还有医药、无线电器材、军工材料等物资的购置费。时值冬季,全军急需配发冬装,而7万套棉衣的制作费即需33万元,加上购置棉被、棉帽、棉鞋、大衣、手套等,所需费用数额更大。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严重缺粮,又是回汉民族杂居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不得向回民筹款。苏区内流通的货币既有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的“苏票”,也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其中“苏票”只能在苏区内的汉民和红军中使用。这些情况,给红军的后勤保障带来了严重困难和巨大的压力。[]

  山城堡战役后,毛泽东还曾致函杨虎诚,商借救急款项:“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

  轻机关枪一百挺!连“革命武器”都要拿出来换饭钱了!这都难成啥样了?

  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那笔“20万美元”的援款(折合法币约67万元),就算是能全部及时送到苏区,那也只能是救得了急,却救不了穷!所以,早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1936年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就已主动将津贴费由原来的12元降为5元,各军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由原来的8元降至4元——到了1937年4月,干脆就来了个“绝对平均主义”:全军指战员每月5角钱的鞋袜费被取消,津贴费一律为每月1元,部队用粮由每人每天2斤降为1.5斤,机关人员由1.5斤降为1.25斤。[]

  2月28日23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先斩后奏”:“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这也就是说,待援西军出动后再告知国民党方面(这里的“顾”是指顾祝同),同时告以增援西路军的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等于援西军就要上路的3月1日再电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团,再次建议:援助西路军最好用政治交涉办法解决,“实际出兵从各方面估计均不利”;西路军只有坚决东进,我们派队至兰州下游掩护或西进威胁,同时向马鸿逵、马步芳交涉。据情报东北军已决定东开,我增援军入凉州后,“可能被蒋军隔断,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彭、任、刘、左等人的考虑的确是有道理的:月前结束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是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事实上开始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主张,还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内战结束实现国内和平的大局基本奠定,红军主力再向西大动干戈的确会导致“各方面不利”的结果。

  3月2日17时,毛泽东向彭、任等再次详陈了“援西”的理由: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㈠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㈡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㈠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㈡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两级主要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

  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书记处也通知中共中央:

  ⑴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

  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致电西路军首长:“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你们要)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同时希望西路军认真检点深刻认识“自信心扫地,寄希望于外力”及战略战术以及群众关系上的错误,求得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

  时任军委主席团副主席的张国焘也于同日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无论张国焘本人后来如何,后人对其有何种看法,无论他的这番话是否出自由衷,我们在认真判读了现有的原始文电及仔细考量了西路军西渡以及西渡以来的征战历程后,还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三点批评都言之成理,都言之有据——而且是有事实映证的!比如,徐、陈此间一直纠结于心的“四、三十一军归建”问题,至少就部分缘自于他于年前“徐陈”要求“全军西渡”不果后开出的那张“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的支票,而此后也参与了军委主席团各种战略指挥决策的他现在也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于大局于利害关系,这张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当下已绝无兑现之可能!

㈢直到西路军的最后关头,党中央仍然在国共谈判中为西路军争取合法地位

 

  3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林育英)以及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款到淳化即送八万至十万予西援军”,“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顾电令两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两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这里的“款到淳化……”,很可能指的是拟从西安送往延安的共产国际第一批援款。

  同日,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开始由淳化出动。毛泽东继续催促后方的周子昆、袁国平和已率援西军第一梯队从镇原出发的罗炳辉、宋时轮:“周、袁速令船工队去镇原,罗、宋应留相当兵力在镇原等候船工队”[]。

  同日13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告“徐陈”:“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18时,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李达致电军委和“徐陈”,告知已“率队由淳化出动,并带无线电二十五分队与你们联络[]”。

  3月7日,“马家军”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冲锋,已濒临弹尽粮绝的红色战士们与敌昼夜激战,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红军阵地被优势敌人进一步压缩至方圆不过十里狭小地域,已无法有效遏制敌人的进攻势头……

  而就在同一天里,毛泽东还电告正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尽力争取红军改编为四个师,因为“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3月8日,在经周恩来等力争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将一个月来谈判达成的共识归纳成15项条文的提案(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拟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

  条文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内容概偠为:

  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

  这是为红军援西行动准备的“如无效,请即许可自卫增援”的自辩说辞;在国内和平大局既定的情况下向西用兵虽然是逆天时逆大势逆潮流之举,但我们的确也有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合理缘由……

  但此刻西路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军事增援”的效果和后果了。

  3月9日22时,还不知道贺衷寒正在乘人之危搞了小动作的他急电周恩来:

  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

  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

  ㈠二马撤兵停战。

  ㈡飞机送款弹。

  ㈢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这已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了。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死心,军事救援的行动仍未宣布终止——次日,他仍在向刘伯承、林育英询问援西军和船工队到达的位置,并要求“援西军到达白杨城后,应积极鼓动指战员,克服困难,达成增援任务”[]。

  12日,在为讨论国共谈判方针而紧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国民党谈判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国民党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而张闻天在发言中也指出:“我们这方所提出的条件,已经是很低,没有提出交换条件,以致对方采取(对)我方进攻,把谈判变成一种收编的形式。我们必须改正这一形式,政治上要向他进攻,要使他转变(为)防御的地位”,“恩来同志可以召回来,其余的人可以留下与之联络”[]。

  政治局常委们达成共识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提出共产党方面“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

  ……

  中共中央这是要在政治上取进攻恣态来达成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

  “军事增援”肯定是不赶趟了。13日2时,毛泽东电告援西军首长:

  ㈠西路军情况如所知。

  ㈡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

  两天后,西路军完全失败。

结论

 

  西路军是一支红军主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红色武装力量,是那年那月的共产党为数不多的几个本钱之一,党中央对西路军处境一直就是非常关切的!“西安事变”后,西路军又是国共和平谈判上的重要砝码之一,西路军存,共产党的砝码增,谈判地位也随之增高;西路军亡,共产党的砝码减,谈判地位也随之降低。党中央在面对河东复杂多变扑溯迷离的大局之际,仍然竭尽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从准备派部队黄河边接应,到通过各种渠道包括“银弹攻势”解救西路军、在国共谈判中为西路军争取合法地位,再到组织援西军增援西路军,可以说尽到了一切努力!

  有人曾在《北京日报》撰文称:“西路军被困高台,援军停在千里之外,中央严令不准突围”,这就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援军是道远水,能解什么近渴?真正被困高台的是红五军主力,距沙河堡、倪家营的西路军主力不过百里之遥,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率红五军另一部驻临泽,距高台不过数十里之遥,不也一个星期以上没发一兵一卒的援军么?至于严令不准突围的命令,那的确是有,但发出命令者却不是中央,而是西路军首长通过黄超派人向董振堂军长传达的。如果说有谁谁谁要借刀杀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一句:红五军是被谁借刀杀了的?究竟哪一个更容易附会“借刀杀人”之说?

  事实是,既或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对救援西路军将士也付出了极大努力,有5000人以上的西路军将士陆续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当年前辈们千里迢迢回到延安,一头扎进党的怀抱痛哭又失声,一心跟党走进了革命的胜利。现如今有的后人们却反说中央要借刀杀人,不说有没有党性,拍拍自己的良心,过得去么?这么着胡折腾,究竟会黑了谁耶?

八、对《历史的回顾》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总结的置疑

 

  1984年,83岁高龄的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由他人代笔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这部回忆文字作出了与当年的陈昌浩迥然不同的结论,对陈昌浩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对中共中央政治局47年前的历史结论,予以了全盘地推翻。而在距此25年前的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在就西路军问题致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的一封信中,还对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持拥护和认同的态度:

  中共张掖地委同志们:

  来信收到了,应你们要求写了这篇东西。由于我体弱多病,又加多年不执笔,这篇文章不论在内容、语法、标点以及修辞方面,不妥之处一定会有。此件你们认为可用时,请斟酌参考,如果你们认为不合适就不要发表。

  谨致敬礼

  徐向前 1959.3.2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军阀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党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最严重和惨痛的失败。我是亲身经历而又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之,这次失败,对我的惨痛教训也更觉得特别深刻而难忘!西路军是在党的长期关心培育和扶植下成长起来的一支经过千锤百炼,能攻能守,猛打猛冲的坚强队伍。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具有对革命事业必胜的豪迈信心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自我牺牲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这支部队曾经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领导下,南下北上,三次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在冰天雪地,冻指裂肤、身无御寒衣著的情况下,日以继夜的行军和作战。在没有根据地的支援和人物力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苦战数月之久,而又能屡置敌人以重创。在每次战斗中,许多同志身负数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奋战。在无后方无医药没饭吃缺衣穿的苦境中,在敌人惨无人道地杀害伤员的严重威胁下,仍能奋战不懈,毫无介意。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仍能突破敌人的追击、堵击、截击的困境,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跋涉了漫长的沙漠,退入了新疆,在最后决战失败后,失散了许多同志,毫无气馁,经历了层层困难,回到延安后马上又加入了新的战斗,这种为人民利益激发起来的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才能成长起来,只有人民革命军队才能具有这种异乎寻常的道德精神。

  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事物的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任何一个马列主义者为要把事情办好,把仗打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在决策中不但违反了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建军作战的原则,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反而主观主义的违犯客观的事实,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这样就更加速了西路军的失败。 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军队。它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它不是个人野心家投机的手段,而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工具,它不仅仅需要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尤其需要具有灵敏透彻的政治嗅觉。和违反党的领导,和脱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人进行严肃的斗争。人民的军队不仅要具有能攻能守的必胜信心,尤其要具有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培养具体的分析具体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指战员要艰苦深入的钻研、学习并且遵循、应用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兼备的军人,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在张掖地委的同志编印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时,特呈述数语: 一、以慰已死者忠魂;二、以鼓尚生者的斗志;三、以使自己常引为戒,永铭不忘。[]

  1980年5月,徐向前本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结论还仍然表示认同和拥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但广大指战员是十分英勇的,是好的”[]。

  然而,几年后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自己推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认识。

  在这部回忆文字中,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被归结为三点。

  第一,任务问题——《历史的回顾》把这笔责任账是算在了中央头上: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文字论点值得商榷,论据也与史实不符——更重要的,是与原始文电不洽。

  首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就不是事实:徐、陈在西渡之后拟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自设任务就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赋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后,朱德、张国焘给予他们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军首长开始西进时给中央的包票也是“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回复中央电的内容,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刻意回避了。

  当然论点的问题更大: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靠拢新疆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谁来提供物资?如果西路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则只能靠盛世才接济,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变西路军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为依托?如果没有依托,那会是谁“收拾”谁?

  还有,既然“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历史的回顾》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尔后“回师横扫而东进”,那怎么又被认为是很切实际哩?那边厢那么荒凉,地理民情生存条件等比甘州、凉州一线还要困难,又怎么解决“要吃要住”的问题呢?又怎么解决“集中兵力”的问题呢?更何况,这个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恰恰又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在一个月前的主动提议:“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而这样的原始文电或文献,恰恰又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也是向陈云、李先念提供52份原始文电者),选择性地无视或遗忘了!

  而当年发生的事实是:“西安事变”后中革军委与西路军首长之间关于西路军是否东返问题的蹉商讨论,并没有影响西路军首长原拟西进至抚(彝)、高(台)地域的日程,甚至还刺激了他们将这个预计日程予以了提前!

  在《历史的回顾》正式出版之前,徐向前在与党史工作者廖盖隆等人的谈话中,甚至还明确认定可以在安西、玉门、嘉裕关、敦煌等地“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这可就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徐向前所言及的这些地方,当时岂止是“没有好多敌人”,干脆就是“没有好多人”!如果在人口和粮食条件更好的“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如嘉裕关、玉门关、安西、敦煌这类更加荒凉人烟更为稀少的地域,怎么就被认为是能够“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哩?怎么就被认为是能有“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的美好前景哩?……

  这样的美好前景能够成立的唯一逻辑指向只能是——及时得到外援!

  可问题在于,外援到达的时间不光是西路军首长难以自主可控,就连中共中央都难以自主可控。把一支大军的生死存亡系在这唯一一棵天生就长得很不牢靠的树上,这求生存求发展的希望,还靠得住么?这个责任,作为这支大军的主帅,是回避得了的么?

  实际上,徐向前终生都没有踏上过这片地域——甚至再也没有步入过河西走廊。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历史的回顾》认为还是应该中央承担主要责任:

  ……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

  还是认为只有一路西进,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运动战”就是只朝一个方向去。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就是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更像是要一路西进吧?)?“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怎么给下文?什么下文能让当时的你们满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顾一路西进!哪怕是先跑到肃州、安西蹲下来,没吃没喝没衣穿,也没关系?

  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这些问题,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的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中,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西路军唯一的一个歼灭“马家军”团以上建制单位的歼灭战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战斗,这个战斗的胜利恰恰就是分兵驻守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被敌人各个击破后,突围而出的部队在倪家营子附近被迫集中后取得的。[]

  结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个胜仗——虽然为时已晚。

  这难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终是西路军指挥决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时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老先生曾从当年对手的角度有过这样的概括:

  ⑴红军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攻势,而在一些战斗中则变为守势,如守古浪,守永昌,守高台、临泽。马军在战略上是防御,而在一些战斗中是苦攻。

  ⑵红军在高台、临泽、甘州西南,同时占领各地,同时分散使用兵力。马军始终集中兵力,先高台,次临泽,后甘州西南。[]

  对此,李聚奎在《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从战略战术角度也作出过冷峻的检点。

  李聚奎认为,西路军在“战斗动作上的错误”表现在十个方面:

  ⒈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然将敌击溃但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如九军有甘草窝、横梁山、古浪等,总是拼命挽救战局,三十军在吴家川、尾泉之战,虽击溃了敌人,但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罢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如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布署,以两个团成梯次配置,突击队也未突,箝制队也未箝,就是这样完了。可惜事务人员被砍东瓜一样,最后被守备队的两个营长一个反攻才把敌人打退出城。

  ⒊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如九军去甘草窝、古浪时,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去指挥九军,而九军的首长以为是副指挥来了,可减轻自己的责任了,甚至九军的领导者,不愿同副指挥一路行动,自己带一个团老走先头,不顾整个部队的领导,主力部队出了岔子(仗没打好),才来算总账。结果就羊咬死猪,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

  ⒋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人引诱而轻易出击(不细心考虑不管战况如何)致遭敌人的杀伤。甚至有步兵出击,向骑兵追击,或向骑兵驻地用步兵游击遭敌反攻或出击就不能回来。

  ⒌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谈不上组织战斗。在战场上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来了,就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有无胜利把握地乱拼。

  ⒍因敌人骑兵的砍杀太凶,零星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果,又来了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所谓“监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如得凉州、永昌、山丹、高台一带的民房,确实是天然的城墙,又多又厚,再加上自己的监工死守,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进来),让敌人包围与之对峙,一寸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样不但只是与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无限的威吓,房子内的粮食吃完了,就利用夜暗偷偷摸摸地突围,移到另一个地区,敌人则脚跟脚随即又跟到另一个地区来围住,总是你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和时间,我们总是一个死不出击,这样的被动战是怎样能取得胜利呢?

  ⒎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主力找着我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最后高台危险已到极点,才开始派部队去解围,但这个部队出动以及八十里路,走两个夜工夫赶到,结果不但不能解高台的围,连自己被敌人抓住了,几乎自身难保,骑兵师师部就在这次送终,二天未赶到,第三天高台就已失落敌手。

  ⒏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果已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敌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达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新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⒐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东西南三柳沟,敌人插到我之纵深来了,企图以两面夹击消灭之,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因此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弹药和伤亡了一些人就罢了。

  ⒑部队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训练,大家只知道猛冲就完了,部队中有很多连瞄准要领和出发动作都不知道。在倪家营子的射击教育突击周的检查,九军占三分之一的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长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这同样是来自西路军幸存者的声音,至少是可以作为参考参照,然而却被长期屏蔽了。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史料汇辑,均没有收入李聚奎的这篇文字。

  何故?这不能不让人掩卷长思。

  《历史的回顾》在论及“战场主动权”问题时,还回避了西路军西进至高台附近后的1937年1月4日向军委提出的“难以西进”的报告,而中央要其“暂勿西进”的电报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作出的,同时也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军东进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军首长的自主决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这笔账由中央和陈昌浩分摊:

  ……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

  这一条跟前面同样的问题,不光是论点,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献不洽。最起码,“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就不是事实——这是有当年原始文献档案为证的!至于“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然而现存的历史文献文电却铁证如山地证明:中央当时在“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在西进中“建立根据地”,本身就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中央在此重提也是为了“远方”物资到达之前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而且,河东三军主力没有执行“作战新计划”却选择了“就地坚持”,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胜利,从而迫使刚刚西渡黄河尾追西路军而让“徐陈”大为紧张的敌毛炳文军掉头东返,为“徐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谁在配合谁哩?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回顾》中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这三条“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唯一的检点是“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如此这般反思总结历史责任的态度,与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书中的躬身自检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相比较,不能不让人扼腕嗟叹!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回顾》中这三点“反思与总结”的立论基础,全部建立在“尽快打到安西并能及时取得国际援助”这一一厢情愿且极不可靠的逻辑架构之上,稍有变故即有可能全盘倾覆,在当年难以成功,在当今难以成理,更遑论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定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回顾》中的这三点结论,后来又基本照搬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成为权威的党史、军史结论。之后,以此三点结论为权威依据,某些史学家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广为散布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之“阴谋论”,并使之最终成为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

九、红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

 

  改开以降,总有人叫着撞天屈要“为西路军平反正名”。

  如此,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西路军究竟蒙了什么冤?有过什么反?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年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而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就这个课题的演讲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后定稿。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虽然这句话是否过于简单是否严谨妥当还可以继续商榷,但这句话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实道出的,却也不容质疑: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设问: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据地,孤注一掷依赖“远方援助”,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的“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又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而且,类似于“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样的说法,真的就是那么不可接受不能理解么?远的不说,就说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检点路线方针政策的是是非非,与那些“为苏维埃而战”的红色战士们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勇奋斗,是一回事儿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建国以来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红西路军从来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发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辑为长征专辑,收入红军老战士有关长征的回忆文字72篇,其中6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这6篇回忆文字分别为——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同时期的《红旗飘飘》第3辑(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回忆文字42篇,其中3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1959年1月,《红旗飘飘》第10辑出版,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的回忆文章《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被刊用,该文编者按这样写道:

  西路军远征新疆,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一次红军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1936年秋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之久。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堕落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为了实现个人野心,继续采取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并且假传中央命令,让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l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西征。由于脱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李天焕同志的“气壮山河”,写的就是1936到1937年间,西路军远征新疆那些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

  虽然这段话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黑白分明简单化的定性定调与语气语境,这当然谈不上有多么严谨多么准确,然而我们从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与“叛徒张国焘”,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叛徒张国焘,是狗屎一堆!而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的征战历程,是“气壮山河”!西路军将士们的故事,是“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

  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更何况,这种在宣传上的简单化归咎其实也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㈠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㈡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㈢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㈣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㈤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㈥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道: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建国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原西路军将士有63人,他们是: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离开军队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对此,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也予以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

  1958年7月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到西宁视察,在听取了当地领导同志关于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的汇报后,曾作出指示: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

  需要说明的是,失散人员身份履历的核实和生活安排安置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山头”的部队都存在,这是全国范围内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只是“西路军”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中也都存在。这类问题处理和落实,政策性很强,调查、核实和落实的工作量和难度也相当大。在国家财力并不富裕的时代,这些工作都是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

  如果有后人要拿着父辈的官位大小来说事儿,那么最好请他们自报家门并给出一个标准:那些革命战争的幸存者得当多大的官才算合适?他们在革命胜利的成果中得分多少羹才得够本儿?那些众多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牺牲者呢?他们革命的初心就是把官当得越大越好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刚上小学,“停课闹革命”后,《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就成了笔者的启蒙读物——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知道了“西路军”,知道当年这样一批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转战历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焕将军在《走出祁连山》中那个经历失败后的悲怆之句:“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那年笔者才八岁,从此就把他们镌刻在了自己心灵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十、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张国焘身败名裂,咎由自取!

 

  西路军在甘州以西踟蹰徘徊时,张国焘就已经知道自己这回是彻彻底底撞了南墙!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从现在看未来》,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了有保留的“检讨”:“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

  张国焘还明确承认:“……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1937年3月25日~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会议出席者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凯丰。

  红一方面军负责干部彭德怀、林彪、萧劲光、罗荣桓、刘亚楼、蔡树藩、陈赓、董必武、莫文骅。

  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

  红四方面军负责干部周纯全、何畏、傅钟、何长工、邵式平、倪志亮、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王维舟、谢富治。

  原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负责干部高岗、郭洪涛、戴季英。

  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负责人郭潜、李中权、罗华民。

  四位红军女干部:朱德夫人康克清、博古夫人刘群仙、李维汉夫人金维映(阿金)以及李坚贞。

  列席会议的还有:吴亮平、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毛齐华、李井泉、胡耀邦、曾希圣、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笃生、袁克服、周光坦、丁武选、段家石。

  以上共计60人。

  未出席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白区工作)、邓发(在苏联)和林育英(被派往外地从事职工工作,张闻天对张国焘称:林育英过去说的不能算数)、刘伯承(率援西军在镇原接应西路军失散回归人员)。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作检讨,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尔后五天里,与会者们经充分讨论和表达意见,形成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全文如下: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甲)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乙)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丙)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丁)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戊)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己)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

  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庚)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成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连系着。

  (辛)中央对于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壬)中央更号召全体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这个决议“暂时保留”了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也就是没有作出组织结论。

  4月6日,张国焘写出了他的第二份“检讨”——《关于我的错误》: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阍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动力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

  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焘这些话都是说来胡弄党胡弄别人儿当然也是胡弄自己的。

  改开以降,一些人拿着西路军叫撞天屈,忽悠着“平反”之际,甚至还要为张国焘鸣不平。但是,张国焘的地,那是没法洗干净的!如果说为“徐陈”首长不平或有于情于理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为张国焘鸣冤叫屈,那就是害人害已笨得不能再笨的蠢招!徐陈首长与张国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他们的地是不能搁一起洗的:如果张国焘洗干净的,那么徐陈首长就洗不干净了——失败责任就得由他们来担待;如果张国焘负有主导诱导的责任——这本来就是铁的事实,徐陈首长等最多就是“执行者”的责任(《决议》说得非常克制也非常节制:“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逻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要瞅不明白那差不多就是存了心要笨死!谁也拦不住,谁也救不了!

  1937年8月22日~24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何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与会。会议议题为:㈠政治任务;㈡军事问题;㈢国共关系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来的“七人主席团”[]增补为11人: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张国焘未再进入军委。

  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组织问题和南方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何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与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张国焘为委员之一。[]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从延安出发到中部县黄陵祭陵。4月4日祭陵结束后,搭乘蒋鼎文的汽车同去西安,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去电或派人与之沟通,但均无效果。17日,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党,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4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这并不是张国焘第一次当叛徒。

  1924年5月24日,由于叛徒杨德甫出卖,供出了张国焘等人,北洋政府交通部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杨子烈夫妇,并搜出中共三大决议宣言书及信函多件,在刑讯中又确认了其共产党员和中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身份。

  尔后,张国焘没有扛过敌人的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其中有: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还供出的各铁路线上在党工人名单: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遂将张国焘的供词密报北洋政府内务部。

  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军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要求按名单火速抓捕。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的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而《新民国》杂志编辑、北京团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范体仁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却相继在北京、石家庄被捕。

  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同志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有大米饭吃,有干净衣物可换,摆脱了死刑的阴影,求得了性命的苟全……

  5个多月后,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也被撤职。当时的冯玉祥是个基督将军而且思想相当“左倾”,党组织遂利用这个机会,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监狱中展开营救活动……

  两天后,新任京畿卫戍司令宣布对张国焘、杨子烈等人“无罪释放”。

  张国焘出狱后,将这段叛变的经历全部抹去,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甚至在《我的回忆》中还自称:他在监狱五个月中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部门在清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警察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被张国焘隐匿且粉饰了数十年的“叛徒”经历才得以昭彰于世。[]

  张国焘在1938年4月第二次当了叛徒后,又被戴笠所延揽,专事“对延安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终沦为了军统特务!

  一个没有真正政治信仰且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即或在敌对阵营中也是不受待见的:他背弃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加盟敌方队伍,却连个警卫员都带不走,“对延安工作”更是长期未见成效。随着这种“长期未见成效”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延伸,他在他所投奔的这个阵营中也越来越不受待见,日子也越来越难过。祖国大陆解放之后,他随旧政权逃往台湾也仍然不受待见而被“劝离”,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居住,直至客死他乡……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在艰难曲折中磅礴奋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结语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是要置疑的。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是要大白于天下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一切历史的结论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只有经过沉淀,才能得以澄清。

  当“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间掩藏着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沉淀后的澄清。

  当下,到了将这一段被澄清的历史真相,还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了。

  勿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看起来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且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笔者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象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本质的历史本象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若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出“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千万不要把事实变成“儿戏”,这是治史者需要时时敲响以提醒自己的警钟。

  在西路军失败成因再度被审视乃至翻案甚至颠覆的风潮涌起之时,一些亲历了这场失败的历史当事人,年事已高,很难再有精力一一检点细读那些封存久已淡出自己记忆的历史档案文献,更遑论重新认识自己当年在这场失败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心态,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以及相应的角色和担戴的责任——这对垂垂老者们来说并不容易。加之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对局部与整体的判断,信息远不如现代那般通畅、丰富和快捷等因素,都不可避免会产生认识的局限性,写出的一些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言论和文字,应该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逐步澄清、去伪存真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认识也是如此。对于这段历史中西路军的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和机断专行问题这几个关键的节点,应从当时总的形势、空间、时间、环境以及战略、战役上对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并佐以确凿的证据来认识,才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正确做法。而采取非历史的,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是不能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

  然而,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如果自己书写的历史存在问题,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本文对这些经历当年失败而幸存下来的老者留下的言论和文字提出异议,是出自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心理动因。而认真仔细重新计较和考量这段历史,笔者据实而言,也是在对这些历史当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誉清德负责。作为治史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所有人,谁也不能例其外。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作者对那些亲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前辈传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们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过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长河的不朽英雄!

  至于那些向这些老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撰他们的回顾文字的学者们,应该跟笔者一样,大都属于共和国诞生之后的晚生后辈。他们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笔者正是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才有了写作本文的依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当然,交友论情,行事论理,做学问还得有“六亲不认,只认一个理”的执着,笔者在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也不会客气谦让。比如,除开观点的不同,笔者对他们为李先念的“说明”提供的52份档案文献中,选择性的遗漏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电文,就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这的的确确有刻意误导之嫌,而且既是对重新审视这段重要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誉清德的损害——当时这些档案并没有公开公布,据有“独此一家”的强势而使他人无从置疑,所导出的有着明显责任指向的“定论”,当然也就很难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样的“定论”竟然被利用发挥,收进了“非毛化”风潮的武库。

  然而,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笔者在重温并学习西路军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在逐一翻捡当年那些文电的过程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冲撞于胸: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指向的。毛泽东高于众人之卓识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众望所归的原因却并不仅在于此。他在被冷落、打击、曲解、冲撞的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的同时,求共识,求团结,屈躬负重,相忍为国,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诚意去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化解“山头”隔阂,即或一时不被人理解也宁可委曲求全忍让相待,团结了许多反对过自己而又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诚而不是以权杖的威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赢得并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山头”的归一。如此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为他在群雄会萃的红军领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可是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这样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有过对情况的误判以及决策的误着。就在西路军西进之前他有过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的“疑似误判”,西路军濒临失败之时他也曾有“病急乱投医”之举。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证实着他的洞观、远见与卓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怕挫折失败也勤于反思总结,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自己的团队和人民从错误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一次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一缕缕涓埃细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终成百川归海万众同声之势,席卷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美军抗战末期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后来回忆,当年他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

  毛泽东当然不是完人,但毛泽东超越中共其他领袖及所有部属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历史进程辐射着令追随者们钦佩不已的强劲穿透力!——比如,当年张国焘在草地分裂红军时,毛泽东预言“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准准确确地出现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历史经历中了么?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几十年里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本文仅限于对西路军历史中战略决策和指挥过程的考辩,并不是西路军历史的全部。西路军将士们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转战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与同时期在其它战场转战的战友们享有同样的光荣!他们铁骨铮铮,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未向敌人低头;他们忠心耿耿,很多人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誓言!许多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即或在经历失败后仍然一心向党,不断地冲破敌人的牢笼,不断地冲破重重封锁,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人民革命事业继续战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星和建设栋梁,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包括笔者和笔者的同龄人的中国人民心中,他们都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的红色英雄。

  在本文收笔之时,恰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3月重印版发行。在该书第十二章的“三、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节中,从第400页到第404页所述的一段西路军历史,篇幅不长,言简意骸,但将一些关键点说清楚了。可对照看看本文所述。

  笔者出生的城市有座武侯祠,武侯祠中有副楹联,为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荣先生所撰,笔者在此引出以为各位同好者共勉: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上、下联中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和“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是对诸葛亮的褒扬。

  上联中的“陈庶子”指的是西晋初年的史学家陈寿,四川南充人,其父曾在蜀将马谡手下任事,马谡因街亭之失被斩时,陈父也受到“髡刑”之罚(即削发,这在当时属于极具污辱性的刑罚),并贬官归乡。政治观点属扬曹抑刘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大为褒扬,而对遭到诸葛亮“髡刑”的乃父却一字未著,以至于陈父的名讳迄今也无人知晓——后人但有提及,也只能称其为“陈寿父”。

  下联中“岳将军”指的是南宋名将岳飞,传说岳飞拜谒南阳武侯词时,热泪飞扬地手书诸葛亮的《出师表》,以至于泪水与墨痕交融相溅……

  谨以此作为本文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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