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谦贵:刘芝禄曾在桂东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作者: 郭谦贵 日期: 2018-06-06 来源: 红歌会网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以后,在项英、陈毅等组成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下,刘芝禄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高潮。刘芝禄回忆了参加这场三年游击战争的具体细节。

  一、红军三个支队牛岭突围

  1934年10月党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同志,仍受左的影响,对形势估计不足,照旧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用留下的主力红军来对付几十万敌人的进攻,同敌人打硬仗,1934年11月于瑞金谢坊乡湾塘江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消灭了半数敌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也暴露了我们主力部队,使敌人更加集中兵力,一步一步紧追包围,而我们对游击战争没有很好地加以组织,形势急转直下,到1934年11月底,苏区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留下的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此时项英同志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一面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一起作了研究部署。刘芝禄当时在会昌县保卫队当班长,和其他几名同志经一个多月,完成保卫会昌银行的任务后,退到会昌县和于都县的白鹅镇、乐丰镇和罗帮桥一带。1934年12月刘芝禄调到赣南军区保卫局任排长。这时,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撤退的人民群众,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县白鹅镇、罗帮桥一带。部队任务很重,既要打仗,又要掩护机关、群众和伤病员,情况非常危急,敌人气焰极其嚣张,叫嚷什么“到于都会餐,把红军吃掉。”红军部队边打边走,到牛岭、马岭不远地区,决定组织突围。刘芝禄又被调到江西省委,给省委书记阮啸仙当警卫员。军区把部队编成三个支队(把轻伤病员编成游击队,分批突击出去,重伤病员和群众上山就地隐藏起来)互相支援。刘芝禄在第一支队,支队长蔡会文、政委阮啸仙。第一支队向牛岭、马岭方向突围。但敌人火力猛烈,打了几仗,部队伤亡很大,阮啸仙政委不幸在马岭涧战斗中牺牲了。第一支队携带的迫击炮、重机枪、电台等武器装备都丢了。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当天晚上蔡会文司令员要坚决率领部队突围出去,保存革命力量。他把部队集合起来作突围动员,情绪很激昂,态度很严肃,他说,现在是严重关头,中央根据地完全被敌人占去了,我们只剩下这块小山区了。我们不能困死在这里,更不能当俘虏,我们要为阮啸仙政委报仇,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只有突围出去,才有活路!然后把部队编成三个突击队,互相配合,刘芝禄在中央支队司令部突击队,又派出侦察组,侦察路径,查明敌情,发现了敌人部署的薄弱地段。并告诉大家,如果队伍被冲散了,就到油山地区会合。当晚,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突围。蔡会文司令员率领我们中央突击队,猛打猛冲,迅速冲出了敌人的重围,从牛岭、马岭一带冲了出去。十几天打了十几仗,过了信丰河,来到油山地区,还剩下一百多人,与项英、陈毅等率领的部队会合,首长见到蔡会文他们很高兴,说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红军干部的长岭会议

  1935年2月间,中央遵义会议精神传到了部队,大家深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中央要求按照游击战争的特点转变工作。项英、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多次开会研究了部队部署。最重要的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会议争论的很激烈,从下午开到第二天凌晨,刘芝禄去催促了几次,说部队快出发了,首长们才吃早饭。以后知道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对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有重要意义,长岭会议成了南方游击战争的新起点。会后将赣粤边划分为油山、北山、信康赣、南山和上犹崇义等五个区,将突围的部队分编为五个游击支队,并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网。刘芝禄所在部队在北山泥梁洞编队,在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又补充五、六百人,共约六、七百人,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蔡会文兼政委,副队长程君良,参谋长范树德、政治部主任李国兴,刘芝禄还在警通排给副队长当警卫员,部队整编完毕就出发到湘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三、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

  1935年四、五月间,第一支队由蔡会文司令员率领从广东北山出发,向湘赣边区各县打游击。由于队伍补充扩大,又休整了几天,提高了士气,精神也充沛了。但到国民党地区后,各处都是敌人的靖卫团、铲共团、保安团、还乡团、清乡委员会等反动武装,进行反共宣传,到处阻扰打击我们,群众不敢和我们接近,加之雨多路滑,天天走路打仗,部队得不到休息,又听不到红军主力的消息,部队情绪有些不稳定。因此在党支部领导下,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同时组成群众工作组,加强群众工作,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群众求解放的军队,经过几个月的群众工作和实际行动,买卖公平,帮助群众担水、打扫卫生,村院面貌有了新的气象,部队情绪稳定了。劳苦人民都接近红军了,并帮助红军做工作。开始,山里群众帮助红军到城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后又组成山里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组织了秘密的群众游击小组。群众游击小组的任务是建立秘密联络站,就地监视敌人的行动。发现敌人要进山,就马上设法告诉红军,使红军耳目灵了,经常处于主动地位,有利的战斗就打,不利的战斗就不打。游击小组有时在夜间还跟红军下山打土豪,把东西挑回游击区。游击区还实行劳动互助,一家有困难,大家帮助。这样,红军在山区的群众工作就一天天的有基础了。游击区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1935年八、九月间,第一支队在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资兴等县大山里活动,在一个地方可住三、五天或一个星期。这里瑶族群众比较多,第一支队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搞好清洁卫生,非常尊重妇女等。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在医疗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群众帮助红军用中草药治伤治病。刘芝禄在桂东、汝城交界处的高山八面山中右腿负伤后,伤口就是在桂东高山八面山一位瑶族老大爷用十多天时间用中药给治好的。这位老人用祖传秘方,还给红军治愈好多同志伤口。老人的蛇药也特别好,还送给红军一些,因为南方蛇多,以防蛇咬伤人。第一支队红军在这里活动期间,陈山、周里、方维夏等同志也来到了第一支队了,成立了特委,组成四个工作团,分到游击区工作,群众工作更加强了。方维夏同志是特委宣传部长,当时就五、六十岁了,不能随部队行动,给方维夏在桂东东洛的偏僻山区搭个小棚子住起来,方维夏到过苏联,见到过列宁、斯大林。休息时,方维夏经常给刘芝禄他们讲故事,部队和老百姓都很喜欢听,对巩固部队和发动群众起了很多很大的作用。群众都称他为老方,后来部队打散了,叛徒出卖了方维夏,他被敌人残害了。连他的爱人和两名警卫员也惨遭毒手牺牲了。

  刘芝禄所在的桂东东边山这个游击区是不巩固的,敌人随时能来。不过,红军有了群众的各秘密组织,敌人一有活动要进山,通讯联络站和群众就把情报送进山里游击队,红军互相通知各游击队做好准备,敌人多时,就转移到其他地区,敌人少时,就在山外打伏击(不在山里打,以免引敌进山伤害群众)。敌人到山里找不到游击队,打几个转转就出去了。敌人不敢在山里住,晚上怕游击队。有时,红军还到外面活动,做群众工作,扩大影响。在敌人的地区也有红军的联络站和交通站,使红军的消息更加灵通了。总之,由于第一支队红军坚决依靠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了鱼水情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游击区的工作比较活跃。正如陈毅同志歌颂的那样:“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四、红军游击队苦战寒冬

  国民党军队乘我红军主力转移后,为了扑灭人民革命火种,维持其反动统治,他们以十几倍、几十倍的兵力,配合地主武装,对游击区实行大规模的反复“清剿”,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他们对桂东东、西边山游击区人民实行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政策,抓杀青年、蹂躏妇女,强迫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给桂东东、西边山游击区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也给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红军不得不成年累月苦战于崇山峻岭之中,茅草密林之间。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草当干粮”的艰苦生活。

  1935年冬天,在这极其艰难险阻的形势下,有的人动摇了,个别的甚至叛变了,第一支队的副队长程俊良就无耻地叛变投降了敌人。由于他知道我们游击队利用湘粤赣之间的矛盾,便于在边界活动,所以,叛变后的程俊良给敌人献策说,要消灭红军游击队,只有湘粤赣组织联防“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省边界有游击队,不分省界,都可以追剿,这样就能阻止游击队在三省边界上来回游动,一定可以把红军消灭。敌人接受了叛徒的献策,在桂东县沙田镇组成了三省联防“剿匪”指挥部,程俊良当副指挥,带队进山,搜剿非常卖力,广东军阀余汉谋部和湘南、江西保安团及地方武装一万多人,大规模地搜山、封山、并村、移民,把山区人民赶到国民党占领区去住,隔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程俊良知道给红军送过信、做过事的群众,找到就杀。程俊良把群众在九沟十八岔的房子都烧了,不准群众进山。连种蘑菇的、烧木炭的、伐木的群众都不准进山。如进山就以“通匪”论处,就地杀害。在大小路上都设碉堡,贴布告,规定“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限制群众只买一定数量的粮、油、盐和日用品,多买了就以“通匪”论罪,布告上还规定了:与匪送信者杀、与匪买粮油者杀、与匪买日用品者杀,与匪买药者杀等三十六条,游击区充满了一片白色恐怖,寒冷的冬天更加凄凉了。红军和群众有一个多月没有联络。群众不敢进山。只有红军派侦查员黑夜到山外联络站去侦查消息。可是到群众家叫门不开,群众非常害怕。侦查员在门外悄悄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不要怕,晚上没人看到。群众听出我们的声音才开门接待说:你们说不要怕,怎能不怕呢!你们可以到处走,我们在家走不了,敌人一发现和你们有联系,我们就要被抓去杀了,还连累别家。以后再不要来了,求求你们。红军听了群众的话,心里很难受,为了群众的生命安财产,再困难也不到山边老百姓家了。有时,乘敌人疏忽时,就到离山较远的地方侦察消息和搞些粮食和日用品。这些东西很少,又不能经常搞到,必须省着吃用,吃稀饭,冬天找不到野菜,捉不到鱼和田鸡,所以,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真是“饥肠响如鼓”。由于敌人加紧“围剿”,红军吃、穿、住、行更加困难了。敌人不但白天进山,而且还住在山里,晚上也不下山。红军白天不能行动,晚上也要隐蔽转移。红军依靠熟悉的山区起伏的地形,弯曲的山路和茂密的森林,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直路走弯路,不走顺路走横路,不走长路走一节一节的短路,有时从无路的地方穿插过去,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这样,敌人的封锁也难不倒我们红军游击队,大家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呢:“大路不让走,小路随便行,封锁无路走,到处开新路,天下这样大,难也难不住!”

  南方的冬天,高山时常下雨、下雪、下冻雨,森林里阴暗寒冷,晒不到太阳,树枝经常被冻雨压断,随时有打在人身上的危险。因此,冬天森林里不能藏身了,只好白天在森林外边晒太阳,晚上到隐蔽山沟里烧火,几个人背靠背坐在一起,用夹被和布单子从上到下盖起来,就这样露营过夜。遇到下雨下雪就更困难了,火烧不着,夹被子也挡不了雨雪,数九寒冬,还穿着一身单衣(三年不但没有穿过棉衣,连夹衣也没有)在风雪饥寒中,冻的全身发抖,上牙打下牙咯咯发响,虱子又多,没有衣服换,没地方洗,过着野人的生活。革命的红军战士,总不能被敌人困死,被风雪冻死,环境逼着红军战士想办法去战胜困难。自己动手盖棚子,这就找到了一条生路。这里有盖棚子用的树木、竹子和茅草等材料,领导一动员,大家就砍树的砍树,割草的割草,一天一个班的棚子就搭起来了。大家有了自己的窝,高兴极了。开始盖的棚子只能遮风,不能遮雨,以后又向一个老大爷学习盖棚子的方法,把茅草从下向上一层一层挤紧压严,就不漏雨了。后来又在棚子里架起了木棍床,铺上草,不在地下睡了,几个人挤在一起就暖和多了,基本上就可以遮蔽风霜雨雪了。还编了一首打油诗:

  天当铺盖地当床,自己建造大洋房。

  地面还有自然毯,设有自动钢丝床。

  床上铺的丝棉被,墙上衣架挂衣裳。

  要问哪个工程师,红军战士自造房。

  红军的棚子刚刚盖起来,敌人就来搜山,一发现红军的棚子就放火烧了。同时放火烧山,妄想铲除红军藏身的森林。红军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东边棚子烧了,红军就在西边盖,北边棚子烧了,红军就到南边盖。湘赣粤边界有这么大的山,有这么多的森林,敌人是烧不光的,山里的群众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群众和红军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终于熬过了饥寒,战胜了寒冬。

  五、红军游击队加强党的领导

  党是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核心,环境越艰险越要党的领导。第一支队有党委,大队有党总支,小队有支部,一个小队只有二三十人。刘芝禄当小队队长时,也只有三十多人,全是党团员。只有两个炊事员都二十八、九岁了,不想入党了,但都表示说,我们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相信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特别是包仁全同志年岁大些,很有办法,烧火很少出烟,挑东西走路没有一点响声,他很关心刘芝禄他们这些年轻人,看到年轻人总是面带笑容。他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老包!”所以开会都让他参加,他不怕困难,不发愁,一天到晚总想把野菜当饭做的好一些,谁有病了,他还做一点多掺粮食的病号饭。由于党团员起模范作用,大家同睡一块地,同吃一锅饭,在生活上互相体贴,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对敌斗争上同心协力,比亲兄弟还亲,有点吃的东西,都互相推让,谁也不多吃。部队有大的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下都通过支部讨论,深入做动员教育工作,使大家知道行动方向和任务,明确规定的问题。在连队生活中,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战士的意见,及时进行表扬和批评,做到情通理顺,不伤害同志间的感情。有时也有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把事情说通了,谁也不记成见。特别是在打仗时,有时战士提的建议,比刘芝禄他们想的还周全。在支部领导下,每个小队都有经委会,每天五分钱的伙食,每月月终结算一次,经济公开,如有结余的伙食尾子,就分给大家作零花钱。所以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都过得很愉快。这也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打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红军游击队巧妙周旋

  1936年的春天,斗争仍然很残酷。红军游击队像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红军游击队。敌人组织了看烟队、看火队、跟脚队,时刻监视红军,寻找红军的行迹。红军游击队对湘南资、汝、桂三县和江西的上犹、崇义、遂川三县的大小山头都比较熟悉,特别是资、汝、桂三县是第一支队的主要游击区,第一支队就在资、汝、桂这一带活动。山区树草很茂密,挡住视线,往往看不远。红军就派观察哨、联络哨,二、三里设一哨、一哨两人,或站在高地,或爬到树上,严密监视敌人的活动,一发现情况就立即往回汇报。一次联络哨回来报告说,敌人有二三百人,大概是一个营的兵力,直向红军山区驻地包抄过来。这说明敌人已经发现红军了。大队领导研究决定马上转移,不然就被包围了。因为红军游击队对大小路都很熟悉,很快就撤走了。敌人进山时,嘴里喊得凶,心里很害怕,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好像瞎子摸鱼一样,扑了一个空。当官的问他们的看烟队是不是看清楚了?看烟队说,看的清清楚楚这里冒出很大的烟来,这里又没有老百姓,不是游击队是谁。于是他们又向前搜索,找到红军的住处,发现红军自己搭的棚子,他们就用刺刀这捅一捅、那挖一挖,想发点洋财,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只好穷凶极恶地把红军的棚子烧了,把红军的土锅灶台捣坏了。红军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后,就研究敌人是怎么发现红军的呢?后来地下党员和被敌人抓去带路的老百姓传来消息,说红军游击队在森林里做饭冒烟被敌人发现了。从此,红军规定白天不做饭,晚上做饭,天不亮做早饭,把中午饭一起做好,白天天气再冷也不准烤火了。

  这样,过了十多天,敌人没有发现红军。有的同志以为这里山高林密,白天不烧火,敌人找不到红军了。可是一天中午,红军的观察哨和侦查员都回来报告,敌保安团大约一个营,正向刘芝禄他们这里围攻。红军很快转移了。敌人慢慢地到了森林深处,发现红军的住地,先放枪壮胆,还大喊大叫:“捉活的!”“发现你们了,快出来吧!”满山到处乱叫乱放枪,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只发现几只破草鞋。红军转移后,经过研究,这次敌人是怎么发现红军的呢?根据上次敌人是看烟,这次可能是发现火光,因为晚上大家做饭、烤火,火光很大,敌人怎能不发现呢!因此,今后烧火也要想法不暴露火光。红军游击队就到比较深的山沟里做饭。为了不暴露火光,搭起了小棚子,在棚子里做饭、烤火,还用树枝围起来,派人到外面看看,是否能看到火光,由于不断地想办法清烟遮火,敌人找不到红军的踪迹,红军又有了一段安定的时间。

  红军住在山里,要想办法出去搞给养,找支队领导和其他游击队,所以就派小分队出山去,和山外的群众也有了一些联系,还搞了一些给养回来。由于来去走路留下了脚印,又被敌人的跟脚队发现了。敌人就尾随着脚印向红军追来。红军转移后,又研究对策。把派出去的人分为三、五人一组,每组的人又分开走,脚跟提起来走,不把路边的草踩倒,有时不走路,而走小河沟,使敌人找不到红军的脚印,同时还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如从东边出去,从西边回来,不走原路,在山区转圈子,迷惑敌人。有时就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几天,派小分队去袭扰敌人,使他们也不得安宁。原来保安团说,红军游击队被消灭了,现在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敌军和富豪惊恐万状,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一会儿说红军游击队到韶关了,一会儿说红军游击队到汝城县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红军游击队在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之中,提高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坚持了斗争,保存了力量,联系了群众,更加活跃起来了。

  七、红军游击队夜袭敌巢

  由于红军处在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的情况下,所以尽量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而是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主动出击,采取夜战、近战的方法,奔袭敌人。如红军打清腰圩的靖卫团,就是在深入侦察查明敌人情况的基础上,抓住有利时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解决战斗,一枪未放,彻底消灭敌人一个靖卫团,三四十名敌人全被掏窝了。红军出发前,蔡会文司令员作了五分钟的动员讲话,说明敌情,要走的路程,要注意迅速行动,严格保密,如被敌人发现,不能走原路回来,必须向相反的方向转几天再回来,可派一两人先回来报告。在夜幕降临后,红军从埋伏地域出发,急行军七八十里,到半夜十二点左右,到清腰圩附近休息一会儿,进一步做好准备,迅速摸进清腰圩镇内。街上没有一个人,到靖卫团门口,外面没有哨兵,只有门卫。尖兵班发现敌卫兵坐在板凳上,双手抱一支长枪正在打瞌睡,红军一把抓住他,把枪夺过来,用枪口逼着他不准叫喊。敌卫兵吓得直哆嗦,断断续续地小声说:“你们是谁?请老爷饶命吧!”大家很快冲进靖卫团的各宿舍,用手电筒一照,看到他们的枪和子弹、手榴弹都挂在床铺对面的墙上,我们迅速把武器收缴过来。他们有的还像熟睡的老母猪一样在打鼾,有的从梦中惊醒,吓得浑身打颤,还有的一起来就想去拿他的枪。我们就嘲讽的说:“老表,你不要做梦了,你们的枪在我们手里呢!老实一点,不老实就开枪打死你们!“吓得他们有的跪在床上,有的跪在地上,连叫饶命。他们的中队长当了俘虏后说,真没想到红军游击队今晚到这里来,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昨天我们司令部还通报说,红军游击队已消灭了,只剩下十个人被困在东边山里快要饿死了。他们真是大白天说梦话,自己糊弄自己。

  红军这边打靖卫团,那边打税务局,还派人搞粮食给养,都取得了胜利。大家高高兴兴地背着、挑着很多枪支和粮食等物到集合地点。并把俘虏集合起来,政委对他们说明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是为人民利益的。不要和红军为敌,今后还可能见面的,愿意跟红军革命的可以留下,愿意回家的每人发一元钱路费。讲完后,把他们送回房子,不准乱跑,等明天再走,防止走漏消息发生意外。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迎着朝霞回山了。

  八、 红军游击队的重大损失

  第一支队长(当时叫司令员)蔡会文同志,从1935年一、二月开始,一直领导第一支队在湘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蔡会文司令员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地主家庭,是大学生,大革命时期,他毅然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革命后,他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心,记得:湘赣苏区红军一次打土豪时,把他家的东西分了,把他父亲也抓来了,后来发现是蔡司令员的家和他父亲,下边的同志就来请示蔡司令员怎么办?蔡司令员当即答复按政策办。他父亲放出来后,知道他儿子在这里当司令员,就来找儿子告状,他把父亲留下来,对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并说服父亲把房子、土地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分给穷人了。在残酷的战争中,蔡司令员不仅一贯以身示范,与大家同甘共苦,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还经常以自己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来教育大家,鼓励大家的斗志,振奋部队士气,坚持对敌斗争。1935年底,红军游击队住在江西上犹、崇义、思顺上堡与桂东东洛交界处赤水仙山下一个叫诸广山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的房子被敌人烧了一大半,群众都搬走了。一天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派来四名联络员,他们送上谭主席的亲笔信后就在村子里住上了。信上的内容刘芝禄不知道。第二天部队准备转移,但遇到敌人的袭击。当时,蔡司令员带部队急速冲出村子去占领后山。刘芝禄和警卫排长江德辉等几个人边打边掩护撤退,等刘芝禄他们撤到山上,却没有找到蔡司令员和部队,刘芝禄他们几个就去桂东沙田找到了支队后方,向他们说明了敌情严重,要赶快撤离这个地方。过了几天,刘芝禄几人找到郑木生大队,一同撤到湖南八面山一带。这时,刘芝禄得知蔡司令员在突围时牺牲了。敌人还极其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送南昌去领赏,不幸的消息传来,我们难过极了,蔡会文和红军战士在生死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爱,蔡司令员牺牲时才二十七岁,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1941年,刘芝禄在延安机要科工作时,任弼时同志知道刘芝禄在南方打过三年游击战争,曾跟刘芝禄谈起蔡司令员,任弼时赞叹说:“蔡会文同志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大公无私、有远大理想,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好干部!

  九、红军游击队杀一儆百

  1936年夏秋之间,刘芝禄等又回到上犹思顺地区活动,思想工作开展得不错,打开了局面。由区委书记和他爱人带一个工作组在这里活动,他们和刘芝禄他们联系过一两次,后来就没有来过,红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派人到他们活动的地区去侦察调查,得知他和他爱人被一个反动联保主任杀害了,刘芝禄经过研究认为,为了坚持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地头蛇,杀一儆百。这个反动联保主任离红军所在的山区有一百多里路。刘芝禄率红军在一天晚上去把他杀了,并发出布告,宣布了他的罪状,大意是:第一条,抢男霸女,以势欺人;第二条,杀害红军人员,血债要用血来还;第三条、大放高利贷,强迫还钱,抢人家年轻妇女抓去抵债,逼死几条人命……罪恶累累,数不胜数,应该受到人民的镇压。布告上面还写上了“湘赣支队肃反委员会主任刘芝禄”。

  一个反动分子被镇压,引起敌人非常紧张和恐慌,很快派江西保安团一个中队进山搜剿,到处张贴布告,赏五十到一百五十块大洋,要活捉刘芝禄。敌人闹了半个多月,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刘芝禄率红军还抓了几个敌人掉了队的士兵和侦探,我们越打越灵活机动了。

  一十零、 红军游击队出山抗日

  1936年年12月,刘芝禄等从敌人的报纸上知道了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大家高兴极了,但以后又听说放了,当时不知道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感到非常气愤,不可理解,认为这样的大反革命头子,杀人的大刽子手,放掉不杀,还有谁可杀!

  这时山里的敌人搬到桂东、汝城去了,红军游击队山里的情况又松动一点儿,但不久,敌人又围攻红军游击队了。北方实行统一战线不打了。蒋介石乘此机会想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所以和游击区又大打起来了。但打了一两个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还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撤走了。到了1937年春夏之间,敌人又换了一个花招,从长沙派了一个招抚委员叫李宗保,原是湘赣区红四团团长,后来叛变投敌了。这次来对红军游击队做联络说服工作,红军不但不理他,还写了一封信,列数他的罪行,把他骂的无容身之地,李宗保第二天就灰溜溜地回去了。不久敌人又派了一个参议员郭大维住在沙田镇,来和红军接洽。郭大维宣传说:国共两党合作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供应,并说了许多升官发财的话。他要红军下山,编入湘南保安团,实际上是想把红军吃掉。刘芝禄他们听后,立即回答,我们要找到红军领导,要按领导的指示再进行面谈。第三次,长沙国民党政府又派参议员郭大维亲自来和红军谈判,刘芝禄向他提出几个条件,要他保证做到。第一条,国民党住在山区的保安六团全部撤出资汝桂三县,保证红军的行动安全,红军也不进攻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第二条,要保证红军部队的供给和经费开支,上级没有批准前,由当地政府暂借;第三条,红军要派人出去找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第四条,红军的部队就在红军的游击区活动。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三条:第一条,红军不要进攻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不准到他们地区游击;第二条,不准收缴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枪支弹药,保证不打土豪,没收东西;第三条,红军要把部队番号、人数造册和军需装备写清楚报来,必须上报供给的经费。经过几天的争论,基本达成协议。红军不给对方花名册,只给个总数六百五十多人。并规定到桂东沙田镇集合。由于交通不便,通信联络差,短时间内游击队集中不起来,开始只有一百多人,积极做下山的准备。大约到九、十月间,项英、陈毅代表的中央分局派人来找红军游击队,送来了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央分局的指示,决定住在靠山边的地方,防止敌人捣鬼。

  当时,湘粤赣游击支队主要领导是游世雄支队长兼政委,副政委王赤,副支队长曹树生,刘芝禄在一大队任大队长,王赤兼政委,副大队长罗新成。红军在下山前就在游击区进行训练整顿,改善伙食,恢复体力,把长短不齐,五颜六色的服装换了,理发洗澡,搞清洁卫生,消灭虱子。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准备,我们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即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老红军,又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年纪最大的才二十五岁)。一切准备好,就向桂东县沙田镇方向出发。走了两三天到沙田镇东山脚下一个村子休息几天,才开进沙田镇。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把我们红军说得不像人样,青面獠牙,骨瘦如柴,吃人放火,共产共妻,赤身露体,所剩无几,像野人一样,等等。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对这些反动宣传,也是半信半疑,一下听说红军游击队要开进沙田镇了,大家都很惊奇,都想来看个究竟。我们红军战士经过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群,胆大的靠的近一点,胆小的和妇女站得远一点,他们看到红军战士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精神饱满,步伐整齐有力,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比国民党的保安团不知强多少倍,一下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进驻沙田镇后,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召开各种会议,制订群众工作计划,组成群众工作小组,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抗日。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群众把我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比较,初步认识到我们真是人民的军队。刘芝禄所在部队开始的番号是湘粤赣抗日人民义勇军第一支队,刘芝禄仍任一大队长,其他领导人员都没有变,下属三个中队,经过部队一两个月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实际行动的影响,群众又怕国民党抓壮丁,不少青年纷纷跑到红军部队来了。经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县内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余、李明、郭英才、郭名兴、郭玉恒、周斌等200余人参军,游击支队的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展到600多人。通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此时,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经思顺、上堡等地来到沙田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转达了游击支队到大余池江集中整编的指令。12月5日,湘南特委代表游世雄派杨汉林、钟乐喜赴江西大余池江中央分局向项英、陈毅汇报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沙田集中整训的情况,并请示行动命令。1938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时,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是陈毅同志,此后,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奔赴大江南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1945年3月18日,刘芝禄作为八路军王震南下支队的一员,又曾在桂东八面山上战斗过,引路过,工作过。南下支队于18日凌晨进行转移,请当地群众带路,从宿营地四都墟、西水、莲塘一带,分两路向八面山进发。驻西水等地部队经峡里,装天枧向黄石坳前进;驻西莲等地部队直奔黄石坳。两路会合后,经左溪抵达黄泥坳,在这里部队又分两路行动。一路直奔青山罗家;另一路经长滩下杨梅土盈,两路战士在塘弦里会合后直奔八面山中的彩洞、秋坪、都辽等地。行军途中,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八个团的兵力对我部队进行包围封锁,步步进逼,妄图将南征部队消灭在八面山中。在篝火旁,曾在桂东等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的老战士刘芝禄,向战士们讲述当年蔡会文等领导的“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引人入胜的革命故事。他向战士们说:“讲到苦,那时候和现在都是一样的,大不了就是挨饿、受冻,加上没日没夜地行军、打仗而已。但在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们学会了一条,就是遇到困难时,只要心一横,牙一咬,到头来总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刘芝禄1919年生,曾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副军级。

  1987年7月9日,已经年迈的刘芝禄重返郴州,回首在桂东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往事,感慨万千,赋诗言志。

  重回郴州有感

  久别湘南地,五十八度春。

  漫登苏仙岭,俯瞰郴州城。

  悠悠当年事,拳拳壮士心。

  热血革命者,幸存我三人。

  举足寻故地,旧颜已更新。

  竹园涌心潮,细雨聆春笋。

  老翁七八满,喜看接力人。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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