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因何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作者: 旗帜中流评论员 日期: 2018-07-08 来源: 旗帜时评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当时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曾撰文探讨“全民族抗战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抗战使中华民族发生了这样几个重大变化,一个是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个是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第三个是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

  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几个可喜的变化?这决不是当时社会上自发出现的。我们仔细研究历史,就会发现,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我们再仔细研究党史,又会发现,在此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经过了严重的党内路线斗争,首先是战胜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长征中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延安之后又克服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

  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于1936年12月非常高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不计前嫌、深明大义。这样,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

  如果把处理“西安事变”的机会给了王明,他很可能采取“左”倾关门主义,就像他们当初处理“福建事变”一样。1933年,以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反蒋起义,曾试图联络我党闽、赣边界的中央红军予以策应。但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党中央则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混战,不必介入。当时,如果工农红军能够利用“福建事变”,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也不至于在尔后的长征中被打得如此悲惨。

  当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利用“福建事变”震慑蒋介石反动集团,或者是后来利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被迫宣布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武装力量的存在。不然的话,蒋介石不会理睬中共,蔡廷锴也不会联络中共策应“福建事变”,张学良也不会联络中共共同处理“西安事变”。所以,我们解读红色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不可以歪解,例如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片面地解释为国民党当中的“健康力量”,进而把这个“健康力量”无限拔高。

  当时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四川时,已经剩下一万多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开始有八万人,另外还有即将前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这样一支军队,尽管经过惨烈的战争不断减员,却不可小视,因此成为蒋介石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日本大举入侵之际,才促成蒋介石被迫承认其合法地位、被迫宣布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初,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江西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战略大转移,毛泽东曾经考虑转到大西南扎根、建立根据地,但是面临强大的敌人,根本站不住脚。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不是像张国焘后来那样囿于自己已有的成见,而是于1935年5月在云南禄劝县率领红军强渡金沙、挥师北上,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1935 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旋即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否定了张国焘关于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确定了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目标。8月,在四川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分别混编为左、右两路,分别北上。然而,坚持南下的张国焘率领“左路军”8万人强行南下,结果被消灭过半,不得不怏怏折回。如果当初让张国焘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如果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全部南下四川,凭借张国焘的军事指挥水平,恐怕工农红军就会被消灭得所剩无几。那样的话,哪还有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说,首先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保存和发展了红军力量,才有可能在尔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又及时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全面抗战”的路线。

  “七七事变”之后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毛主席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后,“十大纲领”向全国发表。“纲领”中除“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事总动员”之外,还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肃清汉奸、亲日派”等主张。这后几项主张,其实矛头就是冲着国民党反动派的。

  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中专门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主席当时指出,在抗战中,友党友军之间的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因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当时是一党独大,它的方针是限制其他党派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毛主席还指出,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主席据此把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并指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永远是具有一致性的,如果不保持阶级及其党派的独立性,那么合作将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整个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宣传“全面抗战”——就是全民动员,在抗战的同时积极促进民主和民生;同时谴责“片面抗战”——即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这样,抗战就不再是单纯地与日本军队作战,而是与“民主”、“民生”、“进步”、“救国”等等政治主张紧密相连。把“民主”的旗帜紧紧抓住、高高举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项英明举措。这样做,就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各中间党派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极大地孤立了反动派。正是这样一种不懈的努力,才使得“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当然,我们所强调的“民主”、“自由”,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943年6月6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之前在华北局太行分局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党政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彭德怀在讲话中,讲民主,却不是从当时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而单纯强调为着反封建;讲言论、出版自由,不讲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只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不强调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却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还说法律上要一律平等,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等等。

  因此说,除了毛泽东的军事智慧,还有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政治智慧。首先是高举“全面抗战”的旗帜,把“民主”、“民生”与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其次,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剿共”不灵,改为“溶共”。如果按照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共产党则可能“溶化”于国民党之中。那样的话,也就不可能使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也不可能使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政策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幻想的抗战是对外依靠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国内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经过党内数次路线斗争逐步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红军很可能在国民党的“围剿”中被消灭;长征中如果被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误导,同样可能很快被消灭,那么后来也就无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如果按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或者像彭德怀那样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诠释民主、自由,也将被国民党所“同化”。那样,当年的抗日战争将始终是“片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其他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将始终无法发挥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必然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志,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历史,显而易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次路线斗争逐步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保存和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又坚持了“全面抗战”的政治方针,有了这些历史的准备,才使得1937年的“七七事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当时的中国社会才出现了金冲及先生所说的三个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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