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斯大林辩诬——关于斯大林与“列宁遗嘱”的几个问题

作者: 秦渝 日期: 2018-09-10 来源: 红歌会网

   【摘要】从赫鲁晓夫上台到苏联解体,出现了一些关于斯大林与“列宁遗嘱”的耸人听闻的说法。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对斯大林的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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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人的遗嘱像“列宁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这样广受关注,影响久远。原因是“遗嘱”的最后一部分说斯大林“太粗暴”,要求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虽然列宁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到苏联解体,不论是在苏俄还是在中国,一些关于斯大林与“列宁遗嘱”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十分流行,其中主要有:斯大林篡改列宁的“遗嘱”和文章;斯大林“辱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对病中的列宁进行信息封锁,等等。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是不是历史事实呢?让我们从列宁的“遗嘱”说起。

  一.列宁的“遗嘱”

  1922年5月底,列宁因脑血管硬化第一次严重发病。12月12日,列宁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然后就回到了他养病的哥尔克村。12月13日,列宁两次发病。12月16日, 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在此后的几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病情危险,因而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 。

  12月23日,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口授5分钟,用速记记录。得到允许后,列宁叫来沃洛季切娃,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接着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次日,列宁表示希望继续口授,如后来玛·伊·乌里扬诺娃所说的,由于医生们反对,列宁提出了“最后通牒”: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列宁这样称呼自己的札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在列宁的坚持下,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5—10分钟。后来,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30—40分钟。尽管身患重病,但列宁头脑清楚,思想明晰,依然保持罕见的意志力和乐观主义精神。直至3月6日健康状况再次急剧恶化时止,他实际上仍然不断工作,口授札记,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 。下面就是列宁分四次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 :

  (12月23日)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1923年1月4日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以上就是列宁口授给将要召开的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由于列宁要求只有他自己或他的夫人在他死后才能开启密封着的信,后人称其为“列宁遗嘱”。

  二.斯大林篡改了列宁的“遗嘱”和文章?

  关于“列宁遗嘱”,《列宁秘书日志》里有这样的记载 :

  12月24日(沃洛季切娃记)。

  第二天(12月24日)6点至8点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把他口授的一切当作绝密文件保存在有专人负责的专门地方。

  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写道:“列宁在1922年12月(20日)至1923年3月初这段期间口授的所有文章和文件都按照列宁的意愿打印5份,他要求1份留给自己,3份交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份交给他的秘书处(绝密)。送《真理报》的文章经最后校订,打印清楚,由列宁审阅过,然后转交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收到的那3份副本也是校订过的。底稿由我烧毁。按照列宁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他请求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则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启封。

  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记),据《弗·伊·列宁的书信、便条和交办事务登记本》所记,于当天送达斯大林。……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是列宁逝世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员会的。

  然而,60多年后,却有人说斯大林篡改了《列宁遗嘱》,理由是1970年发现了一页由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写的列宁信第一部分的手写稿,其文字与上述打字稿不同。如前所示,打字稿第一部分的第四段是: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而手写稿中没有上述划线部分的话,于是就断定斯大林篡改了列宁遗嘱 。

  但是,即使阿利卢耶娃写的那一页稿子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公诸于世的打字稿是被斯大林篡改过的,因为打字稿是沃洛季切娃记录,列宁审阅过的,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秘密保存并于1924年5月18日正式移交给俄共中央的。阿利卢耶娃手写的那一页稿子与打字稿不同为什么不是阿利卢耶娃记漏了或抄漏了呢?完全可能。所以,据此断定斯大林篡改了列宁遗嘱无疑是一种主观的武断,是为了抹黑斯大林。事实上,列宁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完全合乎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一贯看法。众所周知,列宁发表过《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批评托洛茨基的文章 。莫洛托夫说,“托洛茨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列宁对他的了解并不亚于比斯大林。他也认为解除托洛茨基的职务、摆脱他的时间将会到来” 。

  还有人说,斯大林篡改了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理由是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中有下面一段话:

  ……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

  而斯大林竟将上面用黑体标出的话在该文首次发表时以及在后来四个版本的《列宁全集》中删掉了 。

  关于上述指控,指控者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而历史事实是,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是2013年1月23日定稿的,第二天,2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决定马上原文发表这篇文章,第三天,25日,列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 。

  试问:如果《真理报》发表的是被删改的列宁的文章,列宁看了《真理报》能不提出异议吗?但列宁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这就足以说明,上述用黑体标出的话不是列宁原稿中的话,是有人为陷害斯大林捏造的,出版者应予改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全集第一版中这篇文章的后面注明: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与速记记录作过校订 。而在俄文第5版中这篇文章的后面却没有这样的编者注,岂不是做贼心虚?

  三.列宁为什么说斯大林“太粗暴”,甚至提出要“断交”?

  任何一个不心存偏见的人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都会发现,列宁在口授信的前三部分时语气是平和的,即使在评价党的几个领导人时语气也是平和的,但在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在1923年1月4日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时语气却大变,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并强调这不是小事。

  列宁曾经说过,斯大林“执行我们的路线时最可靠”。斯大林被选为中央委员,后被选为总书记,都是列宁提议的 。事实上,1922年12月24日以前,列宁从未公开批评过斯大林,私下里还埋怨过斯大林“软弱” 。而列宁对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则公开批判和谴责过。把这四个人称为“列宁的战友”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人们不禁要问: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1月4日这十二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有人认为,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个人关系方面。这是指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雅之间的冲突,即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雅态度粗暴。第二是在贸易垄断问题、民族问题上两人有分歧。第三是列宁不相信斯大林能充分适当地运用总书记的权力。

  如前所述,列宁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说这番话主要是担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发生冲突造成党的分裂。列宁的这种担心只能由实践来消除或验证,这个道理列宁不会不知道,因此,列宁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语气是平和的。所以,上述第三个原因至少不是使列宁对斯大林态度大变的主要原因。

  1921年5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布哈林等人建议允许农民单独签订外贸契约。1922年10月5-6日,中央全会决定修改外贸垄断制。列宁批评布哈林,坚持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一开始,斯大林倾向于放松贸易垄断,在列宁的坚持下,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2月15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鉴于最近两个月积累的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材料说明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我有责任声明,收回我两月前书面通知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对外贸易垄断的意见。”对此,列宁很是高兴。他给托洛茨基写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拿下了阵地”。12月18日,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撤销10月全会的决定,重申“保持和从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鉴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极端重要,列宁还建议向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通报此事,并把问题提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简而言之,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分歧时间并不长,到 12月18日已经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使列宁对斯大林态度大变的主要原因。

  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和列宁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如何成立新的国家联盟。1922年8月,斯大林拟出了一个“自治化”方案,提出让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9月26日,列宁给中央委员写信,主张这些国家应该和俄罗斯一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9月27日,斯大林给列宁回信,表示同意列宁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意见。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坚持的是列宁的老方针,而列宁却向前迈了一步” 。二是在10月20日以后发生的格鲁吉亚事件的处理上两人有分歧。列宁认为捷尔任斯基三人委员会对格鲁吉亚事件的调查结论是不公正的,而1923年1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却表示同意 。因此,在这件事上,与其说列宁与斯大林有分歧,不如说列宁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有分歧。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使列宁对斯大林态度大变的主要原因。

  如此说来,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雅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列宁对斯大林态度大变的主要原因。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便于读者了解当年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列宁于1922年7月7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

  斯大林同志: 医生们看来是在臆断,不驳斥不行。他们被星期五的剧烈发作弄得张皇失措,干出了很荒唐的事情:他们试图禁止“政治性的”探视(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非常生气,把他们撵走了。星期四加米涅夫到我这里来过。进行了一次热烈的政治性交谈。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觉非常好。星期五出现了瘫痪症状。我要您赶快来一趟,想及时跟您谈一谈,以防病情恶化。我只需15分钟就可以全部说完;这样,星期天我又可以睡个好觉。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于政治性的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希望您能理解这一点并且把德国教授这个傻瓜及其同伙撵走。关于中央全会的情况请前来告诉我,要不派一位参加会议的人来也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由于在继续工作及进行“政治性谈话”问题上列宁和医生的意见屡屡相左,为列宁的健康着想,1922年12月18日,俄共中央全会决定由斯大林专门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这显然是一个责任重大而艰巨复杂的任务。

  12.21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记录了列宁口授的一封信。

  12.22日,斯大林给克鲁普斯卡雅打电话(内容见下文)。

  12.23日,克鲁普斯卡雅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告状信 :

  列夫·波里索维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诊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雅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说斯大林“太粗暴”是克鲁普斯卡雅给加米涅夫写信的第二天。令人震惊的是,1923年3月5日,列宁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断交,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 :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据《列宁值班秘书日志》记载,这封信是3月6日面交斯大林的 。显而易见,列宁写这封信既是因为听说斯大林“辱骂”了自己妻子,更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因此很生气。

  第二天,3月7日,斯大林给列宁回信,谈了他12月22日给克鲁普斯卡雅打电话的情况。下面是斯大林给列宁的回信 :

  列宁同志:

  大约五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吧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谈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约·斯大林

  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有生活阅历的公正而不心存偏见的人都不难从上述这几封信件中得出结论:克鲁普斯卡雅的行为是列宁对斯大林态度大变的主要原因。莫洛托夫说,“在列宁生病时,他的情况恶化时,医生禁止探望列宁。而克鲁普斯卡雅却允许人们去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克鲁普斯卡雅同斯大林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强调中央的决议—不让任何人去找列宁。在当时情况下,他是对的。”

  遗憾的是,由于病发瘫痪,列宁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回信。

  四.斯大林对列宁进行信息封锁?

  有人抓住斯大林打电话给列宁秘书问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这件事,说斯大林利用中央全会授予的权力,以列宁的健康负责人身份,监视列宁的活动,阻止一些政治信息传到列宁那里 。事实究竟如何呢?虽然列宁的医生们在1922年12月24日和斯大林、加米涅夫及布哈林经长时间商量决定: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禁止会客;朋友或家属不应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列宁以免使列宁焦虑不安 ,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克鲁普斯卡雅和斯大林的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是《列宁值班秘书日志》中与上述“电话事件”有关的1月30日和2月1日两天的记载(1月31日记载缺) 。

  1月30日(莉亚·福季耶娃记)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福季耶娃去,让她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取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并详尽地研究这些材料。此事交福季耶娃、格利亚谢尔和哥尔布诺夫办。目的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一个报告,供他到党代表大会上用。这个问题政治局正在处理,看来,他还不知道。他说:“我生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对我谈过委员会的工作和‘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星期四,1月25日,他问拿到材料没有。我回答说:捷尔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来,因此我还无法问他。星期六我问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例如他那篇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况。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了解日常事务。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1月2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告诉瞿鲁巴、斯维杰尔斯基和阿瓦涅索夫,说如果他们同意他的文章的观点,就让他们在代表大会之前开几个会,讨论一下是否应该编写教科书的提要和纲要(显然是劳动规范化方面的教科书)。他们是否知道克尔任采夫

  和叶尔曼斯基的书。有一个科学组织劳动的计划,工农检查院中有一个规范局。

  今天他问瞿鲁巴怎么答复的,他、斯维杰尔斯基、阿瓦涅索夫、列斯克是否同意文章的观点?部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意见如何?我说,这些我不清楚。他问,瞿鲁巴是否动摇了,他是否在设法拖延,他和我谈话是否开诚布公。我说,我还没机会和他谈话,只是把要办的事通知他。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您在哄骗我。”我保证并非如此,对此他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今天,1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昨天他问能不能在3月30日的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许诺在此之前他将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允许他看报。当又谈起格鲁吉亚委员会问题时,他笑着说:“这又不是报纸,所以我现在也可以看。”看来情绪不坏。头上未敷压布。

  2月1日(莉亚·福季耶娃记)。

  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在6时半)。我告诉他,政治局批准取材料。他指示要注意什么以至怎样去利用这些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起先是口误,后来又笑着重复一遍说:如果我现在自由的话),这一切我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好。”估计研究这些材料要4个星期。问及瞿鲁巴和其他人对他的文章的态度。我按照瞿鲁巴和斯维杰尔斯基的指示回答说,斯维杰尔斯基完全同意,瞿鲁巴赞成谈到吸收中央委员的那一部分,但对工农检查院在人数减到300—400人的情况下能否完成目前的全部职能表示怀疑。阿瓦涅索夫的观点我不清楚。明天部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他问中央委员会讨论过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没有。我回答说,这一点我不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告诉的这些情况表示满意。

  以上记载生动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人对病中的列宁进行信息封锁。斯大林打电话给福季耶娃了解情况完全是关心列宁的健康,履行中央全会赋予他的职责,检查督促执行医生们的要求。

  根据《列宁全集》和《列宁研究》第3辑所作的统计表明,从1922.12月18日到1923.3.6日,列宁口授了9篇文章,发出了7封信。在这9篇文章中,除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余的都在当时或不久后公开发表了 。这些材料充分证明所谓斯大林对列宁进行信息封锁完全是谎言。

  参考文献

  [1]苏联高层决策70年,邢广程著,第1卷,1998年,第1版,431-432页

  [2]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556页

  [3] 同上,337-340页

  [4] 同上, 463, 557-558页

  [5]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尤·阿·布拉诺夫著,新华出版社,1999, 4-7页

  [6] 列宁选集,1972年,第2版,第4卷,402-467页

  [7]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费·丘耶夫著, 1992年第1版,220页

  [8] 列宁全集,43卷,377页

  [9] 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35页

  [10] 列宁研究》第2辑,1993年,177-197页

  [11] 列宁选集,697页

  [12]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同上,218-219,263页

  [13] 同上,222页

  [14] 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51页

  [15] 列宁全集,43卷,555-556页

  [16]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252页

  [17]苏联高层决策70年,411-413页

  [18] 列宁研究》第5辑,1995年,10页

  [19]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2卷,703页

  [20] 同上,555页)

  [21] 同上,476页

  [2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493页

  [23]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257页

  [24] 苏联高层决策70年,431-432页

  [25] 列宁研究,第1辑,284页

  [26] 列宁全集,43卷,466-468页

  [27] 列宁全集,42卷,52卷;列宁研究,第3辑,174-176页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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