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红军手迹”中的三大疑问

作者: 匡丽娜 日期: 2018-10-10 来源: 重庆日报

  当年,7位红军的藏身之地——石岩寨子。图为石岩寨子的后门。

  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疗伤院,当年7位红军战士曾在这里养伤。

  江津四面山发现的“红军手迹”为什么会使用“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手迹为什么会有三个部分?文内提到的“陈赓”“杨德(得)志”是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针对这三大疑问,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专家学者。

  “文中使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番号,应该是惯性使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有人认为,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这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考证角度提出的,现实中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周勇称,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所以,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7位受伤红军惯性使用部队原来的番号“红一方面军”是完全可能的。

  “手迹中的三个部分应是不同时期所写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提出,手迹中第一部分是封面,上面写的“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疑为后来添加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记。第三部分是红军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时所留地址,这是文物正文内容的辅证。

  在这份“红军手迹”中,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得)志”,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得)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得)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等。

  当时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杨得志任红一团团长。手迹中提到的陈、杨两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周勇认为有几种可能:一、土城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伤员,未必不可能。二、陈赓、杨得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就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

  周勇说,尽管有这些谜团待解,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真真切切的,期待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发现更多、更翔实的史料。

  周勇还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7位红军伤员自动成立了党小组:“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

  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性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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