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买来了和平?施展的理解有错误

作者: 萧武 日期: 2019-01-08 来源: 观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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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施展发表在2017年第3期的《读书》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大宋的幽云十六州》。不过,看完之后的感觉却是大失所望。

  这篇文章的前八段是在介绍宋朝的文化如何繁荣,科技如何发达,顺便提出问题,最后六段是在解释辽国与宋朝的关系,中间部分基本上就是在介绍《危险的边疆》这本书的内容。最后六段基本上就是在前面介绍的《危险的边疆》的基础上自己进行的发挥。但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是事实错误,有些是认识问题。这里撮要拣出三个稍作讨论。

  宋朝的繁荣不是因为自由

  前面八段都是介绍性的内容,大多数没什么值得说的。但其中有一点是他自己解释为什么宋朝经济为什么繁荣,完全错误。他说,宋朝的经济繁荣是因为自由。其实完全不是,宋朝的繁荣和自由完全没什么关系。宋朝的繁荣来自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也就是从中晚唐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的对广大南方地区的开发,尤其是东南和西南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分裂和战乱,都会使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族农民向边疆地区迁徙,而伴随着这种迁徙的,则是对那些从前的穷乡僻壤、荒山野岭的开垦和建设。比如汉朝的时候,南方就比较荒凉,汉族人口比较少,开发程度比较低。经过东汉末期的战乱和三国时期,南方的开发就前进了一大步。在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之后,到隋朝统一之后,隋朝马上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分裂都是在为下一次的统一做准备,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都会使统一的水平提升一大步。同时,每一次分裂,都是对边远地区的一次大开发,都是中原农耕文明向周边地区的扩展。而只要一个新崛起的王朝完成国家统一,就等于收获这些开发的果实,经济水平也会前进一大步。

  今天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在中晚唐的时候还在开发,但总体而言仍然并不发达。而在经历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分裂之后,这些地区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宋朝统一之后,这些地区都被纳入了宋朝的版图,虽然宋朝疆域和汉唐强盛时期相比一直不大,但人口规模却远远超过汉唐,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开发的地方更多了,能够负担的人口规模自然也会上一个台阶。

  比如福建,之前的开发程度一直很低,经济上不发达,文化也落后,所以政治地位很低。但因为中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福建既远离中原战乱频仍的地区,在南方有僻处一隅,所以外部环境相对安定,开发程度就比较高了,无论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很大幅度的进步,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水涨船高。尤其是入宋以后,出过多位状元,进士更是层出不穷。

  这些原本分别进行开发的地区在分裂结束之后,融合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物资、人才和技术交流更加充分,自然容易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宋朝虽然在军事上并不算强盛,但经济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加上宋朝在政治制度上进行调整,保持了比较长时期的和平,各地经济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自然增长状态。

  所以说,宋朝的繁荣完全不是因为宋朝比之前自由,恰恰相反,宋朝是一个新的开端,这就是中央集权体制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宋朝的税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的,甚至连每个王朝开国初期常见的那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都没有经历过。

  长城并非农耕与游牧的绝对分界线

  介绍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巴托尔德的《危险的边疆》这部分,大体来说问题不大,他们说得对不对,自有专业人士评断,在这里不多说。但施展即便是在这里,也有些地方是明显的误读。比如他在提到长城作为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分界线的时候说:“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其地理分布大致就是长城。越过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这个判断就很武断,而且和拉铁摩尔的意思刚好相反。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一直在强调的并不是长城作为分界线的作用,而是一直在说,以长城为中轴线的一个宽广地带,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交流的地带。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则把这个区域称为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缓冲带。这个地区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至于究竟游牧还是农耕,当然取决于具体的实际力量对比。

  大体来说,中原王朝比较强盛的时期,汉人就会迁徙到这里,变成农耕区,中原王朝衰落,游牧民族政权强盛,占领这个地区,就会变成游牧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区域也可以说是一个摇摆地区,谁控制就可以按照谁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比如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进行军事改革之后,占领了这里,就变成了农耕区,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无暇北顾,匈奴又占领了这里,就变成了游牧区。秦末天下大乱,匈奴又占领了这里,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才又北逐匈奴,重新夺回。

  所以说,长城线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而是一个大体的分界线。即便是在长城以南,有些地区也是可以变成游牧区的。比如东汉和三国时期大量迁徙匈奴等内附民族进入今天的山西境内,匈奴人也并没有马上完全变成和内地汉人一样的农耕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区就变成了游牧区,他们也保持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金和蒙古在占领中原地区时,也同样曾经把大量农田变成他们的草场,蒙古甚至在江淮和长三角地区都划设过草场。元朝时在中原农耕地区各地镇守的蒙古军队,也都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汉化,一直到元朝灭亡,明朝崛起,流落在南方和中原地区的蒙古人才逐步与当地汉人同化。

  同样的,即便是在长城以北地区,当汉人政权比较强盛的时候,能在长城以北建立稳定有效的统治,也一样可以把一部分地区变成农耕区。比如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东南部、辽宁西部这个地区,在战国时期,燕国就曾经占领这个地区,并将之变成农耕地区,一直到匈奴崛起,才又重新夺回了这个地区,重新变成游牧区。而这个区域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政权和中原汉人政权在历史上多次进行过争夺的区域。实际上,即便是被游牧民族占领的时期,只要他们能够掳掠一部分汉人,也会让他们在一些适合农耕的地方为自己种地,并不完全用被掳掠的汉人充当奴隶。

  比如南疆的维吾尔人大多数是农民,而准格尔是游牧民族,准格尔强盛的时期,就曾掳掠大量维吾尔人,强制迁徙他们到伊犁河谷地带,让他们为自己种植粮食。一直到清朝消灭准格尔,才将这些维吾尔人释放回南疆。

  施展这篇文章所谈的主题,也就是宋朝的幽云十六州的问题,实际上就与此有关。因为唐朝不修长城,所以在边疆地区大量屯驻军队,其中包括唐朝前期吸纳的大量游牧民族军队,其中既有从中亚来的粟特胡人,也有从东北来的各游牧民族。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处于胡汉杂居的状态,所以当地的基层社会组织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因为胡人在当地仍然保持着部落状态,而在当地要直接与他们进行资源竞争的汉人也逐步变成类似部落的小团体。尤其是在安禄山专制河北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与内地编户齐民的基层组织方式越来越不同,而越来越接近游牧民族。

  所以,到安史之乱的时候,幽云十六州地区就已经和内地很不相同,不仅是政治上,包括军队的主体和组织体系,基层社会组织体系,都已经相当胡化了。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虽然唐廷多次试图重新控制这一区域,但都未能成功,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实,将河北视为化外之地,不再想重新在这里建立起有效控制的事情了。

  在这个意义上,石敬瑭为了当上皇帝而向契丹求援的时候,承诺放弃幽云十六州,从当时只能控制中原一些地区的政权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买卖。因为从后梁、后唐开始,这里就都不是中原能够有效控制的,始终在契丹和内地之间摇摆,而且更多的时候倾向于依附契丹。石敬瑭所作的,只是承认现状,承诺将来即便当上皇帝,也不会寻求重新控制这个地区。从石敬瑭的角度看,既然从中晚唐开始,这个地区就已经失控了,他又何必去为这个事情费劲呢?

  因此,虽然按照巴托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的说法,辽国确实建立了一个既控制一部分农耕地区,又控制草原地区的帝国,所以表现出了比之前的游牧帝国更强的政治稳定性。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辽国这时候控制的农耕区并不只是幽云十六州,也包括今天的内蒙东南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而幽云十六州地区的汉人,此时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和文化上都已经与内地差别很大了,所以对内地的认同程度其实并不高。

  从来没有买来的和平

  这篇文章的最后六段是作者自己的发挥和阐释,但这部分的问题最大,许多简单粗暴的论述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岳飞的岳家军近似私人军队,岳飞是军阀,这个说法就很不可靠。实际上,在南宋初期的四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四川的吴氏兄弟之中,其他人都可以说有把军队变成私属军队的倾向,最不可能的就是岳飞。原因很简单,岳飞崛起的过程始终离不开宋高宗的大力扶持,岳飞也最不可能变成军阀。

  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在这里的主要论证思路,也就是北宋和辽国、南宋和金国之间先后确立的“购买和平”的政策。确实,在宋辽澶渊之盟后,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和平态势,宋朝每年给辽国岁币,辽国则承诺不主动进攻北宋。南宋与金国也在绍兴十一年之后议和,南宋每年给金国岁币,金国放弃消灭南宋的企图。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之后一段比较长的时期的和平就是购买来的。

  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澶渊之盟前北宋与辽国的多次战争达成的均势,如果南宋军队不能有效抵抗金军南下,辽金都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放弃进攻。在澶渊之盟之前,宋辽双方曾发生过多次大战,宋太宗还发动过大规模的北伐,试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只是没成功。但同样的,辽国的多次主动进攻,也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之下,并未突破宋军的防线。即便是在澶渊之盟之前,辽国几乎倾国来犯,也是在宋军初战得胜,挫败了辽军初期的攻势之后,才迫使辽国接受了澶渊之盟。

  在这之后,一直到徽宗亡国之前,宋朝没有主动进攻辽国,但辽国却曾多次主动进攻宋朝,尤其是在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初期,宋朝接连失利之际,辽国就曾有过大举南下的意图,只是在宋朝的外交努力之下,同时宋朝也稳住了西北防线,让辽国无机可乘,最后才让辽国同意了把岁币增加三倍就结束了这次趁火打劫的敲诈。

  而北宋为了维持这个脆弱的和平局面,因为没有幽云十六州的地形可资利用,只能在幽云十六州以南的平原地带堆砌人肉长城,也就是在河北驻扎重兵集团,以此来防御辽国可能的进攻。这个成本也相当高昂,让宋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宋朝开国时期到宋太祖去世,禁军数量只有二十多万人。而到了北宋与西夏战争爆发的时候,在河北的宋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十多万人的规模。这还不算河东地区的宋军。加上西夏战争爆发之后宋朝在西北地区大举增加军队数量,到北宋灭亡时,宋军数量已经达到120万人的规模,而当时的所谓禁军都是招募来的军人,是要以财政发饷进行供养的,其财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南宋与金之间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只是南宋与金之间的边界线因为有秦岭淮河一线这个天然的分水岭,相对而言在防御上更为有利一些。但既便如此,在与金国议和之后,南宋也一直维持着规模非常庞大的常备军,以防被金国偷袭。实际上,在议和二十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一年,金国就出动六十万军队,大举进犯南宋。而在孝宗之后,南宋也主动发动过几次北伐攻势,只是每次都没有什么进展,最后仍然只能以议和结束。

  所以,无论北宋还是南宋,稍微理性的人朝廷大臣,尤其是执政级别的名臣,始终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能战始能言和,如果战不能胜,和战主动权完全操于敌手,就根本不可能和平,危亡只是朝夕间事。无论是主持澶渊之盟的寇准,还是南宋初期的赵鼎等人,对此都认识相当清楚且深刻。

  所以,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宋朝在军事准备上也并不是立足于防御,而是要立足于保持自身进攻能力。也就是说,自己的实力不仅要让对手知难而退,不敢轻易的主动进攻自己,而且还要让对手认识到,一旦主动进攻失败,还有可能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才有可能与对手达成均势。只有当自己有能力对敌人发动主动进攻的时候,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才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战术上的进攻能力,就不可能有战略上的均势,也就没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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