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没想过他们就是特务

作者: 陈韦聿 日期: 2020-07-22 来源: 研之有物 点击:

  激流按:战后的台湾,曾有一群效忠于国民党当局的特务,他们使用各种秘密手段为虎作伥,在充当党国耳目的同时,也经常是国家暴力的执行者。但是,这些具体的执行者一直隐身于秘密档案与化名的背后,后人难以知道其运作过程和相关细节。台湾“研之有物”邀请“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员,带领读者打开档案柜,揭开特殊年代台湾特务群体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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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灿《恐怖的检查》

  人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

  说起“特务”,你或许联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务里》的硬汉英雄。但回到真实世界,当国家机器恣意滥权,情治机关不受监督的行动很可能造成社会集体恐惧,留下难以平抚的历史伤痕。

  从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情治人员的身影犹如鬼魅,现身受难者的噩梦里长年作祟,最终却只在案卷上留下一个化名,再无线索。所幸,在这场对局里,历史学者并非毫无胜算。

  长时间参与档案解读的林正慧,透过数据的交叉比对、归纳分析,已能破解部分神秘化名,辨识出情治组织与人员的真实身份。过往,“人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是人们口中的情治机关代称,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台湾站”其实扮演了关键角色。

  “除了广布网民去搜集情报,他们还渗透许多民间组织,反间、策动、影响舆情。”她以“保密局台湾站”档案为核心,逐步解码这些不为人知的特务,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哪些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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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因查缉私烟爆发的二二八事件,造成无数民众伤亡。其后长达38年的戒严,让许多政治受难家庭终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下。随着档案数据解密,过往噤声的历史正逐步被重新理解。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特务头子领军,情报战线网罗台湾

  时间回到1945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落幕不久,一艘前往台湾接运战俘的美国军舰在基隆港缓缓靠岸。船上有两位自称为上校的中国人,但真实身份其实是国民政府“军统局”的特务──显然在正式接管台湾以前,情治系统已率先登岛,布建情报网络。

  军统局的全名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为1930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务处”。对日战争期间,这个神秘组织由传奇人物戴笠领导,逐渐发展为蒋介石政权最庞大的特务谍报机关,执行情报搜集、暗杀、反间等各项秘密任务,同时防范敌方间谍的潜伏渗透。

  当时的台湾作为“敌方”领地,以及日军展开南进的据点,自然也是重点侦查目标。1941年,军统局开始对台展开情报侦搜,设立专门的单位与训练班,招募地缘关系相近的闽人、粤人成为特务,但尚未取得很好的进展。

  待到二战结束,军统局才正式抵台设立台湾站。然而,在战后初期,台湾还有许多不同系统的特务组织,比如中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警总(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与第二处、宪兵第四团特高组……等等。这些情报单位互不相谋、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复杂的情报体系。

  台湾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务

  1946年8月,由于舆论在战后大力疾呼“取消特务统治”,蒋介石不得不将军统局缩编为“保密局”,移转出军事国安、警察等业务,只专责各党派的党政情报工作。

  保密局台湾站也由林顶立担任首任站长,展开情侦业务。然而,台湾才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特务机关是如何进行组织运作?又如何布建台湾在地的情报系统?

  从口述数据显示,初期因为毫无地方网络基础,运作相当艰困。因此,除了陆续渡海来台的情报人员,情治组织也开始吸收在地成员,特务群体的队伍日益壮大。

  当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许德辉。他原本是地方角头流氓,进入特务系统后,便持续运用地方关系,秘密吸纳各式社会人士,潜伏安插在不同行业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后来在二二八事件,许德辉也扮演非常关键的“间谍”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报传递

  林正慧提到,当时台湾的特务以情报搜集为主。以保密局为例,在台湾本岛多县市、澎湖都设立“组”,组之下则有“通讯员”、“运用人”(类似俗称的网民)等基层特务。他们搜集的情资,透过组、站乃至于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层一层往上呈送。筛选后的“重要”情报,最终传递到蒋介石眼前,成为决策参考。

  从这个角度来说,特务组织在台湾近代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根据已揭密的档案,特务系统对当时台湾局势的危急性,或许有夸大的嫌疑,包含在军队抵达台湾当日,便立即回报“情况万分紧急,有随时失陷可能”。他们上呈的报告,很可能影响了中央政府派兵镇压,以及后续一连串“清乡”的决定。

  档案内容也显示,台湾站的通讯员布下天罗地网,全面监控。不只在二二八当下,事件趋平息的中后期仍强力搜集“叛乱”情报,四处举报有嫌疑的逆党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务系统,也趁机整肃异己,相互斗争、争夺资源。情报网罗之密集激烈,甚至还会发生“互相踩线”,举报到不同情治系统的“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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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台湾站之下设置多处据点,每个据点另设通讯组、学运组、工运组、侦查组等各式单位,配置保密通讯员、义务通讯员、通用人,也会接触地方网民搜情。获取情报后,经由层层传递,往南京本部发送。数据源│林正慧,图片美化│林洵安

  特务不只情搜,更是推波助澜的“反间者”

  在二二八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特务的角色远远超过传递情报或罗织罪名。他们同时参与了搜查逮捕、秘密处决,以及“清乡”等浮滥捕杀的行动。从口述数据显示,保密局站长林顶立便曾率领一千多名人员,公然抢劫、威吓殴打,还进行逮捕处决等行动。

  不过,最让林正慧印象深刻的,是特务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间、分化手段,甚至趁机构陷诬告。

  许德辉便是著名案例。当时,这名保密局特务渗透混入台北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随时上报人员、行动的情资,而且刻意煽动参与者的情绪,制造动乱。

  他在现场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吾辈已决定玉碎作为牺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为后盾”,激起民众高涨的情绪。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现场喊声满堂,鼓掌不绝”,许德辉宛若义愤填膺的群众领袖,不顾自身安危领队向行政公署讨回公道。

  后来,他毛遂自荐担任忠义服务队总队长。许德辉先向上级诬陷这些学生四处劫掠、暴力破坏,获陈仪许可取得武器后,便以“预防不测”理由要队员配戴。之后,他再暗中举报队员携带武器,意图攻击国军!最终,多数学生不幸被捕罹难。

  讽刺的是,保存在档案中的“反间工作报告书”,清楚揭露了许德辉的真实身份,以及他陈述自己潜伏于处委会,趁机兴风作浪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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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二二八事件报告书”陈述,通讯员许德辉化名高登进做渗透。他除了进行反间、搜集情资,也刻意煽动民众情绪,强化对立。后来许德辉趁机举报忠义服务队成员携带武器、攻击政府,造成多数学生被捕罹难。数据源│林正慧

  间谍就在你身边

  另一个令人慨叹的故事,则是同时期发生在南部的黄妈典案。作为嘉义朴子的地方仕绅,黄妈典因为领导当地处委会遭到清算枪决,组织许多成员亦被逮捕系狱。然而,后来解密的档案数据明确揭示了一位与他关系亲近的同党友人,竟然是警备总部所吸收的“运用人”!

  “看了档案后会觉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说。

  “类似的故事在显示,当时情治单位对民间组织的渗透程度,已经让人难以分辨孰为敌友。”

  绵密的布线侦防,并不仅止于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档案,可以看到特务机关长期监视的黑名单。由于二二八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在传统记事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单位遂把二二八关联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记录,不时派人前往盯哨,甚至连旁系亲属也经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严后的1990年代,这些“老大哥式”的监控也仍未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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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二二八处委会,是由地方仕绅或知识分子领导,希望透过和平谈判化解冲突,最终许多成员皆被清算罹难。在黄妈典一案中,被捕的名单里可见渗透其中的特务。数据源│林正慧

  “退休”后的特务们去了哪?

  除了解开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组织、化名之谜,林正慧也考察比对大量档案,循线追索事件落幕后,这些特务们去了哪?做了什么?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潜伏,扮演威权领袖的耳目?

  她将曾参与二二八事件的特务整理成一份名单,搜集各种史料,为每个名字建构“履历”──包括这些特务的掩职与转职。“掩职”指的是在职期间台面上的公开职务,藉此掩护特务身分;“转职”则是他们脱离情治机关以后的生涯发展。

  林正慧表示,常见的掩职,一是县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层级公务员,战后情治人员普遍会以政府机关来掩职。另一大宗则是媒体业,这或许是因为记者调查访问的工作性质与情报员相近,方便掩护任务。例如:1947年林顶立筹办的《全民日报》,旗下许多记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讯员。换句话说,整家报社几可看成是情治单位的掩体。

  特务群体的转职,则显得相当多元,举凡国大代表、县市首长、议员、警察局长、报社发行人、戏院老板、宗教领袖,各行各业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你会忽然发现,这些人就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着林顶立的名字说道:“1972年的报纸还把他列入『最有影响力的280位台湾企业领袖』,谁会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里是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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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的转职出路遍及政商界、文教界、公职。例如,陈恺曾担任多届台北市议员,1960年转战省议员,顺利当选。比对情治身分在职纪录也可发现,国声日报社分社主任、全民日报记者是他从事特务时的“掩职”身分。数据源│林正慧,原始资料│〈陈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1290000640098A。

  转型正义的漫漫长路,真相是第一步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特务的生命史可能呈现不一样的面貌。情报工作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人际网络与家庭关系,亲友的回忆与口述,可能透露人性化的另一面。但所有这些故事,与这群人的特务身分并不相斥。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战后台湾的特务群体,我会说他们是『协助国家暴力的暗黑力量』。”林正慧感慨地吐露心中感触。

  她认为,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诸多案例,特务所使用的刑求逼供、罗织罪名等迫害手段,已远远超出了合理正当范围。某些情治人员也不仅仅只是执行工具人,扮演“平庸的邪恶”角色,而是有意图地主动操纵局势,从中牟取个人和组织利益。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特务的构陷无辜、煽动群众,都很难以“维护国家稳定”之名,为他们辩护开脱。

  这是一段同时牵涉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故事,面对“转型正义”的责任与真相,历史研究或许还要走上更长的一段路,才能适切地回应。但逐步揭开档案中隐匿的人物与事件,是漫漫长路的第一哩。

  “真相本身会展现更大的力量!”林正慧乐观地说:“当更多的事实出现,共识才能凝聚。我相信,这会是大家继续一起往前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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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群体是较为冷门的研究领域,但对理解战后台湾的政治与历史,意义重大。尽管研究仍看不见尽头,但林正慧深信:事实的力量隐藏在档案中,等待我们的追寻。摄影│林洵安

  延伸阅读

  1.〈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林正慧,《台湾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页1-64,2014。

  2.〈肃谍保防与情治分工〉,林正慧,《战后初期的台湾(1945-1960s)》,吕芳上主编,页197-250,台北:国史馆,2015。

  3.〈二二八事件后的特务们〉林正慧,台湾白色恐怖历史概览编纂计划工作坊,2019。

  4.〈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机关及其角色〉,林正慧,《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稿上册》陈仪深、薛化元主编,台北: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2020。

  采访编辑/陈韦聿

  美术编辑/林洵安

  文章来源: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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