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文木《战略学札记9》现实观察及引伸思考

　　张文木先生，在其《战略学札记9》中写道：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发生冲突。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对于张先生这段精彩论述中，关于美国人的主观意愿和可能采取的措施，笔者完全赞同。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更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这个话题中的另一方中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问题的延伸思考。在笔者看来，先生文中提到的这些不同的主义，大概都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事实上的选择。不管当局者主观上想的是什么主义，最终中国梦的落脚点，很可能还是蒋委员长当年的主义!这绝非恶意诅咒，更不是随意想象，而是现实各方面客观情况所铸就的。

　　首先，从当前总的国际国内局势上看，如今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日本为主的武装侵略;如今的主要威胁则来自于美国为首的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进犯。这是大格局上的相似。面对这种国际格局，再比较一下今昔国家采取的应对主导战略。当年的主导战略叫：攘外必先安内;如今的应对战略概括起来两句话：对内叫“稳定压倒一切”，对外叫“以开放促改革”。从实质关系上分析，两者战略思维完全一致，都是以牢牢把握国内权力为第一要务。攘外必先安内，实质上是全力安内绝无攘外。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足见安内全力以赴;反观东北，被日本人轻易占领，没有任何抵抗。这就是当年“攘外安内政策”的事实解读。那么当前面对美国人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进犯，我们又是如何落实国内“稳定压倒一切”国际“以开放促改革”方略的呢?稳定压倒一切不必细说，身处其中都有切身感受。四个意识、不得妄议，就充分再现了当年“莫谈国事”的安内举措;对外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则有“博鳌清单”与“上海金门开敞”等两项重大举措，铸就了一个暂新的世界金融屠宰场。而事实上，屠宰场还没启动，中国已经在中美金融贸易战场上大量失血，这是天下人皆知的。只是国人不知道，这个屠宰场最终不设限的上海金门开启，是主观既定，还是失血之后的被逼无奈罢了!不过刚刚发出的“国务院主动开放六大门类”的报道，倒从侧面旁证了上海金门开放是是自主行为。比较当年与现实，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年对外部武装入侵，主观上是“攘”，客观上是“让”，事实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入侵者一方。就是说，主观上并不希望入侵一方不断进犯，但客观上又无力拒止，只得被动接受;如今对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进犯，则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主动发出的“邀请”，主观客观期望一致，是实实在在的主动行为。从最终效果看，尽管两者主观上存在差别，但是最终结果是一致的。都是外部力量大举进入的结果。

　　其次，从国内政权权力格局看，如今与当年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任何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外乎军队、公检法的硬件支撑和文宣口舌的软件掌控。当年委员长即党国的化身，国军、最高公检法部门，悉数掌控于手中。主要喉舌亦直接耳提面命。政府及上下两院，虽无暇时时监控，却也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包括这些机构的生杀大权、关键岗位的人选任命无不一言九鼎。反观当今，最高当局诸方面的掌控权虽不及当年集中，随着核心的确认，也已经或正在朝这个方向行进。今昔最大不同在于，昔日委员长虽一言九鼎，但其权威只限于国家最高层级的各大部委及直属部队——中央军，对于下属各省及相关地方武装，则鞭长莫及，并未获得有效权威。各地方基本处于各行其是各霸一方的基本格局。如今情况大不相同，除了台湾，基本上是全国一盘棋。最高当局一声号令全国都要积极跟进，尽管真心认同者未必多数，但已无敢有怠慢者。由此可知，就当局对整个国家而言，其权威远胜于当年矣。枪杆子、笔杆子尤其如此。

　　第三，从当局注重的治理内容看，也存在许多雷同之处。众所周知，近年来最为注重的第一个号称永远在路上的抓手是反腐败。也叫打虎拍蝇。(关于“打虎”这活动，人们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些人大概不会忘记，这“打虎”最早出自于何时何地吧?舆论界之所以把反腐败称之为“打虎”，那是有着深刻含义地!只可惜瓜众对此不那么敏感，未能达到命名者预期效果。未能形成历史继承延续的舆论氛围。其实这也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毕竟源头远在七十多年前，如今知晓其源头详情的人几近绝世，所知者无不来自于道听途说及文字记载，这就决定了理解接受人群的极小社会范围。社会上没了承接载体，自然难以实现认知上的赓续)回忆一下当年“打虎”结局，对照一下如今打虎拍蝇效果，是否存在相似之处?当然，如今的打虎拍蝇还在路上，而且已经确定没有终点，最终结局自然失去了比较的条件。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老虎苍蝇越打越多确是事实。从趋势看，怕是也很难不以虎头蛇尾收场(附注一个调侃说明：针对原本的千里马、孺子牛、和平鸽们，不少都变成了老虎苍蝇的严峻现实，数年前，相关部门曾专门组织国内外顶级生物、遗传、生命自然演变学科的数百科学家，开展了专题研究。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最后拿出了研究报告。报告认定：千里马、孺子牛、和平鸽之所以在不同时间内转变成老虎、苍蝇，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身上携带一种与生俱来的遗传变异病毒，正是这种变异病毒，导致了他们形体特征和生活习性的突变。与食物、生长条件、饲养方式、使用方式、尤其和选用、使用它们的主人，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放在真空条件下，当其携带的遗传变异病毒一旦发作，它们也必然变成老虎和苍蝇。至于这到底是种什么病毒，叫什么名称，如何防治等问题，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中。据乐观估计，公元3018年之后有望彻底揭开这项科学之谜。正是鉴于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当局才认识到了打虎拍蝇的长期性持久性，最终作出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表述)。

　　第四，从政党自身定位政党目标和党组织统辖模式看，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自打诞生那天起，成为执政党就一直是它的中心任务。换句话说，成为执政党就是它的使命。百年来它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知是天生命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半途而废。大陆没干几年，执政地位丢了，到台湾还是同样结果。直到如今虽然老态龙钟生机不再，却依旧为此垂死拼搏。这与它自身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国民党的目标从孙中山时期的振兴中华为核心，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演变为复兴国运党运为核心，再到台湾以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追求，其基本的内涵就是通过国民党的执政，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取向。应该说，愿望可嘉。但实际行不行呢?客观上已经有了事实答案。大陆执政，弄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民怨沸腾。最终国破家亡孤守台湾。到了台湾痴心不改，一心想通过执政“光复大陆”兴旺国家。怎奈心有余力不足，弄到如今，不仅丢了执政地位，连政党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至于国民党对其组织的统辖，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其统辖的主要纽带是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高决策层内部和对省一级的关系尤其是依靠这种利益纽带。由于利益传递过程中，各层级之间的衰减幅度极大，因此利益链条的传递距离十分有限，客观上就决定了最高当局决策的执行深度有限。只能对链条顶端高层级的发挥作用，越往下层作用越小，到了最底层，几乎就不起作用了。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委员长的一言九鼎，只对中央上层有效，对基层则基本无效。再看大陆共产党。自从十七大，共产党的目标便开始飘忽不定，目标中不见了共产主义。到了十九大，又把共产主义找回来了。但是，是作为“两个远大目标之一”放在第二位的，另一个远大目标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是放在共产主义目标之前的。第一目标，也就是近期目标确定为：共同理想，具体化叫奔小康。对于自身定位问题，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老前辈，第一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后，开始不断出现在党的文件表述之中。到大约十六大前后，党的代表大会开始明确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到如今十九大，党中央已经不仅再三明确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而且比照各国执政党的经验，给自己量身定做相应制度了。也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已经把执政党地位当作是自己唯一身份，从而彻底告别了昔日的革命党职责。和国民党相比，在组织统辖方面共产党具有绝对优势。这是因为共产党统辖基层组织的纽带靠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具体政策。原则和政策在传递过程中，不存在某层级主观意愿造成的衰减，衰减只是产生于个人能力和失误。这就使得高层的决策能够迅速有效的传达到最基层。因此共产党对整个组织的统辖能力和效率，在全世界的政党之中是最高的。也是其他政党所无法企及的。但是，特色以来由于目标的改变，自身定位的调整，昔日的状态已经不再，组织上下级之间的联系纽带已经逐步利益化。尤其是乡村小岗化、工厂私有化之后，基层的党组织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正逐步向昔日国民党时期回归。许多乡村治理逐步黑社会化家族化就是证明。经过上述对国共两党自身定位、政党目标和组织统辖情况的比较分析会发现，如今二者已经没有大的差别了，唯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的目标多了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而现实处境的却有天地之差，一个是大陆的执政党也是唯一政党，一个是台湾在野党，也是第二号政党。

　　第五，重大涉外活动比较

　　当年，名义上为保卫滇缅运输线，实际上为保卫英美东南亚占领区，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1941年底，蒋委员长曾派遣国内战斗力最强的几支部队出西南边境，深入缅甸，与日军展开拼杀。俗称远征军。另一项具有重大地缘政治象征意义，并给国人抗战以巨大精神鼓舞和自信的外事活动，是1943年底，蒋委员长飞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眼下，现当局外事活动虽频仍，但多为时过境迁，后续影响不大。但是，有两个活动，堪与上述委员长当年行动效果相媲美。第一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带一路”;第二个就是中朝首脑一个月两次会见。将这两项外事活动与委员长上面的两项外事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当年的远征军，是为突破日本武装侵略对我国土造成的包围圈势态。是武装行为;如今的一带一路，是为突破美国为首的经济围困包围圈，是经济动作。当年的开罗会议，形成中美联合抗击日军侵略的世界战略格局，给中国地缘政治实力大大加分，给国内抗日声势增加巨大信心;如今中朝联手，形成中朝联合迎击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压迫战略格局，对国内抵抗外部势力的民族信心给予极大信心。

　　第六，国内舆论氛围与管控状况比较。

　　当年，委员长对孔孟之道视若治国法宝，极为推崇。虽然后来受夫人影响皈依了耶稣基督，但骨子里依旧是孔孟信徒。虽然五四运动之后，孔孟文化受到相当冲击，但委员长尊孔依旧痴心未改。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当时整个舆论界而言，依旧是孔孟主导的天下。但是主流舆论和民间舆论事实上却分歧严重。以中央日报为核心的官方舆论，与以解放日报为核心、民间多数左翼舆论为辅助的舆论阵营，形成尖锐对立局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由于官方舆论的观念和主张往往缺乏正义性和逻辑性，往往被左翼阵线一方批的漏洞百出难于自圆其说，致使其常常处于被动和尴尬窘境。为了扭转被动处境，官方经常采取多种手段，对民间舆论予以打压控制。包括查封、监管、直至逮捕、暗杀左翼舆论代表人物。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知名人士，就死于此道;如今情形大抵相似。主流媒介从多年以前就着手恢复孔孟之道在国家层面的统治地位。曾经红得发紫而昙花一现的于丹，就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有官方精心推出的第一个具体项目。只可惜这人在赚足了银子之后，一面被大众所抛弃，一面受到孔学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至今已很少露面。紧随其后，2013年前后，又为孔老夫子再塑金身，以九五之尊的暂新面貌，巍然屹立与天安门广场博物馆门前。结果再次遭到国人一顿猛烈抨击，一周之后不得不以“宵遁”的方式，悄悄地离开了民众的视野。虽遭如此冷遇，但当局依旧痴心不改，国内不受欢迎不要紧，咱到国外去总该行吧?于是不惜重金满世界操办孔子学院，短时期内，便将孔老夫子派驻世界各地，成了天朝惟一一位承担外交使命的古人使者。时至今日，当局始终念念不忘恢复老夫子一统天下的初心。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黄姓部长，甫一上任便开宗明义，第一篇也是迄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倡导恢复孔孟之道一统天下的诉求。只是避开孔孟之道名词，改头换面称之以传统文化了。显然，怒仅对孔孟之道的尊崇，已经远非蒋委员长时期可比，那心情明显较之委员长不知急切多少倍!另一方面，如今左翼的民间声音也与当年可有一比。以本网站、乌有、毛泽东旗帜等网站为代表，与人民、环球、光明、求是等主流媒体，也形成了类似当年舆论对峙的局面。至于民间数不清的网站和撰稿个人，更是几乎一面倒地站在左翼舆论一边。当局的管控也部分地呈现出当年的手法。约谈、关闭、封号已经成为常用手段。发展趋势也是与当年相近，呈现越打压反对声浪越高的势态。

　　至于如今官民之间的道路取向的争论，客观上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民间越反对，官方越坚持;官方越坚持，民间越反对，这已经成了当下客观存在的、官民之间观点迥异互不相让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从今年以来，主流许多文章后面的跟帖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中美关系和对外开放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当下双方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另一个是肃清余毒问题。重庆日报。在其长达一个多月的“肃清余毒”舆论宣传当中，换得的竟是绝大多数网友的一致反驳，坚决抵制。这两个问题展现出的都是，上述怪圈的特点：民间越反对，当局越坚持，当局越坚持，民间越反对。

　　第七，从社会治理客观形势比较

　　与当年蒋委员长主政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如今社会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征兆。比如崔永元近日爆出的明星片酬问题，专业军人待遇问题，六安教师讨薪被铐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社会反映强烈的社保双轨制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农民贫困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等等等。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当中，哪一项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都是四十年嘚瑟积累下来的。但是哪一项又都是迫在眉睫必须抓紧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相当于诸多定时炸弹，哪一项处理不好，都有可能随时爆炸，导致所有炸弹同时引爆。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可想而知!这同当年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农民逃荒流离失所，教师学生罢课上街，警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如今凭借昔日共产党遗留威信和管理能力，当局尚有一定管控实力，因此整体局势没有出现失控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自身低下管理品质的不断暴露，社会民众失望情绪的不断上升，必将造成官民矛盾不断走向尖锐化，社会稳定的压力必将随之迅速增大。如无得当措施，当年的治理乱象，必定不可避免地重现!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很容易看出：如今当局的治理思维治理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当年的委员长，国家内部走走势，也正朝着当年蒋委员长时期的势态悄悄地接近。正是根据这些客观事实，笔者才得出了开篇的结论：如果当局者不做根本性调整，不改变执政路线，不及时回归《宪法》铸就的、在人民大众心底生根的、毛泽东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的正路，那么，不管当局主观上想走什么主义的路线，“中国梦”的结局将是唯一的，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如命中注定的魔咒一样，必将追随蒋委员长而去。 张文木先生，在其《战略学札记9》中写道：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发生冲突。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对于张先生这段精彩论述中，关于美国人的主观意愿和可能采取的措施，笔者完全赞同。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更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这个话题中的另一方中国，未来将会何去何从问题的延伸思考。在笔者看来，先生文中提到的这些不同的主义，大概都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事实上的选择。不管当局者主观上想的是什么主义，最终中国梦的落脚点，很可能还是蒋委员长当年的主义!这绝非恶意诅咒，更不是随意想象，而是现实各方面客观情况所铸就的。

　　首先，从当前总的国际国内局势上看，如今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日本为主的武装侵略;如今的主要威胁则来自于美国为首的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进犯。这是大格局上的相似。面对这种国际格局，再比较一下今昔国家采取的应对主导战略。当年的主导战略叫：攘外必先安内;如今的应对战略概括起来两句话：对内叫“稳定压倒一切”，对外叫“以开放促改革”。从实质关系上分析，两者战略思维完全一致，都是以牢牢把握国内权力为第一要务。攘外必先安内，实质上是全力安内绝无攘外。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足见安内全力以赴;反观东北，被日本人轻易占领，没有任何抵抗。这就是当年“攘外安内政策”的事实解读。那么当前面对美国人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进犯，我们又是如何落实国内“稳定压倒一切”国际“以开放促改革”方略的呢?稳定压倒一切不必细说，身处其中都有切身感受。四个意识、不得妄议，就充分再现了当年“莫谈国事”的安内举措;对外方面，“以开放促改革”则有“博鳌清单”与“上海金门开敞”等两项重大举措，铸就了一个暂新的世界金融屠宰场。而事实上，屠宰场还没启动，中国已经在中美金融贸易战场上大量失血，这是天下人皆知的。只是国人不知道，这个屠宰场最终不设限的上海金门开启，是主观既定，还是失血之后的被逼无奈罢了!不过刚刚发出的“国务院主动开放六大门类”的报道，倒从侧面旁证了上海金门开放是是自主行为。比较当年与现实，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年对外部武装入侵，主观上是“攘”，客观上是“让”，事实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入侵者一方。就是说，主观上并不希望入侵一方不断进犯，但客观上又无力拒止，只得被动接受;如今对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进犯，则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主动发出的“邀请”，主观客观期望一致，是实实在在的主动行为。从最终效果看，尽管两者主观上存在差别，但是最终结果是一致的。都是外部力量大举进入的结果。

　　其次，从国内政权权力格局看，如今与当年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任何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外乎军队、公检法的硬件支撑和文宣口舌的软件掌控。当年委员长即党国的化身，国军、最高公检法部门，悉数掌控于手中。主要喉舌亦直接耳提面命。政府及上下两院，虽无暇时时监控，却也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包括这些机构的生杀大权、关键岗位的人选任命无不一言九鼎。反观当今，最高当局诸方面的掌控权虽不及当年集中，随着核心的确认，也已经或正在朝这个方向行进。今昔最大不同在于，昔日委员长虽一言九鼎，但其权威只限于国家最高层级的各大部委及直属部队——中央军，对于下属各省及相关地方武装，则鞭长莫及，并未获得有效权威。各地方基本处于各行其是各霸一方的基本格局。如今情况大不相同，除了台湾，基本上是全国一盘棋。最高当局一声号令全国都要积极跟进，尽管真心认同者未必多数，但已无敢有怠慢者。由此可知，就当局对整个国家而言，其权威远胜于当年矣。枪杆子、笔杆子尤其如此。

　　第三，从当局注重的治理内容看，也存在许多雷同之处。众所周知，近年来最为注重的第一个号称永远在路上的抓手是反腐败。也叫打虎拍蝇。(关于“打虎”这活动，人们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些人大概不会忘记，这“打虎”最早出自于何时何地吧?舆论界之所以把反腐败称之为“打虎”，那是有着深刻含义地!只可惜瓜众对此不那么敏感，未能达到命名者预期效果。未能形成历史继承延续的舆论氛围。其实这也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毕竟源头远在七十多年前，如今知晓其源头详情的人几近绝世，所知者无不来自于道听途说及文字记载，这就决定了理解接受人群的极小社会范围。社会上没了承接载体，自然难以实现认知上的赓续)回忆一下当年“打虎”结局，对照一下如今打虎拍蝇效果，是否存在相似之处?当然，如今的打虎拍蝇还在路上，而且已经确定没有终点，最终结局自然失去了比较的条件。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老虎苍蝇越打越多确是事实。从趋势看，怕是也很难不以虎头蛇尾收场(附注一个调侃说明：针对原本的千里马、孺子牛、和平鸽们，不少都变成了老虎苍蝇的严峻现实，数年前，相关部门曾专门组织国内外顶级生物、遗传、生命自然演变学科的数百科学家，开展了专题研究。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最后拿出了研究报告。报告认定：千里马、孺子牛、和平鸽之所以在不同时间内转变成老虎、苍蝇，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身上携带一种与生俱来的遗传变异病毒，正是这种变异病毒，导致了他们形体特征和生活习性的突变。与食物、生长条件、饲养方式、使用方式、尤其和选用、使用它们的主人，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放在真空条件下，当其携带的遗传变异病毒一旦发作，它们也必然变成老虎和苍蝇。至于这到底是种什么病毒，叫什么名称，如何防治等问题，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中。据乐观估计，公元3018年之后有望彻底揭开这项科学之谜。正是鉴于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当局才认识到了打虎拍蝇的长期性持久性，最终作出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表述)。

　　第四，从政党自身定位政党目标和党组织统辖模式看，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自打诞生那天起，成为执政党就一直是它的中心任务。换句话说，成为执政党就是它的使命。百年来它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知是天生命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半途而废。大陆没干几年，执政地位丢了，到台湾还是同样结果。直到如今虽然老态龙钟生机不再，却依旧为此垂死拼搏。这与它自身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国民党的目标从孙中山时期的振兴中华为核心，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演变为复兴国运党运为核心，再到台湾以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追求，其基本的内涵就是通过国民党的执政，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取向。应该说，愿望可嘉。但实际行不行呢?客观上已经有了事实答案。大陆执政，弄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民怨沸腾。最终国破家亡孤守台湾。到了台湾痴心不改，一心想通过执政“光复大陆”兴旺国家。怎奈心有余力不足，弄到如今，不仅丢了执政地位，连政党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至于国民党对其组织的统辖，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其统辖的主要纽带是地位和经济利益。最高决策层内部和对省一级的关系尤其是依靠这种利益纽带。由于利益传递过程中，各层级之间的衰减幅度极大，因此利益链条的传递距离十分有限，客观上就决定了最高当局决策的执行深度有限。只能对链条顶端高层级的发挥作用，越往下层作用越小，到了最底层，几乎就不起作用了。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委员长的一言九鼎，只对中央上层有效，对基层则基本无效。再看大陆共产党。自从十七大，共产党的目标便开始飘忽不定，目标中不见了共产主义。到了十九大，又把共产主义找回来了。但是，是作为“两个远大目标之一”放在第二位的，另一个远大目标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是放在共产主义目标之前的。第一目标，也就是近期目标确定为：共同理想，具体化叫奔小康。对于自身定位问题，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老前辈，第一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后，开始不断出现在党的文件表述之中。到大约十六大前后，党的代表大会开始明确自身的执政党地位。到如今十九大，党中央已经不仅再三明确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而且比照各国执政党的经验，给自己量身定做相应制度了。也就是说如今的共产党已经把执政党地位当作是自己唯一身份，从而彻底告别了昔日的革命党职责。和国民党相比，在组织统辖方面共产党具有绝对优势。这是因为共产党统辖基层组织的纽带靠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具体政策。原则和政策在传递过程中，不存在某层级主观意愿造成的衰减，衰减只是产生于个人能力和失误。这就使得高层的决策能够迅速有效的传达到最基层。因此共产党对整个组织的统辖能力和效率，在全世界的政党之中是最高的。也是其他政党所无法企及的。但是，特色以来由于目标的改变，自身定位的调整，昔日的状态已经不再，组织上下级之间的联系纽带已经逐步利益化。尤其是乡村小岗化、工厂私有化之后，基层的党组织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正逐步向昔日国民党时期回归。许多乡村治理逐步黑社会化家族化就是证明。经过上述对国共两党自身定位、政党目标和组织统辖情况的比较分析会发现，如今二者已经没有大的差别了，唯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的目标多了一个遥远的共产主义。而现实处境的却有天地之差，一个是大陆的执政党也是唯一政党，一个是台湾在野党，也是第二号政党。

　　第五，重大涉外活动比较

　　当年，名义上为保卫滇缅运输线，实际上为保卫英美东南亚占领区，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1941年底，蒋委员长曾派遣国内战斗力最强的几支部队出西南边境，深入缅甸，与日军展开拼杀。俗称远征军。另一项具有重大地缘政治象征意义，并给国人抗战以巨大精神鼓舞和自信的外事活动，是1943年底，蒋委员长飞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眼下，现当局外事活动虽频仍，但多为时过境迁，后续影响不大。但是，有两个活动，堪与上述委员长当年行动效果相媲美。第一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带一路”;第二个就是中朝首脑一个月两次会见。将这两项外事活动与委员长上面的两项外事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当年的远征军，是为突破日本武装侵略对我国土造成的包围圈势态。是武装行为;如今的一带一路，是为突破美国为首的经济围困包围圈，是经济动作。当年的开罗会议，形成中美联合抗击日军侵略的世界战略格局，给中国地缘政治实力大大加分，给国内抗日声势增加巨大信心;如今中朝联手，形成中朝联合迎击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压迫战略格局，对国内抵抗外部势力的民族信心给予极大信心。

　　第六，国内舆论氛围与管控状况比较。

　　当年，委员长对孔孟之道视若治国法宝，极为推崇。虽然后来受夫人影响皈依了耶稣基督，但骨子里依旧是孔孟信徒。虽然五四运动之后，孔孟文化受到相当冲击，但委员长尊孔依旧痴心未改。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当时整个舆论界而言，依旧是孔孟主导的天下。但是主流舆论和民间舆论事实上却分歧严重。以中央日报为核心的官方舆论，与以解放日报为核心、民间多数左翼舆论为辅助的舆论阵营，形成尖锐对立局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由于官方舆论的观念和主张往往缺乏正义性和逻辑性，往往被左翼阵线一方批的漏洞百出难于自圆其说，致使其常常处于被动和尴尬窘境。为了扭转被动处境，官方经常采取多种手段，对民间舆论予以打压控制。包括查封、监管、直至逮捕、暗杀左翼舆论代表人物。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知名人士，就死于此道;如今情形大抵相似。主流媒介从多年以前就着手恢复孔孟之道在国家层面的统治地位。曾经红得发紫而昙花一现的于丹，就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有官方精心推出的第一个具体项目。只可惜这人在赚足了银子之后，一面被大众所抛弃，一面受到孔学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至今已很少露面。紧随其后，2013年前后，又为孔老夫子再塑金身，以九五之尊的暂新面貌，巍然屹立与天安门广场博物馆门前。结果再次遭到国人一顿猛烈抨击，一周之后不得不以“宵遁”的方式，悄悄地离开了民众的视野。虽遭如此冷遇，但当局依旧痴心不改，国内不受欢迎不要紧，咱到国外去总该行吧?于是不惜重金满世界操办孔子学院，短时期内，便将孔老夫子派驻世界各地，成了天朝惟一一位承担外交使命的古人使者。时至今日，当局始终念念不忘恢复老夫子一统天下的初心。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黄姓部长，甫一上任便开宗明义，第一篇也是迄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倡导恢复孔孟之道一统天下的诉求。只是避开孔孟之道名词，改头换面称之以传统文化了。显然，怒仅对孔孟之道的尊崇，已经远非蒋委员长时期可比，那心情明显较之委员长不知急切多少倍!另一方面，如今左翼的民间声音也与当年可有一比。以本网站、乌有、毛泽东旗帜等网站为代表，与人民、环球、光明、求是等主流媒体，也形成了类似当年舆论对峙的局面。至于民间数不清的网站和撰稿个人，更是几乎一面倒地站在左翼舆论一边。当局的管控也部分地呈现出当年的手法。约谈、关闭、封号已经成为常用手段。发展趋势也是与当年相近，呈现越打压反对声浪越高的势态。

　　至于如今官民之间的道路取向的争论，客观上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民间越反对，官方越坚持;官方越坚持，民间越反对，这已经成了当下客观存在的、官民之间观点迥异互不相让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从今年以来，主流许多文章后面的跟帖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中美关系和对外开放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当下双方正在热烈争论的问题。另一个是肃清余毒问题。重庆日报。在其长达一个多月的“肃清余毒”舆论宣传当中，换得的竟是绝大多数网友的一致反驳，坚决抵制。这两个问题展现出的都是，上述怪圈的特点：民间越反对，当局越坚持，当局越坚持，民间越反对。

　　第七，从社会治理客观形势比较

　　与当年蒋委员长主政时期的情况相比较，如今社会各方面的现实情况也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征兆。比如崔永元近日爆出的明星片酬问题，专业军人待遇问题，六安教师讨薪被铐离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社会反映强烈的社保双轨制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农民贫困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等等等。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当中，哪一项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都是四十年嘚瑟积累下来的。但是哪一项又都是迫在眉睫必须抓紧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相当于诸多定时炸弹，哪一项处理不好，都有可能随时爆炸，导致所有炸弹同时引爆。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可想而知!这同当年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农民逃荒流离失所，教师学生罢课上街，警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如今凭借昔日共产党遗留威信和管理能力，当局尚有一定管控实力，因此整体局势没有出现失控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自身低下管理品质的不断暴露，社会民众失望情绪的不断上升，必将造成官民矛盾不断走向尖锐化，社会稳定的压力必将随之迅速增大。如无得当措施，当年的治理乱象，必定不可避免地重现!

　　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很容易看出：如今当局的治理思维治理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当年的委员长，国家内部走走势，也正朝着当年蒋委员长时期的势态悄悄地接近。正是根据这些客观事实，笔者才得出了开篇的结论：如果当局者不做根本性调整，不改变执政路线，不及时回归《宪法》铸就的、在人民大众心底生根的、毛泽东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的正路，那么，不管当局主观上想走什么主义的路线，“中国梦”的结局将是唯一的，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如命中注定的魔咒一样，必将追随蒋委员长而去。

　　后续说明：本文估计现在的情况下，不大可能通过审查。这是可以预料的。发表与否，请网站根据现实情况决定，以不影响网站正常运营为准。笔者对此完全理解。

　　至于国内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续，现在还无从预见。但是，走向前苏联的方向是有可能的。十九大以来，共产党目标的调整，以及“开放促改革”的发展主调，基本上相当于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已经为走向前苏联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便利。更主要是因为，如今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不同板块。经济基础的差异很可能造成区域性制度诉求的不同。这就为步苏联后尘制造了思想和物资基础。但是，相反的因素也存在。毕竟国民对于前三十年的记忆深刻。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依旧有相当余威。不利的是，具有一定素养的这代人都已经进入退休行列，而主宰社会走向的毕竟十年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