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总结与2018年展望:拉美进步主义继续与新自由主义较量

作者: 阿德里安·索特罗·瓦伦西亚 日期: 2018-01-12 来源: 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

  2017年是政治--战略摆动的一年,相对地说在全球规模上暂时倾向于右翼的力量。但是在国际领域对于反对体制的力量和左派来说总结是更加积极的,比如在叙利亚由于俄罗斯的支持政府取得了胜利,在伊拉克实现了从本国的土地上根除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它曾威胁要分裂两个国家;以某种方式阻止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朝鲜的恐吓挑衅。曾经设想会出现一个战争的场景,让世界紧张,现在以任何方式在等待之中。

  中国重新确认它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从2010年起成为第一个工业--制造业大国,那一年中国取代了美国的这个地位。通过新的丝绸之路复兴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发生的第一次贸易革命。中国计划在未来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

  另一方面,在美国特朗普做到将占居民1%和囤积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的亿万富翁的税收改革强加于人,这对大多数劳动者不利,他们不得不放弃被奥巴马医改法案中被剥夺的很有限的福利,有2100多万人失去了这项保险的保护,加上有4000多万人已经被排除在这项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凌辱的隔离墙,“圣地的城市”,自由贸易条约的未来都推迟到了2018年。这些将由这位富豪重新推动,为了他所代表的垄断的虚拟资本阶级的利益。由于帝国总统的职务提供的保护,第一种情况(隔离墙)将会获得通过,第二种情况将会解散那个城市,关于自由贸易条约将会重新谈判,如果不符合他的战略利益将会被废除。

  

拉丁美洲的选举年和争夺中的势力

 

  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制服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国内和国际反对派的政变图谋,这部分是由于成立了全国制宪大会。在巴西保持了政变的政权,在洪都拉斯是右派的保守政权,在秘鲁、阿根廷、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保持极右的政权,在其他的因素中当然有北方大国的“许可”。

  2018年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将举行总统选举、州长和市长的选举: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的选举棋盘上不同的政治力量将进行争夺,这不会成为例外,而是规则,美国的干涉和影响将使天枰的倾向对它有利,在这个领域将出现两种场景:在那些候选人表明先进立场的国家,某些人被称为“进步分子”,其选举的趋势是将取得胜利(比如在墨西哥和巴西),将再次出现由大众媒体公司、接近这些媒体或由它操纵的社交网络指挥的第四代战争。

  最大的未知数之一是巴西,尽管在那里所有严肃的民意测验表明卢拉(前总统)在2018年10月的选举中将会胜出,甚至是在第一轮投票。但是,他的头上还悬着重要的司法调查,法官塞尔希奥·莫罗因腐败案判处他9年监禁。设在阿莱格里港的第四大区第八地区审判庭在进行二审,将决定是否批准在一审中对卢拉做出的判决,此事可能阻止卢拉在十月份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资格。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像洪都拉斯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巴西司法权力的不公正和黑社会式的操作也可能批准莫罗法官对卢拉的判决,以便开辟道路可能将一名能延续现政权的候选人、基督教社会党的极右分子贾伊尔·波尔索纳罗作为候选人而强加于人,或是让右翼的“温和的生态主义者”马丽娜·席尔瓦成为候选人。我们必须在浸透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制度的腐烂、腐败、危机和逍遥法外中间等待结果,这个制度的代表就是政变分子特梅尔。

  

洪都拉斯的模式

 

  试图强加于人的有所不同的换届模式是最近在洪都拉斯采用的模式:1,选举的舞弊;2,强制实施戒严中止对个人的保障;3,对抗议运动进行镇压;4,政府、政变分子候选人和极右派进行的国际宣传工作,以便让外国的政府和美洲国家组织一类的国际机构承认选举的“获胜者”;5,使用司法权力在右派操纵的法庭支持选举的舞弊;6,消耗民众的斗争直到它可能解散。尽管必须指出,反对以最近大选(2017年11月26日)中可能的“获胜者”、反对独裁联盟的萨尔瓦多·纳斯拉利亚为首的军事独裁的力量仍保持动员的状态,揭露政府进行的选举舞弊,要求进行新的总统选举。

  

墨西哥的选举和选举舞弊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说这是可以期待的2018年将在墨西哥实验的洪都拉斯模式:面对右翼的政治力量(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的下滑和一股“进步的”力量的上升(它要求“自由的胡亚雷斯式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后者与其他一批力量和政界、文化与学术界的人士一起提出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作为总统候选人,所有严肃的民意调查都认定他将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但是在2017年圣诞节之前,正当公民们准备过平安夜的时候,12月15日墨西哥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授权佩尼亚·涅托总统在发生抗议和国内动员“威胁”国家秩序的时候,使用军队对人民进行镇压。这确实是将官方的候选人、前财政部长梅亚德先生强加于人的唯一方式,梅亚德是个技术官僚,是亲近华盛顿的“墨西哥芝加哥男孩”家族的精英成员。

  这个候选人一旦当上墨西哥总统,统治阶级、国际资本和政府将完全保障邪恶的积累和对劳动超级剥削的模式无条件地延续下去,它具有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依附—新殖民主义的色彩,从35年之前就在墨西哥进行剥夺。当然,这是得到美国政府认可的,它已经选择了一名不是“反对美国的”的候选人,证据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克里对此事发表的声明:“这个时候在墨西哥‘存在许多反对美国的情绪’。如果选举明天在墨西哥举行的话,很可能有一位左派的反对美国的总统。对美国来说这不可能是好事情。”(2017年4月6日《宇宙报》)好吧,首先要问的是,对墨西哥人来说什么是好事情?其次,对墨西哥人来说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是好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这种干涉主义的判决对所有具有反对美国经历的政治--选举事件都可能普遍发生,按照他的说法,这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永远推动一名接近美国的候选人、政党或力量。

  

不存在进步的或不进步的周期,而是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

 

  总之,在世界的、地区的和国家的范围内,2017年的事件确认并不存在一个进步的周期或其他类型的周期的论点,如同在拉丁美洲的辩论中断定的那样。不存在政府和进步的力量的耗尽。在进行选举的时候,存在阶级斗争和国家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但是并不存在必定无疑的机械的周期强制确定社会、社会阶级和社区的进程和趋势,像有时让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比如美国帝国主义这个旧的单边主义者和单一的中心,如果它在叙利亚、伊拉克的军事运动中没有遭到失败,或是处在乌克兰管辖下的克里米亚重新并入俄罗斯时遭到失败,那里可能有一个亲美国的政府。或是美国发动对委内瑞拉的干涉,如同特朗普所宣传的那样,他忽视了国际力量对比现在的性质是多极的和多中心的,在这里一些拥有能够破坏地球几次的核武器的大国在相互作用。

  

美国的优势地位在下降

 

  美国已经不是世界的火车头;部分继续是这样,但是因为它需要推动其他的大国和世界经济。已经不存在“美国例外论”,也不存在“美国生活方式”和“福利国家”,不存在像罗斯托或弗里德曼等保守派所要求的风格。今天在美国国内所描绘的是出现了贫困、极端贫困、失业、超级剥削和劳动的匮乏化;阶级和种族的暴力实际上已经扩散到所有的城市和社区;毒品的消费、犯罪和数十万人被监禁在私人的监狱里,作为大资本的一项交易因此获得大量丰厚的利润。让成千上万人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已经结束了,他们从自己贫穷的欠发达和依附的国家逃出来,现在美国亲身经历如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遭受同样的痛苦,但是作为没有证件的移民遭遇种族主义、排外和劳工安全的问题,最后面临身体或精神死亡的处境。关于欧洲松散的民主我们可以说同样的事情,它陷入制度的危机和解体的进程中(英国的“脱欧”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事件),面临高失业和劳工与社会的匮乏;右倾化,没有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左派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反对资本主义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超越资本主义性质的秩序的革命影响不大。

  2018年将是确定帝国主义右派的力量和进步的或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的力量之间激烈碰撞的一年,后者主张建设符合在世界各地区和国家范围内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战略利益的一个新世界,它们可能引导或建立进步类型的现状(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实施新的发展主义色彩和社会介入国家的政策,或者说推动具有新的征兆的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计划,也就是说组建社会主义类型、自由的和社区的新的经济--社会构成。

  (作者阿德里安·索特罗·瓦伦西亚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社会学家)

  (本文原载2018年1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魏文编译)

  链接一:

  拉媒:2018年拉丁美洲开放的选举形势

  赫拉尔多·萨尔科维茨   魏文编译

  2018年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将是高度紧张的选举年。对很有分量和影响的场景的确定将标志着重新设计地区的政治地图。

  2018年将带来下列国家选举的议程: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和哥斯达黎加,此外在古巴将产生新的国家元首。在选举中的争夺将预定最近几年重新有活力的保守派的霸权是否巩固,或者说是否开辟可能重新推动进步力量的道路。

  

“所有战斗之母”

 

  在新的一年,主要的重心无疑将是巴西和委内瑞拉。在南方的大国,前总统卢拉占有舞台,成为主要的得到支持的候选人,他自己和其他人都这样认为。甚至《圣保罗之页报》--当地寡头的代言人--报道,投票给卢拉的意图超过受访者35%。超过退役军人贾伊尔·波尔索纳罗20个百分点,此人是世界极右派发展的另一个象征,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在巴西独裁政权统治时期建制派拷打迪尔玛(前总统)时,他宣誓成为陆军上校,他特别歧视黑人。其他提名的候选人还有马丽娜·席尔瓦(右翼“温和的生态主义者”)和赫拉尔多·阿克明(巴西社会民主党)。现任总统米歇尔·特梅尔的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如果巴西工党(PT)再次统治巴西,很可能改变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巴西是本地区主要的经济体。为此卢拉必须开展司法的攻势:1月24日将是是否批准法官莫罗对他在拉瓦哈托案中判决9年半监禁的日子。所有的情况表明这位巴西前元首的前途可能是在监狱里,或是在普拉纳尔多宫(巴西总统府)。

  委内瑞拉在将政治的争夺重新引向民主的领域以后,对拉丁美洲将是另一次开始搏动的选举。日期还没有确认(可能是9月份,但是可能提前),查韦斯主义主张尼科拉斯·马杜罗(现任总统)连任,与此同时右派正经历一个严重不确定的阶段,它分裂为五个部分,没有可信的领导人。

  2017年委内瑞拉经历了猛烈的反对委内瑞拉政府的国际攻势--外交的和媒体的--反对派起义的图谋被制宪大会抵消了。查韦斯主义的恢复在地区的选举中得到证实(执政联盟在全国23个州中获得19个州的州长职位),在市长的选举中赢得92%的州。但是,玻利瓦尔革命在政治领导恢复了力量,它的生存将在经济领域进行博弈:面对25年多以前窒息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一次破坏,如果政府做到扭转它的效率的话。

  

墨西哥:第三股力量被战胜了吗?

 

  7月1日墨西哥的选举主要的“调味品”是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当选总统的大好机会。在2006年和2012年因严重的选举舞弊被揭露而失败之后,这次他可能获胜。由于这个阿兹台克国家经济上的分量和是进入北方的大门,本地区的政治棋盘将经历一次重要的变化,如果中左翼在30年毒品-犯罪、新自由主义之后赢得这次选举的话。

  奥布拉多尔主要的对手是何塞·安东尼奥·梅亚德,在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不祥的六年治理之后,梅亚德将寻求革命制度党统治的连续性。他是地道的技术官僚,曾担任过20多年的公共职员,从来没有在选举中竞争过职务。第三个不和谐的候选人是理卡多·阿纳亚,他是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和中左的民主革命党之间奇怪的联合提出的候选人。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选举的领域土著居民的爆发。由于全国印第安大会推动和萨帕塔主义的支持,为提出传统医生马丽亚·德赫苏斯·帕特里西奥·马丁内斯作为候选人开辟了通道,这一赌注为受到指责的墨西哥民主输入了氧气。

  

哥伦比亚:和平也在投票箱博弈

 

  5月27日的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背景是和平协议的实施,此前辩论的主要矢量围绕着面对后冲突的立场在一种非常冷漠的场景中进行。

  虽然确定的联盟还不成熟,在民意测验中现有5名候选人。强硬的右派由乌里维(前总统)主义者伊万·杜克和前副总统赫尔曼·瓦尔加斯·列拉斯为代表。对波哥大前市长古斯塔沃·佩特罗(中左)和安蒂奥吉亚前省长塞尔希奥·法哈尔多也有较多的投票意愿。之后还有翁贝托·德拉卡列,他是在哈瓦那进行和平谈判的负责人。新奇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变成政党之后首次参选。

  哥伦比亚不仅将决定这个国家的领导,而且也将对拉美大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武装冲突的结束打上印记。面对其他的紧急情况,如准军事主义的强硬将发生什么?2017年准军事主义杀害了130多名社会领导人。

  

其他国家的选举情况

 

  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宣布,“当全国代表大会组成时,将结束我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领导政府的任期,古巴将有一位新的主席”。4月19日古巴的选举进程将结束,任命一位新的国家元首。在60年的历史上这是古巴政府第一次没有卡斯特罗(兄弟)。预计现任副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将当选主席。

  在巴拉圭4月22日的争夺将在官方红党推出的候选人马里奥·阿布多·贝尼特斯(前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前秘书的儿子)和自由党与瓜苏阵线之间的联盟的候选人埃弗拉因·阿莱格里之间进行,在2012年议会政变中被罢免的前总统费尔南多·卢戈属于该联盟。

  在本地区选举年将于2月4日在哥斯达黎加启动。13名候选人中的3人将在非常冷漠和漠不关心的环境中进行争夺:胡安·迭戈·卡斯特罗,一位有名的主张强硬手段的律师,两名旧的两党的代表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国家解放党)和鲁道夫·皮萨(基督教社会团结党)。执政的公民行动党和广泛阵线的左翼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未来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争夺(在街头的斗争将继续是关键的因素),在选举的领域将是强度很大的一年,将标志着本地区的政治航程。(作者赫拉尔多·萨尔科维茨是记者,诺达尔出版社负责人,为《阿根廷时报》、南方电视台、《起义报》等媒体撰稿)

  (本文原载2017年12月27日拉美社网页)

  链接二:

  拉媒:在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危机与右派的攻势

  奥尔梅多·贝鲁切  魏文编译

  2017年12月8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政府的兰厅拉丁美洲社会学协会代表大会闭幕(ALAS 2017),举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成立50周年的活动。这个代表大会是一次成功的活动,整个大陆的5000多名专家参加,提交了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数百篇论文。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活动讨论了本大陆现在的时期,所谓“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危机”和反动的右派的攻势,。西班牙“我们能够”(政治组织)的胡安·莫内德罗、玻利维亚的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阿根廷五月广场祖母的主席埃斯特拉·德卡尔洛托、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等知名人士出席会议。

  

辩论的背景:反动派在所有领域的攻势

 

  这场辨论的背景是这个时期本地区正在发生的民主事件,它们表现为右派在道德上缺乏严谨,准备用权力践踏法律以至最基本的民主的理性,比如,一方面在洪都拉斯的选举舞弊和血腥镇压是为了将美国的傀儡、独裁者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对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和一批接近她的人前所未有的逮捕令,因为一项与伊朗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法律由国会通过,之后由于司法机构表示异议,该项法律没有实施。

  另外的事件发生在数百名与会者身上,虽然在时间上距离有点远,但是同样紧急要求解释者做出回答,在当今的世界上他们曾经是左派政策第一线的主要角色:在巴西发生反对迪尔玛·罗塞夫的政变;委内瑞拉人民遭受可怕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厄瓜多尔拉法埃尔·科雷亚进步计划的危机,得到右派支持的莱宁·莫雷诺总统与忠实于科雷亚思想的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之间的争夺,格拉斯因腐败被监禁,他拒绝诉讼,认为那是虚假的。

  

问题的中心是什么?是觉悟或是政治?

 

  以应邀者的身份的参与是值得的,没有让公众失望,公众保持坐到深夜直到事件结束。听众和巴西代表团的高度参与保持战斗性和口号,特别是揭露政变,声援迪尔玛·罗塞夫和“弗拉·特梅尔”。所有的发言都从左派的运动和计划的道德质量强调面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敌人,直到在它们的政府的社会政策中明显的成果。

  但是,论证的弱点在于对进步政府的危机的最后解释,讲述者将危机集中在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还没有获胜,因为群众的觉悟而不是因为进步的政府在它们执政期间实施的政策的具体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抽象地谈论自我批评,但在很少的情况下具体地谈论。

  问题在于我们的左派不善于为了进步的计划彻底赢得社会的中间阶层,由于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觉悟的分量,为此它利用了大众媒体。讲述者们将有关实际上是否采取具体适当的措施解决民众的重大需要的辩论放到一边,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实际过渡,但这种观念并不存在。

  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对所有的演讲者都是共同的,改革计划的领导人都犯一了个根本的方法上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一种培养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对于大多数与会者、职业工作者、教师和学生来说要通过学术的渠道,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和研究获得政治觉悟。

  但是,本世纪初发动起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选举将所谓的进步政府推上政权,为了选举以实践的办法培养觉悟,通过政治行动的渠道和对政府与政党的经验提高觉悟。

  任何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或革命都没有实施,因为人们达到一种哲学(意识形态)上理解如何建设社会,而且通过实验的渠道和领导人与政党的错误,希望他们解决问题,支持他们,直到他们表明自己的承诺是前后矛盾的。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进步政府乘着有利之风航行,与此同时原料价格的上扬产生财政顺差,以此为社会计划提供资金(补贴),在每个国家没有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但是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利润下跌,改良主义的形象结束了。出现进退两难:或是预算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服务,或是补贴穷人,如同迪尔玛对在巴西的政变清楚解释的那样。

  我们认为,这应当是辩论的中心,是否采取什么实际的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的逻辑,以便现实地解决民众的需求。政府尽管有一种美好的进步的思维,但是不能采取真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以便不触碰资产阶级,它们就会收到人民群众选举逻辑的惩罚。

  这不仅是一个觉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为了饥饿的人民的问题,他们受到超级剥削是具体的,因为这代表着他们日常的生存。尽管无疑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一切的中心问题在于是否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措施。

  对于这些领导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内部保持他们的政府和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对生产资料现实的社会化进程和劳动者阶级参与对经济的控制迈出步伐。相反,在大会的演讲者中间很多人要求对“民主”做出承诺,没有提到阶级(资产阶级,如厄瓜多尔总统莱宁所要求的那样),放弃不清楚的或间接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坚持认为这是过去的武装斗争的事情。

  

从莫内德罗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到穆希卡的人类学二元论

 

  胡安·C.莫内德罗认为,我们处在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它博得我们的居民的想象,使人相信通过金钱可能实现任何的天堂,说服许多劳动者相信中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工作正推动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在政治上授权政治家和政党,故意建设冷漠,说服我们不存在对模式的选择。

  莫内德罗认为,对这三个“解放的思想”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攻势的回答应当是:一种“应有的狂怒”(如墨西哥萨巴塔民族解放军所确定的那样)、参与和承诺。他建议采取四个行动:1,不要个人帮助建设社会对制度抵抗集体的“马赛克”;2,要求对控制“中层群众”的媒体进行一次“媒体的改革”;3,在获胜的时候将政党与机构的职务分开;4,是在辩证的或双重的政治行动中,因为“确信并没有巩固”:同时政党和群众,市和国家,国家和全球,领导和参与等问题没有解决。在他的思考中不包括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炽热的危机和“我们能够”(政治组织)对此采取的政策。

  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在拉丁美洲左派不再是有智力的、有证明价值的和有牺牲精神的,如同在70年代那样。他强调进步政府社会政策的成功:将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2.1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1.4亿人;中产阶级的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10—15%,社会支出增加了10%。此外通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实现国家之间有主权的合作,没有美国的监护。

  但是他认为“事情不像五年前那样了”,因为“对于左派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期”,尽管他否认“进步的周期”已经结束,强调广泛阵线在智利和秘鲁选举中的胜利。正是他特别进行自我批评,指出左派和它的政府的七点错误;1,当它治理国家的时候,经济占统治的地位,“如果经济失败的话政治也就失败”;2,在投票者的“强硬核心”和联盟向中间阶层扩大之间统治权的辩证建设;3,必须在加在一起之前在智力上打败对手;4,必须改造认知的结构,改变与媒体的关系,以便能够从道德上在人们的头脑中获胜;5,永远不要低估对手;6;在有魅力的领导人与集体之间存在不平衡;7,腐败,因为“道德的完整”是左派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如果失去“道德的完整”会比选举失败更糟糕。

  迪尔玛·罗塞夫的演说集中在她的国家政变的进程。要求恢复巴西工党政府的社会政策,指出巴西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只是为有选择的居民实施“模范的计划”,与此同时卢拉(前总统)的政府和她的政府实施庞大的社会计划,4600万人参加了“家庭补助金”计划,6300万人加入了医疗计划;(为了穷人)冻结家用天然气的价格;“中产阶级”上升到4000万人。

  从2014年开始,巴西开始危机的时候,1,“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立即对财政收入产生后果;2,美国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3,大宗商品的生产明显下降(6—10%)。

  她认为右翼的反对派结果不可能在选举中战胜工党,反对派正是因此将社会预算定罪和厌女症决定发动政变,为此对本国媒体的采取控制。那次政变有三个目标:消弱金砖国家集团,将反对新发展主义、国家的工业经济模式强加于人和瓦解国家;反对社会预算(总统特梅尔将其冻结20年)。

  迪尔玛在演说中没有对她的政府和工党做自我批评,也没有提到她开始的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以及和巴西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联盟。她要求,与市场(受到调控)有一种可能的“合情理的关系”和对历史做出承诺(“历史真实的一面”)。

  何塞·穆希卡演说的逻辑论据是在历史上存在两重性,使人的人类学本质成为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和集体的团结之间的斗争。他认为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这场造成“人的条件”永久斗争的更新。左派为了共同的利益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是一场从来没有彻底获胜的斗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打败,从来没有获得彻底的胜利”。

  

是同样旧的辩论:改良资本主义或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从会上演说的内容特别是加西亚·里内拉和罗塞夫的演说可得出两个清楚的结论:积极的结论是进步的政府已经表明它们作为唯一的调控者谴责市场(资本主义),从国家采取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明显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消极的结论是进步的政府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生产的结构,没有在世界市场上确定原料的供应者,因此它们的社会成果是有限的和可以逆转的。

  进步的政府的危机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内自我堵塞,因此成为制度的矛盾本身:世界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原料出口价格的下跌,社会计划所依靠的财政收入下降,生产的停滞,其后果是增加贫困、失业和犯罪等。

  最富有戏剧性的情况是委内瑞拉的形势,那里存在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必需的产品明显供应不足,只是由于保持国家向家庭提供社会援助的中等速度,情况才没有变得更坏。尽管形势严重,通过国家向私人企业提供外汇,保持一个进口的系统,没有将银行国有化。因此,作为玻利瓦尔进程敌人资产阶级的购买力保持没有变动,这个资产阶级曾进行破坏和支持政变。

  拉美进步政府已经经历15年,拉丁美洲国家继续是原料的单一出口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由寡头精英们控制,劳动者阶级突出的问题是就业匮乏,工资低,失业和非正规劳动的指数很高,其结果是贫困,公共服务、医疗和教育的质量低下,暴力的指数缺乏。总之,我们的国家变化很小。

  这次在蒙得维的亚辩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主观的因素或阶级的觉悟,这种觉悟的建设有助于劳动者阶级在通过工会和代表大会一类的机构(如智利阿连德时代工业带的做法)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时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

  但是在这方面进步政府也犯了“自杀性错误”,不允许独立人士的活动和在阶级的机构内进行民主的辩论。相反,把“客户的操纵”放在优先地位,削弱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变革进程提供力量的民众的行动,这也间接地削弱了自己。

  这里重温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革命(俄国革命)胜利的领导人列宁的教导是合适的,在20年代特别艰难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一整套对俄罗斯的资本家有利的措施,但是在这里设计继续确定将那个进程作为社会主义进程的界限:“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引入工人的控制,银行的国有化,是引向社会主义的其他许多措施,仍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是把我们大踏步引向社会主义的措施。我们不对农民和工人承诺很快成为一个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说: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密切的联盟,坚决的斗争,不萎靡不振,因为苏维埃政权将我们引向社会主义”。

  (本文原载2017年12月27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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