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人民供销社”戳了谁的脊梁骨?

2022-11-05
作者: 赵皓阳 来源: 大浪淘沙公众号

  最近铺天盖地的“供销社重出江湖”“供销社回归”“供销社重启”的新闻,看得我头疼,人家压根就没有“退出江湖”好不好:2014年的时候还举办了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26万亿元——注意这个单位,是“万亿”。同年淘宝的销售额是3.4万亿,大约是供销社的小一半。

  所以压根就不存在什么“重出江湖”的说法,人家一直就在江湖上,从数据上看还是江湖头号扛把子,不知道一群人高潮个什么劲。

  我强烈怀疑,那些炒作“重出江湖”的媒体人,还有看到“供销社”三个字就吱哇乱叫的人们,是不是从来没走出过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从来没留意过这个广袤的真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出入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穿梭于高楼林立的CBD,每天网购的进口美食次日就能送达,在7-11和罗森惬意地购物——还必须要发音为“seven eleven”和“Lawson”,倍儿正宗……

  你们不会以为全国都这样吧?不会吧不会吧?殊不知供销社体系在农村和乡镇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城市的布尔乔亚们应该明白:自己的所有生活都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世界比你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我就很好奇,就算没有其他地区生活实践经验,至少应该旅游过吧。旅游也不是网红景点打卡,得看一看当地风土人情啊。我去泸沽湖玩的时候,四川这半边有一个达祖村,村里有一个德庆林寺,寺里有一个老师父和一条很开心的狗,就在这寺庙往稻城亚丁去的路上,就有一个供销社,我在里面买了好几个橘子,补充一下维生素。

  我去西藏玩的时候,从波密县去然乌湖的路上,也遇到一个供销社,就在318国道旁边,我在这里买到了无糖可乐。

  我在林芝的时候,住雅鲁藏布江边的玉松村,这个村因为游客比较少,只有一个小卖部,只卖一些“康帅傅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其实玉松村的村民不穷,因为在雅鲁藏布江景区内,每年分红都很多。但是这里的消费场景就相对贫瘠,要想买一点丰沛的产品,就得驱车20公里前往派镇,那里才有供销社和规模大一点的超市。否则就腰缠万贯,却只能吃“康帅傅”。

  所以供销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记住这句话,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探讨一下供销社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科普一下供销社系统对农村、偏远地区人民的意义,这是极好不过的。但我是万万不能理解,为啥相关新闻和文章,用的都是“从前有这个东西,后来没了,现在又有了”这种口吻,这不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刻意扭曲事实吗?

  这个世界不是万事万物都为小布尔乔亚准备的,然而就是有群小布尔乔亚非要看见一个陌生的名词就开始叫唤了,然后把自己想象成这个陌生事物的受害者,觉得啥都是针对我来的,未来不会好了。呸。

  再讲一个我在阿坝州的见闻:这个婆婆是当地的帮扶户,家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爷爷,这几年扶贫干部帮他家修了房子、修了露台,还有入户的自来水。婆婆特别热情,本身就挺困难,还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都是品牌酸奶、饼干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别人送给她,一直舍不得吃的。

  婆婆跟我们讲,她年轻的时候见过野生大熊猫。他们藏民管熊猫叫“白熊”,对应的是那种“黑熊”。她说野生大熊猫特别干净,因为深山丛林有露水帮它“洗澡”(相比而言圈养的大熊猫就很脏),而且身手敏捷,攀山越岭如履平地。

  然后婆婆又回忆起她刚嫁过来的那些时光,打水要翻越一个小山包,来回将近三个小时,还要挑着两桶水,真的很苦。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让这个小藏寨变了大模样,现在自来水、电网、通讯基站、公路直接修到家门口了,特别感谢国家、感谢党。婆婆家里面正中央就是两位主席的画像,下面摆着一个果盘放着苹果瓜子。

  他们藏寨总共就十几户人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修公路、修基站、建电网,几辈子也收不回成本来。然而这种事情就必须要有人做,因为这十几户人家也是人家,poor lives matter——穷人的命也是命。我讲的这个故事,供销社背后也是相同的逻辑。

  网络上布尔乔亚们的“供销社惊诧论”,其实挺说明问题的:我看不见的东西、我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东西,即不存在;存在也不合理,那是为了迫害我。

  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

  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地指出:“现如今各国的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写道:“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街道的阴暗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要向这种新自由主义堕落吗?不。虽然现在恶臭的精神布尔乔亚们有了类似的苗头,但是我们不能任由社会这样割裂下去,伟大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役就是最好的证明。

  希望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在《李达康浴火重生》中讲的故事:《人民的名义》续作《人民的财产》中,讲述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京州市委班子的后续故事:靠土地、买房维系京州的经济发展渐渐动力不足,李达康为了急于用土地财政续命,加急上马旧城区改造,因为工期赶得太死,出现了“野蛮施工”的现象。结果施工队挖断了煤气管道,引发了爆炸。而爆炸中心则是煤矿工人棚户区和孙连城任职的少年宫。

  孙连城在大火中救出了几个儿童,自己身受重伤,同时也成为了见义勇为的大英雄,媒体争相报道“前光明区长舍身救人”的大新闻。李达康也拿着鲜花果篮去探望孙连城,结果孙连城压根就不鸟他。反而被李达康“懒政培训班”处理过的几批干部,把孙连城当成了精神领袖,京州市不满李达康的力量也聚集在孙连城的病床前,反映各种问题。当年陈岩石在的养老院被称为“第二检察院”,结果孙连城的病床被称为“第二纪委”。作者也非常有幽默感。

  在“九二八”事故发生后,李达康终于痛定思痛想要改变自己。他先是“微服私访”,去了棚户区做了深入调查,这其实就改变了他以往的作风。如我们上文所述,李达康在光明湖畔听见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第一感觉是“煞风景”,那是如果他去大风厂走一走,了解一下工人们的实际情况,那一晚大风厂的悲剧就很有可能避免。原著中对那个场景的描述是:李达康在山上看风景,大风厂工人在山下唱歌,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但终究没有碰面。描写得就非常有艺术性。

  李达康只是工作作风强硬的“酷吏”,但并不是没有良心,从他怒斥孙连城让其改造信访窗口来看,李达康的共情心理是正常的,并没有被位高权重的现实所磨灭。所以在受灾的棚户区,李达康触动了,他表示:“九二八一声爆炸,把我炸醒了,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来,我们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是欠了一些债的!比如京州,就欠了这些棚户区群众的债……”这其实就是直面了贫富差距、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了。

  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我们见证了李达康彻底改变,下面这两段话非常重要,建议全文背诵:

  李达康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会市的市委书记,犯了一个大错误——没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扶助弱势群体,没有给这部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李达康几乎是哽咽着,说出了棚户区居民对市委和政府的尖锐、刺耳的评价:你们政府的GDP增长和我们没啥关系!

  李达康眼中泪光闪动: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没关系了,那我们工作和奋斗的价值又在哪里呢?GDP增长的价值又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不是失了职啊?我就痛悔自己失了职!如果五年前我能坚决一些,不把GDP看得那么重,对弱势群体多一些关心和扶助,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废除那个阻碍棚户区拆迁的24号文件,也许就不会有“九二八事故”了……

  “没有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关注扶助弱势群体,没有给这部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你们的GDP增长和我们没啥关系”“如果我们的工作和奋斗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没关系了,那我们工作和奋斗的价值又在哪里呢?GDP增长的价值又在哪里?”这些都是十八大之后的新提法、新理论。

  再次强调一点,作者周梅森创作《名义》和《财产》,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目的性,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任务”。他不是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名著形象,分析李达康内心矛盾、痛苦、抉择、破茧重生,他不是以人为中心,完善李达康形象的弧光、经历、心理描写,说到底,李达康是为上面两段话服务的。

  李达康的“懒政培训班”上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那些懒政的干部没有做到,其实李达康本人也没有做到,他一直是在“为GDP服务”。直到《财产》中,他才真正领悟了这五个字。

  所以说,李达康的改变不是自己的改变,是作者需要他改变、是形势需要他改变,是在《名义》之后,作者选取了人气非常高的李达康书记,用他来做新的政治宣言的传声筒。

  李达康知道,这次他和吴雄飞十有八九是在劫难逃,吴雄飞下台是肯定的,他估计也会下台。沉默片刻,李达康问:老易,你知道像矿工新村这样的棚户区我市有多少?住了多少居民吗?易学习是个明白人:这我当然知道,连片棚户区十四个,居住人口为五十八万六千人。

  李达康放下酒杯,感慨不已:五十八万六千人啊,占了我们京州六百三十万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啊!这部分群众没有获得感,没有幸福感,我们就没有尽职尽责!如果我们继续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还配当共产党的官吗?

  易学习看着他,怔住了,那张熟悉的脸上现出了几分激动神色。李达康真诚道:老易,哪怕罪加一等,我也不抱怨!就算下台滚蛋,到时我也会向上面要个官,做京州老城改造总指挥,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全面改造棚户区,让五十八万六千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所以这就是李达康的“浴火重生”,“浴”的是实实在在的两次大火——大风厂的“九一六”大火和少年宫棚户区的“九二八”大火,两次大火烧醒了李达康,让李达康意识到:我们的发展成果不过不能被千千万万人民享受到,那我们的发展就毫无意义。

  那么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多年以来坚持为农村服务的、为偏远地区服务的“人民供销社”,究竟戳了谁的脊梁骨呢?聪明的小朋友们请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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