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极左，岂能绑架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最近，一个词汇在公知们的话语里频频出现，这几乎成了一种向社会大众进攻的最有效的武器，成了恐吓社会正义言论的一根毒棍。这就是常被一些公知们咒骂群众的两个字“极左”。

　　大凡说你是极左，你便常被人一下子用异样眼光看待，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至于你是否是极左，已经并不重要。这并不怪我们这个社会，许多年来，关于极左，为大众太熟悉了，教科书上有，各种政治教育有，报刊文章更是屡见不鲜。因为这个词汇，曾让我们吃过太多的亏，所以把你称为极左时，对你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谈左色变，因此用这样的词汇攻击对手，很有效。

　　历史上，我们党确实犯过多次左的错误。左，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时机不到的急躁冒进。二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使自己陷入孤立。三是动辄上纲上线，对人一棍子打死。党史上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直到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曾与左关联。我们确实都吃过左的亏，上过左的当，特别近些年出现的极左这样一个词汇，让社会确实深恶痛绝。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极左”，与我们对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更准确的说，这如今不过是社会公知们向正义向大众进攻的一根棍子。在公知们那里，什么左与右，已经失去了它本来讨论的意义。这个地方所指的极左，对于公知们来说，其实他们通称左派。为什么说是极左，因为极左这个词汇，对于更多的大众来说，具有更加强烈的打击力量。其实，在他们眼里，所有与他们对立的观点都是左。一个左便可以吓退对手，便可以扣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帽子。这种认识，不仅在一些反动公知哪儿，在有些机关干部眼里，不乏代表人物。有些人确实被吓怕了。我们就不说了，大家会理解的，多说了文章就会被搁浅的。

　　那个写武汉日记的方方，作为一个“帽子工厂”的制造商，给反对者制造的帽子已经够多了：文革余孽、极左、左粉等等，等等，能想到的名字几乎都想到了。那个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女名人更是直接了当得很，在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里，连“极左”也不说了，居然开口大骂，用极其粗鲁极其肮脏的一般非女人文人所说的词汇“傻X”，来概括所有对武汉日记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大众，在这个女人眼里，这些对日记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大众，都是群氓。所以只能称之为“傻逼”。

　　如果说这些意见还可以视为泼妇骂街的话，有些著名公知的言论，那可不是骂街了，那是歇斯底里地在咒骂我们的共产党、咒骂我们的民族、侮辱我们的国家、在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仇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