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的

　　旧中国瘟疫肆虐，人家给起了个“东亚病夫”的外号。

　　这个外号带有羞辱性，人们很不平，也很气愤，老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人高马大的外国人摆擂台，明摆着欺负咱，咱总有武林高手飞身跳上台，几经交手，把外国大力士放倒在地，霍元甲踢飞了金钟罩，东方旭打翻了达得洛夫，快意人心，但这改变不了“东亚病夫”的事实。

　　因为那时老百姓没有医疗卫生的保障，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在民间流行，疟疾、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性病、结核病(俗称痨病)等等等等，建国初期，仅血吸虫病疫区就达200多万平方公里，感染病人1200万人，病人骨瘦如此，肚大如鼓，丧失了劳动能力。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在中国进行战时采访的美国美国记者西奥多.H.怀特写了一本叫《中国的惊雷》的书，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

　　此时的毛泽东也曾写下一首诗叫《忆重庆谈判》，诗中写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1960年4 月 13 日 晚上，毛主席在钓鱼台召集开会，他在会上说：“革命胜利，人家是相信的，建设方面人家不相信。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一千三百多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

　　毛主席是怎样洗刷“东亚病夫”之耻的?

　　方针：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措施：

　　改善环境卫生状况，发动公共卫生运动，消灭“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控制传染源;

　　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培训医务及公共卫生人员，在城乡建立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配置设施，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共同执行公共卫生计划;

　　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参与意识，调动群众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人民战“疫”大局面;

　　建立合作医疗和公费医疗体系，在农村，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运动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相继在很多人民公社建立起来，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体系，为城镇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大力发展赤脚医生，半农半医，就近服务， 到1978年，全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

　　降低就医成本，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基本是免费的，1950年代初，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开始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控制药品价格，大幅降低青霉素、链霉素、解热镇痛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等关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药品的销售价格，并逐步进行大幅降价，降价幅度最高达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价涉及1200多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70%以上。

　　1957年，霍乱得到有效控制;

　　1958年，血吸虫病得到有效控制;

　　1959年，性病在中国绝迹;

　　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成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最后一个地点;

　　1964年，鼠疫在中国得到了完全控制;

　　1970年代，疟疾逐步销声匿迹;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他从茨坪人民公社社员那里了解到，农村中还缺药少药，人们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根本去不起。毛主席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说：“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与一些医务人员进行谈话，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也就是在这个谈话中，他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之后的十年，医疗资源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重要转移，医疗卫生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城市医院和医学院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诊所和地方培训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医生。城市医疗中心和人民解放军都派出了大批流动医疗队奔赴农村，并要求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要在流动医疗队或公社的医疗中心所设门诊轮换地去工作一段时间。1969年，培训赤脚医生计划发展得很快并且已经系统化。到7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的医疗辅助人员活跃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上。

　　“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了提高环境卫生和公众卫生的水平，开展了以预防医疗为主的群众运动，不久，政府就自豪地宣布说，新中国已经消灭了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鼠疫、麻风以及性病和吸毒等。结核病和大多寄生虫病也被限制在了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国家花了大量资金用于医疗培训和修建医院，过去这些事情主要依赖于外国的慈善机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7年间，建立了800座西医医院，病床从30万个增加到90万个。受过现代西医培训的医生数量由1949年的4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5万人，还有17万护理人员。”——莫里斯.迈斯纳(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它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对于中国卫生部分的讨论直接称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美霞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一位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在了解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之后，曾这样说：“科学进步，医药方面的新发明，虽然各国都有，但是医疗卫生普及人民，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防病治病工作，恐怕只有中国做得最彻底了。”——《参考消息》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卡萨努埃瓦在1971年11月1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上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发言。

　　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

　　毛主席早年上学的时候，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别名“毛奇”，这不就是毛主席创造的奇迹吗?

　　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的时候，毛主席说可以怄气，但不要把愤怒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他用二十几年的功夫，带领中国人民一番苦干，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抛掉了。

　　当人家说你“东亚病夫”的时候，让他说好了，地球那么大，人又那么多，你能一个一个去堵住人家的嘴吗?毛主席说人家是要看实力的，让人家闭嘴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强健起来，而不是群情激愤，打嘴官司。假如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只顾跟那些说我们“东亚病夫”的人打嘴仗，而毫无实际行动，“东亚病夫”的帽子是摘不掉的。

　　曾被世界范围内推崇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按台湾学者陈美霞的研究，是《大逆转》了。

　　我们现在的国民疾病状况也是非常严峻的，每天就有一万多人确诊为癌症患者，我国的糖尿病患者有一亿多人，心脑血管患者2、3亿多人，各种精神疾病患者1亿多人……不用关注这些数字，我们从身边人、周围人患病的情况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你是个聪明人，人家说你是笨蛋，你也变不成笨蛋;

　　你是个健康人，人家说你是病人，你也变不成病人。

　　你又何必在意人家说什么呢?

　　1945年，毛主席给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写信，说：“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你看，这是何等的豁达?当人家骂我们“病夫”的时候，完全可以当做“鸦鸣蝉噪”的。然后我们埋下头来，看看毛主席当年为我们建立起来的医疗卫生体制到底有什么独到和可取之处，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的，研究一下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研究一下仍在大量进口的转基因食品跟多发的疾病是否有正相关联系，研究一下怎么让我们的人民喘的更安全，吃的更放心，医的更有效。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段比较有诗意的话：

　　“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起于荒芜，兴于艰难，它是那些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交出的一份答卷，这份答卷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赏心悦目，没有什么浓烈的涂抹却泌人心脾，没有什么刻意的雕饰却满堂喝彩，没有什么奇巧的阔论却立意高远，它就象从田野里走来的泥腿子一样朴实无华，带着青草的馨香，散着泥土的气息，它是一棵春苗，蓬勃地生长在最广阔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放在这里，表达对毛主席为中华民族洗刷“东亚病夫”之耻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