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会怕我们的“孔夫子”吗?
只要一说起“圣人”,人们自然会想起孔子。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绝大一段时期里是尊崇“儒术”的,孔子的学说,从“术”而“经”,逐步达到“独尊”的最高地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也无论这朝代是哪个民族所建,都撼动不了孔圣人的无上地位。
封建社会里孔子的圣象无处不在,庙宇里,学堂里,家庭里,供人们祭拜。
小孩子文化的启蒙便是念“经书”,无一例外。毛主席也是念了七、八年的经书,他从七岁开始,一直读到十三岁,他多次说过:“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
让孔圣人摇摇欲坠的是“五四”时期的青年,他们愤怒地喊出了在旧学看来大逆不道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砸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孔子像”,造了孔子的反。
毛主席便是这造反的一员。
1919年7月21日,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说: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要造圣人的反,必然也会引来反对声。
毛主席曾经非常崇拜的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先生就很动肝火,有一次广州因为修马路,要折毁明伦堂(旧时孔庙的大殿名称),就找当地的官员,指斥他们“侮圣灭伦”,说自己游遍了全世界,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毛主席就写文章讽刺说:“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湖南的地方长官张元奇也对反孔潮流愤愤不平,他说:“什么讲求新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宗孔逆挽潮流。”毛主席也写文章进行了讽刺:
“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要起来造孔子的反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大清都亡了,西方列强打进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衣铱的“儒经”哪里还有继续念下去的必要啊!
中华民族要摆脱危亡的命运,惟在新文化。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演中阐释了新文化的观点,他说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也有半封建文化:
“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