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不打第一枪”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纠正了“书生主观的错误”，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便成了一个共识，成了共产党人的普遍真理和主张。

　　毛主席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中国革命实现了从“书生造反”向武装革命的根本性转变，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枪杆子造出了一个新中国。

　　枪杆子事关革命的成败，没有它，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枪杆子是如此重要，但毛主席还有另一条主张：不打第一枪。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虽然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但磨擦仍然不断。毛主席制定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说：

　　“这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了在自卫中“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说：

　　“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 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解放之后，毛主席也屡屡表达“不打第一枪”的观点。

　　1956年1月22日，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应代表团的要求，他就国际局势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

　　“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没有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来了，我们准备打。……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

　　1962年1月29日，毛主席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而是打进攻防御战。林彪讲完后，毛主席非常赞同林彪的这一观点，他说：

　　“给你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

　　毛主席“不打第一枪”的主张表现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上，尤其鲜明、突出。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印度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不断推行“前进政策”，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毛主席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总参谋部根据毛主席的定方针制定了《西南地区边防守则》，《守则》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直至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才进行了坚决回击。后来毛主席谈起这场战争时说：

　　“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

　　打仗，都明白一个“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先发治人，打人个措手不及，占尽优势，取得先机。毛主席用兵如神，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而为什么他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后发治人呢?这要从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战争的政治观。毛主席认为战争即是政治，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他在1929年12月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明确批评和纠正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他说：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因此，毛主席打仗考虑的更多的是政治的意义和必要性。在抗日战争中对国民党的反磨擦自卫战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不开第一枪，从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 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 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就这样，国民党在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和磨擦中，政治道义一点一点地流失，而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政治道义在不断累积，整体实力不断壮大。

　　在对印自卫战中，毛主席对印度的进逼保持了让人难以想象甚至是难以理解的克制，考虑的也是政治。他曾分析这样做的道理：

　　“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在忍无可忍进行自卫反击后，尼赫鲁摆开拼命的架势，要大干一场，而毛主席则点到为止，鸣金收兵，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并将缴获的人员、武器、装备全部还给印方。这一招，大出印度和国际社会的意外，国际舆论普遍叫好。毛主席称这次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认为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稳定。而实际上这一战何止保持了十年稳定，那一场“政治军事仗”，直到今天仍在安享着他的荫护。

　　二是毛主席的大局观。毛主席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打仗不是他的目的，和平才是他的目的。例如，抗日战争结束后，和平和民主是中国的大局，也是世界的大局。为了这个大局，毛主席将生死置之度外，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很多人，包括重庆的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士，都说跟蒋介石是谈不出好结果的，内战是蒋介石早就定了的，毛主席自己“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他同时认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因此只要有一线和平的希望和曙光，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会议纪要《双十协定》，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会上说：

　　“《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服从大局，就会占理;不服从大局，就会输理。先“理”后兵，有理走遍天下，在坚持大局的原则下，毛主席为共产党趟出的路越走越宽。

　　三是局势的战略观。毛主席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他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对宏观世界的准确分析和把握之上，例如在中印问题上，毛主席一让再让就是基于这种宏观分析。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他说：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同时，毛主席更认识到，中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绝不不仅仅是中印度之间那么简单，美、苏联等国都在支持印度，他们巴不得中国对印度开第一枪呢，好借机对中国进行打击。毛主席的忍让，是国际斗争大势中做出的相应对策，他在创造和等待一个战略转机，等待一个“该打的时候”，然后“坚决、 彻底、 干净、 全部消灭之。”

　　四是毛主席的哲学观。毛主席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善于用哲学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的哲学思想融入了他的军事思想之中。他认为：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

　　他得出一条结论：侵略的一方总归要失败，防御的一方总是要胜利。这条结论不仅来源于实践及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哲学分析的结果。在侵略与被侵略这一矛盾体中，侵略一方呈现为旧的方面，被侵略一方呈现为新的方面，由于侵略激起的反侵略力量不断增强，新的方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上升为支配的东西，逐步取代旧的方面，消灭侵略者，取得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不打第一枪”的观点，也包含着他的哲学思维，不打第一枪，在于创造、积累和调动矛盾的积极因素，向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甚至于实现矛盾的逆转，取得矛盾的支配地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还有象他在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方针中提出的“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无不体现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历史早已经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总是要先开第一枪，时时处处要占上风的蒋介石最终是节节败退了，有时看起来占了先机和上风，回头一看却是在走一条下坡路。建国后第一战“抗美援朝”也是这样，美国人也是不可一世，在我东北扔炸弹，杀我人民，不断挑战中国底线，眼看要踏平朝鲜，饮马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发治人，把美国人赶回了“三八”线。

　　“不打第一枪”，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畏战，而是为把仗打好。

　　1954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提出: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采取办法才行。毛主席说：

　　“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问题，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还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国务院总理也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根据宪法草案第二十条，我们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哪个打来我们就打，讨论也不要讨论。”

　　“不打第一枪”，但要防范敌人打第一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后半句才是最重要的，当敌人枪响的时候，要有“犯人”的意志，要做到“犯人”必胜，必须做好“犯人”的准备。

　　毛主席对付蒋介石的内战是如此。“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应对美帝、苏修的侵犯，也是如此。“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如果没有准备，“不打第一枪”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这个准备，是全军、全民的动员和准备，不能有任何的偏废，如果只是军队动起来了，而老百姓还是一片莺歌燕舞，没有联动，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准备，还是毛主席说的那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对于毛主席“不打第一枪”的思想，我们今天该怎样去理解?尽管我们不能拘泥于前人的论断，因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对中国的威胁与讹诈，仍然可以追源于二战之后对中国的大战略方针，只是增添了许多更加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毛主席的“不打第一枪”的原则还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的，当然，毛主席的“枪”，并非具体的“枪”，而是用枪来比喻“侵犯”，敌人侵入了你的领海、侵入了你的领空、侵入了你的领土，那就是向你开了枪，就需要你的“犯人”亮剑了，就需要果断地打出你的枪了。

　　决定成败的从来就不是打不打第一枪，而是枪声背后的众多因素，毛主席就是长于调动这众多因素的行家里手，因此可以说，他的“不打第一枪”，更是对战争胜利的高度把握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