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反“贸易战”
“贸易战”是战争的一种手段，战争时期的封锁和禁运，就包括商贸的封阻，通过这种手段，造成敌方物资的匮乏，达到困死的目的。
有“贸易战”，就有反“贸易战”，毛主席是反“贸易战”的一把好手。
反“贸易战”，要懂贸易，懂经济。毛主席是懂贸易、懂经济的。
1919年9月，毛主席草拟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他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关于实业问题，即包括了“海外贸易经营问题”。由此可见，毛主席年幼时便懂得海外贸易是“现代人生所必需”的了，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了。
毛主席对商业贸易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起来也是扎实透底。他说：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1930年5月，毛主席在江西寻乌调查，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进行协助，对这次调查，毛主席非常兴奋，他说：
“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这次寻乌调查，毛主席可谓把寻乌调查了个底朝天，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在寻乌的商业一章里，盐、油、豆、酒、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豆腐、打铁、爆竹、理发等一应俱全，全都摸了个透。调查到什么程度呢?譬如盐吧，他调查到：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他还调查到这五家盐店每一家的户籍，本钱，生意规模，生意状况，家里人口结构等。
假如毛主席是个生意人，这样细致地考察一个生意项目，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富商巨贾。
因为对贸易的充分了解，毛主席在反“贸易战”中也表现出了卓越的反击能力。
在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面临的封锁是难以想象的。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井冈山的斗争情况：
“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主席在1933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说：“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怎么办?
“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1934年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阐述了“我们的经济政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通过这些经济政策，“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在具体工作方面，他说：
“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面临着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封锁。怎样在封锁下求生存?仍然离不开贸易。1938年8月17日，毛主席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发电指导边区的货币政策，他指出：
“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1941年8月6日，毛主席给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写信探讨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他写道：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对盐的出入问题，他写道：
“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 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1945年1月1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
“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学习做生意的要求。
1948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解决8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他说：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说：
“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在革命战争的每一个时期，毛主席无不把贸易作为破解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手段，通过贸易解决军民的物资短缺，作为解决民生和军队需要的重要补充，如果没有贸易，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反“贸易战”是非常成功的，他曾回忆延安被封锁的情况：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
这些困难的克服，固然主要是解放区军民发展自给经济保障供给，但也不能忽视对外贸易的巨大作用。胡乔木曾回忆说：“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边区1941年盐的运销量大幅上升，从1940年23万驮增至近30万驮(每驮150斤)，这对支持边区的财政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在日本人所不能侵入的中共区里，在抗战时期，农民实际上过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这也说明一件事，毛主席在军事上用兵如神，在革命战争中反“贸易战”也同样“用兵如神”。
对未来国家贸易的大政方针，毛主席是一直成竹在胸的。
1936年7月至9月，他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时，曾就这一问题答复说：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 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
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次全会上，毛主席谈到贸易问题时表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关于同外国人作生意，他说：
“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6月3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的外交政策，构置了一道封阻中国的铜墙铁壁，不仅提议成立了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还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美国一些众议员、共和党人还成立了民间组织“一百万人委员会”，反对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
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反“贸易战”这一严峻的挑战。
其实，毛主席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从战略上是蔑视的，比这更苦的封锁都过去了，美国的贸易战又何足挂齿呢?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写道：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就出访苏联，目的非常明确。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他致电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通报会见斯大林和中苏第一次会谈情况。电报提出：
“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
1949年12月22日，毛主席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
“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这样，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社会主义苏联这边已经打开了缺口。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 ，由周恩来负责。
1953年5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促进我国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我国对外贸易部门应经常了解其需要，提出确实的计划。在我国生产方面，应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必需的产品。此事应由国家计委加以注意。”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 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 。
195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1956年8月31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在“在对外方面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的地方，加写：
“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即便对美国，毛主席也没有堵上贸易的大门。1957年3月22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国际组织问题，他说：
“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1961年9月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他在会上说：
“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为了同世界各国的贸易，毛主席把香港、广州作为通向世界的前哨。
1957年4月25日，在广州创立了“广交会”，举办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采购商到会，成交8686万美元。
对香港这一窗口的利用，“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也是毛主席反“贸易战”的神来之笔。
1963年8月9日，毛主席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一行，谈起香港，他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在这次会谈中，毛主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1964年10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一九六五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我国对外贸易构成己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六十、社会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四十时，他说:
“这个合理嘛!资本主义世界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十几个。”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迎来了外交成就的高峰，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世界各国纷纷建交，那个对中国强硬发起贸易战的美帝国主义也硬不起来了，跟中国做起生意来了。用当年乔冠华在26届联大上话说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他说:
“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在联大特别会议上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这是毛主席时代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
毛主席反“贸易战”的一生中，总能从被动而主动，牢牢抓住发展的主动权，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同国民党的贸易战如此，同日寇的贸易战如此，同美帝的贸易战也是如此。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无怪乎几条：毛主席是懂经济的行家里手，他懂外贸;他建立了对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东边不亮西边亮，能从贸易战中撕开口子;坚持自力更生，减少对外贸的依赖度;回归外贸互通有关的本来面目，实施外贸统制，不搞自由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这一条，1965年4月11日，他在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时，在向客人介绍经验时，他说：
“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毛主席讲的这是双循环的道理啊。
如果早一些懂得毛主席的这篇大道理，在今天美国向我们发起的贸易战中，当会减少太多的被动和疲于应对。
回首毛主席反“贸易战”的那些精彩手笔，无论于军事史，还是经济史，都将是不可复制的经典，而那些广为流传的“毛主席不懂经济”的陈词滥调，也该找张狗皮蒙一下，就不要出来丢人现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