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深：一个农民的抗战

　　前言

　　我小时候，家乡河北省平乡县的人们说起抗战，说起共产党县长王东初，都会提到刘坤西。他的故事深深地烙进我的心里。可是，不论编史修志，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当地县志、报纸上都没有提到过这个人。

　　刘坤西是我大舅，是个不识字的农民。我是他外甥，是个史志工作者，年逾古稀要奔八十了。良心驱使我不要沉默，把个人记忆留存于世，补正历史真相的残缺和真假的混存。

　　童年体验：红红火火一家人

　　我兄弟姐妹七个，只有我是在日本侵占时期降生的。没出满月，娘就抱着我“跑日本”，躲避日本扫荡。有一次，怕我的哭声招来日本鬼子，娘用衣服把我紧紧地包住，差一点被闷死。

　　我一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娘生了妹妹，顾不上我，把我送给大妗子抚养。

　　我家和姥娘家相距五里地，漳河从中间穿过。大舅大妗子只有一个闺女，名叫淑彩，比我哥哥大四岁，比我姐姐大六岁，比我大13岁。我从小体弱多病，长到四岁还不会说话，别人叫我“二哑巴”。大妗子依然喜欢我。

　　我虽然嘴里不会说，但心里明白，记忆力好，大妗子说儿歌讲故事我都能记住。我两岁时的春天，害了红眼病，早晨醒来睁不开眼，大妗子抱我到家东面的水坑给我洗眼睛。姥娘村的水坑比我家房后的水坑更宽更大，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蒲草，也有野鸭游来游去。我看见四条腿的青蛙领着一群两条腿的蝌蚪在游，很好奇。大妗子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蝌蚪是青蛙的孩子。刚生下来没有腿，现在长了两条腿，长大后变成四条腿。”——大妗子的话给了我信心，我坚信长大了也能说话。

　　我和二舅、三舅及西院叔伯舅舅家五六个孩子差不多大小。我们在一起玩耍，一起上小学。姥娘整天忙，顾不上我们这群小孩子，我们也不怕她。二舅、三舅和三个妗子都很和气。只有大舅整天绷着脸，没有笑模样。我们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规规矩矩。虽然大舅厉害，但他跟所有舅舅、妗子一样，跟姥娘说话总是和声细语。每天早晨都给姥娘请安，干完一天活，晚饭后围着姥娘坐着说一会儿话，给姥娘道了晚安再回自己屋子。

　　姥娘和奶奶不一样。姥娘的身材没有奶奶那样苗条，脸也没有奶奶白。虽然也曾裹脚，但不像奶奶那样小，算是半大脚。奶奶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烧香磕头，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也是烧香磕头。姥娘早晨睁开眼睛就干活，晚上睡觉前还是干活。

　　姥爷走得早。姥娘不光管全家二十来口人的吃喝和家务，还管三个妗子纺花织布做针线活。

　　早晨天一亮，姥娘就打开院子东南角的水井盖子，打一水筲水，和一团面，点着柴火，给三个舅舅每人烙一张饼，饼上摊着一个鸡蛋。三个舅舅扛着锄头边吃边下地干活去了。三个妗子各自把大孩子叫起来，让大孩儿照顾小孩儿，自己该干啥干啥。

　　三舅的南屋里有台织布机，不论白天黑夜从不停机，三个妗子和大舅家的淑彩、三舅家的淑月姐姐轮流织布。全家人忙忙碌碌，有条不紊。

　　那时候，经过土改，家家有房住有地种，老百姓喜气洋洋，姥娘这个大家庭的日子红红火火。由于姥娘处事大气，合乎情理，全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姥娘家在漳河西岸有一片菜地。三个舅舅早晨去菜地干活时，大舅把姥娘给他的烙饼掰给我一块，三舅把我抱上马背，扶着我，二舅小心地牵着马，让马缓缓地走。漳河里有鱼也有船，岸上有树也有草。草丛里有蚂蚱，树上有飞鸟和鸣蝉。农闲的时候，大舅忙公事，二舅是瓦匠帮别人盖房，三舅去山西拉大锯。

　　大舅先是大葛村村长、后来当杨村乡副乡长，领导农民劳动生产，多交公粮，多纺花织布，支援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他还从县里找来医生给乡亲们治病，也给我治尿频的病。那位医生名叫霍宝印，王固村人，是大舅参加县大队抗日时候的战友，吃住在大舅家里，看病不要钱。淑彩姐姐给他打下手，后来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交公粮是尽义务，乡粮站验质过秤记在每户的公粮证上。卖棉花、棉布、衣服、鞋袜是做贡献，乡供销社到各村验质论数给现钱。妗子、姐姐和邻家的妇女们坐着蒲墩，端着针线簸箩，白天围在树荫下，夜里坐在月光里，有的摇纺车，有的缝针线，手里忙着，嘴里哼着小曲儿，说说笑笑。我们小孩子仨一群俩一伙，在旁边玩耍。姥娘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这儿瞅瞅，那儿看看，夸夸这个人，说说那个人，让大家早起点、晚睡点，干快点，把活做细点，多往供销社交货。乡政府对各村搞评比，大葛村人心齐，总是得第一。

　　少年耳闻：大舅入党，全家支前

　　王东初烈士像和简介(邯郸烈士陵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的家乡。

　　我在十年前应邀为母校平乡县一中校志作序时，曾经引经据典简要介绍家乡的山水形胜、文化传统，被许多人引用。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南部，京广、京九铁路之间。自古得山水形胜之势，为“一方要冲”。早在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在县境王固一带筑沙丘宫。武灵王饿死于该宫，秦始皇东巡驾崩于该宫。历史上著名的“巨鹿大战”发生在今平乡镇南一带，成语“破釜沉舟”也源于此。著名的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和唐朝名相魏征都是此方人士。

　　这里是燕赵故地，崇文尚武，多慷慨悲歌之士，是梅花拳的发祥地。河北梆子、丝弦等戏曲盛行。各村都有一些人通过戏曲、故事等形式传诵着名人轶事和传统美德。

　　1939年，大妗子的娘家人李常德介绍我大舅加入了共产党。李长德是我县地下党负责人。1940年，肥乡人王东初来当县长后，认识了我大舅，二人结为拜把子兄弟。县大队经常到我姥娘家休整、补充给养，王县长住在我姥娘家，管我姥娘叫大娘。姥娘领导三个妗子、我娘、我姨和村里的妇女们给他们烙饼、蒸干粮，做衣裳、做鞋袜。就连当时才十来岁的淑彩姐姐，也当起了交通员。有一次，王县长把一张写着字的纸，缝在她衣兜里，让她去油召桥村桥头的小饭馆里，找一个名叫连桥的人，交给她。那个小饭馆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淑彩姐姐走了六七里路，找到了连桥。淑彩姐姐说，没想到连桥跟自己的年龄个头差不多，从此俩人成了好姐妹，我小时候在大舅家里见过她。

　　初中老师让写作文《我最敬爱的一个人》，我写的是大舅。内容是听我娘说的，除了上面的一些内容，还有大舅带领民兵天黑前往任县西扒京汉铁路，早晨天亮前再赶回来。二舅、三舅、我爹都参加。1942年冬天，王县长和我大舅带人从刘家屯去河西李庄征收粮食。天快亮的时候，被从老平乡城和武士村来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包围。双方交火，敌人势力大，警卫员豆庄的窦庆怀被打死，王县长不幸被打伤。我大舅和战友背着他顺着滏阳河往北跑。王县长说：“我不行了，别管我了。你们快跑吧!”我大舅坚决不肯。王县长不愿连累战友，给自己补了一枪。大舅他们把王县长的尸体藏在一个水井里。后来被日本鬼子捞出来吊在老平乡的城墙上。那是日本在平乡县的老窝，有一个班鬼子和几百个伪军把守。我大舅带着十几个县大队队员和本村民兵贺礼贵、贺二申、游春祥、贺丙堂等，都是忠实可靠的。在老百姓掩护下，通过内线，深更半夜冒死把王县长尸体偷回来，藏进大舅家南面盐场水井里的地道。新中国成立后，大舅找到王县长老家邯郸专区肥乡县勒马台村，送他回归了故里。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地区，到处有日军，有伪政权，我村西南12里远的油召桥就有日本岗楼。国民党、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既有阴阳两面人，也有假抗战真汉奸。这三种势力中的一些人，也有的暗中勾连。姥娘家遗留着好几处夹墙和地道暗仓，就是那种复杂斗争形势下的防范工事。我和舅舅家的孩子们捉迷藏时，经常从北屋大立柜钻到村北的灌木丛，从东屋炕洞爬进村东的芦苇荡。哥哥说他小时候去大舅家南边盐碱疙瘩那儿玩，淋小盐的大场里有个水井，水井里有地道。我听后恍然大悟，怪不得不让我们去南面的盐场玩耍，原来水井的地道里藏着王县长尸体。

　　青年感知：大舅心里堵得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三年级、高中二年级时，两次入团都没有入上。据说是社会关系有问题。

　　我县高中离我家12里地。我星期六下课后走回家，星期天下午背着一星期吃的干粮走回学校。从姥娘房后边路过时，经常去看望她老人家。这时候，姥娘已经八十岁了，三个舅舅各过各的日子。姥娘住在三舅院子的东屋，自己做饭自己吃。每次去，姥娘总是给我一个熟鸡蛋，大舅给我两个掺了黑豆面的窝窝头，比我家里纯高粱面的窝窝头松软好吃。可是，我从没有说过我入团没有入上的事。

　　高中毕业前，有一次我去姥娘家没见着大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等着给我窝窝头。

　　我禁不住问姥娘：“大舅忙啥呢?”

　　姥娘生气地说：“你大舅让人家算计了。他要去邯郸找王县长的闺女，我不让他去给人家找麻烦，他不听。”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姥娘生气。吃惊地问：“怎么算计了?”

　　“人家说他自动脱党。他不服，要去找。我说，王县长死了多少年了，还去找什么!日本鬼子赶跑了，当不当党员能咋的!”过了一会儿，姥娘接着说：“要是王县长活着，就不能有这一出儿了。”停顿了一下，姥娘又说：“你大舅捡了条命。知足吧!”

　　我再次路过姥娘家见到大舅的时候，他耷拉着脸，简单地给我讲了事情原委：

　　“我是大葛村最早的党支书。王县长和我比亲兄弟还亲。他牺牲了，日本鬼子打跑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革命的。我知道底细，所以有人怕我。我当杨村乡副乡长，党的关系还在村里。党支部开会故意瞒着我，我去的时候总是没有人。后来说我自动退党了。我去找支书贺玉怀说理，他说我超过了六个月，是上边定的，他说了不算。我又找县里的孙清田、黄玉海，跟他们生气。你姥娘知道了，也跟我生气。我怕你姥娘、妗子气个好歹的，就，就……”

　　大舅又说：“连我介绍的老党员贺礼贵、贺二申都对我说，你要是再不服，连我们都得挨收拾。你又不识字，没文化，好好过日子吧。”

　　这时候，我不但不惧怕大舅，反而觉得他有些可怜了。此后，我没有询问大舅的党籍问题，家里也没人再提这些事。

　　直到我大学毕业在锦州五中当教师，把后进班带成先进班，经常在全市上公开课。工宣队长温师傅找我谈话，说：“你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出身又好。怎么不要求入党啊?”

　　其实，我有一块心病：“连团都入不上，哪敢想入党呀!”

　　1973年春，我当选为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党支部组织委员马老师和干事郭老师对我说：“我们去你家外调了，那里真穷。你村崔增虎书记把你家都夸到天上去了。”

　　我试探着问：“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吗?”

　　她俩说：“都很清白。你大舅还是老党员、抗日英雄呢!你档案里怎么没有说呀?你姥姥他们全家都抗日。真是了不起!”

　　我一连九年没有回家。再次探亲是1980年夏天，我35岁，姥娘去世三年了。

　　大舅有些苍老，更不爱说话了。寒暄之后，我没话找话，问大舅：“那一年你去邯郸见着王县长闺女了吗?”大舅这才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不是我去找她，是雨子写了好几回信找我。她在邯郸专区卫生局工作，王县长安葬在邯郸烈士陵园了，让我去看看。我在她家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你看，墙上贴的照片就是她给的。”

　　为了证明不是他去找王县长闺女，大舅补充说：“不光王县长闺女给我写信。好几位老战友都找我。邢台专区组织部长谢培成过去是县大队的战友，负责落实政策，也到家里来过。那个贪占王县长烈士抚恤金的小子后来当过任县县长，还来了呢。我没有屌他!”

　　大舅从关老爷的佛龛上拿出两封信递给我：“这是接任王县长的程县长来的。他是北京管钢铁的。”我看到发信的地址是北京市木须地9号楼和三里河一区10号，落款都是程焕星。内容是好多年没有见面，非常想念。

　　大舅说“我不会写信，也没脸给老战友回信。”

　　我这才感悟到，一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硬汉子，屈从于亲情、友情，把窝囊气憋在心里是多么难忍!急忙把话题岔开：“大舅，你领我去姥娘坟上看看吧!”

　　大舅停了老大一会儿，低沉地说：“不用去了。都成了灰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通”一声跪在大舅脚下，边哭边说：“姥娘没有成灰，姥娘升天了!”

　　后记

　　我姥娘1977年去世，享年93岁。大舅、大妗子1994年去世，享年84、89岁;二舅、二妗子2007、2002年去世，享年90、85岁;三舅、三妗子2012、1961年去世，享年91、44岁;母亲2011年去世，享年99岁;姨2018年去世，享年95岁。那一辈的人都走了。我这辈分的淑彩姐2012年80岁时辞世了，是走的最早的一个。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写这篇回忆录时，问三个舅舅的直系亲属：“县志办、记者找过你们吗?”回答说：“找过。”我问：“你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吗?”他们有的说“没啥说的”，有的说“不想说”。我问：“家里保存着过去的材料、信件、照片吗?”回答说“没有”。我问：“日子过得怎么样?”都回答说：“挺好。”我问：“孩子们怎么样?”都回答说：“挺好。”

　　回忆录写就，已是2020年元旦凌晨。下楼登莲花山，旭日高照，脱口流出四句小诗：

　　肩挑云烟身披风，只身奋力攀山峰。

　　旭日高挂东海上，赤心与之比谁红。

　　(2020年元旦于大连市西岗区文城巷2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