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 | 关于“毛泽东与韶山”若干史实问题的调研

　　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对这些重要论述，笔者通过近20年“毛泽东与韶山”这一课题的调研实践，体会尤深，感慨殊多。现将调研成果分为毛泽东的家庭（含人员、经济与成分）、毛泽东回韶山、韶山革命纪念地（以下简称纪念地）建设三个方面，予以梳理、总结并展示给读者。

　　一、关于毛泽东的家庭

　　（一）毛泽东的母亲是否有名字

　　纪念地对毛泽东母亲名字的介绍，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宣传的是，由于旧社会男尊女卑，毛泽东的母亲没名字，仅称“文氏”。1966年10月的一天，一些来韶的参观者手持《毛泽东自传》油印件，其中文字出自斯诺《西行漫记》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一节，提出毛泽东的母亲有名字，叫“文其美”。翌日，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简称陈列馆，1982年改名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简称纪念馆，旧居改称故居）即向相关部门报告此事，此后陈列馆暂停关于毛泽东母亲有无名字的内容展示，并由笔者同有关同志到湘乡唐家圫毛泽东外婆家调查。文家老人们都说，没有“文其美”此名，不过毛泽东的母亲在堂姊妹中排行第七，大家叫她“七妹”。陈列馆将这一情况向相关部门汇报时，大家分析，“文其美”可能系翻译“文七妹”的音误，决定此后就称“文七妹”。

　　2006年秋，相关部门同意笔者改写旧版《青年毛泽东》。不久，一位同志来电话说，毛泽东侄外孙曹耘山在查档中，发现毛泽民1939年在莫斯科应共产国际要求，代兄填写的《履历表》母亲姓名栏中，写了“文素勤”。于是，为了查证此事，笔者再赴唐家圫，访问文家各位老人并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毛泽民写的没错，因为在毛泽东母亲的堂姊妹中，有的叫“秀勤”“丽勤”。笔者将这一情况向相关部门作了汇报，并建议为毛泽东母亲正名。经上级批准，从2009年7月起，纪念地正式启用“文素勤”这一姓名，并保留“文七妹”的俗称。

　　（二）赵先桂入党时是否属毛家成员

　　毛泽东的弟媳赵先桂（赵先桂，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山东济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毛泽覃之妻）1923年秋入党时，是否属毛泽东革命家庭成员，历有争议。为了查证此事，笔者于2010年夏去纪念馆文物部，查阅1941年印制的《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发现谱上没有赵先桂的名字，再索阅1911年的三修族谱，却意外地发现谱上记载着“毛泽覃元配赵先桂”。

　　笔者重温1922年7月毛泽东写给舅父母的信。信中写道：“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这说明毛泽东已将赵先桂算作了家庭成员。毛泽东一家，在党的创建初期，即有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杨开慧、赵先桂6位共产党员。这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三）毛岸青成年后首次回韶时间及活动

　　关于毛岸青这次回韶山的时间，省韶山管理局志曾记：1962年5月，毛岸青回来看望乡亲，参观故居。韶山市《韶山志》则无记载。2013年4月，笔者在开展“韶山毛泽东家庭经济和成分问题”专题调研（以下简称专题调研）时，老人们看到毛泽东革命家庭账簿“清抵簿”（原件存纪念馆文物部，以下简称账簿），都赞叹不已，提议大家回家翻箱倒柜，寻找和捐献革命文物。次日，毛泽东房侄孙毛大年献出原始照片两张：一为毛岸青上身照，一为毛岸青与陪同人毛远翔（毛大年父亲）的合影，照片背面标注“1950年冬”。笔者问毛大年知否毛岸青在韶的活动，他说不知道，父亲将毛岸青介绍给乡负责人后就回家了，没参加后续活动。在老人之间传览此照片时，毛泽东房叔、地下党员毛耀辉深情地说：“这是1950年隆冬，远翔陪岸青回韶前，岸青在舅父杨开智家所摄，岸青离长返京前赠予远翔。远翔当时在省委交际处接待科任职，我在他家看过多次”。他还说：“岸青离韶的第三天，湘潭县土改工作大队召开会议。我当时任棋梅乡工作队副队长，挚友张孝尧是韶山乡工作队队长。我们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主席在收到我们关于土改顺利开展、请示‘家有几口参加分田’的信后，极为高兴，派岸青回韶传达三条口信‘家人不参加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家庭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人民政府执法不徇私情，按政策办事，人民会拥护政府’。我们如获至宝，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此照、此说填补了1950年毛岸青回韶的历史空白。

　　（四）毛泽东家庭的经济与成分

　　自20世纪50年代，纪念地展陈的相关内容是：毛泽东家庭的财产于1921年春，由毛泽民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部让送于人。1929年初，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宣布没收毛泽东家的所有财产，责令湘潭县地方政府执行。解放后，毛泽东家庭的财产由人民政府收回。土地改革时，没有给毛泽东的家庭划分成分。但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不时传出相反的声音，说毛泽东家有财产，属于富裕家庭，与我们的宣传产生冲突与矛盾。

　　20世纪8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社会上掀起一股反毛妖风。在其影响下，一些出版物称，韶山乡土改工作队根据毛家的不动产在解放前近30年中“不增不减”，和所谓毛泽东回信中的“划为富农”等内容，将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定为了富农。

　　2012年12月下旬，某电视台在播放的节目中，有一段模拟“韶山土改划成分”的场景。其中有人称：“当时有人提出，要给毛泽东家划地主，因考虑到他是党的领袖、国家政府主席，才没给划。”中央有关部门几位同志看到后打电话给笔者询问道：“土改法规定，划分家庭成分，唯一根据是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和家人生活实况，程序是自报、公议、三榜定案，主席家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为什么我们说主席家没有财产，没划成分，而总有人说划了富农，还要划地主？”笔者没回答，因不知其究竟。

　　这些问题给笔者强烈的思想触动。笔者1963年、1964年在韶山公社参加社教工作，1965年调来管理局，在韶工作、生活50年，却对毛泽东的家庭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深感愧疚，决心调研。

　　首先去纪念馆文物部，查阅1973年的老人座谈会记录。1973年春，笔者同陈列馆资料研究室（简称资料室）副主任吴大为，邀请38位老人，在韶山区委（省直）主持下，围绕毛泽东的家庭与毛泽东的少年时代、1925年毛泽东回韶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毛泽东回韶考察农民运动等主题，举行座谈会。老人们的亲历、亲见、亲闻，让我们获得许多崭新的珍贵口述资料。当时老人们谈到的毛泽东家庭的经济概况是：

　　屋宇：1917-1918年，由大小9间半茅草房，改、扩建成13间半青瓦房，屋前屋后还有柴山、菜土。

　　水田：原22亩，1915年卖给对面谢家屋场作菜土1亩5分多，自家扩建占去4分多，只剩下20亩；解放前，15亩先后租给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孙小春、张文峰5位（既佃田，又租屋，要交押金）佃户，另5亩长期租给土地冲李文贵等人；张文峰住房直到1952年秋，人民政府给他退押，拨给相等的不动产，他才离开上屋场。

　　收支：收入仅押金与租谷，支出则有完粮纳税、军警勒索、家人生活及革命费用等多项，收支极度失衡，连年欠账，1926年已欠1600余银圆。

　　但这些都只是提到而已，没有讨论与深谈，更无文物佐证。这时笔者突然想起45年前的账簿，想看它所录内容是否与老人们的所谈有某些内在联系。

　　那是1968年10月，笔者陪同省里某部门领导在故居楼上寻找文物时发现了它，其封面标注“清抵簿”“义顺堂”（毛泽东父亲毛顺生堂名）。笔者误认为它是毛顺生的账目，而领导要求将其封存、藏于资料室，因而未及仔细翻阅。2004年纪念馆进行文物、资料大清理，将其编入内部资料。

　　这时笔者看了账簿，惊奇地发现，原来它不属毛顺生时代，而是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经济账簿！它的封面上写了“民国拾叁年吉立”，簿内支付记录中多次出现毛泽建、王淑兰、周文楠、周外婆等人名字，记录了1927年至1935年，佃户毛月迪所交的押金和各年租谷。这就证实了1973年老人们对毛泽东家庭财产回忆的准确性。这也为笔者的调研提供了意外的前提条件，大大增强了调研的决心和信心。

　　2013年3月初，笔者邀请韶山市、纪念馆、管理局个别同志，一同开展了第一阶段专题调研。我们紧紧围绕为什么毛泽民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部处理家中的不动产？为什么国民党湘潭县政府没有依从上级训令，实施没收？为什么毛泽东老家会日益贫穷，到最后家产名存实亡、资不抵债？我们曾给毛泽东1950年的老家算过账，将新老账目相加，债务达4700余银圆，即使把所有不动产按时价出售，也只有3300余，尚差1400余。

　　财产未能全部处理原因：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毛泽连，房叔毛耀辉，表弟文东仙等说，曾多次听主席堂叔毛佑生、堂兄毛宇居、舅舅们讲，“当毛泽民按照主席意见，处理完约2000银圆活动资产后，因急于去长沙上班，故将对不动产的处理，交托舅舅和毛震公祠族人代为处理”，“后经他们反复研究，认为不予处理为好，由毛震公祠派人代管，建账立簿，找好佃户，收取押金和租谷，负责家庭一切开支”。1921年春，首位佃户“交了500银圆的押金，住进了上屋场”，“有关族人很紧张，担心毛主席不会同意”，“但当毛主席知道时，生米煮成熟饭，加之他正忙于建党、建团等革命活动，急需钱用，于是给毛佑生写信，请他将所收押金，送往长沙，当面交接”。

　　未被国民党没收原因：毛泽东房叔、韶山特别支部早期党员毛伟昂，老邻居、革命烈属毛爱桂等说：“蒋介石在井冈山吃了败仗，密令国民党湖南省省长鲁涤平，于1929年1月30日，在报纸上公布训令，扬言没收毛泽东家全部财产，命令湘潭县政府执行。我们地下党员，联合毛氏族人、地方进步人士，利用国民党唯利是图、相互欺诈和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致使湘潭县政府未能实施没收。”

　　由富转贫原因：南岸老邻居邹顺福，毛泽东族叔、老邻居毛润民等说：“那时党没有经济来源，革命者个人的生活费，靠家庭供给，所干的事业，靠家庭支援”，“一般都是现金，管账人无奈，不是粜租谷换钱，就是向佃户加收押金”，“当时稻谷不值钱，只有2银圆1担”，“加收押金等于欠债，债有息，本息相加，息上加息，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而且“押金增加的部分，佃户可抵交租谷，收的租谷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没有”，“主席家为何由富裕衰落到赤贫？主要是革命开销惊人。账簿1924年的部分支付中，记录有‘咏芝室（即杨开慧——引者注）洋（即银圆，又称大洋、光洋、花边——引者注）捌元’‘文化书社（由毛泽东创办——引者注）花边叁佰元’‘织机厂（即湖南支部地下联络站——引者注）花边贰佰元’等内容。不到一年时间，即有如此巨额开支，还有什么不贫穷？”

　　针对“划富农”的论调，多位老人作了反驳。张文峰长孙张继尧说：“我家1941年启佃时，交押金600余银圆，到1949年加到1800余，完全可以不交租，我家也穷得无谷可交。家有老少10余人，三餐瓜菜代、吃不饱，周外婆只好跟我们一起受苦。我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看过导游书，其上还引用一段台词：1950年冬，泽连九阿公等一批乡亲去到北京，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笑着问大家：家乡土改给我家划了什么成分？大家回答说贫农。主席说，不对，应是富农。这书怎么这样写？我当时就怀疑。”毛泽东堂侄毛岸平说：“老张（指张继尧——引者注）怀疑得对，我爸（指毛泽连——引者注）头次上北京，是在1949年11月，同去的只有主席表侄李柯。不是1950年冬，也不是一批人。”毛泽东故居对面邻居、土改时乡贫雇农团成员汤瑞仁气愤地说：“我14岁（1944年）嫁来上屋场，第二年一起送楚雄参加八路军，一年后他为国壮烈牺牲，我几乎每天陪着伤心流泪的周外婆。她在解放前后，经常在张文峰家小孩陪伴下，到屋前池塘捞小鱼虾，熏干换大米度日。她向女儿写信诉苦，女儿将信转给主席，主席回信同意她于1950年7月带娘去东北，路费还是由主席筹措的。那些写书和剧本、座谈的人，说主席家是富农、地主，真是白天说黑话，胡说八道！”唐玉琨、毛素娥、毛远德等老人争相发言：“有人说，在土改中，群众对主席家划成分意见纷纭，这是对韶山人民的诬蔑与侮辱！”“谁都知道，主席为革命献出了一切，包括一个富裕家庭的全部财产。”“我们都参加过土改，熟悉土改法，主席家划什么成分都不合适，也无任何人提出划任何成分。”

　　2013年8月，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了我们的调研报告《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划分成分问题的历史考证》，并发表于《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一些领导同志看到我们的文章和毛泽东家庭的账簿、毛岸青1950年的照片、老人名单和访谈记录后，感慨地说：“这个科研成果，彻底解决了早应解决而无人解决，谁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应该从上到下来个铺天盖地的大宣传”，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因工作变化等原因，第二阶段的调研由笔者独立完成。2014年后，笔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从富裕到贫穷——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让文物与老人对话——韶山毛泽东家庭经济演变和成分问题的历史真相》等8篇专题研究和宣传文章，对毛泽东家庭经济情况作了详细考证和说明。

　　二、关于毛泽东回韶山

　　2006年12月，笔者被聘为韶山市委党史联络组顾问，有机会参与《韶山市志（1991-2011）》《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历史》等书的编审，参与或主持调研，解决了下列历史问题。

　　（一）韶山首个党组织名称问题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6月中旬建立党组织。1959年6月26日，他参观旧居，进入当年卧室时，工作人员指着阁楼说：“这是您1925年建立韶山党小组的地方”。毛泽东当即纠正：“不是小组，是党支部。”此后，韶山长期宣传的是“韶山党支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湘潭编撰组织史与党史时，将20年代凡未建县委的地区、由中共湘区委直接领导或派人建立的党支部，加上了“特别”二字。2005年6月湖南省委举行了纪念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立80周年大会。笔者在编审党史书稿过程中，亦建议将“韶山党支部”改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2018年6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历史》第1册正式出版，其中采用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表述。

　　（二）几次回韶山活动的时间问题

　　关于1927年农民运动考察的天数。1927年初，毛泽东回韶考察农民运动。长期以来，纪念地陈列、宣传称此次考察的时间为“1927年1月5日至9日，共5天”。但韶山市有同志向笔者提出，这与纪念馆1973年老人座谈专题材料的“1月5日至1月10日6天”有矛盾。经过认真查阅座谈记录，笔者认定我们原先确实漏掉了毛泽东到韶山毗连湘乡的坪里冲（已由韶山市开辟为“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群”之一对外开放）考察的那一天。

　　关于1959年参观毛震公祠的时间顺序。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参观毛震公祠，是在他到韶山水库游泳之前，但同志们发现201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写的是之后。笔者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汇报为什么是在之前。202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对这一天的记载已修改为：“下午，到韶山水库游泳。乘车前往水库途中到毛震公祠祠堂”。

　　关于1966年在韶山水库游泳的时间。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其间，他在韶山水库游泳的时间，社会上长期流传21日、22日、24日上午三种说法，201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采用的是24日上午一说。同志们边争议，边调查。笔者找到了当年陪护毛泽东游泳的亲历者谭伯云，他拿出当年的日记，上面清楚地写着“21日”，“下午3时许”，“有幸跟在主席身边游泳”。我们认为这个文字记录真实可靠，于是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他们亦表赞同。202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对6月21日的记载已修改为：“下午，在韶山水库游泳”。

　　三、关于纪念地建设

　　（一）韶山招待所建成时间问题

　　1949年8月后，前往毛泽东旧居参观的军民和外宾日益增多，食宿问题突出。1950年底，长沙地委决定由湘潭县委、县政府在离旧居不到300米处，建立韶山招待所（1963年，由湘潭县移交给管理局，1967年改为韶山宾馆）。它究竟建于何时，《韶山志》无记载，管理局志记为“1951年12月建成”。韶山市有同志持异议，因1951年8月12日该所已接待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为此，笔者走访了毛泽洲、刘秀华、何文华等7位老人。何文华回忆说：“1951年正月十六（2月21日）举行开工仪式，湘潭县委、县政府派2人驻工地指挥。我和老倌子都参加了施工。他们对我们要求很严，中午一律在工地就餐。但第二天，正是老倌子进20岁，我俩只好请假。工程进度很快，4月基建完工，5月到6月装修，7月初开始营业。”这一回忆为大家认可，韶山招待所应为1951年7月建成。

　　（二）陈列馆建馆来由问题

　　2003年9月，有位老同志给笔者寄来一封信和一本省级刊物，信里指出刊中某文“错得没谱”，说什么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委研究决定建设陈列馆，并“报中南局和党中央批准”，湖南省委某位领导首次提出建馆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工仪式”“开馆典礼”，因而陈列馆是由他“一手扶着站立起来”。这位老同志说：“我是省建馆领导小组成员，了解实情，他写的完全违背历史”，“你要写文章予以纠正”。2004年春，笔者拜访了这位老同志，听他介绍建馆经过，随即约见上述文章作者，获悉了他的写作根据。于是笔者决心通过调研弄清此事，便与纪念馆相关同志一起，访问了原省文化局有关负责人、原故居辅助陈列室负责人等老人，电话和函调陈列馆首任馆长等；尤其是查阅了从省档案馆复印来的7份有关历史文件，无不说明陈列馆的建设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由下而上，层层上报，最后由省委研究决定；只上报了中南局，时任中南局、湖南省委领导同志都认为不报中央为好，以免毛泽东下令制止，所以也没举行开工仪式和开馆典礼，没作任何宣传报道。

　　（三）诗词碑林定位问题

　　2015年，笔者在审读韶山市起草的党史书稿时，发现其中对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的表述、认识上有问题，它和碑林的“前言”“后记”及《韶山市志》一样，没有载明是和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图书馆同属一级，都是由省委上报中央，经中央批准的国家级纪念工程，而是仅为省市级项目。笔者是碑林建设的亲历者。1991年6月，笔者和韶山市委领导同志等人，为碑林内容方案事，带着省委介绍信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到中央档案馆挑选毛泽东诗词真迹精品。在中央有关部门举办的专题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强调碑林的重大意义说：“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全中国、全世界唯一”，其内容方案“最后必须以省委名义，上报中央审批”。笔者还拿出省委和中央几份文件给他们看。后来，“省委上报”“中央批准”等内容改入相关送审书稿。

　　以上“毛泽东与韶山”若干史实问题的调研，始终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指导下推进，通过充分发挥文物和亲历者的作用，加上我们严肃、认真、周到、缜密的调研与考证，圆满解决了长期存疑的10余项关键历史问题。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全部载入韶山党史，而且有的研究成果还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吸收采纳，并深度融入纪念地的陈列、宣传内容之中。调研成果既让历史真相得以彰显，更促进了毛泽东的革命初心与伟人精神永续传承，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

　　作者：高菊村，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