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英烈遗孤忆当年

　　2025年秋天，北京的暑气悄然褪去，秋的清爽漫过街巷，笔者怀着崇敬之心，走访了三位特殊的亲历者——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友王烈遗、王文田，以及校友张丕基之子张宁。谈及七十余年前那座仅存续六年的学校，老人们混浊的眼眸里瞬间泛起温润的光亮，恍惚间，他们仿佛回到了哈尔滨霁虹桥下，那一方盛满温暖和希望的港湾。

　　红色港湾护遗孤

　　1949年春，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东北大地在战火的废墟中艰难复苏，断壁残垣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苦难与抗争的记忆。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要职的冯仲云，尽管每日被繁重的政务缠身，却始终牵挂着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们留下的孩子。“十四年间，很多战友牺牲在白山黑水间，他们没能亲眼看到日本投降，甚至连名字都没能被后人铭记，他们的孩子不能再流离失所。”冯仲云常对身边的同志这样说，这份对牺牲战友的刻骨缅怀，化作了他创办烈士子弟学校的坚定决心。

　　于是，冯仲云与周保中等抗联老战友联名提议，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同时，创办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址最终选定在哈尔滨一曼街245号，紧邻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一座欧式小楼。这座小楼在伪满时期曾是办公楼，经简单修缮后，成了英烈遗孤们的新家，由松江省教育厅厅长韩幽桐兼任首任校长。

　　东北烈士子弟学校

　　为了让散落各地的烈士遗孤能够顺利来校，冯仲云亲自动笔写函，派人分赴东北各地辗转寻访。彼时的东北交通闭塞，许多乡村还笼罩在战后的萧条之中，寻访工作异常艰难。寻访人员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跨屯串乡，风餐露宿是常态。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孩子的身份，要往返几个村庄，走访数十位村民。有的孩子父母双亡，从小寄养在乡野人家，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有的孩子即便有亲属在世，也因家境贫寒，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更别说读书识字。

　　短短一个月时间，来自东北各地的英烈遗孤陆续会聚到这座欧式小楼里，最小的孩子只有四五岁，最大的已有十五六岁。由于五、六年级学生人数不足，无法单独开班，学校便与哈尔滨经纬小学等学校协商，让这些孩子借读深造，王烈遗便是被分到经纬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身着统一校服、脚蹬崭新黑皮鞋、手提皮包式书包的学子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穿行过霁虹桥。他们整齐的步伐踏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

　　冯仲云只要有空就会去学校，他常拉着孩子们的手，问他们吃得好不好、学得怎么样。92岁的王烈遗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初见冯仲云的场景，她说：“那天我在学校大厅等候集合，准备去经纬小学上课，冯仲云伯伯径直朝我走来，一眼就认出了我，笑着唤我‘黑王的女儿’，还精准地说出了我家的柜子、壁炉，甚至连客厅里那台老式收音机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冯仲云与烈士子弟在一起

　　王烈遗不解，冯仲云从未见过她，却能一眼认出她是战友王学尧的女儿。后来她才知道，冯仲云与王学尧并肩战斗多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王家的每一处摆设，冯仲云都熟记于心。这份精准的记忆无关神奇，藏着的是对牺牲战友的刻骨思念，是对英烈后代沉甸甸的关怀。在孩子们心中，冯仲云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他用温暖的臂膀，为他们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

　　藏在身世里的家国之殇

　　王烈遗是东北烈士子弟学校的首批学生，她的名字“烈遗”，是解放后祖父与父亲王学尧的战友们共同取的，既饱含着对烈士遗孤的疼惜，也寄托着革命精神永续传承的期望。

　　王学尧别名众多，因行事果敢、肤色偏黑，他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黑王”。1936年10月13日，这位年仅26岁的革命战士，被日寇残忍枪杀于哈尔滨，而王烈遗，在父亲牺牲后的第八天降生，她从未见过父亲的模样。父亲的形象，只能从祖父和父亲战友们的讲述中，一点点拼凑完整。

　　王学尧祖籍山东文登，清末年间，家人为了谋生，闯关东来到黑龙江阿城，在黑土地上扎根落户。1910年，王学尧出生，祖父在丹麦宝隆洋行任职，精通俄文，常常给年幼的王学尧讲述十月革命的故事，那些为了理想而奋斗的革命先辈，在他心中埋下了进步的种子。王学尧就读于中东铁路俄华小学，从小便通晓俄文，这为他后来从事地下工作、翻译革命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法大学求学期间，王学尧目睹了国家的衰败、人民的苦难，毅然投身学生运动，为了表明自己为国为民的决心，他特意更名为“王为公”。1932年5月，经杨一辰与金剑啸介绍，王学尧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他遵照地下党部署，在哈尔滨开展秘密工作。

　　同年秋，王学尧受党组织委派，到共产国际驻哈机关英亚社工作，参与俄文报纸《哈尔滨新闻》的编译工作。他与金剑啸并肩作战，以多种化名为《国际时报》等报刊撰写革命文章、绘制宣传画作，以笔墨为刃，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鼓励民众奋起反抗。

　　1934年，王学尧将工作重心转向学生运动，他深入哈医专、哈工大等多所高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鼓动青年学生走出校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还深入三棵树机务段，发动工人群众，组建共青团支部，让抗日的火种在工人阶级中蔓延。1935年，王学尧赴密山县委任职，致力于扩大革命影响、发展革命力量，密山的土地上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充满荆棘。1936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学尧不幸被捕。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日寇用尽了各种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烙铁烫身，却始终没能摧毁他的意志。最后，他在日寇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自己“为国为民”的誓言。

　　王学尧父亲在儿子的“领尸证”上写下了四个大字“死在光明”，图为王学尧领尸证

　　王学尧的家曾是地下党在哈尔滨的重要据点，满洲省委多次在此召开秘密会议，杨光华、赵尚志、冯仲云等众多抗联与地下党同志，都曾在王家落脚。王烈遗的母亲和奶奶深知革命工作的危险，却毫无畏惧，热情接待每一位革命者。每当召开秘密会议时，她们都主动沏茶做饭、轮流放哨，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用女性的坚韧守护着革命的火种。也正因如此，冯仲云对王家的摆设印象深刻，那些并肩战斗的岁月，早已深深刻入他的心底。

　　王文田是烈士王铸的女儿。当冯仲云得知王铸的女儿被寄养在偏僻的乡下，生活困苦，便亲笔写信、开据路条，派警卫员专人护送，将她从乡下接到学校。

　　王铸，辽宁开原人，字鼎三，笔名铁魂，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是一位有学识、有风骨的革命者。九一八事变后，王铸来到哈尔滨，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担任中共北满特委领导的《哈尔滨新报》的编辑、社长，以报纸为阵地，借文字的力量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王铸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传播反满抗日思想，秘密建立党支部，发展革命力量。他的家，更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为了资助党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他时常拿出自己的薪水，甚至卖掉了家中值钱的物品，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1934年，王铸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伪满哈尔滨监狱道里分监。他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电刑、火烧、压杠子，每一种酷刑都足以让人痛不欲生，但他坚贞不屈，从未向敌人低头。在狱中，王铸写下了名篇《赠友人》，又名《狱中快乐歌》：“凄凄牢监，锵锵镣声。为了社会革命，哪怕牺牲一生半生。我今天被捕，坐牢依然光荣。倘若不幸被杀，是为社会，也是为了大众。是为了民族，也是为了家庭。”

　　王铸狱中作《狱中快乐》歌

　　由于长期遭受酷刑折磨，加上肺病复发，王铸的身体日渐衰弱，1937年11月4日，这位年仅36岁的革命者病逝于道里监狱，遗体后来被移葬到哈尔滨革命烈士陵园。他的事迹被载入史册，成为《夜幕下的哈尔滨》中重要人物的原型之一，永远被后人铭记。

　　张耀庭，原籍河北安国，1911年生于齐齐哈尔。他自幼勤奋好学，先后就读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许工工业高级学校机械科（与赵尚志同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土木工程专业。在校期间，张耀庭目睹日寇的侵略行径，内心充满愤慨，积极投身“保五路”学生运动，抵制日寇修筑满蒙五条铁路。

　　张耀庭

　　参加革命工作后，张耀庭受党组织委派，潜伏在伪满核心部门，开展地下抗日工作。1937年至1939年，他先后任职伪五常县公署土木股股长、伪新京交通部航路司技佐、伪间岛省公署开拓厅建设科河川股股长，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暗中掩护党内同志往返关内与苏联，为党组织输送了大量日伪军事配备及河川桥梁工事情报，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4月，张耀庭与北平地下党傅良沉在延吉家中接头时，不幸陷入日寇的合围。他深知自己已无法脱身，为了保全组织、保护同志，与傅良沉毅然决定共同自缢殉国，用生命去践行自己对党的忠诚。张耀庭牺牲时29岁，此时，他的妻子年仅28岁，需独自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大女儿张丕思7岁，二女儿张丕念5岁，儿子张丕基3岁，小女儿张丕芷还未满1岁。

　　二女儿张丕念依稀记得父亲牺牲当日的一些情景：“1940年二月初三，正值娘娘庙会，与父亲单线联系的北平地下党傅良沉叔叔已经来到我家。预感到身份已经暴露，父亲神色凝重，坚决要求母亲带我们去逛庙会，语气不容置疑，还直言若不从，我们全家都有性命之忧。当时家中的老妈子抱着两个半月大的张丕芷，牵着我和弟弟张丕基，大姐张丕思从延吉北山小学直接赶赴庙会。一家人围坐在庙会的方桌旁，母亲始终心神不安。返程归家后，映入我眼帘的是长方形屋内炕侧棚顶的两个大洞，父亲与傅良沉已自缢身亡，炕边地上整齐地摆着四只拖鞋，二人的遗体静卧一旁，神色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这零散却刻骨的画面，成为张丕念对父亲牺牲的唯一记忆，也见证着地下工作者为了信仰与组织，舍生取义的壮烈和伟大。

　　红色摇篮育国之栋梁

　　冯仲云和夫人薛雯始终牵挂着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到东北烈士子弟学校看望他们，询问他们的近况，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在党和政府的悉心照料、师长们的无私关爱中，那些曾经怯懦惶恐、眼神迷茫的孩子，渐渐褪去了心底的阴霾，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温暖与陪伴中快乐成长。

　　当时，学校实行全寄宿管理，师资水平远超当时的普通学校，聘请的都是哈尔滨各名校的优秀教师，他们不仅教学水平高，更有着深厚的爱心和耐心，对待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般，悉心教导、关爱备至。

　　烈士子弟在上早操

　　王烈遗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难忘时光。后来，她考入北大，投身教育事业，一生坚守三尺讲台。

　　王文田的成长经历充满了传奇和感动。她入校时已经16岁，从未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身上带着乡下孩子的怯懦与自卑。在冯仲云的关心照料下，她被直接安排就读高小一年级（五年级），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由于基础薄弱，王文田学习起来格外吃力，别人一遍就能学会的知识，她要反复学习好几遍，常常熬夜背书、做题，却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老师们也格外关照她，利用课余时间耐心地为她补课，一点点引导她、帮助她，鼓励她勇敢前行，不畏惧困难。六年级时，王文田借读于经纬小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她的成绩进步飞快。后来，因成绩优异，她被保送进入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开启了新的求学之路。

　　1955年，王文田考入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为东北的农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闲暇之余，她常常致信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冯仲云，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诉说自己的成长与感悟。冯仲云总会特意回信，耐心叮嘱她，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要辜负父辈们的期望，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1978年，王文田随丈夫迁居北京，入职一机部农机局，直至退休。

　　张耀庭的儿子张丕基从小喜爱音乐，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就读期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凭借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开拓者。他创作的作品涵盖交响乐、室内乐、声乐、影视音乐等多种形式，其中，《乡恋》作为电视艺术片《三峡传说》的插曲，发行于1979年；1983年，李谷一在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引发巨大反响。除此之外，张丕基还创作了《夕阳红》《寻找回来的世界》等经典作品。

　　张丕基的妹妹张丕芷同样优秀出众。她从小勤奋好学、聪慧过人，不到20岁便从清华大学毕业，毅然投身国家核武研究事业。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她隐姓埋名，与同事们一起攻坚克难、潜心研究，成为我国核力量初期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2年，冯仲云调任到北京。那天，孩子们争相到火车站送行，泪水里满是不舍，那句“好好学习，传承父辈精神”的叮嘱，成了他们一生的信仰。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的学子已至耄耋。采访即将结束时，烈士后人们眼含热泪，深情地对我说：“我们永远怀念如父亲般呵护英烈遗孤的冯仲云伯伯和周保中伯伯，怀念给予我们无限疼爱的师长，更怀念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的那一段难忘岁月。”

　　（责任编辑：于溟跃）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