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1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考上了初级中学，说是考上，实际上是“连锅端”。那时普及初中教育，只要你愿意继续读书，不论小学毕业时的成绩如何，都可以升入初中。

　　当时的初中是两年制，我是在公社西南管区上的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村的小学改成中学，有了初中班，我又回到我们村上学。

　　先说我的初一。

　　那年大概是八月底或九月初，我去管区中学报到。学校离我们村有三四里路，学生来自管区所辖的六七个大队，约有200人，分四个班，每班50人左右。

　　管区中学没有围墙，只有三排房子，都是砖瓦房，最南边的一排是初一的教室，有12间房，过道两侧各有6间，中间的6间房是初二的教室，在过道的左侧。最北边一排是几个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等。三排房子的西面是南北向的操场，两头立着破篮球架。学校北、东面紧挨村里的住户，南边隔路就是田地。

　　教室的黑板是用石灰掺细土涂抹在墙上，又在上面刷了一层黑漆。黑板上方悬挂着毛主席像。上下午第一节课上课时由班长喊：“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老师和学生共同向毛主席画像行注目礼，然后学生坐下，听老师讲课。教室的课桌是连体的，两个学生一张桌子。没有板凳，需要学生从家里自带。学生带的凳子有高有矮、有长有短。

　　课程主要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没有历史、地理。每周上一次音乐课，老师弹着手风琴或其他乐器教学生唱歌。因为都是走读生，不上早操，体育课也不多，每星期有那么一两次，要么操场做游戏，要么围着村子跑步。劳动课集中在种和收，老师带领我们去公社的农场劳动。农场离学校有两里路，我记得我们班秋天拾过棉花、收过玉米和豆子，春天旱时提着水桶，端着脸盆浇过庄稼苗。

　　那时候一周上五天半的课，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每天六节课，早晨一节时间略长，大概一个半小时，主要是读课文、背课文，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左右，多数都是讲的主课，初一的学生不上晚自习，教室也没有安灯（初二年纪的教室晚上有汽灯）。

　　那时候除了老师骑自行车上下班，学生上学、放学每天来回六趟都是徒步。同村的同学三三两两邀约一起结伴而行，下雨天，身上披块塑料布，男孩子怕布鞋弄湿了把鞋脱了掕在手里，赤着脚走路，到了学校（家里）再把鞋穿上。因为都是土路，路上经常有人滑倒弄的满身是泥。寒冬时节，北风一吹，冷的彻骨，身上穿的棉袄棉裤显得是那么单薄。耳朵冻疼了，双手哈点热气捂一捂，脸颊冻僵了，用手搓一搓，进到屋内半天缓不过来。调皮的学生半路上拾些干树枝在桥洞或沟里烤上一阵火。即使这样顶风冒雨也很少有人请假。

　　学校的正式老师只有几个人，多数都是民办教师，他们就住在附近村里，我们上学放学时经常在路上遇见他们。那时候的老师布置作业很少，有点作业下午放学后学生很快就做完了，回家之后还要帮助家里做些家务，比如割草、喂猪、喂羊、拾柴禾等。

　　那时候不是一个村的男女同学很少说话，双方都很腼腆。我和邻村的女同学是同桌，现在我连她长什么样都忘记了。有的人回忆说同桌的男女同学在桌子中间划道杠作为界限，我已记不清有没有这回事了。

　　大概是学校知道我村有了初中班，学年结束时学校开了联欢会，我还上场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歌，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然后是放暑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暑假里我就接到通知，回村里上初二。

　　再说我的初二。

　　我回村里上初二时，学校正在建设中，说准确一点就是只有小学的教室，没有初中的教室，我们二十多个人临时在一户姓任的社员家的东屋里上课，屋子窗户很小，屋内光线较暗，所以，下午早早地就放学了。黑板是小木板做的，订在墙上，桌子板凳都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新的旧的，大的小的，各式各样的都有。

　　老师多数是本村的，班主任姓张，是位女老师，高中毕业后被村里聘为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不同，民办教师属于公社调配、管理，而代课教师则在生产小队或者生产大队记工分。

　　张老师教我们数学，她个子不高，圆脸短发，刚开学时天气还很热，她穿着白底碎兰花的连衣裙，左腕戴着一块小手表，据说是她未婚夫送她的。张老师对工作很负责，每次上课前清点人数，发现有未到的学生就让同位去家里找。有次我发高烧，一天没去上课，晚上张老师来看我，满是关切，待我病好以后，她又抽时间为我补课。上午放学后，张老师不让学生回家，担心学生回去做家务不能好好休息、下午上课打瞌睡，她就看着学生午休，女生趴在教室桌子上、男生拿块塑料布或破凉席躺到树荫下休息，到了饭点她再把学生叫醒，确保学生下午上课有精神。课间休息时，她就在附近站着，防止学生四处乱跑。

　　张老师教课不留作业，每次讲课的内容不多，但对于讲的知识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个别理解能力差的，她就留下专门辅导。

　　初中快毕业时有几天张老师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好像哭过一样。过了没两天，就听说她出嫁了。我的一位同学是张老师的邻居，据他所说，张老师的母亲死得早，现在的是后娘。她的对象就是后娘介绍的，是她后娘的亲侄子，男的年龄有点大，张老师喜欢教书，不想这么早结婚，奈何男方催得紧，自己作不了主，才有些不情不愿地嫁了。村里七八个代课教师，除三四个女老师嫁到外村没转正外，男老师后来都通过考试有了正式编制。

　　教体育的老师姓孙，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整天笑呵呵的，像个大哥哥。学校没有操场，他就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给我们上课，一边栽个木桩子，上面绑个铁圈当篮框，男孩子学打篮球，女孩子做丢手绢之类的游戏。在打麦场边用铁锨松松土，还可以练跳远。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身体素质都不错，虽然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好，条件也比现在差太多，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比如男孩子常玩的磕元宝、摔炮筒、打拉子、捉迷藏等，女孩子常玩的有踢沙包、踢毽子、撑皮筋、丢手绢等。

　　磕元宝是用纸（最好用硬点的纸）反复折角叠成四四方方的元宝样，叠的可大可小，玩的时候，一人先把元宝放地下，另一人拿着自己的元宝甩开胳膊使劲摔在对方元宝的附近，扇起的风把对方的元宝掀翻了就算赢了。这个游戏上学前、放学后或课间活动都能玩。

　　摔炮筒是年前年后常玩的游戏。过节时放鞭炮，有的鞭炮响过以后，并没炸碎，留下空壳（炮筒）。用炮筒往墙上摔，看谁的炮筒弹得远，远者为胜，输了就把炮筒给人家。如果两人炮筒弹出的远近距离肉眼不好分辨，就用木棍去量。

　　打拉子是先把木棍截成长棍和短棍，短棍的长度根据个人水平而定，越短说明水平越高，短棍的两头削尖，放置路上，把长的拿在手里。玩的时候，一方用手里的长棍敲击短棍削尖的部位，使短棍弹起来，然后甩动长棍将飞起的短棍击打出去，打中的继续打，打不中的让给对方。我们那时候玩这个游戏，能沿着土路从这村打到那村，有时连吃饭都忘记了。打完之后，胳膊疼的几天抬不起来，连写字都困难。

　　晚上玩捉迷藏（鲁西南方言叫藏吗虎底），七八个人分成两拨，一拨藏一拨找，藏的到处都是，麦秸垛、棚底下、树杈上，找的跑遍半个村子，找到了还得抓住才能算赢，如果对方跑了，另一方就得去追。大冬天，跑的气喘吁吁，热的浑身是汗，棉衣棉裤都湿了。回到家我母亲用烘篮（中间放小火盆的竹篮，用以取暖或烘干衣物）把棉衣棉裤烘干，第二天再穿。

　　其他的游戏还有推铁圈以及在地上画几个格子、用两个石块做棋子的格子棋等等，许多游戏都是就地取材，玩法也五花八门。

　　那时正是十三四的年纪，本就爱玩，孙老师上课时也教我们玩游戏，他教了两个多月，突然得急病去世了，班主任领我们去吊唁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想一想实在可惜。听人说，他家是抗战时期有名的堡垒户，他的奶奶曾掩护过后来的山东省委书记秦和珍等许多革命前辈。如果孙老师不死，肯定能被推荐上大学，其前途也未可限量。

　　【文/李靖，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