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2

　　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流行的，其实我们那时就听到过这句话，是教我们物理、化学的李老师说的。李老师是从管区中学调回来的民办教师，他就住在我们村。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济宁师专，毕业后分到县城中学教书。

　　李老师讲课时常做一些实验，比如他讲自由落体时，用一个真空管，里面有一个钢珠和一片羽毛，当真空管立起来时，里面的钢珠和羽毛几乎同时落底，以此说明，当没有空气阻力作用时，任何物体的自由落体速度和加速度都是相同的。上化学课时，他提着一个木盒，里面装有试管、器皿和各种液体的小瓶子，往往讲完理论就接着做实验，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有时也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做，他从旁指导。大家都喜欢听李老师讲课，觉得直观、生动。

　　教语文的孔老师是个右派，下放到我们村，因为是大学毕业，大队就不让他参加体力劳动，来学校教书。虽说孔老师是右派，不论是学生还是村里其他人，没有人对他另眼相看，反而都很尊重他。孔老师平反以后，搬到县城去了，还经常带着老婆孩子来村里看看。

　　孔老师知识面很广，讲课时经常引经据典，趣闻逸事信手拈来，他学古人读《三字经》，伊伊呀呀，摇头晃脑，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孔老师多才多艺，他的二胡拉得很好，还会编曲、写剧本。他在我们班组织了宣传队，鼓、锣是从别处借的，二胡是孔老师自己的，梆子是截取一段木头自己做的，一共七八个人。我负责敲梆子，一开始老是慢半拍，孔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找节奏。下午下课后或者周六下午孔老师指导我们宣传队排练，有快板、三句半、表演唱、短剧等，内容多是批林批孔、学大寨等方面的，社员开会时我们就上台表演。

　　校长姓冯，是公社新派来的。那时候提倡勤工俭学，冯校长来校后，和大队商议成立了木工组，我记的第一批活是做算盘。会木工的社员做算盘框架，我们初中的学生做算盘珠。校园里支起一口大锅，把成块的沥青放到大铁锅加少量的水熬，熬成粘稠状再盛入一个个小铁盆内，我们几个人一组拿着勺子浇灌到模具里，待完全凝固后取出来打磨光滑，算珠就做好了。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因为不小心把滚烫的沥青洒在左手上，至今左腕还留下很大的一块疤。算盘的销量很好，接着又做了几次，略有瑕疵的算盘就发给了我们校的学生，也不收钱。

　　那年的10月份教室建好了，是三间土坯墙砖瓦房，窗户连玻璃也没有，天冷了用塑料布遮挡一下。教室里也没有桌椅板凳，虽然有木工组也只是对旧的桌椅板凳门窗等修修补补，缺乏木材没法做新的。冯校长领着我们自己做：第一步，订几个厚约5公分的木框（大小根据桌凳尺寸），放置干净平整的地方，把和好的泥巴放入木框内捣实，表面抹平，取下木框。为防止土坯断裂，可以在泥巴里掺些稻草或麦秸秆，中间放几根竹批或木棍，晾晒几天。第二步，用晒干的土坯垒成桌子板凳的模样，土坯之间用灰浆粘合。第三步，将鲜牛粪加适量的胶土和成泥巴，用手涂抹到成型的桌凳的内层外层，再用铲子刮得均匀、平整。第四步，待到半干时，把木纹牛皮纸蘸上胶贴在桌凳的表面。整个教室的桌椅板凳包括讲台都是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公社还曾组织其他学校的老师来参观过几次，都认为我们做得好。

　　学校西边有一小块试验田，平时种些蔬菜、玉米、地瓜等，还有几棵果树苗，孔老师就在那里教我们如何给玉米授粉以及如何嫁接果树。

　　如果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方面，我们村都不具备办初中的条件，但在当时我们不用出村就能上学，已经感到很幸福了。那时流行一句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冯校长也常拿延安抗大精神激励我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建设校园。

　　那时的学生思想很单纯，没有人想着以后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多数人想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德智体全面发展，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一九七六年春末或夏初，预报说我们那里有地震，家家户户都在空旷地方搭了塑料棚，人们吃住都在棚子里，越是下雨天，大家越是担心。有那么几天，学生上课都不敢在教室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秋天来临。

　　老百姓说：天有异象，必有大事发生。果然，九月九日，广播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们听了简直如晴天霹雳。那时人们都把毛主席比作“大家长”，认为国家大事有毛主席操心，我们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现在毛主席突然不在了，就好像天塌了一样。

　　班主任反复给我们读告人民书，介绍毛主席的生平和丰功伟绩，同学们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毛主席不同时期的照片贴在墙上，配上文字说明，做成一期板报，并将每个人叠的白花镶在板报周围，以寄托哀思。

　　中央在北京开追悼大会那天，我们村也设了分会场，学生停课和全体社员一起参加。会场是临时搭建的，正中间悬挂毛主席画像，下面摆放着大队和学校送的花圈。人们在台下肃立着，听有线喇叭里的实况转播，会场上不时传来低声的抽泣。追悼会结束后，没有往日会后有说有笑的场景，许多人眼里都泛着沉痛的泪花。

　　那时候一年有四个假期，寒假和暑假各40天左右，麦收和秋收假期各两个星期。学校要求，麦收和秋收假期里，学生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带队的组长（队长）返校后要把劳动的情况写成总结交给学校。

　　那时候晚上看书写字都是用的煤油灯，墨水瓶里装点煤油（也叫洋油），瓶口用个铁片中间钻个小孔，穿上线绳或卷个纸筒做灯芯，就是这样昏暗的灯光，却很少有人眼睛近视。

　　那时候学生上学没有带水杯水壶的，社员家里、老师厨房里、生产队的牛棚里都有水缸，实在渴了，我们就从那些水缸里舀点水喝。

　　那时候学生的书包很轻，几本教材，几个作业本，一支钢笔或圆珠笔，最多有个铁皮文具盒。钢笔写着写着没水了，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去找墨水瓶。

　　那时候学校收费很少，我记得开学时就收点课本费，是否有杂费记不清了，有的话也不多。作业本、文具自己花钱买，用多少买多少。我是班里的课代表，收作业时，大本的、小本的、新的、旧的，写在正面的、写在反面的都有，老师也不管，只要做对题就行。

　　那时候只有期末或毕业时才有考试，平时没有小考（单元考、期中考等），更没有会考、联考之说，考试成绩也不张榜公布，也不分名次，学生没有太大压力。

　　整个初二，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一九七七年八月，我收到公社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被录取的还有另外三名同学。

　　我们这个初中班，后来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还有几个人考上了中专。

　　村里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原来的土坯房都推倒了，建了两排砖瓦房，新修了操场，边上还有健身器材，调来了不少正式的教师，学生来自周围几个村。今年清明节我再回老家，学校已停止招生了，操场的沥青跑道已严重风化、到处是裂口，院子里长满了青草，教室的门都锁着，间或有村民在里面晾晒东西。我询问附近村民，村民回答说，村里出生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还有些都去县城上学了，学校招不到学生。他接着告诉我，不光咱村是这样，连乡里中学也快招不到学生了。听了这些话，我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无论怎样，我仍旧怀念我的初中生活。

　　【文/李靖，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