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可以再生 我仍选择中国——大师邓稼先的不平凡人生

　　邓稼先离世已经多年了，但其家中的陈设一如既往。许鹿希老人将丈夫生前用过的用具都标上了年代、使用日期，连邓稼先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换过。有变化的，是屋里多了一尊邓稼先的半身铜像。

　　许鹿希指着那对沙发对我说：当年杨振宁来看望邓稼先，就是坐在那里。

　　1958年8月的一天，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幽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

　　许鹿希说：“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

　　“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许触发了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邓稼先像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或许是他要留给亲人的纪念吧!

　　之后，邓稼先走了。

　　许鹿希感到一种莫名的伤害，因为，除了丈夫那些简短的话，没有一个人给她解释什么，丈夫就这样活生生地从身边“消失”了。其实，她哪里知道，邓稼先为了国家利益的无悔选择，不仅对她和家人是一种伤害，即使对邓稼先本人，也是一种伤害!他的一切都将不告父母不告妻儿，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就算工作成绩再大、功劳再大都将无人知晓，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自己声名的成长，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无闻!

　　但是，为了祖国，邓稼先认了!

　　邓稼先与许鹿希是青梅竹马，又有着师生之谊。

　　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是清代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许鹿希比邓稼先小4岁，是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教授的长女。许德珩与邓稼先的父亲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许鹿希上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时，邓稼先在北京大学当助教，给许鹿希上过物理课，对这个富有才华的女孩印象极佳……

　　邓稼先从许鹿希身边“消失”的时候，邓稼先34岁，许鹿希只有30岁，幼小的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稼先接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人就变得沉闷了，不爱说话了，”许鹿希说，“他的眼神似乎看到了地球之外，就像提琴演奏家们在演奏的时候，眼神是‘空’的，不是看着眼前的乐谱，而是看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在许鹿希的记忆中，邓稼先几乎从未休过探亲假。“从1958年他被调去搞原子弹，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28年间我们聚少离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十分苛刻、严格，他不能多说，我也不能多问。甚至我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来家里，免得出事。至于他突然回来和突然走以及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走的时候，一个电话，汽车马上就在楼底下等着，警卫员一来就马上走了。”

　　为此，很多人都曾问过许鹿希，为什么能够忍受和丈夫分离长达28年?她说，是因为她不仅见过“洋人”，还见过“洋鬼子”;不仅见过飞机，还见过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自己的家园;不仅挨过饿，还被敌人的炮火逼着躲进防空洞忍饥挨冻。

　　她说因为有了这些与邓稼先共同的经历，才使她能够理解邓稼先，理解他的事业，同时，她觉得自己也有那一份责任，那一份对祖国的责任。然而，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要照顾有肺病的公公和有哮喘的婆婆，同时还要追求自己在事业上的前程，其艰难可想而知。

　　面对这么多艰难，许鹿希宁愿自己默默地承担一切。她对丈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后，人们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许鹿希说：“很多人问我，1964年10月16日晚上，你是不是和大伙儿一样，手里举着红色号外，高兴得又蹦又跳，欢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如实地回答说：不是，我当时只觉得提到嗓子眼儿处的心，落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搞成了!那年，我父亲许德珩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对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伯伯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大笑起来了。”

　　“从原子弹、氢弹，到中子弹……我们担心极了，一个接一个地担心。每成功一次，我们家属也只是相互串门问候一下而已!”

　　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一代人完成了其他国家五代科学家才完成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从小型化迈进到电脑模拟核试验。

　　“邓稼先一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32次里有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的业务负责人。就我们国家而言，一颗原子弹氢弹做成以后要有一个专家签字，这个签字等于向国家保证——这个弹做成功了，可以放了。这个字是邓稼先去签，签完字后邓稼先说非常紧张，就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万一不行就不得了，可是每次都行了。所以人家给邓稼先起了一个外号，说邓稼先是福将，可这福将真太难当了。”许鹿希说。

　　1979年，一次爆炸实验失败了，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他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那次失败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那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从他们寻找部件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邓稼先仅穿了件简易的防护服。

　　“当时残损部件放出的射线，至少需要三米厚的混凝土才可以防住。”许鹿希说，“当我知道他受到辐射，身体严重受损后，急得直跺脚，想各种法子帮他恢复!不过，打那以后，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时，他能一鼓作气爬到山顶，可后来刚到半山腰，他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邓稼先承受了这一切，隐姓埋名28年后，他的生命因过度燃烧而成了残烛。

　　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那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从这一天到1986年7月29日，是许鹿希与丈夫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这最后一年，许鹿希异常心酸。

　　仔细算来，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33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只有6年，而能过快乐而平凡家庭生活的就只有结婚的前5年，其余时间，独守家中的许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担心。

　　即使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也不能完全属于她。

　　手术后，因白血球数目太低，血相太差，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邓稼先回家休养。预感到日子不多了，他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向中央提出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规范论。

　　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另外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高度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否则，多年的努力必将功亏一篑。所以，虽然重病缠身，邓稼先也一定要留下这份建议书。

　　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邓稼先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缠身，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几乎是置一切于不顾，在和生命进行最后的赛跑。

　　那时候，因为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他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这一件事。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病房变成了会议室。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的三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有一天，邓稼先拉着许鹿希的手，向她描述原子弹爆炸时的壮丽景象：奇异的闪光，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笔直地升起……沉浸在那自己创造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中，他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那么坚定：“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那天，在舒伯特迷人的音乐中，邓稼先又一次拉着许鹿希的手，默默地吟诵着肖贝尔的歌词：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

　　因为是癌症晚期，邓稼先疼痛难忍，许鹿希虽然是医学博士，很心疼，但也束手无策，她只能抱着他哭泣。

　　1986年6月24日，全国各大报显著版面刊登着同样的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这无疑又是一次大爆炸!此刻，北医大的领导和同事们才知道许鹿希的丈夫是做什么的，世人才知道邓稼先是干什么的。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用最后的呼吸回应了28年前的领衔受命：死而无憾!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如何评价我丈夫呢?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没有虚度一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吧!”许鹿希说到这里时，平静的脸上有了欣慰的表情。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在试验成功的当天，我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它显示了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寂静的罗布泊将被人们永远怀念。

　　邓稼先的精神、品格和成就令无数后人肃然起敬，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