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的鲁迅|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

　　导 语

　　文学应该远离政治，保持自身的纯粹性，还是应该直面现实、介入时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学命题。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鲁迅越来越多地选择杂文作针砭时弊，也正因为紧贴现实、直面论争，杂文一度受到“是否为文学”的质疑。

　　针对当时一些文人对杂文的批评，鲁迅将杂文看作是显微镜，照出了细小甚至污秽之物。因此杂文的“战斗”，不只是语言尖锐，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事件、日常话语中发现问题。不管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对旧制度、旧观念的批判，还是从《论“他妈的”》一句国骂中透视社会等级，抑或是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直面现实中的暴力与牺牲，鲁迅不断从具体而细微之处深入时代，辨认、剖析那些关乎中国人生存与命运的问题。对于鲁迅而言，杂文不只是一种文体的选择，更是他介入现实、进行斗争的方式。

　　早在1933年，瞿秋白已经敏锐地注意到鲁迅这种写作的意义。他从鲁迅此前的杂文集中选录七十五篇，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长篇序言。在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之际重读这篇序言，我们所纪念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保持着敏锐感受与批判锋芒的鲁迅。

　　作者｜瞿秋白

　　责编｜侯丹 姜饼

　　后台排版｜净怡

　　木刻画《鲁迅与瞿秋白》展现他们之间

　　的情谊 |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 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

　　——卢纳察尔斯基：

　　《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瞿秋白与鲁迅 | 图片来源：网络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15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界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

　　“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二心集》：《序言》

　　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

　　“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坟》：《灯下漫笔》

　　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趸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说：

　　“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二心集》：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下图：素描《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画），右图：鲁迅书赠瞿秋白 |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

　　“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坟》：《写在“坟”后面》

　　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知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厢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像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后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

　　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嗡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

　　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委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像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像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鲁迅在内山书店内 | 图片来源：上海党史网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

　　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羼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可以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的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

　　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像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

　　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编》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记录了。

　　“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

　　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 不过偏要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做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1933年7、8月间，瞿秋白曾两次在此避难。图为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三楼客房 | 图片来源：常州学习平台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1933.4.8 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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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公众号-莅原的岛屿

　　原标题：文摘|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