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汕头烫死事件拷问下的民生底线与发展正道

　　2026年初，一则尘封三年的悲剧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汕头一对智力残疾二级的夫妇，其13岁的儿子在长期帮工的餐馆内离奇死亡，鉴定报告明确显示为“四肢烫伤伴挤压综合征、多器官炎症反应致急性肾功能衰竭、休克死亡”，而涉事餐馆却早已悄然注销，相关部门的回应始终含糊其辞。这场悲剧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个别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价值错位——当“维护营商环境”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遮羞布，当资本利益凌驾于弱势群体的生命尊严之上，我们不得不重温毛泽东同志在百年前发出的时代之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出自1925年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百年后的今天，时代背景已然变迁，但这一论断所蕴含的立场原则从未过时——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弱势群体，永远是我们党和政府最坚实的依靠与最该守护的朋友。汕头这对残疾夫妇，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半无产阶级”的缩影：他们智力残疾，缺乏独立谋生能力，依附于餐馆老板维持生计，丈夫在工地或餐馆打零工，妻子帮老板家人捡破烂、做家务，13岁的孩子甚至要在放学后背负起洗盘子、拖地、买菜的重担，一家三代都在社会底层艰难求生。这样的家庭，本应是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呵护的对象，是地方政府理应主动帮扶的群体，却在悲剧发生后陷入了求助无门的困境。

　　涉事餐馆老板的行为已然突破了人性与法律的双重底线。根据亲属描述，孩子被强行拉入餐馆后，老板当晚告知其父亲“孩子无法回家需留宿”，次日便发现死亡，面对孩子身上的烫伤痕迹，老板先是谎称“洗澡烫的”，后又改口“感冒致死”，前后矛盾的说辞难掩心虚。更令人愤慨的是，在悲剧发生一年多后，涉事餐馆竟悄然注销，老板失联，这背后是否存在人为干预、为责任人脱责的嫌疑?种种疑点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地方有关部门在处理此事时，存在明显的“重资本、轻民生”倾向，将餐馆老板的经济利益置于残疾家庭的生命权益之上，用“维护营商环境”的名义为涉事者提供了规避责任的空间。这种背离初心使命的行为并非汕头个例，在多地都曾上演过类似的民生权益被漠视、资本利益被偏袒的荒诞剧。

　　北京“女律师10年体检漏诊肾癌”事件中，资本的傲慢与监管的疲软形成了刺眼的对照。执业律师张晓玲连续10年在爱康国宾体检，报告均显示“未见异常”，2024年却被确诊为肾透明细胞癌晚期并发生骨转移。当她质疑机构漏诊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期时，这家背后有阿里巴巴、云锋基金等资本加持的体检巨头，不仅未反思自身问题，反而起诉张晓玲侵犯名誉权并索赔1000万元，企图用法律手段震慑维权者。而监管部门的处理更显敷衍：北京市卫健委调查认定涉事门诊部存在医生未备案、医废处理不合规等问题，却仅处以2000元罚款——对于年营收数十亿的上市公司而言，这样的处罚无异于“罚酒三杯”，既未能抚慰受害者，也无法形成有效震慑。监管部门对资本违法行为的纵容，本质上就是对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漠视，与汕头有关部门为涉事餐馆“开绿灯”的行为如出一辙，都是将资本利益置于民生权益之上，完全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地方部门不仅漠视群众权益，甚至主动与资本勾结，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济南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原副主任潘建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却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违规经商办企业，还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同时违规向企业主摊派费用，双重侵害群众与企业利益。贵州安顺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代敏，更是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在项目承接、扶持资金申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收受巨额财物，同时漠视群众利益，违规摊派费用，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风险。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当地方部门与资本形成利益共同体，人民群众就会沦为被牺牲的对象，汕头残疾夫妇的维权困境，正是这种利益勾结下民生权益被边缘化的必然结果。

　　在基层治理中，这种背离初心的行为更显直接与残酷。江西崇仁县村委会副主任邓福孙，在协助管理扶贫项目时，不思如何为群众谋福祉，反而将黑手伸向扶贫资金。他通过伪造合同、假冒签名等手段，将村民个人修建的水库虚报为公益项目，骗取6万元扶贫资金，仅给村民5500元，其余全部据为己有。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原站长覃明指、副站长梁建鹏，利用渔船油价补贴审核发放权，私自复制渔民身份证信息，冒名套取国家补贴21万余元，仅给部分渔民少量“封口费”。这些基层干部本应是群众利益的守护者，却沦为侵害群众利益的“硕鼠”，他们的行为与汕头有关部门漠视残疾家庭诉求的冷漠形成呼应，共同揭示了个别地方“唯利益是从”而非“唯人民是从”的治理乱象。

　　而甘肃天水褐石培心幼儿园铅中毒事件，更将这种“官商勾结、漠视民生”的乱象推向了令人发指的境地。2025年7月，该幼儿园251名幼儿中233人被检测出血铅异常，部分幼儿血铅值高达528微克/升，远超正常值数倍，而铅污染的源头竟是幼儿园长期在食品中添加的含铅彩绘颜料——这些颜料外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其中黄色颜料铅含量更是高达209890.63mg/kg，而被制成玉米卷肠包、三色红枣发糕的餐食，铅含量分别达到1340mg/kg、1052mg/kg，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2000余倍[__LINK_ICON]。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持续近一年的恶意投毒式犯罪，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园长朱某琳为吸引生源、扩大收益，经投资人李某芳同意后的刻意为之——他们明知食用色素价格更低，却因彩绘颜料色泽更鲜亮而选择铤而走险，将幼儿的生命健康当作盈利的筹码。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涉事园长朱某琳不仅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幼教企业家”，还头顶“政协委员”的光环，其投资人李某芳更是被当地妇联表彰为“幼教标杆”，获得过多项地方荣誉奖项。这些本应代表公信力、彰显榜样力量的身份与荣誉，在真相曝光后沦为莫大的讽刺——一个长期恶意侵害幼儿健康的肇事者，为何能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与嘉奖?答案恰恰藏在地方政府的前期瞒报行为中。事件初期，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腹痛等症状后，自行带孩子前往西安检测，结果显示血铅严重超标，但天水当地部门却口头告知家长“检测结果正常”，且拒绝提供纸质报告，两地检测数据相差数十倍之多[__LINK_ICON]。这种刻意隐瞒、混淆视听的做法，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涉事幼儿园的“声誉”，维护地方所谓的“营商环境”，而代价却是233名幼儿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与无数家庭的破碎。

　　天水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与汕头烫死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地方政府都将资本利益与地方短期政绩置于民生权益之上，都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与不作为。汕头涉事餐馆长期雇佣未成年人帮工，相关部门视而不见;天水涉事幼儿园违规添加有毒原料近一年，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从未开展有效检查。更值得深思的是，涉事者的“政协委员”身份与各类奖项，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免罪金牌”——在“扶持民营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口号下，一些地方政府将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经济贡献当作纵容其违法违规的理由，对群众的合理诉求置若罔闻，对明显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将荣誉、身份与利益绑定的畸形生态，正是地方保护主义与唯经济是从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让资本与权力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弱势群体沦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

　　所谓“维护营商环境”，本质上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保障消费者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在汕头、天水等事件中，“营商环境”却被异化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挡箭牌，沦为资本脱责的“保护伞”。这种扭曲的发展观催生了“重招商、轻治理”“重老板、轻百姓”的畸形生态：为了留住所谓的“利税大户”，对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数据，对弱势群体的诉求视而不见;为了营造虚假的“投资环境”，甚至动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公正，让受害者求告无门。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李德明的案例更具讽刺意味，他曾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却在担任通榆县委书记期间，不顾当地刚脱贫摘帽、财政吃紧的实际，为追求政绩擅自变更设计方案，耗资千万修建豪华公厕，每座公厕配备中央空调、wifi、音箱等设施，与当地贫困群众的生活现状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本质上就是“唯GDP论”的产物，与汕头有关部门牺牲民生维护资本的行为，共同指向了同一错误政绩观——将表面政绩与资本利益置于群众真实需求之上。

　　这种“唯经济是从”的垃圾传统，其根源在于政绩观的严重错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政绩追求，错误地认为“只要GDP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却忘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幸福。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年代就深刻认识到，“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今天，我们的政府作为人民的“向导”，如果在发展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将资本利益置于群众利益之上，将地方短期利益置于国家长远利益之上，最终只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汕头这对残疾夫妇，将最珍贵的儿子托付给长期打工的餐馆，本是出于最朴素的信任，却遭遇了生命的剥夺与权益的漠视;天水的233个家庭，将年幼的孩子送入挂着“幼教标杆”招牌的幼儿园，满心期待孩子健康成长，却换来不可逆的身体损伤。他们的遭遇，让无数底层群众感到寒心：当智力残疾的父母无法为孩子争取公道，当普通家庭的幼儿在“正规机构”中遭受侵害，当弱势群体在资本与权力的夹缝中毫无反抗之力，这样的社会公平何在?这样的发展意义何在?

　　关爱贫困人民群众，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检验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的试金石。对于汕头这对残疾夫妇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象征性的慰问，而是公正的调查、明确的责任认定与应有的赔偿;他们需要的不是“会关注”的口头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与生活帮扶。对于天水的受害家庭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及时的医疗救治，更是对涉事者的严厉追责、对瞒报者的严肃问责，以及对地方荣誉评定、政协委员遴选机制的彻底整改。地方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主动介入调查，厘清事件真相，追究涉事者的法律责任，为受害者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与生活救助;是建立健全弱势群体保护机制，让智力残疾等特殊群体能够得到应有的社会关怀，让幼儿等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得到绝对保障;是摒弃“重资本、轻民生”的错误观念，真正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环境，一个能够让受害者得到公正对待、让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护、让违法者受到严厉惩处的社会，才能真正吸引优质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靠牺牲群众利益、纵容违法违规换来的“虚假繁荣”，终究只会是昙花一现。

　　地方保护主义与“唯经济论”的危害，早已被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在革命年代，正是因为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导致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在建设年代，一些地方因为固守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市场分割、恶性竞争，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新时代，一些地方因为沉迷“唯GDP论”，导致生态破坏、社会不公，影响了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曾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政绩观扭曲导致的发展短视”，这种短视行为不仅会损害群众利益，更会动摇治理的制度根基。汕头烫死事件、天水铅中毒事件如果不能得到公正处理，不仅会让当地群众失望，更会向社会传递出“资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弱势群体权益无人保障”的错误信号，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形象与长远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贫困群众、弱势群体正是我们最需要团结与保护的朋友，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放弃对他们的保护，就是放弃我们的执政根基;忽视他们的诉求，就是背离我们的初心使命。汕头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舆论关切，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彻查此事：要查明孩子被强行拉入餐馆后的具体情况，还原烫伤与死亡的真实过程;要查明涉事餐馆注销的详细流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与权力干预;要查明相关部门在过去三年中的履职情况，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天水有关部门更要深刻反思，不仅要追究涉事幼儿园的刑事责任，更要彻查瞒报行为背后的利益链条，追究相关监管部门与审批部门的失职渎职责任，重新审视地方荣誉评定与政协委员遴选的标准，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调查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涉事责任人必须依法严惩，受害者家庭必须得到足额赔偿与长期帮扶。只有这样，才能告慰逝去的生命，才能抚平群众的创伤，才能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同时，我们更需要以这两起事件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政绩观的深刻反思与纠偏。要彻底摒弃“唯经济是从”的错误导向，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将民生保障、社会公平、法治建设等纳入考核核心指标;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与执法体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要健全弱势群体保护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与法律援助体系，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与公正的对待;要规范荣誉评定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遴选机制，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与动态监管制度，防止违法违规者利用政治身份谋取私利、逃避责任。各级政府必须牢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更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诉求。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良性互动，才能建设出真正让人民满意的“营商环境”。

　　百年前，毛泽东同志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时代之问，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今天，汕头烫死事件、天水铅中毒事件再次让我们面临同样的拷问。在新时代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的敌人是地方保护主义、是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是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作风;我们的朋友是广大人民群众，是辛勤劳作的普通劳动者，是需要被呵护的弱势群体。希望汕头、天水有关方面能够幡然醒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公正的处理、有力的举措回应社会关切;希望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引以为戒，摒弃“唯经济论”的垃圾传统，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革命先辈的嘱托，才能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下，享有尊严、安全与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