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先生”遭遇“恶意欠薪”

　　“7人讨薪在食堂吃4个菜被收7万元，老板：不是想吃就吃的”的视频新闻令人震惊：

　　近日，浙江杭州，7名工人上午去公司讨薪，但未见到老板，中午在公司的职工食堂吃了一顿很简单的工作餐，7个人吃了一个青菜、一个带鱼、一个竹笋以及另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菜。食堂的阿姨并未阻拦，还热情的将菜给盛好。当时跟老板沟通了一下，如果需要扣钱按照正常的价格甚至多一些也可以，没想到老板执意要按照每人1万块钱收取费用。该老板在7人面前表示，如果接受每人1万块钱的餐费，就在协议上签字，工资会立马结清；但是如果不接受，工资只能慢慢协调了，现在没那么多钱；老板还回应称，这是自己的公司，不是你们想吃就吃的。事后，这名老板向媒体理直气壮的表示，就是因为他们吃饭了，所以才扣的钱。（文字引述自媒体报道）

　　7个人点4个菜，说明这几个人已经很节俭了，而且事先老板说明饭钱从欠他们的工资里扣，并没有要吃“霸王餐”，首先根本不存在“恶意讨薪”；

　　“签字”就能拿回剩下的薪水，“不签字”就是“公司没钱”，这说明欠薪的事实是存在的；

　　一个公司的员工食堂，4个菜即便300元都已经很高了，老板敢张嘴要每人1万、合计7万，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

　　综上，很显然，在这个事件中工人没有“恶意讨薪”，而老板却是妥妥的“恶意欠薪”了。

　　不知谁发明的“恶意讨薪”这个名词，媒体往往大谈“恶意讨薪”，从来不谈老板们的“恶意欠薪”。

　　前一段时间，“恶意讨薪”的名词又频繁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1月5日，广东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楼威胁讨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厦门，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万元工资，其中一人爬塔吊讨薪，而后被处以治安处罚；

　　1月20日，广东汕头，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资达100多万元，工人组团Y行讨薪，七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2月1日，黑龙江大庆，一药房拖欠员工20个月工资，工人信访被带走；

　　2月2日，广东汕头，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楼威胁，被处5日行政拘留；

　　2月5日，甘肃甘南，一名包工头爬上50米高的塔吊索要工程款，因“恶意讨薪”被拘；

　　2月8日，广西梧州，4名讨薪人员向包工头讨薪，其中两人以砸毁财物方式恶意讨薪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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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意外”的话，这份“榜单”还要被续写下去。而事实上大多数“恶意讨薪”的结果是欠薪被追回，虽然讨薪者大多以被“刑拘”为代价，这间接说明了“恶意讨薪”的“成效”。

　　然而，“恶意讨薪”绝不是精英们恶意栽赃的什么“按闹分配”，往往是老板“恶意欠薪”在先，往往是被“恶意欠薪”逼出来的！

　　如果不是自媒体发达起来，手机拍照录像功能已经普及，这名“恶意欠薪”的浙江老板恐怕还会再嚣张下去。

　　那么，这名老板“恶意欠薪”的底气又来自哪里？在相关新闻的评论下，有网友建议讨薪者走“劳动仲裁”：

　　但更多的网友则“现身说法”，指出了“劳动仲裁之难”。

　　现有的相关法规对“集体谈判”并不友好，往往将具有集体特性的劳资冲突“原子化”为个体行为，瓦解了工人的团结，增加了个体依法讨薪的成本。

　　如果地方权力积极作为，直接出面进行劳动调解或仲裁，这个时间期限是工人群体大致可以接受的（一般来说，调解15日，仲裁45日，要求60日内结案）；而有一方不服裁决，一旦进入诉讼环节，时间就要被拉到1年以上，劳方还要承担复杂的举证责任。

　　时间损耗是那些普遍处在“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底层劳动者承受不起的；法律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更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底层劳动者望而却步；而找律师的成本很高，这更是尽人皆知——前几天广州司法局还通报“‘工伤获赔180万律师费90万’无法处罚”。

　　不说律师都是“坏人”，但毫无疑问，今天的律师主要是一种赚钱的职业；绝大部分律师没有义务、更没有意愿真心地去帮助劳工阶层，根本而言他们是冲着律师费或丰厚的报酬去的。

　　很巧合的是，这一次被“恶意欠薪”的7名工人，有一位被媒体称作“毛先生”。

　　百年前另一位“毛先生”也遭遇过普遍的劳资矛盾，只是被欠薪的不是“毛先生”自己，而是亿万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毛先生”却开始毅然决然地为亿万素不相识的人奔走。

　　“毛先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工人夜校里制造铅笔的工人、电气公司的职工、人力车夫、卖菜商贩以及铁路职工对他的亲切称呼，这位“毛先生”后来成了我们的革命导师毛主席。

　　那个时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劳工大律师——施洋，他的事迹很多人大致都了解。毛主席在1939年曾经高度评价施洋，“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这个评价其实也给出了毛主席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手段，那就是依靠中国共产党，依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而施洋大律师就是这样一位躬身先行的共产党人。

　　那么，今天还有施洋这样的律师吗？笔者以前听说过几例，但后来大多被证明是“沽名钓誉”之辈；而即便真的有，今天的处境也会很难。

　　还是在上个月，就在“恶意讨薪”新闻频繁出现的时候，“浙江公告”公告了一则消息：

　　按照这个规定，施洋大律师这样的人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率是要上名录的。

　　看到这里，大家大致也该明白那位敢向点了4个菜的7名员工索要7万元餐费的浙江老板，底气来自哪里了。

　　前几年，某地公开宣判“恶意讨薪”的场景，让笔者过目难忘：

　　这样的“公审”画面也曾发生在“毛先生”刚刚创立新中国的时候，只是那时站在台上被“公审”的，是侵害工人阶级利益的黑心老板：

　　这样的颠倒是逼着工人“恶意讨薪”的根源，笔者就问敢不敢对浙江那位“恶意欠薪”的老板来一次公审？！

　　某些当官的怕是早已忘却了初心，就像艾跃进老师生前说的：

　　如果真的还把工人、农民当作“共产党的娘家人”，还把人民群众当作“父母”、“上帝”、“活菩萨”，别人是不敢欺负他们的。毛泽东时代有敢欺负工人、农民的吗?如果有，那立马就会对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那时候别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全国各行各业就没有拖欠工资的现象，因为人民政府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人民领袖毛泽东不答应！

　　毛泽东把人民比作“上帝”、“活菩萨”。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愧对甚至背叛自己的衣食父母，决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决不能再重蹈王朝“周期律”的悲剧!

　　毛泽东时代已经远去，回归现实，谈一点笔者的希冀：在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想保护工人利益，那就应当切实发挥工会职能、推进集体讼诉制度，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劳动监察部门中涌现出更多的当代“施洋”，而不是大赞“剥削有功”的工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