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去乡村： 一支“新工人”乐队的突围

      当一群草根青年决定为农民去唱歌……

　　文|巩淑云

　　监制|张凤云

　　编辑|莫志超

　　局内人

　　美编|刘 念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转战乡村了。现在主要是到村里演出。”

　　发表这番有些沧桑的感慨时，许多就坐在我对面，在北京平谷同心公社的一间平房里。他坐在电视柜上，上面全是书和从各地淘来的小玩意儿，背后是“大地民谣”的旗帜。那是2020年11月的一个下午，天气不错，冬日的暖阳正好透过窗户照进来，白白的，撒在他的身上。许多戴着一顶扎染的头巾，半长的爆炸头露在外面，很“机车”的皮衣，看起来“不疯魔不成活”的样子，在电视柜上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当他说起这番话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点冲突，对面的这个中年人，“新工人乐团”的主唱，骨子里可能并不是我们平日里看到的那样不羁。

　　很快地，略带忧伤的思考被许多的调侃和幽默冲淡了。我们开始聊他从摇滚乐开启的社会性实践，聊音乐和现实的关系，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从城市走向乡村，聊这几年里跑到多少个村去给农民唱摇滚。从艳阳高照到太阳缓缓西沉，直到星辰闪耀，许多哑哑的声音就在日月变换里流淌。

　　“对，从城市到农村。”仿佛是庆幸刚刚说出的话表达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意识的流动，许多又对他们近几年的转向特意强调了一下。

　　七万五千块钱“巨款”的用法

　　问起“新工人乐团”最初的那段时光，许多开玩笑地说：“可以去问问孙恒，孙恒是总干事，我们是干事。他‘总在’干事儿，我们干事儿。”

　　孙恒其实就在许多隔壁的隔壁。同心公社本是几年前他们办的“工人大学”，由张辛庄小学改建而成。“工人大学”原是给年轻工人提供帮助和培训的基地，停办以后这里就成了“新工人乐团”排练的地方。近几年，这里被改造为一处文创基地，平日里接待一些团建和培训。因为疫情，2020年比较冷清。

　　乐队合影

　　孙恒的房间里满壁图书，散发着菊花茶的清香。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人好像消瘦了些。与许多的不羁相比，孙恒是冷静的、理智的，甚至是温情的。他从书架上拿出乐队2004年出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乐队还叫“打工青年艺术团”，专辑封面是各领域的劳动者围着乐团听歌的火热场景，红色剪纸的设计。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你来搞建筑，我来做家政……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就像他们唱的内容一样，这都是属于“我们”的歌。

　　“我们”是谁？“这张专辑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有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中，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起到的作用。‘文化合作运动’是我们在面临的困境中得出的价值与手段。”这张专辑介绍道。

　　某次演出结束后的合影

　　回忆起这张专辑的出版，孙恒感慨于音乐的力量：“那时候出专辑不是件容易事，能顺利出来，就是因为音乐的共鸣作用。当时在录音的时候，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听第一首歌《想起那一年》就很受触动，‘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他曾经也出来打工赚钱，还做过建筑工人，一下子被打动了，当时就说‘赔钱也要给你们发’。”

　　孙恒说这张专辑的“命”也比较好，当时“打工青年艺术团”被编入原文化部小分队，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大型机场航站楼演出，演出结束，就有上万张的采购量。“专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了10万张，而且很多媒体都报道我们，感觉我们成了打工群体和‘打工文化’的象征。”许多笑着说。

　　卖专辑拿到了7.5万元版税，这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是笔巨款。当时孙恒在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许多还在街头卖唱。这笔巨款怎么用？要不要分了改善一下生活？乐团为此足足开了一个星期的会。

　　“我们经常到村里、到工地演出，看到城乡接合部、城中村里的很多孩子因为没户口上学难。当时就想，将来结婚有了孩子，作为外地人，我们的孩子可能也面临同样困难，干脆自己办一所学校。”说起心路历程，孙恒觉着那时候年轻，还是挺敢干的。

　　就这样，一毛钱没分，一所名叫“同心实验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北五环外的皮村诞生了。这所起始于音乐的学校也开启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公益之路。接下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陆续出现，新工人剧场、文学小组、“打工春晚”等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一些打工人慕名前来，有家政女工、有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大家感觉找到了一个心灵的归宿。北京五环外、外来人口2万多人的这个叫皮村的小村子，也因此被打上了“打工文化”的烙印。

　　半是安稳，半是漂泊

　　至于许多为什么会加入“新工人乐团”并且一唱就是快20年，选择这样一种不太“寻常”的生活，大概是跟他有点儿不安分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是个小镇青年，19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高中时候学习不好，厌学，找不到学习的动力，那种感觉就好像人生的道路就那么一条，考大学啊、挣钱啊，我特别不愿意走，一眼看到底的感觉。”就像很多人成长经历中都会有的青春躁动一样，压抑一段，发泄一段，过了那个年纪，基本也能走上所谓正常的生活。但许多一直像个士兵一样，左冲右撞地在压抑的生活中找寻出口。

　　“有一天窗外下着小雨，教室里放着音乐，好像压抑的心情被这种画面感触碰了一下，突然觉得这种画面感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感觉。于是我就想拍电影，嗯，也是邪了。那时候当电影导演的想法像一棵救命稻草照耀着自己，是一束光。”追着那束光，许多看了各种书、逃课去录像厅看电影。20世纪90年代，DV都还没普及，他想报电影学院导演系时人家没有招生，拍电影这条路没走通。

　　后来，许多到杭州一个县城去当协警，不安分的心也没闲着。那年他认识了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哥们儿，从他那里接触到了一些摇滚乐，听窦唯、张楚和何勇的歌。

　　许多

　　电影那束光熄灭后，摇滚乐这束光他无论如何也要追下去。1999年，许多背着家人偷偷跑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那个年代摇滚人的圣地。离学校最近的树村，除了少数本地村民，大多数是外地打工者和一群玩儿摇滚乐的青年。

　　“就是‘911’那会儿，我在西直门那边地下通道卖唱呢，跑过来一哥们儿要钱，说他在地铁里卖唱，吉他被收走了。我一听他也卖唱，就很豪迈地把所有钱给他了，当然也就几十块钱啦。”把琴赎回来之后，那个人就跟许多聊，聊到了孙恒。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哥们儿骑着他的破单车带我去找孙恒。当时我们都住在村子里，孙恒住在西二旗的一个小区里。他住得比我们好。”许多开玩笑地说。

　　孙恒

　　孙恒出生于陕西，高中时随父母迁居河南，大学毕业当了几年音乐老师。本可以安逸地走下去，娶妻生子，过着常规无忧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也是摇滚乐的黄金时代，孙恒就是在那个时期放弃了稳定的生活，背着吉他开始了漂泊。漂泊中，他看到了世间百态，在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时看到很多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面临的艰辛，也在各大高校的讲座中不断求索造成这种艰辛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这个求索，是探索社会，也是寻找自我，这让孙恒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变成一个有冷峻思考的人。这种思考，也传递给了许多。

　　我们不一样，其实也一样

　　给劳动者歌唱、为劳动者歌唱，是乐队成立之初就确定的事业。许多和孙恒相遇的那年冬天，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老师带着学生社团去工地上探访，孙恒也去唱了歌。大冬天的工地很破很乱，工人们却热情高涨，在音乐中他们热血澎湃，冲破了冬日的肃杀和荒凉，这个场景深深感染了孙恒。回来之后，孙恒就跟许多商量组一个乐队，去工地上给大家唱歌。问及为什么会同意这个想法，许多回答：“我们‘70后’有在红旗下长大的感受，去给劳动人民唱歌、去给工友唱歌，这个事情可以做。”

　　许多和孙恒

　　给工人、农民唱歌，这让摇滚青年许多从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走进了生活当中。“当时在村子里住的，有一些玩儿摇滚乐的人，还有一些打工的人。最开始觉得自己是玩儿摇滚乐的，有一种不屑一顾的感觉。给工友唱过歌后，在身份认同上，我也从一个摇滚青年变成一个打工青年。看这个社会也慢慢多了一些新的视角，以前只是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后来看到了背后的原因，看到了世界的繁华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许多说这是自我救赎，也是为工人、农民，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发声。

　　前几天，他们去浙江兰溪聚仁村巡演，我也跟了去，见到了乐队中的其他人。贝斯手姜杰几乎天天穿着那件带有乐队logo的T恤。他给我讲：“你看，这把小号是用扳手、管子等拼成的，这样看是‘N’，那样看是‘W’，就是NEW WORKERS的首字母。”

　　小帅和姜杰

　　乐队的排练室里也挂着一个印有同样标志的牌子，“新工人”3个字非常醒目。“新工人”这个词无疑是有丰富的现实指向的，乐队创作了很多歌唱劳动者的歌，正如歌词“我像块石头一样滚来滚去总是不安/最新鲜的青春在喂养着这个时代”所唱，这也是他们内心的想法。

　　许多在排练室

　　文化的力量是无形而有力的。“在工地唱歌，工友们有种很直率的热情，跟着音乐使劲地拍巴掌。演出完大家还围着我们聊天，跟我们诉说他们的一些困惑，被拖欠工资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被需要的感觉。”许多说。

　　表达是有价值的：因为皮村文学小组，范雨素一夜之间被人知晓；现在在同心互惠商店的小海，在工厂的流水线干活时会把冒出来的诗句写在订单背后；去外村唱歌，有的村也会跟着成立一个艺术团……

　　许多说：“这是人的主体性建立的一个过程，表达的过程让大家有一种从生活的流水线上站立起来的感觉，渴望自己的声音传递出来，被听见、被看见，并能够改变眼前的困境。虽然这种改变有时候比较微小，但是发声的过程是让大家找到一种更好地做人的感觉吧。”

　　理想之外首先还是生存

　　同心公社里，一些原来的小学教室已变成文创空间，操场上草木枯黄但茂盛。

　　许多带我到公社食堂吃了一碗面，路亮做的肉末豆角，拌在面上非常好吃。路亮是乐队的另一名主唱，平时在公社做一些接待工作。加入乐队前，他在山东一个煤矿井下干了10年。“矿工咱兄弟/你有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奉献执着了一辈子只为不辜负那万家灯光”，这是路亮写的歌。

　　许多是摇滚的，孙恒是民谣的，路亮则是抒情的，他们构成了乐队的不同风格。井下工作，井上唱歌，路亮在一次演出中认识了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并通过他知道了孙恒。

　　当时孙恒等人在济南大学搞唱谈会，路亮去找他。“聊得很开心，他邀请我参加了2016年的‘打工春晚’。”那一年，30岁的路亮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刚到皮村我就傻眼了，还不如我家呢。和我印象中的北京相差特别大，想象中是故宫长城什么的，但是皮村那么乱，大院子里没什么人，提着行李箱，感觉像是进了传销组织。”然而，就像很多被工友之家吸引的人一样，这一年的“打工春晚”之后，路亮留在了皮村。

　　演出中的路亮

　　只是近几年乐队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在皮村时整个运作是NGO模式，一开始有基金会和项目申请资金，之后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作为一个乐队，他们因为共同的“事业”聚在一起，但是理想之外首先面对的还是生存。为此，他们开始不断寻找商演的机会来养活乐队、养活事业，也养活各自的家庭。去聚仁村之前的几天，他们在昌平一家商场开业活动中冒着寒风唱了3天，姜杰被冻感冒了，到聚仁村的时候还没好利索。

　　去聚仁村演出，为了赶飞机，凌晨3时他们便背着琴、带着演出用具摸黑从平谷出发。姜杰因为一夜没睡显得特别疲倦，进村后为了第二天的演出又不断调试设备，和调音师沟通，一直弄到半夜。前前后后一共4天，每个人拿到手的劳务费是2000元。问题是这样的演出机会也不是每星期都有，最近又因为疫情，他们担心接下来可能又接不到什么活了。

　　在聚仁村演出现场

　　鼓手国良是乐队里比较安静的一个人，2003年加入乐队，是个老队员了。国良有两个孩子，一个送到了衡水中学读初中，一个在北京读小学，妻子在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当老师。这些年在乐队里，除了当鼓手，国良还在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负责组织电脑培训和其他社区工作；在同心实验学校负责做饭，购买建材，开校车；在同心互惠商店负责衣物的接收工作。同心公社有一片桃园没人管，有一段时间他还被“发配”过去看桃园，种桃、养鸡、养羊，当了4年“园长”，桃园里鸡太多的时候，他还负责杀鸡。“杀鸡杀多了，我走过去的时候鸡见到我都不动了，那几天我晚上做梦都是在杀鸡。”国良是东北人，说话的语调像演二人转一样，心酸的事搞笑地说，听到的人眼泪却不自觉掉下来。

　　国良

　　吉他手小帅是乐队里年龄最小的成员，1997年出生，2019年买房结婚。因为姜杰和小帅的加入，乐队的整体音乐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专辑制作也变得非常精良。

　　许多曾经发了条朋友圈：“这年头不好混，同学会、年会、商场开业、各类演出，都接单。我是经纪人，欢迎洽谈。”

　　路亮说：“很多乐队都是在LiveHouse演出，很少像我们一样去工地、学校、村里。”转念一想，“有人在‘庙堂’，有人就会在‘江湖’”。

　　如果说乐队以前是一系列公益事业中的一部分，那么现在，乐队需要不断演出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聊着乐队的发展历程，眼前就好像有一串蒙太奇镜头，孙恒、许多、国良他们站在中间，乐队的其他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最后站定的就是他们6个人。头顶是飞机的轰鸣，身边是不息的车流和人群，他们眼看高楼起，眼看大天地。

　　从头越

　　“之前皮村那种运作模式走不通了，后来我们就开上两部车，出去唱歌。”许多说。

　　3年前开车到全国的村镇巡演，或多或少有点迫不得已。但是在跑了100多个村庄、2万多公里后，他们感受到了乡村天地的广阔，这让他们觉得，再猛烈的风也不会一直吹。虽然融入城市的道路很艰难，但乡村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新专辑是这么介绍的：“从2017年开始，‘新工人乐团’走出城市，走进乡村，行走大地山川，每年自驾车一个多月，在全国做‘大地民谣’音乐会巡演。2018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也在那里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互助’的新路线。”“大地”，如同他们唱的，“我的吉他会唱歌”“它只唱大地、山川和人民，它只唱你心中愤怒的烈火”；“民谣”，他们说是“人民的歌谣”的意思。从城市到乡村，于许多而言，于这个乐队而言，正如他们新专辑的名字一样——从头越。一切从头开始。

　　聚仁村的巡演中，村民天一擦黑就在等着了。台下聚集了几百名村民，他们是热情的，又是内敛的。一开始乐队互动时人们不好意思把手举过头顶，但乐队能感受到大家喜欢这些演出，一直围着台子听完了全场。村里的女人们喜笑颜开，小孩子在台下蹦来蹦去，很多人忙着拿手机拍照，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绝大多数人是没见过这种演出的，有的人表示还没听够，也有其他村的村民希望乐队到他们村演出。白天，一名老大爷骑着车，看到他们在村里走，突然就停在面前，大拇指竖向孙恒，把大家美美地夸了一番。虽然听不太懂老人说了什么，但是乐队里的人毫无疑问受到了鼓舞，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喝了点儿酒。

　　“这几年到村子里唱，明显感到乡村缺少这样的文化活动，也需要这样的活动来搭台促进城乡交流。”孙恒说。有学者总结了“大地民谣”的意义：“‘大地民谣’不是为了远方，也不是为了所谓田园，而是扎根大地，扎根工农。‘新工人’群体来自农村，心系家乡，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将成为振兴乡村的主要力量。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振兴，有文化才有根。‘大地民谣’是一次‘文化的万里长征’。”孙恒觉得，这个说法很中肯，这也是他们这帮人依然在这片大地上热烈地唱着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从感性上做这个事，后来慢慢对它有了理性认识，再后来就有种使命感。感性是指和‘新工人’群体有着天然的连接，对，因为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理性是探寻到自己跟‘新工人’群体、社会间的关系；使命感是去做当下历史阶段的一种记录，一种可能性的实践吧。”许多说。

　　和许多一起看他的电子相册，一张张照片像纪录片一样闪在眼前，展示着这支草根乐队的“万里长征”。“新工人乐团”的青年们，和许多人一样，进京，进城；和许多人不一样，做公益，再进村……就这样，在路上，在大地上，唱人民，唱山川。

　　离开同心公社往城里走，一路是村庄，城乡接合部，走着走着，就是满眼的高楼大厦和快节奏的人流车流。想起第一次见面时许多的自我介绍：“我叫许多，许是许多的许，多是许多的多。”也许，这就是他们憧憬的那许多种未来的实现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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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决定去乡村： 一支“新工人”乐队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