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宝善
4月30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调整的决定。中央决定，原《人民日报》总编杨振武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原《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此次人事调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与猜测，网络上议论纷纷。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军史作家、铁原大血战名将蔡长元之子蔡小心在其微博评论说：人民日报总编辑是掌握实权的。李宝善同志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囯家是私有资本垄断媒体，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媒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资本主义囯家媒体是有主流意识和封杀措施的，中国这一点不如它们强硬；必须正面宣传正能量，是社会大趁势，同时应该充许可控制的负面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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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善：坚持党对工会领导 尊重职工首创精神
李宝善：《求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宝善：坚持党对工会领导 尊重职工首创精神
求是杂志社社长 李宝善
2009年05月28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道路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核心就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精神实质，最重要的就是把握这个核心。
在我国，工会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工会、教育职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工会各项工作之中，把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推进党和人民事业而努力奋斗;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尊重职工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建设国家的主力军作用;就要支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完善职工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管理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要把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中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为党和政府分忧，为职工群众解难;就要准确把握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发展变化的新特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李宝善：《求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11年08月28日 来源： 新华网传媒频道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好《求是》 ——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
《传媒》杂志供稿 记者 卢剑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把目光投向党刊，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党中央机关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从《求是》到《红旗》，并由此上溯，一直到《新青年》，一条线索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党刊的发展始终与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步，党刊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求是》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刊物。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求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刊记者采访了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
接棒《红旗》 坚守党性
《传媒》：李社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求是》作为党中央机关刊，一直伴随着党前进的步伐成长、发展，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请您首先谈谈《求是》的历史沿革。
李宝善：《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她是党的八届五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创办的，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刊名，亲自修改了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1988年6月底，《红旗》在出版544期后停刊。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刊名。1989年8月底之前，《求是》作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的理论刊物”，出版了28期。1989年7月28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自此恢复了她党中央机关刊的性质。
从《红旗》到《求是》，党中央机关刊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2008年7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写给求是杂志社的《致〈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的贺信》中写道：“在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你们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你们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着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话，是党中央对从《红旗》到《求是》历史的总体评价。
《传媒》：您认为《求是》自创刊以来最重要的成就或贡献是什么?积累了哪些重要经验?
李宝善：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政党。我们党历来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切合本国实际、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作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我认为，深刻地反映并积极地推进这一伟大进程，就是从《红旗》到《求是》最重要的贡献。
回顾从《红旗》到《求是》50多年的办刊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一，必须坚持高举旗帜。党的理论刊物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必须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必须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党的理论刊物一定要旗帜鲜明。第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党刊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刊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刊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政治上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坚持政治家办刊。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同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是党的理论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也是从《红旗》到《求是》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第四，必须坚持全党办刊。全党办刊是党中央机关刊的优良传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办刊经验。从《红旗》到《求是》，都紧紧依靠党的各级组织，依靠全党的支持，这也是党中央机关刊特有的优势。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今后进一步办好《求是》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必须始终不渝地加以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传媒》：近年来，《求是》杂志有许多新变化，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引起广泛关注，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求是》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李宝善：1999年11月25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求是杂志社工作汇报，为《求是》确定了“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刊方针。2008年7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致〈求是〉暨〈红旗〉创刊5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要求《求是》杂志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紧紧围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下大气力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这些年，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指示，努力改进办刊工作，不断提高杂志质量。
一是，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求是》始终把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紧紧跟上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做到了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党刊的理论宣传就跟进一步。二是，确立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选题组稿思路，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我们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策划选题、组织稿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来推进理论创新，现实针对性强、有实质内容的文章大幅增多。这是《求是》最有意义、最受欢迎的一个变化，也是杂志质量提高的一个主要标志。三是，深入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力发挥统一思想、引领思潮的作用。近年来，《求是》把积极回应理论和舆论热点，回答干部群众关注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战斗力，作为改进办刊工作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努力做到在重要社会思潮、重要理论热点面前，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四是，发挥党和国家高层论坛的作用，重视来自基层的声音。《求是》有着“高层论坛、高端作者、高水平编辑”的特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同志经常在《求是》发表文章，两院院士也积极为《求是》写稿，阐述和讨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保证了党中央机关刊的权威性、指导性。同时，《求是》重视社会各界和基层来稿，开设有“基层之声”栏目。五是，大力改进文风、创新形式，增强杂志的可读性。《求是》高度重视文风的改进，在编辑过程中坚决删除那些“穿靴带帽”的套话、空话，坚决不登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在版面安排上打破常规，鼓励那些现实针对性强、有实质内容、有新鲜观点和独到论述的文章，还积极采用笔谈、专访、综述等形式进行理论宣传。
《传媒》：除了对杂志内容的改进提高，《求是》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改革举措?
李宝善：近几年，我们以纪念创刊50周年为新起点，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贺信精神，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求是》工作的各项指示，对《求是》及子刊子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
我们对所属子刊《红旗文稿》杂志进行了全面改版。《红旗文稿》是我社主办的政治理论半月刊，自创刊以来，办刊定位与《求是》差别不大，被称为“小《求是》”，社会影响和自身发展都有局限。我们经过深入调研，决定自2009年起对其进行全面改版。改版后的《红旗文稿》直面理论热点，文风尖锐泼辣，大量文章被其它媒体迅速广泛转载，广大读者和网民跟进讨论、好评如潮，在思想理论界的知名度、影响力有很大提升，发行量连续两年大幅增长。改版后的《红旗文稿》真正发挥了《求是》杂志的补充和延伸作用。
我们按照中央要求，适应对外宣传的需要，创办了《求是》英文版。《求是》英文版通过选编和翻译《求是》中文版的重要文章，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外交流，力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的权威解读平台，成为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经验的高端传播渠道，成为国外政界、学界和民间了解研究中国事务的重要窗口。《求是》英文版于2009年10月1日创刊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目前为季刊。
我们还创办了大型理论文摘杂志《红旗文摘》，于今年2月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当今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浩如烟海，时时更新，如何以有限的阅读时间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权威、准确、最具思想含量和理论深度的信息，成为广大读者最现实、最迫切、最高端的阅读需求，顺应这一需求，《红旗文摘》应运而生。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打造一份具有鲜明理论特色和较高参考价值的综合性文摘类精品期刊，使之成为各级党政公务人员、宣传理论工作者、工商界管理层及高校师生等各界读者的良师益友、资料总汇、案旁智囊，成为《求是》杂志的重要补充和延伸。从目前的反馈看，社会各界对《红旗文摘》给予积极关注和良好评价，普遍认为该刊定位准、起点高、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按照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我社所属红旗出版社于2010年9月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成立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顺利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这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中第一批完成转企改制任务的，也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传媒集团联合重组的第一家。新公司开局良好，出版的《提问2010》在短短两个多月发行突破10万册，近日又入选第三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推荐图书活动中，红旗出版社出版的3本图书入选，并被列入“全国百家书城庆祝建党90周年重点展示展销书目”。
《传媒》：在传播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媒体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纸质媒体纷纷采取策略积极应对，《求是》采取了哪些新的举措?效果如何?
李宝善：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巨大挑战，必须适应形势变化，更新观念、转换思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同时，我们也要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改进理论宣传、推进事业发展的难得机遇，努力壮大党的理论宣传阵地。
2009年7月1日，“求是理论网”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后正式开通运行。运行两年来，“求是理论网”充分依托《求是》的政治优势和理论宣传优势，突出理论特色，着力在提供理论信息、关注理论热点、注重理论辨析、搭建交流平台、满足理论需求上下功夫，力求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理论爱好者的思想园地、理论社区。目前看，“求是理论网”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理论网站，得到了网民的积极响应和良好评价，访问网民遍布我国各省区市和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
《传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是媒体改革发展的前提。您认为《求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李宝善：作为党中央机关刊，《求是》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品牌优势，无论是《求是》还是《红旗》，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品牌影响力。二是资源优势，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和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三是作者队伍，按篇目算，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占《求是》发稿总量的40%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占到5%。在中国，没有哪一家报纸杂志能够像《求是》这样，拥有如此集中的高端作者队伍。四是编辑力量，从《红旗》到《求是》，拥有一支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都比较过硬的编辑队伍。这些都是《求是》杂志的突出优势。
《传媒》：请您介绍一下《求是》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好吗?
李宝善：办好《求是》，搞好理论宣传，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党刊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说服力，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求是》目前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这一点;《求是》下一步的发展，还是要围绕这一点继续努力，致力于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今后，我们将继续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贺信精神，贯彻党中央对《求是》工作的重要指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要求，紧紧围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一战略任务，紧紧围绕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总体目标，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着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进一步提高《求是》杂志的理论性、指导性、权威性，切实发挥党中央机关刊的重要作用，不断开创党刊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不论是改进《求是》宣传，还是推动事业发展，我们都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全，而要突出特色、做强主业。我们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构建起以《求是》杂志为主体、子刊子社为补充和延伸的理论宣传方阵，使事业发展的主线更加清晰，布局更加合理，宣传合力日益增强，集群效应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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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善：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013.08.16 来源： 《求是》 期号：2013/16 作者：李宝善
新闻观是关于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我们党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工作实践，这在当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本文就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新闻体制问题
总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体制不好，主张中国实行西方那样的新闻体制。
新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新闻传播属性，二是意识形态属性。前者是一般属性，后者是特殊属性。西方新闻观刻意强调新闻的一般属性，竭力掩盖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强调新闻的党性。
为什么说新闻有意识形态属性?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同时又是观念的产物。因为事实并没有价值特征，但新闻在报道事实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媒体，报道可能很不相同。“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最主要的特征，新闻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表达的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意见”。
因此，新闻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上层建筑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居于核心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新闻事业。任何社会的新闻活动，都要受到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和制约。政治体制决定着新闻体制，新闻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方面。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的新闻体制?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闻体制又怎么会一样?
西方新闻体制就是所谓“独立媒体”的体制。“独立媒体”就是私人所有的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秉持“客观报道”，成为“社会公器”。这样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西方批评中国的新闻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中国没有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反映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要害。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只有大资本家、大财团才可能办大媒体。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在世界新闻业界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呼风唤雨，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其实都掌控在极少数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手中。美国《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等属于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拉蒙电视集团以及MTV电视网，归属萨默·雷石东家族掌控的维亚康姆集团;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欧洲最大的电视广播公司RTL集团、欧洲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古纳雅尔，为摩恩家族的贝塔斯曼集团所有;美国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旗下有《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格雷厄姆家族掌握着《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则长期被钱德勒家族控制;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旗下，英国《卫报》则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时代华纳，而时代华纳的11位董事会成员几乎都是投资银行、跨国企业、传媒机构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斯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大企业前任或现任高管。如此盘根错节的权力图谱，构成了西方传媒业的真实图景。
“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的真正“家园”。这就是为什么对近些年这场由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无度酿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反抗1%”的运动。“占领”运动所反对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
西方人常说，媒体属于国家所有，就是权力垄断;在我们看来，私人办媒体，只能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新闻媒体私有化，这是与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根本区别。在我们国家，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不同的新闻机构，各自联系一定范围的群众，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竞争，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认为，我们这种新闻体制，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这又与我们党的理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念。党不允许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允许成为少数人的代表，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党管媒体更有利于媒体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二、新闻自由度问题
也许，现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报道的自由度，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自由度小一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新闻理念、新闻体制，而在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
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200多年并非一路顺风，期间发生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对外侵略，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毕竟建立起相对完备、成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稳定既有法制保障，又有社会福利体系支撑。虽然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危机难以自拔，但社会秩序依然总体保持稳定。即便如此，当国家面临安全上、稳定上的风险时，控制也会收紧。“美国之音”一位负责人，曾因违反美国政府的指令播放本·拉登的讲话录音而被撤职;最近曝出的“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早就在与美国公司联手，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广泛、严密的秘密监控。西方有着切实有效的意识形态禁锢，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来都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容不得质疑和反对，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中国面临的安全、稳定方面的风险显然要比美国多、比美国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
中央反复讲，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从事实和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加强了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带来的是持续20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东西。
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各级政府机关的管理水平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很难适应舆论过度开放带来的挑战，舆论的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放任舆论环境过度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后果。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随着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国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事实上，这个进程一直在发展。
三、新闻报道方针问题
我们党要求新闻媒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抵触情绪。
真实、客观、公正，是世界各国新闻界公认的新闻工作准则，但是不同的新闻观，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真实，必须是事实的真实、总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的统一;客观，就是用事实说话，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来说服人、引导人;公正，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立场，公正无私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
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以正面宣传为主?那是因为，积极、正面的事物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才能真实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和全貌。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新闻观。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真实视为新闻的生命。不仅要真实、准确地报道单个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真实地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在总体真实的前提下去追求单个事实的真实。现实生活是复杂的，离开对事物的总体认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却可能背离了真实性。坚持实事求是还要求我们努力揭示新闻事实发生发展的原因，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引导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真实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基本要求。
有人说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没人看、没人听，其实，正面宣传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主流媒体坚持不懈的正面宣传，我国社会大局不可能保持稳定。确实，负面新闻迎合人们的好奇心理，天然地比正面新闻更有吸引力，在极端市场取向下媒体会追逐负面新闻，但那不是我们的新闻观。社会主义新闻观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当两个效益发生矛盾时，市场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当然，我们的新闻观还要求把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同准确、鲜明、生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准确报道事实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宣传党和人民的立场、观点和主张，通过生动的报道形式赢得最好的宣传效果。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排斥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媒体的舆论监督对于政府端正执政理念、提高施政水平和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舆论高压也很必要。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政治立场。只有坚定站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才可能真实、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自觉考虑社会效果。二是思想方法。看问题、写文章、发议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想“怎么看”，更要想“怎么办”;不仅要想“对不对”、“该不该”，更要想“行不行”、“能不能”。只有更多地想一想“务实办”的问题，才可能懂得“辩证看”的必要性，才会认真考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才会理解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总之，讨论新闻观问题，最重要的是理性务实。我们如果真的希望国家好、人民好，如果这个立场一致，那就应该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精心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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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善：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2013年09月12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讲话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工作关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立什么制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系统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定着我们的国家性质、政权性质，指引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所以，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
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工作搞好了就可以万事大吉。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会出大问题;经济工作搞好了，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成功领导了经济起飞的执政党，不仅没能巩固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反而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丢掉了政权。
所以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平静
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国际上，围绕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竞争日益凸显，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伴随着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势力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仍抱着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不放，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西方遏制、促变的压力，而意识形态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主要手段。
在国内，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国人，全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社会各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大大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思想精神领域最强劲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在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人把西方的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接受这些“普世价值”才有光明前途，实际上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得出中国的改革走入歧途的结论，实际上是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过头去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社会上，在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日益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思想道德的进步。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特别应该看到的是，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鼓吹所谓“网络自由”，加紧通过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妄图以此“扳倒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在网上相互呼应，造谣诬蔑、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挑拨离间，制造大量混淆视听的负面舆论，恶意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和社会基本面，起劲地“唱衰”中国。尽管他们打着种种冠冕堂皇的旗号，其目的就是要同我们党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政权安全。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意识形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
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现在，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
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善于做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和政治优势。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警惕的是，大风大浪的时候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风平浪静的时候就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其实，大风大浪往往是忽视意识形态工作造成的，风平浪静往往是意识形态工作卓有成效的结果。只要党的各级领导层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勇于挑起担子，把责任扛在肩上，旗帜鲜明地抓、理直气壮地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我们就一定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很复杂，需要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区别情况、妥善处理。对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论多么尖锐，我们都欢迎，都不要不高兴，更不能压制;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听取、切实改正。对学术问题，应该发扬民主，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决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更不能沉默失语、没有声音。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涉及大是大非问题，涉及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词，更不能退避三舍。
事实上，西方国家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只是不明说。垄断资本集团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舆论精英，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在国内向民众长期宣传灌输，搞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国际上按意识形态划线，搞“价值观外交”，利用西方传媒巨头对国际舆论的垄断地位不遗余力向世界输出。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说过：“意识形态同一切观念一样都是武器，既能提高国民士气以增强一国实力，与此同时又能削弱敌国斗志。”西方国家表面上反对宣传灌输，其实他们的宣传灌输搞得比谁都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不日新者必日退”。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拓宽思路、改进创新，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比确定“做什么”更重要、更紧迫。我们的工作需要有广度、有声势、有氛围。覆盖面就是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要能打动人心、深入人心、征服人心。深入人心靠什么?靠摆事实、讲道理，靠说服力、感召力，靠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靠事实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我们要通过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开创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