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剑遇害，凶手如何从数千公里外找到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双立人】

　　“徽剑”遇害，令人愤怒，更令人不寒而栗。凶手手段之残忍、跨境定点暗杀之嚣张，已不只是对一条生命的戕害，更是对国家公民生命安全底线的公然践踏、对法治尊严的野蛮挑衅。

　　人们的怒火，理所当然地聚焦于电诈集团的犯罪事实。但愤怒之余，有几个极易被忽视却必须追问的细节：凶手究竟是如何找到徽剑的？任务来源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境外，犯罪人员又是如何拿到他的个人资料？他的个人信息是谁获取的？境外集团对公民信息的处理究竟深入到什么程度？这些被处理的信息和情报，仅仅服务于经济犯罪，还是会进一步伸向政治安全领域？

　　司法阶段关注的是犯罪事实、证据与责任判定；它未必能回答，公民信息此前如何被非法获取，境外集团对公民信息的处理深度如何，这些信息和情报是否仅集中于经济犯罪、还是会拓展到政治安全领域。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个在网络中已不陌生的词——“开盒”。如果对它的认识仍停留在泄露隐私、电话骚扰和网上谩骂，那就大大低估了这些信息一旦被搜集、整理、交付之后，可能产生的破坏力。

　　“徽剑”曾持续举报刘忍经营电诈园区，该账号中关于刘忍的内容已全部被删除

　　“开盒”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这里做几个概念界定，或者说“黑话翻译”。

　　早年间更常听到的是“人肉搜索”。它较多依赖网民翻找公开资料、辨认照片、提供线索，再把零散信息拼到一起。换言之，“人肉”的原始材料相对更多来自公开信息。

　　“开盒”，通常指通过非法获取、关联和披露个人信息，把网络账号背后的现实身份暴露出来，并用于骚扰、羞辱、威胁或其他侵害。

　　为什么叫“开盒”呢？因为早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主要依靠电话号码实名名单，但一个号码前后可能对应好几个人。具体谁是本人，需要进行地址、生日和姓名三重验证。早期核实一个人，技术上也比较复杂，所以比喻成“开盲盒”。

　　“出道”是指把受害者的信息公开传播出去，但绝不只是简单散布，而是实打实的网络暴力。早期是极其恶心的P图，后来逐步发展为利用受害者信息进行器官捐献、在同性恋论坛发帖交友、冒充受害者发表非法言论、在家门口和孩子学校门口拍照、在家门口放槟榔、寄送冥币寿衣、线下打人等。

　　“拖库”通常指批量窃取来自可以合法收集公民信息的数据库中的数据。

　　“社工库”则是把非法获取或泄露的个人信息汇集起来，供人关联、查询的数据库。随着泄露数据不断汇集，以及查询、交易渠道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科技进步和信息积累，使过去需要多人搜寻、长时间拼凑的针对特定个人的信息，如今可能通过现成渠道取得；一次冲突中搜集的资料，也可能被保存下来，供其他人再次使用。这意味着，某场网络争执结束了，围绕它积累的信息和查询能力却未必消失。争执有结束的时候，数据却可以继续流转。

　　从精日恶俗到电诈，为什么说它是犯罪的“基础设施”？

　　“开盒”频繁出现，是在精日、恶俗事件之后。互联网大V“上帝之鹰”和“经略幽州我童贯”曝光精日后，他们就被“出道”了。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与精日的对抗。在对抗过程中，一个新的群体进入视野，即“恶俗”。恶俗之所以进入视野，是因为它具有“开盒”的能力。

　　再看电诈，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同样是重要资源。诈骗者需要判断目标是谁、处于什么生活情境，再据此编造更容易使其相信的说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联犯罪案例中，就有明知个人信息将被用于犯罪、仍向下游出售的情形。

　　两者的联系正在这里：用于网络报复的信息能力，可以被转用于诈骗；服务于诈骗的信息渠道，也可以被用于识别和接近举报者。这种能力在用途上具有可转移性。它所提供的，是一项通用条件：让犯罪者以更低成本识别、了解和接近目标。

　　这就是“基础设施”的含义。

　　下游犯罪者不必从头建立整套能力，只要购买相关服务，就可能接手已经整理好的目标资料。因此，精日恶俗与电诈之间值得追查的联系，不能只看人员是否重合、口号是否相同，还要看它们是否使用相通的数据来源和信息服务。思想动机不同、犯罪目的不同，并不妨碍它们利用同一种工具。

　　“徽剑”案所暴露的，正是个人信息进入现实犯罪准备过程的危险。它也迫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个案件中的实施者受到惩罚之后，提供资料的渠道是否仍然存在？同样的能力，还能够被谁购买、被谁调用？

　　刘忍被押解回国

　　破坏力的上限，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员的暴力打击吗？

　　网络暴力当然已经足够严重，但它绝不是“开盒”危害的上限。

　　个人信息落到普通骚扰者手里，可能被用于辱骂、恐吓。往坏了想，如果落到具有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和明确敌意的人手里，则可能为跟踪、绑架乃至杀害提供条件。同一份资料的危险程度，会随着使用者和目的改变。“徽剑”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警务人员及其家属遭到“起底”，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案例。香港特区政府当年公布的信息显示，被披露的资料涉及警员子女就读学校、班级等内容，相关人员遭受电话骚扰、冒名借贷、到家属工作地点滋扰，以及以残暴方式伤害当事人的威胁。

　　俄乌冲突以来，大量前线士兵的个人信息遭到规模性、系统性“开盒”。亚速营更是使用“开盒”方式展开“异见镇压”，只不过手段更加残忍。

　　这类行为指向的，已经超出一般的人际纠纷。

　　打个比方：网上争吵几句，对方突然把你家庭信息和你父母子女信息发给你，你是什么感觉？再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你是国家公职人员，突然收到来历不明的、把你全家“出道”的信息，明着告诉你“你在定点拔除名单序列”，如果不想遭遇更大风险，就按照他们说的来，又是什么感觉？这还是和平时代，如果进入极端的战争状态呢？

　　这并不意味着每次“开盒”都会走到这一步。我们需要指明的是，不能因为多数事件停留在骚扰阶段，就否认这项能力可能被升级使用；这种能力在今天已经被证实。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暴力发生，再回头承认：那些曾被当作“网上闹事”的信息搜集，原来已经在为现实袭击准备条件。

　　法律应对必须覆盖暴力发生之前的信息链条

　　认识到这一点，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就必须有更强的法律应对意识。我国已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法律工具。现有司法解释也将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犯罪、仍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行为，纳入“情节严重”的认定范围。这说明，法律评价本来就需要关注信息的用途，不能只计算泄露了多少条、卖了多少钱。一份针对特定人员、能够支撑现实侵害的资料，其危险性不能被“只涉及一个人”掩盖。

　　因此，打击应当覆盖非法获取、整理、交易和提供信息的各个环节。对窃取数据、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信息、经营非法查询服务的行为，依法追责；对明知用于犯罪仍提供资料的人员，查清其主观认知和实际作用；对已经与威胁、跟踪、暴力准备相联系的信息活动，及时固定证据、评估危险。

　　“开盒”这个词带着一种轻飘飘的网络游戏感，它掩盖的却可能是极其沉重的后果。被整理出来的是个人资料，被交出去的可能是伤害一个人的条件。对这样的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底线和足够有力的执行。不能让非法信息供应者躲在屏幕后面，等到有人受伤、有人死亡，再用一句“我只是查了些资料”撇清责任。

　　最后说一句，“开盒”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它涉及国家安全、公民安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土安全问题。如果达不到这个认识，“徽剑”被害可能不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