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的午餐里，谁是“中国人民”？
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美国财长耶伦也于7月6日至9日来访中国。期间，一张“耶伦与多位“女性经济学家”共进午餐的照片流出，引发国内外广泛讨论。
流传出的耶伦在午餐期间说的话很有意思，大意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虽然有分歧，但这不是与中国人民的分歧。
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分歧真像耶伦说的那样不是与中国人民的分歧吗？但凡稍微有点辨析能力的普通人想必也不会相信。
比如纽时中文网说，耶伦此次访华试图让中方相信“美国对中国进行半导体等技术的制裁并不是为了损害中国经济”。这种套路是不是很熟悉？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反反复复的在上演这种戏码，一边加紧升级对中国的包围制裁，一边试图让人相信这种制裁并没有恶意，一边有求于中国，声称“不脱钩”，一边态度强硬颐指气使不断试图搅乱中国事务。
在美国人的话术里，逼迫中国放弃产业升级和领土统一都是所谓的为了中国人民好。不过，“人民”这个词在当今早已被滥用，任何有着特定利益目的和屁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包装自己。坐的位置不同，再鬼扯的话也自然有人相信，比如与耶伦共进午餐的人中，就有人信了。
虽然美国方面称耶伦邀请共进午餐的是一些“女性经济学家”，但实际上并不都是，比如以《北京折叠》而知名的科幻作者郝景芳也在其中。虽然郝景芳确实出身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并于2018年获得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的称号，但对见惯了国内长期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神棍横行的我们来说，显然会明白郝女士与真正的经济学家之间可谓八竿子打不着。
有网友问郝景芳为何参加午餐，郝景芳回答“因为耶伦是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官员，一直致力于发展友好的中美关系”。
大可不必怀疑这话的真诚，作为靠《北京折叠》在西方获得名声地位，并在去年A4纸事件后发声支持的这位作家作家，真诚的相信耶伦对中国的友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要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很多人应该还记得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耶伦对中国提出过“四点要求”。
即使在本次访华前，耶伦也重提了所谓对中国的“三大原则”。
如果这种一边让中国不要升级，一边又极力想让中国保持血汗工厂和美债承包人地位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友好，那想方设法往大陆卖水果的台湾民进党肯定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
耶伦午餐参与者中另外一个主动在网上自承的是经济学人中国区总裁刘倩。关于经济学人一向是什么背景和立场很多网友也是清楚的。另外，她也有个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的头衔。
“斡旋家”
如果耶伦口中的“中国人民”是指与她共进午餐的这些人，那她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确实是有可信度的，毕竟立场和站位与普通人不同。从网络反响上看，显然中国的网友们并不觉得这些人在“人民”这个范畴，所以也不想被这些人“代表”。很多网友也对这些人参加耶伦的午餐表示气愤和声讨。
其实这也没有必要，一个公开的午餐代表不了太多动作和影响，无非就是把一些本来存在的现象更形象化的展现给大众。我们一直说，任何时候反对的立场和意见都不可能不存在，它不是在你的外部，就是在你的内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巨大的人口量和复杂的社会分层，在很多问题上，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早就不能统一的以“人民”这个庞大又模糊的概念一括了之。
而且，中美目前还是处在虽然政冷但经还得不得热的局面中，所以当然少不了方方面面的“斡旋家”，这是客观存在且有一定必要的。只不过一些“斡旋家”姿势水平太低，总是喜欢进行跪式斡旋。
另外一方面，很多“斡旋家”之所以让人看起来总是有带路的嫌疑，是因为斡旋这件事对他们已经形成了路径和利益依赖，最后斡旋不再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衣食所系。纵观历史，斡旋这件事终归要符合历史的进程，否则就要像当年民国那些斡旋家一样，最后沦为历史的笑柄。当前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到底是谁的问题？不想清楚这些的斡旋家，终究只是谋利的掮客。
话说回来，美国这届斡旋家们，比如布林肯和耶伦这些人，斡旋姿势水平也很低，不由得不让我想起2020年基辛格直接了当的一番话，虽然也霸道，好歹比现在这些人别别扭扭又当又立的姿态清爽得多。
“世界公民”
至于像郝景芳女士这样真诚相信耶伦对中国的“友好”的人，就更不能算“斡旋家”了，她本身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多半来自西方社会的认可，而且，像郝女士这样的人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现在在中国城市居民中体量越来越大的价值观。
可以说，耶伦午餐中的参与者中，不管郝女士也好，刘女士也好，或者其他人，作为个体，本身并不值得太多关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的存在只是代表了一小部分与美国利益关系密切的群体吗？想想郝女士所支持的某事件背后涉及的网络声量吧，想想在去年那些因为疫情不能出国旅游而各种诅咒的人吧。
不止这些，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见到一些，在之前这三年期间因为相信国外比国内更好选择长期出国，或者更深层的固化了对西方的认同和迷恋的人吧？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本质上是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几十年后，以城市居民为主体，产生“世界公民”这一身份价值认同的人越来越多。
而“世界公民”这种身份价值认同，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和社会生活范式基础上的，它并不是经济发展和所谓的分配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这两者反而会更激化“世界公民”认同和对本土的疏离情绪。
举两个自己身边的例子。一是有个在地方国企上担任小领导的亲戚，这几年用各种资源手段把两个女儿送去美国，大女儿在20年美国疫情爆发前夕去美国工作，三年来无怨无悔一直没回国，家里一直和亲戚们声称美国没有疫情岁月各种静好，小女儿则是想通过走模特的路子出国，今年登上美国著名时尚杂志《VOGUE》成功出道，由于小女儿的五官气质偏冷肤色偏暗，杂志没让人意外的给她设计了一个刻板印象浓度极高的造型，不夸张的说，比大多数这几年我见过的，被网络批判的各种东方刻板造型事件中的丑化程度都要高。
实际上她的真实长相和杂志上的造型有很大区别，但是这杂志为了迎合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需求，就极端放大了她偏黑偏冷的特点，就像《尚气》中的奥卡菲娜遭遇的那样。虽然我们看到这种形象觉得很不舒服，但他们一家人陶醉其中，在亲戚朋友中广为宣传，也是让人无法置喙。
如果说这家亲戚对美国的迷信，有他们家人受传统崇洋媚外的思维影响很深，和平常对互联网舆论和美国真实情况没什么深入了解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女同事的例子更加能说明一些事情。
之前的一位同事，一个86年的单身主义女文青，非常标准的白左，然后信基督，能把白左价值观和对上帝的爱完美融合到一起。这种人目前在我生活的这种三线城市应该说还是很少的，但显然也已经开始在非大城市环境中扩散了。
这位从疫情开始就是坚决的防疫反对者，在同事圈子里，基本只有她会日常高强度在朋友圈输出观点，而且攻击性非常强。日常都是防疫违反人权和自由，支持动保环保LGBT，支持台独和香港废青，反战反武统，中国社会如何封建落后等等。这类人虽然高强度参与网络舆论，但实际上对社会问题，对西方的理解还是错误百出的，并且认知和思维已经完全固化，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套到自己的逻辑闭环里。所以这三年国内外的现实情况，网上的各种争论对这种人实际上也没法造成什么改变，相信这种人大家也能观察到很多。
去年年中这个同事去英国一年制留学学插画。去了之后发朋友圈强度更高了，内容很符合网上对英国一年留学的刻板印象，除了以前那些内容外，就是在英国和欧洲到处旅游，欧洲疫情在她眼里是完全不存在，每天都在欧洲多么自由欧洲人民多么友好，感恩上帝让她遇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感恩神爱着世人，多么眷顾她。
不带情绪的说，这类人和这类现象无关对错，就是个人选择的价值观和生活范式与普通人完全不同，这种固化的价值观很难改变，问题只是在于，他们在国内生活会觉得痛苦，会变得魔怔，这种魔怔反过来也给周围的人和社会环境带来痛苦。
我们前段时间的文章中提过，台湾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一种台湾人是“尊贵的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感。这种世界公民身份认同感的形成一是和台湾的经济地位能让一批人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上同西方接轨，二是90年代台湾民主化浪潮里面，对国民党统治权威的挑战让这些人有了一种在民主化自由化这个“先进意识形态”上也跟西方接轨了的感觉。
这种有世界公民身份认同感的群体显然在大陆也越来越多了。这三年国内舆论事件中，很多来自一二线城市的IP都扮演了“尊贵世界公民主体”这样角色，他们的经济基础与话语消费结构和当时的台湾世界公民已经很相似，而且也够建出了一种缝合怪一样的反威权，反建制，反利维旦叙事。就像我上面举的例子，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许多这样的的人本质上也支持台湾和台独。
这些人在多数维度中仍然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城市公民，和参加耶伦午餐的这些“斡旋家”与“世界青年领袖”在本质上不同，他们大多并不能从对西方的迷恋中真正获得什么利益，但他们确实也已经和中国的本土性认同和生活方式越发格格不入，需要进入西方式的生活范式和价值认同环境中。
根本上来说，我们的社会也没办法以内外和敌我的区分方式对待这些群体，因为就算在普通人群中，在不同的维度中，这种价值倾向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只不过绝大部分人仍然还是有着朴素的中国共同体认同，或者虽然对各种问题多有不满，但还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方式生活，并不会让这种倾向极端化，占据自己生活的主导位置。
“应润尽润”
这种城市世界公民和本土人群身份认同愈发分离的情况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面对这个问题时自身是没有什么解决能力的。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下的一种潮流是，一提到社会问题和社会怨气，很多人就将“分配改革”作为万能解药挂在嘴边。分配机制的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但就像前面说的，分配改革对解决“世界公民”认同这个问题起不到有效作用，甚至可能有激化的反效果。试想一下，什么样的分配改革能让“世界公民”们过上西方式的社会生活？而对绝大多数底层有益的改革对这一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当今互联网舆论的一个尴尬现象就在于，在网络上经常把持着话语声量和议题设置权力，时常把“人民”的标签包装在自己身上的，很多时候就是“世界公民”这一身份认同群体。这也是当下国内网络舆论上诸多议题的争论本身属于伪命题和无效争论的主要原因。
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正向的有效解决方法，“世界公民”们向往的那种价值模式和生活范式如果真的在中国大范围蔓延开，只会对所有中国人造成严重灾难。
我们可以反向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女同事，观察她的精神状态，我真的希望她以后可以定居在英国不要回来了，这没有什么贬低情绪。她在国内这么痛苦，在英国这么舒心，在英国定居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身边的人都是最优解。
全球化的时代，人的流动本来就是无法阻挡的，每个人当然有权利去努力争取自己理想的生活范式，唯一的问题是，有选择的决心，就要有承担结果的勇气，要愿赌服输，并且换了环境之后就不要对还在国内的人指手画脚，“应润尽润”之后各自珍重，互不打扰才是理性人该有的选择。实际上，中国每年移民人数几十万，如果不是这几年网络上以立党勃勃之流为代表的“高华”在国内网络上寻找优越感的方式太让人下头，本来普通人也不会有多关注移民群体。
可以说，网络上经常说的“应润尽润”，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无法阻止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中国的社会价值和生活范式注定要与西方不同，有着打破西方统治秩序的使命，但又不能违背社会规律，去强力压制本土“世界公民”的产生和分离。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已经处于霸权末期的当下，促成应润尽润，能让很多问题得到充分缓解。尤其在中国对外经济依赖不断降低，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产业自主权不断加强的当下，“应润尽润”不会造成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严重冲击，也不用担心所谓的“人才流失”，毕竟清北这么多年的高出国率也没阻碍中国的科技升级，何况其他。
当然，以上也是暴论，现实里“应润尽润”也是没法做到的，除了像参与耶伦午餐的这些“世界青年领袖”们可以自由的在太平洋两边来回横跳外，大多数时候的大部分人，只能接受不同价值观和取向的人别扭的生活在同一片空间里的现实。而润出去的人中，相当多的人也仍然不会停止对国内同胞指手画脚寻找优越感的行为，这只有真正等到西方高等光环的彻底消失，选择另一种生活范式的人之间才会停止这种幼稚的举动。
“赎买中产”
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相信并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趋向正常的，没那么偏激的，还是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体认同。比如我们前面说“世界公民”的产生基础是受益于全球化经济的大城市居民，但显然大城市居民们虽然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和基层人民不同的诉求，但绝大部分根本上还是正常人，还有着朴素的中国认同，远没有到非要当“世界公民”不可的程度。
但经济和社会分层的现实确实决定了城市小资和中产群体的诉求在很多方面可能与基层人民不同，或者与国家的发展改革方向相冲突。但既然所有人还要生活在同一片空间中，不能像美国那样人群极端对立，也不可能一步快进到所有人全部平均主义，那就还得互相磨合。
这时候就体现出了耶伦们想极力阻止的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作用。仍然以我身边的事情举例。我生活的城市最知名的企业是奇瑞，我和另一半之前都从事着与互联网有关的工作，随着这两年国内互联网狂飙进程的暂时退潮，之前在芜湖养活了不少高薪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相关企业都在收缩和撤离。于是这两年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们俩的同事圈，以及由此扩展的同事圈，绝大部分无处可去的人最后都通过内推进入了奇瑞。
奇瑞目前在业务扩张期，有在本地属于绝对高薪标准的待遇保障，目前也没有互联网公司所谓“不招35岁以上”的潜规则，让我们的前同事们在面临中年就业危机时有了喘息空间。试想一下，如果芜湖没有这家企业，或者国产汽车在出海竞争中早早败下阵来，那么因为这么多年互联网扩张而产生的本地为数不少的高薪工作者该去哪？只能是降低收入要求或者去大城市打拼。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群体大部分还是正常人，并不想当什么世界公民，但对工作和收入的要求比基层高很多，如果社会无法提供，生活突然跌落，那怨气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
产业升级除了在根本上是国家安身立命的长久大计外，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对城市居民和中产群体的“赎买”。这部分人虽然总量占社会不大，但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社会话语权的主流。社会公平和分配改革的要求打压着各种食利寄生性中产，要求促进公平，那么在分配上必须倾向底层这个前提下，通过产业升级，扩大高价值高收入岗位规模就是稳定中产情绪就是发展和分配改革进程中的过渡办法。当然，怎样避免欧美那样的金融化去工业化是一个大问题，但不论如何首先得走完产业升级那一步。
所以说，耶伦身后那个千方百计想打压中国产业升级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对包括中产群体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说都绝非友好，而是充满恶意的。想想也是有趣，郝景芳女士以《北京折叠》闻名于世，然而却认为想让北京甚至中国折叠真正变成现实的耶伦们是友好的，不得不说这比她的科幻小说更让人觉得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