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官捐献，一些令人不安的推测

　　这是这几天在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

　　虽然没头没尾，但足以令人汗毛倒竖。

　　从常理推测，帖子里所说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很多报道都显示，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境都比较贫寒。面对天价抢救费用，无力承担的家属可能会选择“捐献”。

　　去年12月24日，广西医科大学一个23岁的女学生，因“一场意外”——这是新闻报道里的原话，如此语焉不详，不符合正常的新闻 写法，颇为诡异——送进医院，经过一周抢救后被宣布脑死亡，然后，她的来自广西贫困山区的父母“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捐献她的器官，使5人获得重生。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脑死亡”，网上有一种说法，它是为了方便器官移植而发明的，因为器官移植有严格的时间要求，通常只能活体进行，“脑死亡”之下，你当然已经没有知觉与痛感，但你的心跳仍在，血液仍在流动——明晃晃地手术刀就已进入你的体内。

　　真的很残忍。

　　类似这样的“意外”、“捐献器官”的新闻很多，网上搜到一篇最近的新闻，标题叫《致敬！一男子捐献器官，6人重获新生》，不长，照录如下——

　　12月2日，在达拉特旗红十字会的协助下，一场特殊的手术在达拉特旗人民医院紧张地进行，这是一个生命的最后一程，但却为6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21岁的马云洋，因意外被收住在达拉特旗人民医院ICU，但因伤势过重，经医院全力抢救后，仍然无法挽回生命。马云洋的家属在悲痛之余，作出大爱义举，决定以器官捐献的方式，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当天下午，手术室内，医务人员及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向器官捐献者深深鞠躬，集体默哀致敬，器官捐献手术随即有序进行。马云洋捐献出的器官，将使2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1位心衰患者、1位肝衰患者、2位肾衰患者重获新生，让6个家庭燃起希望。这也是我旗成功完成的第三例人体器官捐献手术。

　　看了这则新闻，包括前面那个广西女大学生的新闻，结合本文开头那张截图，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猜测：是不是在抢救过程中，已经将患者也即器官供体，与等待器官移植的人也即受体进行了配型比对？

　　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是需要配型的，而各个器官的移植都有最佳时间窗口，比如心脏的保存时间为6~8小时，肺脏保存时间约为8~12小时，肝脏保存时间约为12小时，肾脏的保存时间约为24小时。如果不事先配型，根本来不及；如果配型成功，在某种利益驱动下，医生还有全力抢救的动力吗？

　　更何况，医生非法摘除器官、参与器官买卖的公开报道并不是没有。

　　澎湃新闻数年前报道，安徽53岁的李萍重伤入院，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弃治疗，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李萍的肝肾器官被摘除，家属获得20万“补助金”，但她的儿子发现“捐献”有假。县红十字会证实，“捐献”并非通过正规途径，“是医生的个人行为”。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李萍儿子的代理律师推断称，李萍被推到那辆救护车上的时候，有可能还活着。

　　关于器官移植，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根据相关规定，如果一个人生前没有明确表达不愿意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在其去世后，其父母、配遇、成年子女，可以代为签订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问题是，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出于爱心会表达自己的器官捐献意愿，但很少人会在生前特意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不愿意进行人体器官捐献。主要是没有那个必要，或者根本想不到那一层。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如果一个人生前没有签署相关书面捐献器官意愿，那么应自动视为其不同意捐献。现实做法为会反过来了？

　　一个伦理追问是，本人如果没有在清醒意识下签署捐献意愿书，家属是否有权处理其“遗体”器官？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从诞生伊始，他的生命权就是完全独立的，不是任何人的“财产”。生命既然不属于任何人，作为生命表征的身体，就不能像有归属的财产那样被他人分割，哪怕是血缘关系上最亲近的人。

　　从有争议的“脑死亡”，到亲属可以代为捐献器官——一个叫黄有光的教授，甚至建议立法规定人死后默认为同意捐献器官，都不用麻烦亲属了——给人的感觉，都是在为器官捐献开绿灯。

　　我并不反对器官移植，它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但是，我害怕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伤害许多无辜的生命。

　　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