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池厂火灾17名中国工人遇难：临时工大国的危险隐患

　　6月24日上午，韩国京畿道华城Aricell电池厂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3人死亡，8人受伤。23名遇难者中，5名为韩国人，17名为中国人，1名为老挝人。在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Aricell首席执行官朴淳宽表示，死亡的外籍劳务人员都是临时工。

　　由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愈发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一直在持续加大对外籍劳务人员的引入力度，并放宽对企业雇用临时工的限制，出于削减成本的考量，一些企业甚至用临时工替换正式工。频繁流动的临时工，往往会成为高危行业里最脆弱的一群人。

　　记者｜覃思 彭丽

　　编辑｜王珊

　　23人遇难

　　6月24日晚上，在家玩手机的朴希言突然刷到了一处火灾现场的视频，百米高的烟雾直窜上天，像“蘑菇云”一样。尽管视频里的建筑被打上了马赛克，朴希言仍觉得这栋楼有些眼熟，她找到清晰视频，一眼认出，这是自己3个月前打工的电池厂。她一下子懵了。看到新闻这晚，朴希言辗转反侧，她越想越担心。凌晨，她给两个曾经的同事发去消息，“安全吗？还在电池厂上班吗？回答我！”但两天过去，消息仍显示未读。

　　起火的是一家叫Aricell的锂电池工厂，位于韩国京畿道华城市西新面。华城是韩国一座较大的工业城市，遍布着汽车厂、电子元件厂等，聚集了大量外国劳工。出事的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是韩交所上市公司S-Connect的子公司，正式员工50人，属于中小规模企业。在韩国官方公示系统的信息，该工厂生产的电池为锂亚磷酰氯电池，这种一次电池（不可充电）通常用于工业领域的电子设备，如智能仪表和监控设备。根据最新数据，该公司的年产能已达到5GWh，占韩国年电池总产能的1.25%，占一次锂电池产能的比例接近35%。

　　厂区内有11栋楼，当天工厂内共有102名工作人员。3号楼有67人，这栋楼的2层存放了约3.5万块锂电池，这也是火灾最开始发生的地方。事后公开的监控录像显示，情况失控发生在短短半分钟内。首次爆炸出现在上午10：30分，在一摞整齐堆放的电池中间，突然一股白烟腾起，高度直冲天花板，一名路过的女工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10秒后，两名员工靠近白烟位置，开始搬运爆炸区域的电池，试图让它们远离起火点，期间持续有电池爆炸，冒出火焰。一名员工拿来干粉灭火器，喷向起火位置，但火势没有减弱，多块电池相继爆炸，产生巨大的橙色火球。距离第一次爆炸后42秒，迅速蔓延的浓烟彻底遮蔽住监控摄像头，画面变成一片灰色。

　　当天下午，华城市消防局防灾科科长金振英在简报会上称，火灾的原因，是工厂内的3.5万个锂电池单元发生爆炸性燃烧。他同时表示，当第一批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时，由于电池仍在不断爆炸，火势蔓延速度太快，喷水灭火难见成效，另外，由于锂电池爆炸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如氟化氢，消防人员也难以进入火场救人。韩国国立消防研究所研究员罗勇云在火灾现场分析称，按照韩国标准，该工厂生产的一次电池会在满电状态下出厂，这使得它们在火灾中的危险性和爆炸可能性远超二次电池（可充放电循环电池）。

　　直到下午3：10左右，大火才被扑灭。6月25日，韩国警方找到失踪者遗体，确认事故遇难人数23人，其中17人来自中国。当地时间26日，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遇难人员全部死于窒息。

　　韩国庆旼大学消防学教授李容宰告诉媒体，事发楼房墙壁用薄金属砌成、中间夹着塑料，很容易着火。消防部门官员则表示，工厂把易燃材料堆放在二楼出口的门附近，导致工人无法从出口逃出，这也是安全漏洞，另外，许多遇难者被发现倒在起火出口对面的墙边，而没有从另外一个出口逃离，说明对工厂内部结构缺乏了解。有锂电池行业技术专家告诉本刊，监控录像所显示的使用干粉灭火器的行为，不是对锂电池起火的规范操作，应该用大量水对电池降温。

　　赴韩的打工者

　　火灾发生的两天后，朴希言在网上刷到了一份遇难者名单。她仔细核对了姓氏和年龄，认出里面有3个人应该是自己车间的同事。“一个老挝人，两个中国人”，两个中国人正是她发消息的同事，是一对亲姐妹，来自黑龙江。姐姐50来岁，妹妹也有45岁，在朴希言的印象里，两个人都比较瘦，身高1米6左右。

　　朴希言今年36岁，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她说电池厂里的很多工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国女性，许多是东北朝鲜族的。朴希言是9年前到韩国的。她告诉本刊，自己原本在延吉市一家装修公司当业务员，那时候工资是800元人民币每月，干了两年，涨到了1500元。这不够她生活。房租500元每月，每半年交一次房租，一次要交3000元，是两个月的工资，“到要交房租的时候就愁”，2015年决定到韩国。那时，赴韩打工已经成为潮流，村里人基本只有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都拿着H2签证（韩国政府面对朝鲜族成员发布的一种访问就业签证）去了韩国，“男人在工地，女人在厂里”。

　　《流水线上的女工》剧照

　　朴希言认识遇难的两姐妹时，妹妹来韩国半年，“她有个女儿刚上大学，家里负担重”，于是和老公一起来了韩国，老公在工地上干活。朴希言告诉本刊，监工不在的时候，她们会一起聊天，两姐妹都爱说爱笑，“有时候笑声比车间的机器声都要大”。她们还会带水果、糖、饼干和大家一起吃。偶尔，大家会聊到想家的话题，“都很想，想家里的父母，想妈妈做的饭菜”。

　　遇难的两姐妹，和朴希言一样，都是属于临时工。“正式工一般是韩国人，或者干了一两年的中国人。”朴希言告诉本刊，在韩国，很多工厂只招临时工，因为正式工工资更高，公司投入的成本也高，要给买包括国民年金（也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业保险和工伤险在内的四大保险，临时工则不需要。在电池厂，员工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只干一两天就走了”，

　　即使如此，在跳槽去工资更高的地方前，朴希言对这份工作很满意。朴希言在韩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配厂，她说这是最不受人欢迎的行当，“噪音大，油味重，最重要的是要倒班，经常需要熬通宵。”但是朴希言没有一技之长，没什么更好的工作可选。“晚上困得眼睛都红了，只能用力掐自己”，遇上严厉的管理员，还会时常被催促。干了一个月后，朴希言忍受不了，辞职了。

　　后来她辗转在军用背包厂、汽配厂、生产化妆品壳的塑料厂、电热毯厂。在电热毯厂里干活时，科长因为她开叉车帮送货的人搬了一下东西，觉得她不听话，狠狠骂了她，“骂得很脏”。同厂的人劝她忍一忍，“他（对外国人）就是那样的”。

　　《黑暗荣耀》剧照

　　电池厂的工作环境是朴希言“待过的工厂里最好的”。她在生产车间工作，负责盯着机器把锂切到一定长度，切好后她交付其他工人进行下一道工序。“车间温度和湿度都是恒定的，比较舒服，管理员也不催人”。每天，公司会安排两辆大巴车把员工接到工厂，工作时长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有一小时午休，公司包午饭，每周二、周四晚上加班2小时。工资是最低时薪，折合成人民币50元左右，加班工资则是最低时薪的1.5倍。碰上节假日少的月份，朴希言可以拿到1万5千元。

　　出事的打包车间工人流动性最大，朴希言也去帮过忙，“整个车间的电池都会拉去那里，先检查是否是不良品，然后贴膜、打上生产日期，叠好包装盒装进去，再一个一个摆放”，摆放好的电池被放在门口，管理员会来运走。朴希言说，比起她所在的生产车间，打包车间人更多，有四五十人。现在想来，一件后怕的事情是，他们来工厂后从未进行过安全培训。朴希言说，她是在招聘网站上找到的工作，头天带着签证来面试，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干活了，“我去过的所有工厂，都没有安全培训，逃生路线是什么，怎么使用灭火器这些都没有。”

　　缺乏保障的临时工

　　在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Aricell首席执行官朴淳宽同时也是Aricell母公司S-Connect的负责人表示，该工厂共有103名员工，其中50名为正式工人，53名为外籍工人，死亡的外籍劳务人员都是临时工。韩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王维月告诉本刊，这次严重的事故，其实暴露了韩国长期以来大规模临时用工的隐患。

　　为了补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起，韩国就开始大力从海外引进劳务人员。推出了“研修生”、“外国人雇用许可”等制度，到了2003年，外籍劳务人员达到30万。“尽管韩国也面向东南亚、中亚国家招人，但由于这些地区的人通常不会韩语，实际上中国朝鲜族人最匹配韩国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哲告诉本刊。

　　韩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王维月告诉本刊，20年前，他就是在这股风潮下前往韩国。2004年，他从黑龙江的武术学校毕业，了解到如果去韩国当武术老师，薪资可以达到在中国同行业的10倍。“那时候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算是先进的，所以我国很多正规、非正规的劳务人员大批涌入韩国。不过，能够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韩国人不愿意从事的'脏累险'工作，几乎90%的中国人都是从事这些行业。”

　　与引进外国劳务人员政策同时出现的，是韩国的临时工制度。上世纪90年代末，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失业率高涨，政府开始放宽对企业雇用临时工的限制，临时工规模迅速扩大，一些企业甚至用临时工制度替换正式工，比如韩国电信就在2004年强制5505名正式工退休，再以临时工方式重新聘用。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3年，韩国临时工人数约为812万人，占到工薪劳动者的37%，临时工的平均工龄为2年零8个月，平均月薪195.7万韩元（约合10222元人民币）。而临时工与正式工的月薪差距已连续6年扩大，差距达到166.6万韩元（约合9066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韩媒报道工厂构造示意图

　　王维月记得，从十几年前开始，包括他在内，几乎没有留学生不打临时工。“有工地打工、家庭清扫、临时厨师等等，五花八门。”王维月表示，在持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日结工的工资一般不会低于法定最低工资，而且工资当日结算，不担心拿不到钱，因此，对于假期有限的留学生和持短期签证的人来说，临时工也是个不错的赚钱渠道，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临时工里，高中也有，硕博也有。以前是通过职业介绍所、亲朋好友找临时工作，现在网络信息发达，大家在网上就能查到招聘信息。”

　　频繁流动的临时工，往往会成为高危行业里最脆弱的一群人。王维月提到，“临时工对工厂的业务、地形都不熟悉，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无法及时反应，伤亡会更大。而且，会雇用临时工的，通常是订单不稳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安全培训上存在纰漏的可能性很大。”事故发生后，《朝鲜日报》采访了一些行业人员，对方称，有些制造企业的培训短至15分钟，但由于语言问题，临时工常常在未理解安全培训内容的情况下，被派往工作现场。有中小企业主告诉《朝鲜日报》，“20多年来，说韩语有困难的中国工人越来越多。”

　　韩国崇实网络大学的学者金正德等研究2017-2021年的数据发现，外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是韩国普通工人的3倍，每年平均有101例死亡，其中47.8%发生在建筑工地，36.5%发生在制造业，超过8成遇难工人的工龄不满3年。王维月说，“在韩国，工会是很强势的组织，普通韩国人可以通过工会和企业叫板。但是外国人无法集会、示威。”张哲表示，“韩国也存在帮助外籍劳工的公益组织，但是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下，工人很难找到这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次事故中，最年轻的遇难者23岁，家属告诉韩国记者，遇难者是他的侄子，来自黑龙江，在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的一所大学攻读韩国语言文学专业，到电池厂打工是因为“不想再依赖父母，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有一名男子告诉媒体，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女和侄子，他们都是去年刚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来到韩国，和亲人团聚，他对两个亲人的去世感到“绝望，无法相信”。

　　（朴希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