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的中美通话，直戳美国最纠结的一个选项

　　【导读】近期，美国推出解决俄乌问题“28点和平计划”，欧洲微妙修改该计划并主动邀请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与此同时，美日领导人会谈后，日本则在涉台、涉军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关键时刻，中美元首于11月24日通电话，双方强调打开中美合作新空间，并谈及台湾问题、乌克兰危机等。中方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美方表示中国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此后媒体报道称，美国单方面要求于11月25日进行美日领导人通话。以上一系列事件预示着国际局势正出现新的变数。有分析人士认为背后暗含一条地缘政治的主线：美国是选择大西洋主义还是太平洋主义？

　　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弗朗西斯·森帕（Francis P. Sempa）撰文分析，美国正处于大西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的摇摆线上。迫切希望结束俄乌冲突的特朗普是太平洋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大西洋主义的势力在美国外交系统内部根深蒂固，加之欧洲也在竭力拉拢美国重构大西洋联盟，特朗普的印太转型战略面临重重阻力。

　　文章梳理了美国自建国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大西洋主义”外交史，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中国成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后，这批“大西洋主义者”为了维护自身影响力和北约的存在，仍固执地将战略资源与外交注意力过度投入于欧洲事务。作者认为这种政策不仅刺激俄罗斯向中国靠拢，更阻碍美国的印太战略“转向”，导致美国未能有效应对挑战，因而呼吁用“太平洋主义者”取代“大西洋主义者”，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盟友置于优先地位，以实现基于“美国优先”的彻底战略重构。

　　这篇文章为理解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矛盾性，即“心思在印太，行动陷欧陆”，提供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内部视角，对研判未来美国政策可能出现的剧烈摆动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原载RealClear Defense，原题为“From Atlanticism to Pacificism”，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从大西洋主义到太平洋主义

　　自美国建国以来，大西洋主义者在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领域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当时大多数北美居民都是欧洲移民，首批移民也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建国早期与欧洲强国英国开战，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盟友也都是欧洲国家。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主要是与欧洲国家建立的。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阻止欧洲国家承认邦联独立。尽管19世纪下半叶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目标也包含追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但欧洲仍然是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制定者的核心。

　　在20世纪，大西洋主义仍然主导着美国外交。一战末期美国军队在西欧前线战斗，还曾短暂介入俄国西北部。二战期间，尽管日本攻击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美国的战时政策仍以欧洲为中心。美国在二战中最有影响力的将领在欧洲战场作战，美国、英国、苏联召开的战时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欧洲事务。冷战早期的政策制定者以大西洋主义者为主，例如哈里·杜鲁门、乔治·马歇尔、乔治·凯南、迪安·艾奇逊。尽管美国在东亚打了两场耗费巨大的大规模战争（译者注：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西洋主义者仍然决定着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优先级。

　　随着冷战以及苏联主导欧洲的威胁的结束，北约这一为应对苏联威胁而成立的组织开始为自身的存续寻求路径，例如开展维和行动、介入中东冲突和巴尔干冲突，在北约东扩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乔纳森·哈斯拉姆（译者注：Jonathan Haslam，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在Hubris（译者注：该书全称为Hubris：The American Origins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论述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将乌克兰战争设置为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级的过程）一书中所言，大西洋主义者在苏联的地缘政治威胁消退后仍然在寻求维持和扩张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从而继续主导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遵循国父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的避免永久同盟以及条件允许时应暂时结盟的教导，而是将北约打造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永久同盟。这种与本国历史的割裂只有利于大西洋主义者在华盛顿外交政策圈维持自身的权势，却无法适应后冷战时代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

　　这些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印度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东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衰退，欧洲国家抵御俄罗斯入侵（核打击除外）的集体能力的提升。华盛顿某些政策制定者后来才意识到美国需要以印太地区为“轴心”，尽管大西洋主义者使得“轴心”一词更多停留在纸面意义而非现实层面上。随着被乔什·罗金（译者注：Josh Rogin，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专栏作家）称之为对华超级鹰派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罗伯特·莱特希泽、彼得·纳瓦罗、迈克·蓬佩奥和史蒂夫·班农成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政策班底，太平洋主义者开始将美国的政策重心转向印太。

　　然而大西洋主义者又扳回一局，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早在2008年，小布什政府中的大西洋主义者就在催促北约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为成员国。奥巴马执政期间，大西洋主义者发动乌克兰颜色革命，推翻了亲俄的乌克兰政府，代之以亲美的乌克兰政府。俄罗斯对乌克兰政变和北约东扩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事实上乔治·凯南、理查德·派普斯（译者注：Richard Pipes，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克·马特洛克（译者注：Jack Matlock，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爱德华·卢特瓦克（译者注：Edward Luttwak，美国战略学者、作家）、保罗·亨利·尼采（译者注：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等众多外交政策和俄罗斯问题专家已经对此作出了前瞻性的预测。

　　尽管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海军及核武器实力的增长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美国目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但美国的资金和武器还是流向了欧洲，大西洋主义者获胜了。在大西洋主义者的主导下，仅有部分有限的资源流向乌克兰，他们还将俄罗斯妖魔化为邪恶帝国，指责俄罗斯与特朗普合谋操控2016年美国大选。这使得第一届的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空间来推行非常符合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外交政策——中俄关系破裂。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削弱了推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将俄罗斯推向了中国。

　　这些大西洋主义者在拜登政府是其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故技重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远程武器来打击俄罗斯腹地的重要基地，加深了美国和北约卷入乌克兰战争的程度。他们反对主张印太优先政策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担任国防部关键职务，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反复滥用慕尼黑协定这一类比来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介入乌克兰战争。他们还不断宣传让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

　　讽刺的是，正是这些挑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大西洋主义者为北约的存在和扩大和美国对北约的主导权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正是他们在美国迫切需要应对亚洲大国崛起对美国造成的重大挑战时阻止了美国转向真正重要的印太轴心。

　　美国向印太轴心的真正转向在太平洋主义者取代大西洋主义者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太平洋主义者需要进入华盛顿外交政策圈。在二战期间以及冷战早期，“欧洲优先者”和“亚洲优先者”之间的政见之争和权力斗争便已开始上演了，结果是欧洲优先者胜出。鉴于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重大威胁，欧洲优先在当时是无可争议的正确的战略。但即使在当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罗伯特·塔夫脱（译者注：Robert Taft，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著名的孤立主义者）、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小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首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都曾主张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他们预见到了美国的国运取决于亚太地区。

　　1950年代的亚洲优先主义者是超越和领先于时代的，现在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了。太平洋主义的国防战略会把印太地区的海军、空军和空间力量放在优先位置，促成和加强这一地区的盟国体系以遏制中国。太平洋主义的国防战略意味着日本是比英国更重要的盟友，印度是比德国和法国更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越南比北约盟友更加重要。大西洋主义者毫无疑问会抗议这种政策转变，援引他们的慕尼黑协定的叙事，继续妖魔化俄罗斯，把泽连斯基描绘成当代丘吉尔。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防幕僚们似乎开始理解，欧洲和中东的重要性已远不如过去了，中国和印太才应该是美国国防战略真正的重心，真正转向印太意味着在那里集中美国有限的资源，盟友并不一定是永久的，只有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才应当继续存续。这才是“美国优先”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