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字节时间”的提法和舆论影响

　　这几天，关于“字节时间”的讨论非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除了事件双方的剑拔弩张、你来我往，该提法的提出者、自媒体人秦朔宣布要将字节的副总裁李亮告上法庭。事件一旦进入法治轨道，那就会有个裁定结果，大家拭目以待就行了。

　　但是“字节时间”这个论断的提出，背后更多是个舆论问题、治理问题，法律反倒是个次要问题。就此我谈一下自己的观点，谈谈“字节时间”的提法和舆论影响。

　　一、大平台主导了国民时间分配，由此导致治理困境

　　在各新媒体平台出现之前，人的注意力是完整的，时间是分为工作时间和“八小时”之外。时钟是人类的外在主宰者，它拿着时针作为指挥棒，把人的每一天、每一年规划为一圈又一圈。人的一生，被计算为多少小时、多少天。

　　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手机取代了人，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画圈的时钟被边缘化了，屏幕的开合主导了时间。各大智能手机都能很清晰给你展示，每个平台到底花了你多少时间。比如头条、抖音、微信、小红书、微博、淘宝、京东等各大平台，基本也都展示了你的使用偏好，算法也因此摸透了你的爱好脾性。

　　人生的节奏，自此不再是按照小时来划分，而是在屏幕的开合之间、线上线下的“旋转门”之间，人的一天被分割为多个无规则的“时间包”。每个时间包都包含了多个时间段、数个小时。有时候低头看短视频，猛抬头发现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网络算法和推荐阅读，以及工程师刻意设计的沉迷机制，会让人动辄沉溺于网络，而忘记了世间的时间流转。这也是人们感慨十几年来，时间过得快的原因。严格地说，大家感到时间加快、时间不经用，更多是在算法机制出现之后。

　　新媒体平台在决定中国人的时间分配。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权力，因为时间背后是注意力、是财富流转机制。放眼整个中国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立体城市，每个新媒体平台都是一座楼宇，最高的几个如头条、抖音、微信、微博、小红书、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和心理画像，都隐藏在这些平台的服务器之内。

　　当平台掌握了中国人时间分配的权力之后，社会治理和网络治理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传统的社会治理是以社会事务和社会权力为中心的，人们出于职称、职级提升等方面之需，常常需要展示自己的长处和积极性，社会因此而进步。但是当平台成为主管时间的“神”，网民刷屏幕，更多是遵循自己的偏好，而算法进一步迎合和放任了人的这种私密偏好，由此，流量更多表现为人的阅读偏好，慢慢体现为一个人的素质素养，和个体的本性。到最后，一个人全部的本质，都可以从算法和流量中得到还原。就是说，平台分配的时间背后，能分辨出一个人向上提升品质的追求，还是向下迎合本性的放任。就是说，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明面，而今天更多展示的是“月之暗面”。

　　治理终于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人类的本性。如同人类探险队，在密林深处遭遇了洪水猛兽，又如同一个真正的勇士，最后发现最难的是需要面对和克服自己的内心。由于各大平台都已经采用了算法，这意味着数亿网民在网络冲浪的时候，流量的背后是人心和人性。治理面对的对象，在传统社会是人们围绕权力和金钱展开的人的外在的社会行为，而在今天，这变成了围绕本性本能展开的人的内在的心理行为。当无数人性之需化作汹涌流量的时候，治理是无力的，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俯首称臣。

　　鲁迅文章为何到今天依然常读常新？以前觉得是鲁迅写得好，但是今天我的看法，极大地改变了。因为鲁迅批判的不仅仅是当时的政治或者时事，更多瞄准的是人性。但是人性是很难改变的，当年的所谓劣根性，到今天也常常完整保留着。这使得今天读起鲁迅的文章，很多深刻更类于尖刻，宛如刚刚出刃的匕首，笔直地插进我们的内心。如果像鲁迅那样和人性作战，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几乎没有取胜的希望。

　　二、技术资本可能垄断社会舆论，是今天面临的新问题

　　问题还在于，技术平台和专家群体，以及主管部门之间出现了冲突。

　　平台不认为自己是媒体，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中性的技术，为便利人类和用户的工具，是单纯的生产力，甚至不需要价值观。

　　但是媒体研究者的学术共识是，任何拥有规模性用户的技术，天然就是媒体，因为它汇聚了注意力，从而可以左右人心。而媒体的主管部门也应该秉持了这个观点。

　　这使得技术平台一方面不将自己定位为媒体，试图规避或者豁免媒体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媒体的研究者和主管部门又用媒体的要求来约束平台。这就出现了冲突。2016年，财经采访了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当时他不认为头条是媒体，放在今天，我想无论是他还是媒体研究者，还是主管部门，对于就头条是不是媒体，应该基本没有分歧了。

　　到今天，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无论是各大新媒体平台，还是各大电商平台，它们都是确凿无疑的媒体。他们需要遵循媒体的社会责任义务，在传播中需要关注传播伦理、商业伦理和人文精神。否则，以服务用户个体之需的名义放任各种算法和流量，和资本赤裸裸追求利润并无本质区别，对于社会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之一，是那些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和资本所有者，在影响和决定社会科学、社会审美乃至社会舆论。但是他们常常罔视技术伦理和人文精神，主张价值中立，自我豁免了很多社会责任，并在资本的刺激下，追求利润至上，这常常会显著地伤害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

　　在今天的世界，还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技术狂飙突进的时候，并未及时给世界创造就业的福祉，反倒短时间更多带来失业和破产。纵观世界技术的发展史，新技术出现之初，常常不能惠及社会，反倒通过抢夺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以及在股市制造暴跌，给社会带来冰河期。

　　今天正是如此。在当下经济的不景气时期，文科院校专业被大规模地关停并转。冷冰冰的技术主导了社会，而温暖的人文精神在枯萎，世界正朝着硬盘分区式的机械秩序和资本技术垄断的冰冷世界，加速演进。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世界再次掉入了这个高端技术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巨大裂谷之中。我们能期望的，是新技术尽快惠及经济社会，走出这个冰河期。

　　三、“腾讯时间”代表了中国人的“胸部时间”，“字节时间”代表了“腰部时间”

　　关于“字节时间”的提法，为何会引起字节方面这么激烈的反应，以及多方这么大的关注？

　　不仅仅在于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垄断，引来监管部门的格外关注，触发可能的反垄断举措，更在于，字节公司的产品本来就处于网络治理的敏感区间。

　　在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微博和字节受到的监管更多，这源于，微博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分发模式，以及字节以算法为核心的分发模式，都导致了监管权力和内容把关的相对“失守”，由此引发警觉，并招致严格的监管。更由于算法汇聚人心人性爆发了汹涌流量，也引爆和加剧了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舆情，令其遭遇的监管更为严厉。

　　在微博和字节都在遭遇监管之际，2013年前后崛起的微信在内容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方面似乎就显得温和许多。这使得“腾讯时间”即便一度占据了中国人很大的注意力份额，也有过“腾讯时间”的提法，但是腾讯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强烈抵触心理。由于网民的注意力不可复制、不可分割，两家在争抢网民的注意力蛋糕出现严重冲突，由此出现各种互呛和诉讼，创始人之间也关系不和，也是李明暗示秦朔背后站着腾讯的根源所在。

　　抛开上述监管因素不谈，关于时间的提法，我有另外的解读视角。如果将人体的头部和尾椎骨，分别看作是代表了信息价值从高到低的两个端点的话，我对于“腾讯时间”和“字节时间”有如下的不全面的观感：

　　“腾讯时间”代表了中国人的“胸部时间”，“字节时间”代表了中国人的“腰部时间”。

　　这个区分，并非是对两个公司进行高下之分，而只是代表了背后的信息质量和价值密度，以及对网民的精神境界的影响力。

　　“胸部时间”，代表了腾讯推出的微信等产品，由于具有一定的社交和展示功能，再加腾讯视频的点赞具有朋友圈可见性的特点，这使得其信息具备一定可公开的价值观特点， 从而占据了躯体的中上部分。从关联的角度看，距离具有思考功能的“心”更接近一点；

　　“腰部时间”，代表字节推出的头条、抖音、红果等平台，由于更多是围绕自己的阅读兴趣和人性需求而推送的，且抖音的点赞是熟人之间不可见的，这使其信息更多是满足自己的个体需求和私密感受，不一定具有公共价值，具有下沉市场的很多特点，从而占据了躯体的中下部分。再从关联的角度看，距离驱动本能行动的“肾”更近一点。

　　当然，我提出这样的说法，并非是将两家公司的品质品格进行高下的比较。他们都是中国互联网的超级平台，并共同构成了中国技术领域的硬实力。但是其产品都是信息为主，信息质量、信息价值以及对于网民的精神影响，是有高下之分的。

　　当然，这样划分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腾讯和字节都是国民级的技术应用，每个阶层都在使用，只不过字节的产品如抖音、红果更为下沉一些。而且，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应用，由此人和信息出现了相互塑造的现象。

　　网民和信息之间，是个相互塑造的“量子纠缠”的过程。从腾讯产品看，朋友圈由于都是熟人，因此其转发的信息隐含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而且腾讯视频的点赞也具有朋友圈可见性，因此产品对于网民的塑造力，更多是向上的、居于“胸部”的；从字节的产品看，网民和信息彼此塑造的特征更为显著，人选择了信息，信息也锚定了人心，再加抖音的点赞是匿名的，在算法的作用下，导致的结果是，人即信息，信息即人，甚至APP隐藏了个人全部的人格和心理的秘密。

　　但是腾讯和字节的结合，才是中国整个互联网的核爆级的应用生态。网络舆情的爆发，常常是腾讯和头条产品“相互拥抱”的结果。网民频繁在腾讯和字节的产品中间切换，导致的结果可概括如下：

　　通过字节算法的分层信息推送，网民形成身份认同和群体舆论，乃至阶层舆论，再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形成群体的凝聚力，达成群体共识，最后出现“群体极化”和社会行动，舆情由此爆发。

　　四、平台问题的要害不在“时间”，而在于算法

　　网络治理表面看更多是针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但是向更深一层看，是舆情背后的民心民意和权力使用。但是在算法出现之后，尤其是各大平台都启用了算法机制之后，算法对于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

　　算法根据网民的阅读兴趣和偏好推送信息、由此锚定人心人性的特点，具有将网民进行分群、分层的天然倾向。通过信息分众式的分发，网民被分别对待，再加不同质量的信息的耳染目睹和潜移默化，网民渐渐被信息塑造、区隔和分层。

　　由此，网民群体开始出现“K型”分化。一群人是向上走，因为他们阅读品味较高，人生有较高追求，算法就不断推送高质量的信息，他们因此不断提升自己；另一群人是向下走，甚至可以说是螺旋式的向下沉沦，因为他们偏爱、被算法认为偏爱低质量的信息，算法由此全天候、不间断地给他们推送低质量信息，由此日积月累，信息塑造了他们的灵魂和认知，他们沉溺于各种“奶头乐”信息和低俗段子，人生被自己锁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之中，再也无力打破向上的天花板。当然，更多的网民是平行发展，他们严格区分线上线下、真实社会和虚拟世界，信息只是他们理解世界的工具，人生依然走在正常的轨道上。

　　那些受到了低质量信息影响的人群，更可能引爆网络舆情。因为在算法的作用下，群体已经习惯了浅阅读，很难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对于事物规律的理解，更多被短视频、短剧和漫剧所塑造，15秒左右就需要看到矛盾的冲突结局和解决方案，而且审美趣味更可能偏向于期待结局反转和神来之笔。各种短剧漫剧之所以大获人心，在于这些大多经由AI制作的霸道总裁、归来复仇、甜宠、反套路等剧情，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和道德安抚，迎合网民喜闻乐见的快意恩仇的道德“罗宾汉”情结，也有利于弥补现实生活的不如意，抹平一些权力乱作为和司法案件带来的不平之感。网络对于他们而言，更可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并影响他们的心理、情感和情绪，成为容易被群体性地唤起和指引的群体、被算法所驱使的“长短工”。

　　但是算法更大的影响在于，它能够将一个规模性群体的情感情绪，汇聚为一股来势汹汹的网络洪流，从而引爆为一场严重的网络舆情。算法将网民进行了分层，然后又生成为群体和阶层的舆论，群体对于事物具有统一的爱恨情仇的标准，在网络组织之下，形成强大势能，如同堰塞湖那样，高居网络之巅，随时倾泻而下。一旦某个事件戳中群体痛点，群体和阶层的情感情绪就会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由此网络震动，舆情爆发，冲击网络秩序，影响人心向背，涉事人和涉事地承受巨大压力，往往火速献出城池，开门投降，献上降表（调查通报），处理责任人，然后网民暂息雷霆之怒，鸣金撤兵。

　　算法不仅有汇聚效应，更有长尾的茧房效应。群体或阶层，被算法持续推送信息，形成厚实的“信息茧房”，也因此具有较大的愚民色彩。这使得他们不容易接收到异质的信息，也容易被其他群体和阶层的舆论所激怒，从而导致群体的对立和社会的撕裂。

　　对于“字节时间”的舆论影响，可以概括如下：

　　字节的高管担心一旦被命名，就容易形成社会议题，产生新闻效应，形成网络标签，由此风险大增，被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审视，竞争对手推波助澜，也由此安全脱身，由此带来舆论压力和监管压力；

　　“字节”和“时间”一旦成为固定搭配，就会在此前的刻板印象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监管部门和网民群体的负面观感，成为网络公敌，由此声誉形象和社会价值遭遇污名，出现向下的螺旋式的滑落；

　　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放大，被主管部门和网民拿着放大镜、探照灯打量，由此步步拘束，步步惊心，业务拓展步步维艰，等。

　　在今天中西意识形态对立、中国遭遇西方“小院高墙”围堵的形势下，字节可以考虑将星辰大海当做公司愿景，以算法出海、软实力塑造等为突围方向，将中国全球传播能力和国家形象带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和更深邃的远方，将公司发展和国家发展汇聚为“国力算法”，这样有望“封狼居胥”，为自己、为国家在全球、在历史都能建起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