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经济学把“算命”变成了科学？

　　

一、问题的缘起

 

　　2018年末，一篇文章在经济学界不胫而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经济学人>研究表明：基金经理的脸越大，业绩越差》。文章说：

　　中佛罗里达大学(UCF)和新加坡管理大学(SMU)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研究显示，该调查总共选取了1994年1月至2015年12月、共22年间在1901家机构供职过的3228名男性对冲基金经理为样本，通过对其业绩和面部宽高比的统计对比，终得出结论：脸部宽高比更大(也就是脸更宽)的基金经理年化收益率比脸窄的更低。”

　　也就是说：脸大的基金经理的业绩，比脸小的差。

　　那么原因何在呢?该研究报告把“脸越大”就“命越穷”的原因，归结为：脸部“宽高比”大，是男性睾酮(男性荷尔蒙的一种)高的表现之一，而睾酮的水平则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报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睾酮会影响基金经理们的交易，甚至导致他们做出一些次优决策”。

　　对于这样的结论，文章作者质疑说：“采用从互联网上的照片来做这么大规模的统计调查，是否足够严谨?得出的结论仅呈现简单的因果关系，其归因是否准确?这么说来，也难怪国内基金从业者看到这样的报告时有点哭笑不得的尴尬了。”

　　不论统计调查是否严谨，也不论其归因是否准确，一旦跟“睾酮”之类的激素扯上关系，从此，“看相”就貌似成了科学。

　　

二、无独有偶

 

　　无独有偶，2018年11月，据称是来自于某某大学的一篇论文在网上流传，题目是《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应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

　　论文摘要写的很冗长，请大家耐着性子读完：

　　“高管的面部特征被认为显著相关于公司绩效。本文提取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这一易于定量识别的生理指标表征其个人偏好特征与行为倾向，运用2008-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分析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对其所在银行内外部绩效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但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对银行的财务绩效和市场评价存在不同影响。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对银行财务绩效和市场评价的影响遵循两个途径：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通过体现出的权力来影响银行内部绩效;银行行长的面部宽高比通过他人对其相貌的认识影响银行市场评价。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银行绩效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管理者特征提供新的视角。”

　　另据《会计学术联盟》2018年10月27日的报道：“西南财大、上海财大、南洋理工会计学者合作论文被顶级会计期刊JAR接受”。这篇论文的题目是：《Facial Structure and Achievement Drive: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Analyst》，文章研究的，仍然是“分析师的面部特征与盈余预测的准确性”。

　　论文摘要的八股味儿十足，但相当精练：

　　“分析师的面部特征与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本文基于成就驱动假设，利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所收集的分析师照片，研究了分析师面部宽高比(facial width-to-height ratio, fWHR)与其预测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高fWHR的分析师更有可能进行企业实地调研，而且其预测准确度也更高。”

　　瞧瞧上面基于“睾酮”的“相面”和“算命”，这不就是“经济神学”吗?难道，“经济神学”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

　　照这样的思路开拓下去，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发展出“算命经济学”、“相面经济学”、“摸骨经济学”?也未可知。

　　

三、世界真奇妙

 

　　真个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世界真奇妙”。惊诧之余，学界一片哗然，我摘录几段在下：

　　“专业知识结构都比面部特征靠谱”。

　　“经济学使算命成了‘科学’——无语了”。

　　“记得70年代末刚改开，我看了一篇用古典变分法由加拿大枫叶变色成功预测非洲某国政变的英文文献，这是一篇世界相术学术会议的获奖论文。我吓了一跳。也就是从那一刻，我彻底改变了对数学和运用数学的看法。”

　　“奇葩经济学。这是典型的胡乱联系，违背联系的客观性”。

　　“这就是我们高校所要追求的一流吗?”

　　…….

　　我并不是说经理的脸盘子不能研究，也不是说行长的下巴不能做计量，更不是说这些研究和计量一丢丢道理都木有。我要质疑的，不是这种研究所使用的“计量工具”;我要质疑的，是这类研究的“问题导向”!

　　这种正在毒害我国经济学的问题导向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自娱自乐。所谓自娱自乐，就是说，计量模型的“假设”完全是想当然的，要么毫无根据，要么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以我的亲身经历，下面举两个真实的案例。

　　

四、案例1：“年龄越大，离火葬场越近”

 

　　编辑给我报来一篇论文，它的核心假设是：“政策性负担越重，企业的绩效就越差”，然后选取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t检验(统计检验)非常显著。一审和二审都通过了。

　　稿件报送到我这里，我的终审意见是：这个常识难道还需要做回归分析吗?这个假设，与假设“年龄越大，离死亡越近”，有何不同?难道“年龄越大，离火葬场越远了”不成?

　　责任编辑说，这篇论文虽然讨论的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作者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强度”做了估计——作者求出了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即“强度系数”。

　　其实，这个“强度系数”依然是“伪问题”。因为：

　　(1)影响“强度系数”的变量很复杂，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努力，得出的结论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作者认为他求出的系数才是科学的，底气何在?

　　(2)由于样本数据的不同(比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时间差异、历史差异、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背景差异，等等)，“强度系数”肯定会不一样。那么作者凭什么断言，自己求出的系数具有“普适价值”呢?

　　(3)作者用有限的样本求出的“强度系数”，其科学性如何评估?其代表性究竟何在?很遗憾，在文章的论证过程中，我们看不出他求出的系数，何以就比别人求出的系数更高明。

　　举个例子，对于“年龄越大，离死亡越近”这个常识，不同人估计的影响强度肯定会有差别。由于样本数据不同，求出的“强度系数”就会不一样：年龄增加一岁，距离火葬场还有多远?有人的结论是缩短了100米;有人的结论是缩短了200米;还有人的结论是缩短了50米，等等。

　　影响距离火葬场的“强度系数”的变量很复杂：不仅有生理健康因素，卫生保健因素，地理气候因素，历史因素，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甚至还有遗传因素。你得出的影响强度是“50米”，也仅仅代表你的样本数据的结论。如果你说“50米”这个结论就是“普世价值”，这不是扯淡吗?

　　如果作者用的方法有所创新，也就罢了。可是，论文用的方法都是计量经济学的常识。这有意义吗?这种做法，就是中国计量经济学泰斗李子奈教授所说的：“对人所共知的理论假设进行精确的、复杂的检验，我们称之为‘自娱自乐’”。

　　我把这篇论文判为“伪问题”，毙了。作者打电话来和我商榷，说这是“国家课题”以及“博士论文”的精华，云云。

　　于是我想，“国家课题”就这个水平?我只有无语。

　　

五、案例2：“重大理论问题”？

 

　　编辑报上来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营养摄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通俗讲：你吃面包还是吃馒头，将如何影响到你的工资收入。作者是海龟教授。

　　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写道：“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

　　我看后忍无可忍，在审稿签上批到：“卫生间的大小、远近，与工资收入也可以做出相关性”，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我不是说，这类问题不可以做，而是说比这重要的问题都做完了么?这就是一个伪问题嘛!所以，这种假设不仅把自己当作白痴，而且把别人也当作白痴。

　　当我还未从“营养”影响“工资”的泥坑里拔出来，编辑又报上来一篇文章，作者要证明的是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企业污染的公共事件，将导致该企业股票价格波动(因为企业要被政府处理罚款);

　　假设2：在发达国家，企业污染事件与该企业股价波动强相关(因为透明);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污染事件与该企业股价弱相关(因为不透明)。

　　我问编辑：“企业污染的公共事件将导致该企业股票价格波动，这样一个常识性的判断，还有必要加以证明么?”

　　编辑告诉我：“作者证明了‘相关性的强度’，所以是有必要的。”

　　我说：“假设2所要证明的这个‘强度’，难道不同样是一个常识吗?”

　　难怪李子奈说：“如果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经过复杂的估计和检验过程，最终发现了或者验证了人们所熟知的结论，那么研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要我说，岂止是“大打折扣”，简直就是没有任何价值!

　　可悲的是，经济学界对于这种“没有价值”的研究，不仅早就习以为常，而且仍然乐此不疲。

　　主流经济学刊物热衷于刊登“自娱自乐”的文章，也就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问题导向”正在固化“接班人”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贻害无穷!

　　

六、结语

 

　　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所谓实证，可以用一个“段子”概括：“做一个假设，搞一堆样本数据(且编辑几乎无法判断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用结构方程和回归方程使劲折腾一番，最后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结论。”

　　我并不是要否定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公允的说，“计量”本来是科学研究的实证手段，是经济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的误导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神学”的外衣。

　　这就如同一根木棍，你用它来打酥油茶，它就是人们手里的劳动工具;你用它来搅大便，它就成了搅屎棍。

　　恕我直言，现在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人手中的搅屎棍。用这根棍，大家搅出了“职称”，搅出了“课题”，搅出了“大奖”，搅出了“经费”，搅出了“名声”，搅出了……

　　或问：“一个好端端的科学的工具，为什么会被异化成搅屎棍呢?”在我看来，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不展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关于方法论的文章：

　　(1)赵磊等：《马克思主义：信仰抑或科学?——基于科学方法论的解读》，载《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

　　(2)赵磊：《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吗? ———一个证伪主义的维度》，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3)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逻辑》，载《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4)赵磊：《“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意蕴——基于<资本论>的方法论》，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5)赵磊等：《对经济学形式化的非主流解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6)赵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唯心论抑或唯物论》，载《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7)赵磊：《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几个误读》，载《当代经济科学》2006年第3期。

　　(8)赵磊: 《政治经济学被颠覆了吗?》，载于《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2018年12月1日)

　　【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