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国庆节重读《论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初心!
“以共和国初心为仪轨,校正我们今后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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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电影《时刻》是一部空洞的流水账,并不是故意贬损它,而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六个月时间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考虑新中国的政治架构,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奠定了新中国的宪法基础,毛主席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出自这篇文章。但如此重要的事件,在影片中居然没有任何正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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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论人民民主专政》,感觉分外亲切。
重读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穿透历史和时间的迷雾,追根溯源,搞清楚新中国国父(尽管他从未正式获得过这一头衔)当年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并要以这个最根本的初心为仪轨,校正我们今后的前进方向。
那么,毛主席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很简单,是一个“人民国家”,这和今天大家习焉不察的“民族国家”的说法有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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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一个近代概念,产生于拿破仑战争之后,对立面是“王朝国家”。
“民族国家”的概念既有欺骗性也有真实性。欺骗性是指,它用“属于全民族的国家”的说辞来掩盖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事实;真实性是指,相对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的“王朝国家”,国民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
真实性就是进步性。正是凭着这方面的进步性,“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国家形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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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也想依样画葫芦,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努力,却一再遭到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以一种小学教师式的耐心,仔细解释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写到——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虽然学习如此努力,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就是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生存空间已极其逼仄。